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采用「察举制」选拔官僚是一种必然吗？

汉朝选择察举制来选拔官僚，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挖的问题。说它是不是“必然”，我们不妨从历史的大背景下，结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来审视。

汉朝之前的选官机制：

在汉朝建立之前，中国主要的选官制度是“世官制”，也就是官职世代相袭。这种制度在早期国家形成时期，的确能够保证统治的稳定和延续，因为那些拥有官职的家族往往是国家的基石，他们也更熟悉政治运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世官制的弊端也愈发明显。

能力与出身的脱节：官职的传承更多依赖于血统，而非个人的实际能力和才干。这就导致了许多有才华的寒门子弟被挡在政治门外，而一些庸碌无能的贵族却能身居高位，长此以往，国家的人才储备会枯竭，效率也会大打折扣。
地方豪强的固化：随着地方势力的发展，一些地方豪强逐渐垄断了地方官职，形成一股股既得利益集团，对中央集权构成潜在威胁。
人才选拔的局限性：仅凭血缘关系来选拔人才，视野非常狭窄，不利于发现和吸纳那些来自不同阶层、拥有独特见解的贤能之士。

秦朝的短暂尝试与汉朝的继承：

秦朝为了打破世官制的弊端，实行了“军功爵制”和“以法为教”的选官方式。虽然秦朝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血缘的束缚，强调功绩，但其严苛的法律和短暂的统治，以及对士人的压制，并未能建立一个长久稳定的人才选拔体系。

汉朝，尤其是汉武帝时期，面临着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带来的新挑战。经历了战国时期的长期分裂和秦朝的短期统治，汉朝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稳定社会秩序、巩固中央统治、并且能够吸纳更多人才的政治体制。

为什么是“察举制”？

察举制并非凭空出现，它是在对以往制度弊端的反思和对现实需求的考量下逐渐形成的。

1. 打破世官制的必然选择：如前所述，世官制的弊端已经显而易见。汉朝统治者也看到了通过血缘关系选拔官员的局限性，他们需要一种能够“打破阶层壁垒”，发现并任用“贤能之士”的机制。察举制正是应运而生。它将选拔的权力下放给地方官，由地方官“考察”和“举荐”他们认为有才能的人。这在理论上比世官制更具开放性。

2. 回应中央集权的需要：汉朝极力巩固中央集权，需要能够忠于中央、听命于皇帝的官员。察举制在一定程度上将选官的主动权掌握在皇帝手中，通过地方官员的举荐，皇帝可以借此了解地方人才，并有机会将这些人才调往中央任职，从而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同时，察举的官员对举荐他的地方官负有一定责任，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制约地方势力。

3. 适应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随着汉朝经济文化的繁荣，社会阶层流动性有所增加，涌现出一些具有学识和才能的寒门子弟。察举制为这些人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上升通道，能够将他们的智慧和力量纳入国家机器。儒家思想在汉朝成为主流，注重个人品德和才能的“君子”形象也得到了社会的推崇，察举制正好契合了这种价值观。

4. 相对稳健和可操作性：相较于秦朝那种极具颠覆性的变革，察举制是一种更为温和、循序渐进的方式。它并没有完全否定地方官的权力，而是将考察和举荐的权力交给他们，这在当时社会结构下，更容易被接受和执行。它避免了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也为后续制度的演变留下了空间。

察举制的具体操作与演变：

察举制并非一成不变的，在汉朝的不同时期，其具体操作和侧重点也有所不同。

早期（西汉）：早期更侧重于考察官员的品德和操行，选拔标准相对模糊。
汉武帝时期：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察举制开始更注重儒学才能。太学成为了培养和输送人才的重要场所，儒生可以通过太学被推荐为官。
“孝廉”的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孝廉”成为了察举制中最主要的科目。“孝”是指孝顺父母，“廉”是指廉洁奉公。这两个品德被认为是做官的基础。但随着察举制的固化，也出现了“买官卖官”等弊端，举荐的官员往往是自己的亲友或门生故吏，导致选拔的公平性大打折扣。
“征辟”制度的补充：除了察举，汉朝还有“征辟”制度，即皇帝直接征召或朝廷直接征召某些名士担任官职。这两种制度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汉朝的选官体系。

总结：

所以，汉朝采用察举制，与其说是“必然”，不如说是当时社会发展阶段、历史经验教训、政治需求以及文化思潮共同作用下的一个最合时宜的选择。它是在前朝制度的基础上，为了解决人才选拔的瓶颈，为了巩固中央集权，为了吸纳社会各阶层的贤能之士而产生的一种制度创新。

察举制并非完美的制度，它随着历史的发展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最终被更完善的制度所取代。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汉朝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察举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打破世官制、选拔人才、巩固统治的作用，为汉朝的强盛奠定了人才基础。说它是“必然”，更多地是指在当时的条件下，它是一种最有可能被采用且相对有效的一种解决方案。如果回到那个时代，面临同样的困境，统治者很可能还会做出类似的选择。

