如果抛弃阶级斗争的历史观，我们该怎样解读法国大革命？

抛弃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在法国大革命的史学研究中似乎已经很时髦了。

以往有一种经典解释（不止在中国，在国外也影响很大），法国大革命是上升的资产阶级和没落的封建贵族的斗争，它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开辟了道路。在今天，这种观念已经受到很多质疑。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哲学观念在历史学中的演绎，与历史实际有非常大的出入。

前些年，剑桥有位叫Tim Blanning的教授写过一本小书：《法国大革命：阶级战争还是文化冲突？》，简要介绍了几十年来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历程，即社会史和经济决定论的没落，以及文化史的兴起。当然，现在历史学中讲的文化，指的主要不是文学艺术这样的高级文化产品，而是更为弥散的、接近于意义和表象世界的笼统概念。

但是，文化解释并不意味着对阶级观念的排斥，我认为阶级应该是考察任何重大历史问题时必须的角度，不过这里的阶级，并不必然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主张的、以经济标准和劳动分工为划分阶级的依据。

举个文化史的例子。大革命时代，革命群众崇尚简朴的着装，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他们对旧制度时代贵族审美观念的一种反叛，可以说，革命的审美观念里有某种阶级意识。这种现象提醒我们，阶级不止是个经济概念，它可以表现为一种文化现象。看似很超然的美学和时尚，有时候是阶级权力的一种表现。大革命时代的时尚，可以说是政治斗争在日常民俗文化中的一个反映。（我个人之所以希望更多来自底层的学人投身人文研究，一个原因也在于揭示文化也是一种权力，底层应该在文化世界中有自己的表达。）

当然，这并不是说，阶级观念可以解释一切历史现象，不能将它过分地泛化，即使在上述例子中，阶级观念也仍然有很多不足之处，它只是历史解释中的一个考量因素。过分强调阶级，可能会忽视其他因素的独立性和重要性。

国大革命期间的一些关键问题，阶级的问题可能是微不足道的。

比如说，罗伯斯庇尔为什么要杀丹东呢？为什么会有雅各宾恐怖？其实，大多数的革命者（恐怖期间的罹难者同样是热情的革命者）出身同样的社会阶层，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很难说是什么大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更像是手足相残。对于这一点，有些学者更愿意认为是个思想或意识形态上的问题：比如人们很容易将通常出于善意的异己者斥为反革命，将他们妖魔化而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而这种政治气候，与旧制度时代的政治绝对主义一脉相承：只能有一个最高权威和一种信仰。因此有人说，恐怖心态不是开始于1793年，而是开始1789年或更早，有人说：

1789年的人们天真地认为，他们使民族再生的努力不会遇到任何反对，他们觉得，自己意图之真诚和善良对于别人就像对于自己一样一目了然。但是，启蒙运动总是毫无顾忌地把无知、迷信和自私归咎于它的对手，而它的门徒也完全继承了这种思想模式。有些评论家把恐怖精神追溯到1789年，因为那时的爱国者已经毫不犹豫地使用恫吓手段来追求自己的目标。这种看法并非完全错误。1789年6月15日，当马鲁埃（Malouet）批评宣布成立国民议会的提议时，一个观众从走廊里向他猛扑过去，高喊“住口！你这邪恶的公民！” 一个月后，巴纳夫公开为私刑处死富隆（Foulon）和贝尔蒂埃（Bertier）辩护。在1789年，如果没有流血的威胁，确实很可能无法克服国王对成立国民议会的抵制；但是，革命者最初的成功恰恰为应对未来的挑战树立了榜样。甚至在这个民族已经对公开的屠戮感到厌恶时，政治活动者仍然无法接受其对手的合法性和良好意愿。最终，一位公开蔑视知识分子的将军走上了前台，他以稳定的名义压制了知识分子的所有纷争。

因此法国大革命之中不能产生“合法的反对派”的观念，而这正是恐怖体制产生的思想根源。

史无定法，不必拘于某种学说，也不必刻意回避某种学说。

一点乱弹，仅供参考。

前几天写的一个回答，结果发现这个问题更为合适，于是整理了一下放在了这里，但是真正写起来才发现其实需要修改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先说结论：除了马克思的经典社会学解释外，目前还存在修正派与后修正派（或称新文化史学派）两种解释方法，前者通过实证解构了马克思的社会学解释，并认为大革命是各种政治事件结合而产生的，而新文化史同样站在了政治而非社会学的视角上，但是他们更多关注的是政治文化，而非政治事件本身。

