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沙皇到斯大林到叶利钦再到普京大帝俄罗斯为什么盛产寡头？
俄罗斯之所以盛产寡头，这是一个涉及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等多个复杂层面的问题。从沙皇时代到斯大林时期，再到叶利钦和普京，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转型过程，以及其固有的权力结构和文化，都为寡头政治的形成提供了土壤。
让我们详细地分析一下这个过程：
一、 沙皇时代：权力的集中与早期特权
虽然“寡头”（Oligarch）这个词在现代俄罗斯政治语境中更常用，但沙皇时代的俄罗斯也存在着高度集中的权力与伴随的特权阶层，这可以视为寡头政治的早期雏形。
封建特权与贵族阶层： 沙皇是绝对的统治者，但其权力并非孤立存在。沙皇会授予重要的贵族家族土地、农奴以及税收特权，形成了一个与皇室紧密相连的特权阶层。这些贵族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源和政治影响力，虽然其权力来源是沙皇的恩赐，但他们在地方上拥有事实上的控制权。
经济垄断的萌芽： 在某些领域，沙皇政府会授予特定的家族或企业垄断性的经营权，例如对矿产、贸易或特定商品的控制权。这使得少数人能够积累巨大的财富和权力。
缺乏透明与法治： 沙皇时代的制度普遍缺乏透明度和独立的法治，权力与财富的分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沙皇的亲疏关系，而非公平竞争。这为权力寻租和特权积累创造了条件。
二、 斯大林时代：国家垄断与权力精英
斯大林时代，共产主义理论强调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剥削，但现实却演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权力集中和特权分配，催生了另一种“寡头”——即党国精英。
国家对经济的绝对控制： 斯大林时期，一切生产资料和经济活动都由国家控制。这使得掌握国家权力的共产党高层成为新的特权阶层。他们可以通过分配资源、任命官员、审批项目来为自己或其亲信谋取利益。
政治局与官僚体系的特权： 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成员、部长、高级军官等掌握着决策权和资源分配权。他们虽然不拥有私有财产，但却享有远超普通民众的物质待遇、生活便利和晋升机会。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少数党国精英能够控制整个国家机器。
缺乏监督与制衡： 斯大林高度集权的统治消灭了任何形式的政治异议和独立监督。权力缺乏制衡，使得特权和腐败得以滋生，尽管其表现形式与西方意义上的“寡头”不同。
三、 叶利钦时代：休克疗法与国家资产的“私有化”狂潮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开始了剧烈的经济转型，即“休克疗法”。这一过程创造了现代俄罗斯寡头兴起的关键土壤。
经济私有化的混乱与“掠夺式私有化”： 为了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政府推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然而，由于转型过程仓促、制度不完善、缺乏有效监管，以及政治腐败普遍存在，国家大量有价值的资产（尤其是自然资源企业）被极少数人以极低的价格或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
“发薪日寡头”（Voucher Privatization）： 最初的私有化是通过发放代金券（vouchers）进行的，理论上每个人都能分到一份国家的财富。但由于许多人对经济形势感到困惑或需要现金，他们将代金券出售给了少数有远见、有关系或有资金的人。这些人迅速积累了大量的股份，尤其是在具有垄断地位的石油、天然气、金属等资源性行业。
与权力部门的紧密勾结： 这一时期的寡头往往是叶利钦政府中的重要官员、其亲信或与他们有密切关系的人。他们利用内部信息和政治影响力，在私有化过程中获得巨额财富。例如，别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古辛斯基（Vladimir Gusinsky）、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等，很多都是通过与政府的特殊关系发家。
政治影响力的购买： 这些新生的巨富寡头不仅积累了经济实力，还试图将这种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他们可以通过资助政党、媒体宣传、直接参与政治活动等方式来影响政府决策，保护自己的利益。
四、 普京时代：寡头的再造与国家控制的加强
普京上台后，他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稳定国家，并在一定程度上收回被寡头们掌控的权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就告别了寡头政治，而是寡头政治发生了演变。