网友意见

科举制的基础是文化知识廉价化。

具体包括：

知识载体（笔墨纸砚书籍）廉价化，

获取途径（各级官学私学）廉价化，

应试程序（科举规则）廉价化，

及应试内容廉价化。

如东汉万千学子跋山涉水抄熹平石经的行为，虽令人感动，却明显成本高昂，根本无法支撑全国范围内的科举体制。

值得指出的是，后世饱受诟病的八股取士，事实上正是应试内容廉价化的极致：

严格的格式

标准化体例

明确的范围

填鸭式学习方式

这几点让参试者可以以最低廉的成本进入应试程序，从而最终成为农耕文明条件下知识分子选拔制度的高峰。

题主首先要明白一个前提，世卿世禄、军功授爵、察举征辟、九品中正、分科取士虽然都被提炼概括为我国古代的人才选拔制度，但所选拔的人才其实是不同社会结构所决定的。一种人才选拔制度的兴衰并不以其自身的设计公平与否为转移，而是以社会结构的变化为转移，这就决定了题主所臆想（此处，臆字偏中性）的张冠李戴是不可能脱离一定的社会结构而提前实现的。更何况，察举仅仅是汉帝国选用儒生的制度而已，并非汉帝国选用全部人才的制度。

士大夫阶层源自东周年间的社会结构变动。在这场变动中，随着上层社会（封君）权力与资源的不断错位（生产力的进步与野心家的贪欲），礼坏乐崩的深入不断抛出堕落贵族，并为进阶平民提供可能。旧体制下的权力、资源、知识匹配被下位者们不断挑战，最为广泛的下位者士阶层便逐渐在以能力与知识对抗封君的过程中凝聚成型（并且士开始为民代言、为民请命，成为笼络平民的最佳中间人）。注意，此时的士阶层之所以还不能叫做士大夫阶层，便是因为他们尚未完全掌握政权与话语权，而追求成为士大夫恰恰是这一时期士阶层的共鸣。

士阶层在战国初成之时，是诸派并立的，是有不同分工的。大体言之，事功性的士更受军政繁忙的新式国君喜欢，因此，血缘旧贵族（封君）不断被事功新贵族（军事、外交、农商）稀释，这个过程是纵贯战国变法、秦并六国、汉朝建国乃至削藩推恩的一条纲。事功新贵，凭借实际功勋上位，这是以军功爵制为代表的一系列秦汉制度取代周制的能量所在，更是第一次大一统集权帝国之所以形成的制度保障。

然而，这种事功主义的秦汉制度（军功贵族与文法吏）却始终不受汉儒的欢迎，因为这种制度实际上并没有包含儒士在内。真正走上实权部门的（而不是像董仲舒那样做一个顾问）如汉初的叔孙通与张苍、汉武帝时的公孙弘，实际上也是事功色彩浓厚儒士，三者不过是拿礼来粉饰汉朝权威而已，并没有达到理想主义色彩较浓的西汉诸儒的要求。

察举制其实只是汉武帝前承汉初事功主义、后拉汉儒诸经学派，而走的一个折中路线：既不放弃功士干活出力，也要拉上儒士粉饰正统。（所谓汉家法度的本质便是如此，汉宣帝真不愧是汉武帝的好曾孙，深得汉武统御精髓。奈何儒在太子宫2333）。察举制本身并没有彻底取代周秦变局以来的其他选官方式，儒生与文法吏的二元格局其实才是两汉政治的标准格局，东汉帝国中后期，左雄的“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算是反映了大体上二分的选拔方式。甚至察举孝廉本身也只是选官制度的一环，要配合上郎官制度才是汉朝选拔儒生的完整渠道。

东汉社会的士阶层逐步从分化，走向融合。儒生越发像公孙弘那样懂事功，文法吏则越发像张汤家族那样懂儒经。以至于像陈、荀、袁、杜等世家大族都纷纷兼习礼律，儒生与高级文法吏（律学家）合流，家传经学与律学的世家大族掌握了全部统治之术，恢复了孔子以前那种对统治知识的垄断状态。但，东汉的皇权一如西汉那般喜欢交到外戚手上，宦官则作为皇帝撕逼外戚时的合作者分享政权。

所以，汉儒虽然在东汉拧成了经律合一的世家大族，却依然没法儿斗过实际掌权的浊流。

这个儒生不断在秦汉制度中羼杂儒家色彩的过程其实可以看做是士阶层在以不同分工先后凳上历史舞台后争夺胜利果实的过程，说的不好听点，便是新贵们在胜利后因分赃不均而引发的新斗争。

正如儒家以春秋决狱参与司法裁判、以太初改历参与天象解释、以盐铁会议参与经济决策、以天人感应参与天命解释、以引经注律参与立法补充一样，察举制是儒生在选官选人层面对事功主义的侵蚀。这个斗争最终以儒生同化文法吏告终，以事功色彩的儒生最终取得全盘胜利为结果。察举制是嵌在这一趋势之中的一个工具，是儒生并未完全得势之时的权宜之计而已，这就需要提一下九品中正制了。