在开始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对大革命进行一下简要的学术回顾，对于大多数受过中学教育的国人而言，大革命的历史就是“资产阶级击败封建贵族势力，并为之后的资本主义发展奠定基础”的历史，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的变迁一定有其社会根源，是社会变动的反映，因而大革命本质上是社会性的，而不仅仅是政治的，所以总体而言马克思的经典解释带有鲜明的社会学色彩。

然而马克思的经典解释在六十年前受到了巨大的冲击，1954年伦敦大学阿尔弗雷德科班的演说标志着修正派的诞生，修正派从资产阶级内部和资产阶级与关系的关系两个方面提出了质疑：第一，在整个大革命时期，真正主导政治是法律界人士，尤其是律师，而作为资产阶级的商人在议会中席位极少，起到的作用也非常小；第二，在旧制度晚期，资产阶级与贵族在经济、思想方面非常相似，资产阶级通过投资土地、购买官职的方式极力脱离第三等级，进入贵族阶级，而在思想领域，自由派贵族甚至比资产阶级更热衷启蒙思想，可以说，就大革命的起源而言，贵族的作用对资产阶级更重要。

面对修正派的攻击，马克思学派只能扩大自身的解释，比如强调律师阶层同样是资产阶级的一份子，然而问题有二，首先，当你提出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的边缘人物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最符合这个概念的人物却处于边缘，那么你的定位是否出现了偏差？其次，当你不得不扩大概念的内涵时，实际上也在削弱这个概念的解释力，就好像我完全可以断言：历史是人类的历史，这当然没错，但是毫无意义。当然修正派的结论同样存在争议，比如科班便因为资产阶级购买的官职日益贬值而认为资产阶级处于衰落的状态，但实际上正是由于旧制度末期资产阶级的大量增多，才会导致对日益贬值的官职感到不满，与其说资产阶级在衰落，不如说资产阶级的上升无法得到现有体制的满足。

既然资产阶级与贵族如此相似，是什么导致了二者的决裂呢？修正派就此提出大革命的爆发是政治事件叠加导致的，而非社会演进的结果，也就是说大革命是一种断裂而非连续，因此，大革命的起源和大革命本身被划分为两个问题，上文提及的贡献多集中于大革命的起源这一问题，而针对大革命的进程本身，他们同样也提出了自己的质疑。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在137名吉伦特派中，有45人是和罗伯斯庇尔一样的律师，占总数比例最多，无论是米拉波和巴纳夫还是布里索和罗伯斯庇尔，他们的社会阶级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双方最终却走上了决裂，这进一步说明了大革命背后的动因不是社会性的，而是政治性的。

马克思主义采取了另一种解释方式，即回避革命者自身的阶级，而采取“代表某个阶级”的表达，因此吉伦特派成为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而罗伯斯庇尔则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试图将革命史学重新拉回到社会史的解释框架，但是问题在于：之所以将律师出身的罗伯斯庇尔视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不就是依据他所实施的政策么？那归根结底，决定性的因素依然是政治，而非社会阶级。

因此简单的对修正派的观点进行一下总结：修正派从实证的角度解构了先进资产阶级战胜腐朽贵族阶级的叙事，认为大革命由政治事件叠加引起的断裂，而非社会演进的结果，本质上是一场“带有社会结果的政治革命，而非带有政治结果的社会革命”（乔治·泰勒语)，然而修正学派的问题在于，他们成功的解构了马克思的经典史学，但由于着眼于偶然的政治事件，他们无力建构起新的解释体系，因而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学术真空，正是在这种真空上，新文化史崛起了。

在开始探讨新文化史之前，我们还需要先谈一谈另一个重要的史学家：托克维尔。在几年之前，托克维尔和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似乎成为干部必读读物，但是我们必须要说，抛开与今日中国的对比不谈，《旧制度与大革命》也是一部堪称伟大的史学著作，他最富创见的一点在于，他认为大革命后中央集权的强化是旧制度绝对君主制的延伸，因此从结果上看大革命不是一种断裂，而是一种延续。除此之外，他几乎预言式的回答了修正主义提出的问题：既然贵族与资产阶级已经如此相近，为何大革命还会爆发，贵族还会被驱逐呢？托克维尔指出，在旧制度下，绝对君主制的崛起剥夺了贵族的政治权力，但是却遗留下了身份等级的区别，如果说此前贵族一方面享受着封建特权，一方面履行着保卫国家的义务的话，那么在旧制度晚期，他们只剩下了特权，而不再承担义务，虽然贵族与资产阶级在实质上正在接近，但是身份等级的差异仍然像是一条鸿沟，最终导致了二者的决裂。