“清除”不听话的寡头： 普京政府开始针对那些挑战国家权力、政治影响力过大或不配合政府的寡头进行打压。最典型的例子是石油巨头尤科斯公司的负责人霍多尔科夫斯基，他因税务欺诈和挪用公款等罪名被判刑入狱，其公司也被国有化。这向其他寡头发出了明确的信号：政治忠诚高于经济实力。
“国家资本主义”与“克里姆林宫寡头”的出现： 普京并未完全消灭寡头，而是选择了一种更可控的方式。他允许一批对国家忠诚、愿意与克里姆林宫合作的寡头继续存在，甚至进一步壮大。这些人被戏称为“克里姆林宫寡头”或“国家资本主义的受益者”。
国家战略性行业的回归： 在普京领导下，俄罗斯加强了对石油、天然气、国防工业等战略性行业的国家控制。这些行业的巨头们仍然掌握着巨大的财富和权力，但其领导人往往是普京的亲信或前情报官员，他们更像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代理人，而非独立的政治力量。例如，伊戈尔·谢钦（Igor Sechin）——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的CEO，就是普京忠实盟友的典型代表。
安全部门出身者的崛起： 普京政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许多掌握经济权力的人物来自安全部门（克格勃等）或情报机构。他们被认为更忠诚于国家，也更善于运用隐秘的手段来保护和扩张自己的利益。这些所谓的“西尔诺维基”（Siloviki）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叶利钦时代的“老寡头”。
法律框架的限制与权力寻租： 尽管普京政府试图加强法治，但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的界限仍然模糊。权力的集中和缺乏独立的司法体系，使得权力寻租和利益输送依然存在，为新一批的特权阶层提供了空间。
为什么俄罗斯“盛产”寡头？
总结起来，俄罗斯盛产寡头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 深厚的权力集中传统： 从沙皇到苏联时期，俄罗斯一直存在高度集中的权力模式。这种模式下，权力与财富的分配往往通过非市场化的方式进行，容易形成少数特权阶层。
2. 粗暴的经济转型： 苏联解体后的市场化改革过于迅速和混乱，缺乏完善的制度保障和监管，导致国家财富被少数人掠夺性地私有化。
3. 经济结构单一化： 俄罗斯经济过度依赖自然资源（石油、天然气、矿产等）。这些行业具有天然的垄断属性和巨额利润，一旦被少数人控制，就容易形成强大的寡头。
4. 政治与经济的深度绑定： 在俄罗斯，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往往能够通过各种途径影响经济活动，而巨额财富也反过来试图影响政治。
5. 缺乏独立的法治和制衡机制： 尽管有法律条文，但独立的司法体系和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仍然不足，使得权力寻租、腐败和特权现象难以根除。
6. 国家安全优先原则： 普京政府将国家安全和稳定置于优先地位，这导致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有所加强，但也容易形成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以及由忠诚者组成的新的特权阶层。
因此，俄罗斯的寡头现象并非单一原因所致，而是历史遗留问题、经济转型冲击、政治体制特点以及资源禀赋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普京时代的寡头虽然在性质和构成上与叶利钦时代有所不同，但其核心特征——即少数人在政治庇护下掌握巨额经济资源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依然存在。
让我们详细地分析一下这个过程：
一、 沙皇时代：权力的集中与早期特权
虽然“寡头”（Oligarch）这个词在现代俄罗斯政治语境中更常用，但沙皇时代的俄罗斯也存在着高度集中的权力与伴随的特权阶层，这可以视为寡头政治的早期雏形。
封建特权与贵族阶层： 沙皇是绝对的统治者，但其权力并非孤立存在。沙皇会授予重要的贵族家族土地、农奴以及税收特权，形成了一个与皇室紧密相连的特权阶层。这些贵族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源和政治影响力，虽然其权力来源是沙皇的恩赐，但他们在地方上拥有事实上的控制权。
经济垄断的萌芽： 在某些领域，沙皇政府会授予特定的家族或企业垄断性的经营权，例如对矿产、贸易或特定商品的控制权。这使得少数人能够积累巨大的财富和权力。
缺乏透明与法治： 沙皇时代的制度普遍缺乏透明度和独立的法治，权力与财富的分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沙皇的亲疏关系，而非公平竞争。这为权力寻租和特权积累创造了条件。
二、 斯大林时代：国家垄断与权力精英