察举征辟与九品中正的评价标准，从字面上看其实无外乎“道德人品”四个大字，都是儒家标榜的真理。前与周秦的血缘、事功标准不同，后与科举制的道德经典学习能力标准不同。本可以归为一码事的两个标准为甚么就被历史煞有介事地分成两节子呢？

东汉末年，世家大族经过一番地方包围中央的割据混战，终于痛定思痛地搞出了个魏晋中正制，这便是对察举征辟这种向皇权妥协、为浊流开洞的制度的反正，一如当年拥立集经学家与外戚于一身的王莽推行复古改制一样。

只不过这次的世家大族不再依靠单一强力外戚来实践政治理想，而是编织起一个密密麻麻的亲戚婚媾、官员提携网络，把皇族与世族编进一个似乎可以唤做“再封建”的权力网络之中，走向士大夫门阀社会。

在这样的魏晋南朝社会中，门阀成为与皇权平起平坐的阶层。皇权虽然不断挣扎着恢复秦汉荣光，无奈乎自身深陷割据世家的再封建网络。唯有北朝取自北族的那种军事领袖权威方能从外部打破这张网络，重建皇帝权威。

九品中正制实际上是用察举制全面压倒秦汉各种选官系列制度的举措，是在用儒士的标准压倒事功之人的标准，把原本与事功之吏地位并列的孝廉郎官，擢升成压在吏员之上的官员阶层。独享士大夫阶层的利益，将事功之士、事功之标准降格为次要阶级与次要考虑对象。

然而，魏晋南朝这种盲目吹捧清流士大夫的趋势，使得官场逐渐以世家门望为贵，削弱了南朝政治解决实际事务的能力，最终不敌重塑军功与皇权威严的北朝，自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北魏的灭亡其实也与其门阀化有一定关系）。

隋唐以来，皇权逐步放弃了北魏那种将皇族编入世族搞门阀化的想法，逐步换做了针对寒门的科举取士，以其适应时代发展，扩大统治基础。这是隋唐皇权针对秦汉皇权无法阻遏魏晋门阀而采取的补救措施，即是对中正制的纠偏，也是对察举制的纠偏，更是一定程度上向汉代杂用王霸精神指导下重新走向多元选官制度的举措。

科举制最终取代“品举制”（以乡评人品为标准的察举与中正），除过前述皇权心机以外，也有社会经济能够承载更多寒门加入士大夫行列的因素在。隋唐那般渐趋成熟的四民社会结构（强有力且受皇权遏制的士大夫阶层），是汉代所无法比拟的（西汉有豪侠，东汉有豪族，都不受皇权控制）。

而且，汉儒内部，直到东汉末年方才逐步形成对于经典的较为统一的认知，整个汉儒的历史纵贯了各种内讧撕逼。这种学术情形无法为选官提供统一的经典依据，所以汉儒只能对外迁就于其他士，对内迁就于诸经学派，采取一个察举制。

而不能像魏晋南北朝那样虎气地全面高举九品中正的门阀大旗，更不能像隋唐宋那样贯彻以经典为准据的科举，也不能像明清那样站在宋儒撕逼集成基础上搞理学准据的八股套路咯。

何况，科举制背后的社会基础，是庞大的逐渐统一准据的儒家经典传习者们，在这些传习者中唐代尚且有世家大族的羼杂，中晚唐以后，随着知识载体技术的不断革命（印刷术的作用类似今天的互联网），科举制的社会基础便完全成为更为广泛的寒门士族。

所以，在隋朝与前唐没有垄断选官制度的科举，便在这番知识载体技术革命后全面取代了唐代仍旧存在的诸多选官渠道。且不论，中晚唐以后受惠于知识载体技术革命（“印刷术＋”？）的寒门士族，汉代社会直到最后才孕育出颠覆了它自己的世家大族，又怎么能凭空搞出来一个以部分世家大族和全部寒门士族为基础的科举制呢？

总之，汉代的标准选官制度并不仅仅是察举，而是察举、征辟、任子、貲选等多种渠道并行的样貌，这种样貌是对汉代社会结构的反映，其本身在整个两汉是大体适用的，两汉本身的正常运作，便体现了这一制度的合理性。

唐代的选人制度也与汉代相仿佛，唐代科举如同汉代察举一般，只是下一个时期得势者在当时潜伏在旧体制内的嵌入而已，并不占据统治地位。

而宋明清的科举则很像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都是前一个时期潜伏者全面得势之后的表现。

回到本题，汉儒的“参与式”察举体现了儒士在全面垄断知识与政权以前的客观状态，以及儒士在完成内部整合之前的主观状态。在政治上能够在周秦汉系列变局中参进去一脚已属不易，遑论分科取士、讲究八股那般在“印刷术＋”大潮哄抬下后来者逼格满满的套路。

谢 @何越曦与题主邀。

本答思路阐述已音频化至喜马拉雅： 从社会结构与选官制流变看汉代察举制

参考书目：

推荐一个公开课中国古代的政治与文化（1）儒生与文吏【阎步克北大公开课】，当然还有讲者原著：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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