当然，这两点仍然不是我们的主题，托克维尔对于新文化史的重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公共领域”（或称“文学共和国”）这一概念，他指出，随着绝对君主摧毁了封建体制，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出现，由此产生了一个由社会精英主导的公共舆论领域，具体表现为沙龙、咖啡馆等场所，社会精英们在这里批判时政、讨论文化，并由此形成了一套抽象而普世的价值理念，由此引发的公共舆论成为摧毁旧制度的重要工具。

托克维尔对于公共领域的解读集中于大革命的起源，对于大革命本身的影响则点到为止，由此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从社交形式出发，以古参为代表，他认为这种公共领域本质上是一个缩小版的平等社会，精英们在这里平等的发表自己的观点，这种平等的观念最终演变为雅各宾主义。然而问题在于，首先，这种公共领域中同样有根据知识、资历划分的等级，事实上很多平民作家正是希望通过沙龙结识学院精英，其次，这样的分析过于粗线条，说的直白一些，按照这样的观点，任何一个黑社会组织都会变成雅各宾主义的雏形。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弗朗索瓦傅勒结合了托克维尔和古参战胜了经典学派，被媒体誉为大革命两百年学术王，而他自己则宣称“我赢了”。

与古参不同，新文化史对于公共领域的解读更注重政治文化。林亨特在其新文化史经典著作《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中提出在革命者心中存在着一种“修辞学假设”（在国人的语境下，或许可以理解为政治理念），那就是他们相信他们能够与旧世界彻底决裂，在透明与真诚的关系基础上重建一个全新的法兰西民族，基于这样的理念他们天然的反对政党，因为在革命的语境下，政党就意味着小团体、私人利益、分裂以及密谋，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国都无法形成一套英美式的议会政党运行模式，只能通过党争达成目标（具体可以参考我的这个答案拿破仑是继承了还是颠覆了法国大革命？）。

在这里，如果我们将林亨特和托克维尔结合来看，便能够意识到：托克维尔所说的产生于这种公共领域的抽象、普世的理念，正是林亨特所说的“修辞学假设”的来源。如果结合法国的旧制度，便能够更深刻的理解这种理念，与英国不同，绝对君主制下法国没有形成议会传统，因而社会精英们只能通过另外的途径发表自身的观点，也就是托克维尔所说的公共领域。就“场所塑造行为”的发生学理论而言，这种不同的舆论场所，导致法国形成了与英美不同的政治理念。人们在这里演说启蒙精神的价值：自由、平等、宪政、理性、法治，憧憬着一个由这些价值组成的新世界与新的共同体，他们相信国家和民族将被重塑，人与人之间将真诚而透明，与英国议会中精英阶层就具体政策激烈争辩不同，在法国，辩论让位于演说、差异让位于公共、妥协让位于理想。正是出于对真诚而透明的共同体的强烈追求和与一切旧制度为敌的决心，革命者始终对于密谋有着异乎寻常的焦虑与怀疑，因此他们竭尽所能的消灭那些“潜在的敌人”，所以讽刺的是，革命者拒绝政党，却导致了党争，以罗伯斯庇尔为例，他发自肺腑的认为他的敌人密谋背叛革命，于是决心彻底毁灭他们，最终，革命由此走向了激进和混乱。

革命者的悲剧在于，虽然他们一心与旧制度决裂，但是他们从未脱离旧制度的思维结构。如果继续向上追溯的话，这种抽象而普世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来自于绝对君主制的王权。英国的封建体制是各个等级各司其职的表现，但是绝对君主制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那就是国王。革命者否定了旧制度，他们在内容上以人民取代王权作为合法性的来源，但是在形式上却继承了唯一且普世的思维结构，因此他们无法接受政党政治，罗伯斯庇尔逮捕吉伦特派的原因之一便是他们企图推行联邦制，对于革命者而言，联邦制无异于分裂祖国，而一个统一的法国则是不容置喙的，甚至到第五共和国时代，戴高乐仍然在指责各个党派不顾民族的最高利益，这种思维结构已经成为法国历史的一部分。