斯大林时代，共产主义理论强调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剥削，但现实却演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权力集中和特权分配，催生了另一种“寡头”——即党国精英。
国家对经济的绝对控制： 斯大林时期，一切生产资料和经济活动都由国家控制。这使得掌握国家权力的共产党高层成为新的特权阶层。他们可以通过分配资源、任命官员、审批项目来为自己或其亲信谋取利益。
政治局与官僚体系的特权： 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成员、部长、高级军官等掌握着决策权和资源分配权。他们虽然不拥有私有财产，但却享有远超普通民众的物质待遇、生活便利和晋升机会。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少数党国精英能够控制整个国家机器。
缺乏监督与制衡： 斯大林高度集权的统治消灭了任何形式的政治异议和独立监督。权力缺乏制衡，使得特权和腐败得以滋生，尽管其表现形式与西方意义上的“寡头”不同。
三、 叶利钦时代：休克疗法与国家资产的“私有化”狂潮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开始了剧烈的经济转型，即“休克疗法”。这一过程创造了现代俄罗斯寡头兴起的关键土壤。
经济私有化的混乱与“掠夺式私有化”： 为了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政府推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然而，由于转型过程仓促、制度不完善、缺乏有效监管，以及政治腐败普遍存在，国家大量有价值的资产（尤其是自然资源企业）被极少数人以极低的价格或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
“发薪日寡头”（Voucher Privatization）： 最初的私有化是通过发放代金券（vouchers）进行的，理论上每个人都能分到一份国家的财富。但由于许多人对经济形势感到困惑或需要现金，他们将代金券出售给了少数有远见、有关系或有资金的人。这些人迅速积累了大量的股份，尤其是在具有垄断地位的石油、天然气、金属等资源性行业。
与权力部门的紧密勾结： 这一时期的寡头往往是叶利钦政府中的重要官员、其亲信或与他们有密切关系的人。他们利用内部信息和政治影响力，在私有化过程中获得巨额财富。例如，别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古辛斯基（Vladimir Gusinsky）、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等，很多都是通过与政府的特殊关系发家。
政治影响力的购买： 这些新生的巨富寡头不仅积累了经济实力，还试图将这种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他们可以通过资助政党、媒体宣传、直接参与政治活动等方式来影响政府决策，保护自己的利益。
四、 普京时代：寡头的再造与国家控制的加强
普京上台后，他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稳定国家，并在一定程度上收回被寡头们掌控的权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就告别了寡头政治，而是寡头政治发生了演变。
“清除”不听话的寡头： 普京政府开始针对那些挑战国家权力、政治影响力过大或不配合政府的寡头进行打压。最典型的例子是石油巨头尤科斯公司的负责人霍多尔科夫斯基，他因税务欺诈和挪用公款等罪名被判刑入狱，其公司也被国有化。这向其他寡头发出了明确的信号：政治忠诚高于经济实力。
“国家资本主义”与“克里姆林宫寡头”的出现： 普京并未完全消灭寡头，而是选择了一种更可控的方式。他允许一批对国家忠诚、愿意与克里姆林宫合作的寡头继续存在，甚至进一步壮大。这些人被戏称为“克里姆林宫寡头”或“国家资本主义的受益者”。
国家战略性行业的回归： 在普京领导下，俄罗斯加强了对石油、天然气、国防工业等战略性行业的国家控制。这些行业的巨头们仍然掌握着巨大的财富和权力，但其领导人往往是普京的亲信或前情报官员，他们更像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代理人，而非独立的政治力量。例如，伊戈尔·谢钦（Igor Sechin）——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的CEO，就是普京忠实盟友的典型代表。
安全部门出身者的崛起： 普京政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许多掌握经济权力的人物来自安全部门（克格勃等）或情报机构。他们被认为更忠诚于国家，也更善于运用隐秘的手段来保护和扩张自己的利益。这些所谓的“西尔诺维基”（Siloviki）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叶利钦时代的“老寡头”。