新文化史的另一个突破在于，虽然他们重视思想文化，但是他们从方法上超越了传统的启蒙-革命线性史观。长久以来我们受到了这样的教育：启蒙运动的传播影响了人们的意识，从而为大革命的爆发提供了思想基础。然而，这样的观点却不可避免的被认为带有目的论和决定论的色彩，夏蒂埃将其称为一种“回溯性幻想”，他甚至提出了这样一种假设：启蒙哲人的地位，有没有可能是在革命发生以后，被革命者重新发现，作为自己合法性的来源呢？换句话说，他们提出这样一种假设：会不会，不是启蒙塑造了革命，而是革命塑造了启蒙？

罗杰·夏蒂埃在《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中做出了他的尝试，除了上文所说的公共领域之外，他还关注了出版物的增多导致人们阅读方式的变化、冉森派运动引起的宗教的去神圣化、绝对君主制兴起造成了的国王与民众的疏远等多个方面，夏蒂埃没有给出自己的结论，或者说他的论证正是想要说明，没有唯一的结论，革命的文化起源并不是启蒙运动导致的，至少不只是启蒙运动导致的，事实上，在旧制度晚期，整个法国弥漫着一种去神圣化的氛围，如果说此前的学术史关注的是“思想本身”，那么新文化史关注的则是一种“文化氛围”。在这里我们就能看出新文化史的一大特征，那就是他们的关注点不再传统的“著作”，而是更贴近生活、更普遍的材料，我们可以再以另一名新文化史学者罗伯特·达恩顿作为参考，他的几本著作包括《屠猫记》《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旧制度下的地下文学》，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新文化史在研究方法和材料上的不同。

现在，让我们回到林亨特，这种方法的转变在她身上也有体现，她认为，真正塑造革命的，不是《人权宣言》，而是革命者的言辞、节庆、象征物，我们在这里试举几例，在革命的文学叙事中，父亲的角色往往象征父权、君权，革命者将自己视为捍卫自由的“兄弟”，而不是法兰西的自由之“子”；在革命的初期，革命者以自由女神作为新秩序的象征，而随着1793年无套裤汉占据主流，勇敢无畏的赫拉克勒斯取代了她，直到雅各宾派倒台后，自由女神归来，但此时的她变得更加安静了；除此之外，“公民”代替了“先生”，种植自由树、佩戴三色帽徽都在传递一种政治理念，而对于7月14日、8月10日的纪念，则是唤起一种情感上的记忆，总而言之，革命者通过自身的演说、服饰、象征物塑造了革命，他成为一种铸模，锻造了出了革命的“新人”。在林亨特看来，从自由女神到赫拉克勒斯再到自由女神的变化，不仅反映了革命的变迁，其本身更塑造了革命，通过这种“以小见大”的形式，林亨特为我们展示了革命是如何发展的。

因此，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崛起，也不仅是托克维尔所说的中央集权体制的建立，林亨特认为大革命真正的遗产是基于公众参与的共和主义传统。从此政治不仅属于国王、贵族甚至革命领袖，革命精英在演说、装扮、节庆的动态过程中传播了革命价值，也动员其更多的人民参与政治，1789年的群众为粮食走上街头，而1795年妇女们高喊着“我们要面包和1793宪法”，从此国王没有议会就不能统治，贵族对公共事务的主宰只会激起更多的革命，新生的法兰西民族不仅属于资产阶级，更属于全体公民，真正创造大革命的，不是人权宣言，而是革命者的演说，三色旗不仅记录了革命，更塑造了革命。

如果用一个比喻来说，启蒙著作或者《人权宣言》就像是抛入水中的石子，而革命者的实践则是阵阵涟漪，通过这样不断的扩张，波浪才最终传达了两岸，影响并塑造了群众。对于思想本身的关注更多是新的观念是怎样发生的，而新文化史关注的是新的观念是怎样传播并被接受的，所以他们不再关注那些具有典范意义的材料，而选取了更贴近基层、更加普遍的材料，这样的研究方法，仍然值得我们学习。举一个例子，我非常喜欢的一本政治文化的秦汉史专著《春秋与汉道》中提到了独尊儒术的过程，陈苏镇先生单辟一章分析了董仲舒的儒学理念，分析了他的历史观、天道观、教化观是怎样符合汉武帝的需求，然而或许对于林亨特而言，真正重要的是，当汉武帝决定独尊儒术后，这些观点是怎样被接受的，所以真正重要的可能是对礼制的实践，正是在这种实践中，固定的知识转变为生动的记忆，广泛的记忆凝聚为共识，长久的共识形成传统，如此儒家思想才在中国扎下了根，这两本书都以政治文化为题，但是在研究思路上却有着巨大的差别，更可怕的是，林亨特的著作已经是将近四十年前的事了。

所以，我们终于可以补完托克维尔与林亨特的新文化史叙事，托克维尔贡献了起源，林亨特解释了革命本身，而二者共同展示了革命的结果：与英国不同，由于缺少议会传统，法国的精英们无法在政府中表达自己的意见，因而转而基于沙龙、咖啡馆形成了一种公共领域，在这里法国形成了一种大众化的政治文化，与英国相比他更加强调普世性与抽象性，也正是由于这种特性，伴随着革命进程，公共领域愈发贴近于民众，自由派贵族的三十人俱乐部让位于民众的雅各宾俱乐部，这种转变又反过来推动革命进一步走向激进，最终造就了恐怖，但是大革命的遗产并不仅仅是中央集权的政府，在这种讲演中，革命的价值被种下，因此拿破仑的政府不是旧制度的翻版，大革命为他附上了自己的理念，不只是高效政府，是一个基于宪法和自由的高效政府，这才是大革命的遗产，来自于托克维尔和林亨特的结合。

最后，我们再来花一点时间来说明三大学派之间的关系。与马克思的社会学解释不同，修正派与新文化史都关注大革命政治性的一面，但是区别在于前者注重具体的政治事件，而后者关注背后抽象的政治文化，二者都意识到无法通过社会阶级来解释大革命的进程，修正派选择放弃宏观解释，回归事件本身，而新文化史则选择了更为模糊、抽象的宏观解释方法，即强调政治文化，而不是思想本身，所以新文化史实际上推进了修正派的成果，政治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受共同的政治文化驱使，并由此避免了大革命史学沦为琐碎的宫廷权谋史。从这个而言，新文化史与修正派并不矛盾，新文化史并没有像社会学派试图解释每一次派系更迭的动因，他强调的是一种趋势，是这些政治事件背后的“氛围”和“心态”。

现在让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问题，马克思的经典主义为什么会走向衰落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大革命本身就不是社会演进的自然结果，而是一种断裂。如果说英国革命是社会变革引发的政治结果的话，那么在法国则看不到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变化，，恰恰相反，正如上文所说，此时法国的经济和政治都是极度传统而落后的，上文中提到了贵族和资产阶级在经济与思想两个方面的融合，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便会发现这两种融合在方向是相悖的，经济上对地产的重视实际上强化了传统的经济形式，而思想上对新思潮的热忱则日益要求变革，因此与其说大革命是社会演变的结果，不如说是进步的政治观念与落后的社会现实之间张力的结果。

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在1789年的法国，阶级和阶级意识都不存在。虽然在上文中我一直使用资产阶级这一词语，但是实际上很难认为旧制度的法国存在这样一个群体，第一，从经济上来看，法国的经济模式是极为传统且落后的，是非资本主义的，甚至于大革命对于经济的发展也只是起到了去除阻碍的作用，并未真正推进资本主义化（实际上大革命导致了法国海外贸易体系的崩溃和业主化倾向的加强）。第二，从意识上来看，不要说资产阶级，在1789年之前甚至连第三等级也不具有共同的阶级意识，除非面对贵族，律师和商人并不会认为彼此之间有多少相似，恰恰相反，他们最大的共同点是都希望得到贵族的头衔，从这个角度而言，西哀耶斯的《第三等级是什么》或许才是革命者真正的启蒙。真正促使资产阶级成型的是19世纪铁路、银行带来的工业化，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对于大革命之后的法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可以成立的。

旧制度下的法国无法自然演进到现代社会，也正是因此，革命者决心与旧制度彻底决裂，按照新的价值重塑法兰西民族。当柏克指责革命者不遵循传统时，他没有想到这正是革命者真正伟大之处，在没有任何传统可以遵循的情况下，他们用自己的热忱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真正导致革命者之间分歧的，不是他们的阶级差异，而是他们的政治观点本身，是他们对于理想世界的不同认知。从这个角度而言，大革命进程中的派系更迭本身就是无法解释的，因为即使是圣茹斯特和罗伯斯庇尔之间也存在理念上的分歧，马克思的理论或许能解释1830和1848，但是却无法解释1789和1793，因为在那样一个时代，革命者身上饱含着超越自身阶级限制的理想主义，无论对他的评价是好是坏，他所唤起的热情、渴望和神话都无法从人类的记忆中抹去，那个只知道容忍和接受的旧世界，再也不会被人为的重建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