法律框架的限制与权力寻租： 尽管普京政府试图加强法治，但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的界限仍然模糊。权力的集中和缺乏独立的司法体系，使得权力寻租和利益输送依然存在，为新一批的特权阶层提供了空间。
为什么俄罗斯“盛产”寡头？
总结起来，俄罗斯盛产寡头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 深厚的权力集中传统： 从沙皇到苏联时期，俄罗斯一直存在高度集中的权力模式。这种模式下，权力与财富的分配往往通过非市场化的方式进行，容易形成少数特权阶层。
2. 粗暴的经济转型： 苏联解体后的市场化改革过于迅速和混乱，缺乏完善的制度保障和监管，导致国家财富被少数人掠夺性地私有化。
3. 经济结构单一化： 俄罗斯经济过度依赖自然资源（石油、天然气、矿产等）。这些行业具有天然的垄断属性和巨额利润，一旦被少数人控制，就容易形成强大的寡头。
4. 政治与经济的深度绑定： 在俄罗斯，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往往能够通过各种途径影响经济活动，而巨额财富也反过来试图影响政治。
5. 缺乏独立的法治和制衡机制： 尽管有法律条文，但独立的司法体系和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仍然不足，使得权力寻租、腐败和特权现象难以根除。
6. 国家安全优先原则： 普京政府将国家安全和稳定置于优先地位，这导致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有所加强，但也容易形成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以及由忠诚者组成的新的特权阶层。
因此，俄罗斯的寡头现象并非单一原因所致，而是历史遗留问题、经济转型冲击、政治体制特点以及资源禀赋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普京时代的寡头虽然在性质和构成上与叶利钦时代有所不同，但其核心特征——即少数人在政治庇护下掌握巨额经济资源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依然存在。
网友意见
讲一个暴论，每个民族的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甚至社会主义都是不同的，都带有自己本民族的特点，世界上并不存在所有民族都生活在一种政治经济制度的可能，那只是白左的幻想，因此俄罗斯为什么一直都盛产寡头和它的历史有关。
比如说日本人，日本古代封建社会长年小国割据，因此特别强调小团体的忠义讲君臣之情。日本古代甚至出现过名门赤松家因为造反杀了室町幕府六代将军被幕府灭族，却依然有忠心耿耿的赤松家武士陪着赤松家孤儿讨饭几十年，最后帮助幕府打败南朝残余力量，夺回被抢走的天皇玉玺，得到幕府宽恕重新担任守护的极端例子。
而到了近代日本人走向资本主义，日本的资本主义依然具有浓厚的民族特点，大企业一般终生雇佣员工，一门技巧代代相传，强调员工为公司服务，主动加班，公司给员工高福利尽量让员工“一亿总中流”。这其中的内核与日本封建时代并无不同。
再比如中国，中国的社会主义就与苏联大为不同。苏联自斯大林开始就完全公有化国营经济，甚至建造的公寓不设置厨房，说家庭自己做菜，不去公共食堂吃饭是资本主义。而中国社会主义一开始就不是这样，中国社会主义一直到今天都是国有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控制了能源水电等关键部门。但太祖时代就有“公私合营”制度，资本家拥有25%的股份，可以享受部分利润。工人占25%，国家占50%，资本家可以利用自己懂市场和贸易的优势做贡献。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群众。这在苏联人看来简直匪夷所思。
这其中的原因，恐怕也和中国的历史有关，中国古代长期是大一统王朝，国家控制着盐铁，也占据着大量土地。而也存在着不少自食其力的小自耕农和商人。这一格局的存在也深深影响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早就了中苏差别。
而俄罗斯盛产寡头恐怕也和俄罗斯的历史有关，历史上莫斯科大公国在吞并其他罗斯人小国时，往往灭其国不灭其家族，被打败的小国贵族依然可以在莫斯科大公国朝廷当官服务，甚至购买土地。这就造成了莫斯科大公国乃至沙俄的朝政实际上是一群贵族寡头把持。
苏联革命后贵族寡头虽然被消灭，但苏联一群大佬商量办事的寡头政治依然没有改变，一个地方或者一个机构展露头脚的实力派往往能进入中央，成为中央决策层的寡头（比如摩尔多瓦和哈萨克共和国的书记勃列日涅夫，克洛勃领导人安德罗波夫），这本质上就是莫斯科大公国允许被征服的小国贵族参政的思路翻版。
因此当俄罗斯走向资本主义时，这种寡头政治思路也影响了俄罗斯，俄罗斯人玩资本主义也是如此。某一行业崭露头角的人物影响政治和经济。宛如沙俄苏联之时。
因此没有什么人类共同体，每个民族都是独一无二的。无论是什么经济制度什么社会，一旦脱离了历史和民族，最终的下场就是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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