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解决吃饭问题 根本原因是因为小岗村式的包产到户 还是化肥的大规模应用？
下面我将详细阐述这两个方面的重要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1. 小岗村式的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变革生产关系，激发内在动力
小岗村式的包产到户，最终演化为覆盖全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简称“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核心内容，也是解决吃饭问题的关键起点。
其根本性体现在：
打破了人民公社体制的束缚： 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中国实行的是人民公社制度。这种制度下，土地集体所有，劳动集体分配，农民没有独立的生产自主权，个人收益与劳动投入的直接关联性很弱。农民的积极性受到严重压抑，出现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现象。生产效率低下，粮食产量长期停滞不前。
明确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核心是将土地的经营权发包给农户，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农户被允许在完成国家和集体的粮食征购任务后，自主支配剩余的粮食和农产品。这相当于将生产资料（土地）的使用权与劳动者（农民）的利益直接挂钩。
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一旦农民的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能够直接转化为自身的收入和福利，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便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农民会主动投入更多的劳动力、精力和心思去耕种土地，采取更科学的耕作方法，想方设法提高产量。这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激励机制，是解决吃饭问题最直接的动力来源。小岗村18个农民秘密签下“大包干”协议，改变了土地的分配方式，产量奇迹般地翻番，这成为了改革的“导火索”。
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 由于农户对土地有经营权，他们会更加精细地管理和利用每一寸土地，减少浪费。例如，对于边角地、零星地，在集体化时期可能被忽视，但在联产承包后，农户会充分利用起来提高总产量。
促进了农业多样化和商品化： 在完成了国家定购任务后，农户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和自身情况，调整种植结构，发展多种经营，生产更多适销对路的农产品。这不仅满足了温饱，也开始向富裕生活迈进。
总结来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核心作用是改变了落后且低效的生产关系，将生产资料的使用权与劳动者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从而从根本上激发了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是解决“吃饱饭”这个最基本问题的原动力。
2. 化肥的大规模应用：技术进步，提升单产的关键
化肥的大规模应用，特别是氮肥、磷肥、钾肥的普及，是中国农业增产的重要技术手段。
其重要性体现在：
弥补土壤肥力不足： 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受制于化肥技术不发达，大量使用有机肥，但仍难以满足作物生长对养分的需求。化肥的出现，极大地补充了土壤的养分，使得作物能够获得更充足的营养。
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 在相同的耕地面积和劳动投入下，化肥的应用可以直接提高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例如，水稻、小麦等主粮作物的产量普遍得到显著提升。同时，化肥的合理使用也有助于改善作物的品质。
解放了劳动力： 相较于传统的施肥方式，化肥施用更加方便快捷，减少了农民的劳动强度，为他们有更多精力投入到其他生产环节或提高管理水平提供了可能。
伴随其他农业技术的推广： 化肥的大规模应用往往伴随着良种的推广、农田水利建设的改善、农业机械化的推进等一系列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这些技术相辅相成，共同提升了农业生产的整体水平。
化肥的地位：
化肥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它是现代农业的基础。没有化肥，即使有再高的农民积极性，在有限的耕地面积上也很难达到今天的粮食产量。它是在解放了生产力之后，将生产力进一步释放和提升的“催化剂”。可以说，化肥是大规模提高粮食产量的技术支撑，是解决“吃饱饭”乃至“吃好饭”的关键技术因素。
两者之间的关系：相辅相成，但联产承包更根本
为什么说联产承包责任制更“根本”？
“能动性”与“技术”的优先级： “吃饭”最根本的问题是“有饭吃”，这首先需要有人愿意并且能够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谁来种地”和“怎么种地才能多产”的根本性问题，它激发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化肥解决的是“怎么让地里的庄稼长得更好更多”的技术问题。人的积极性是基础，技术是手段。没有人的积极性，即使有最好的化肥也无法充分发挥作用。
历史的证明： 中国的农业产量在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初期就出现了显著的增长，而化肥的大规模生产和应用是逐步发展起来的。这说明，生产关系的变革（联产承包）是开启产量增长的第一步，其带来的初始性突破是革命性的。之后，化肥等技术的进步则是在这个基础上，持续推高产量天花板。
如果只有化肥，没有积极性： 设想一下，如果在人民公社时期就大规模推广化肥，虽然可能会有一定幅度的产量提升，但因为农民的积极性依然不高，分配制度依然不合理，这种提升是有限的，而且难以持续。农民没有动力去精耕细作，也没有动力去研究如何更有效地使用化肥。
化肥是技术，联产承包是制度。在解决温饱这种基础性问题上，制度的变革往往比技术层面的突破更能触及问题的根源。
再进一步的思考：
当然，随着中国农业的发展，仅仅依靠生产关系变革和基本化肥应用是不足以应对人口增长和人民日益增长的食物需求的。后来的“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农业科技战略，大力推广良种、化肥、农药、机械和水利（“两杂一化”，即良种、化肥、化肥）、水利、机械等，才使得中国农业产量实现了持续的、跳跃式的增长。
但是，如果要追溯到“解决吃饭问题”这个历史性的拐点，并从中找出最“根本”的原因，那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带来的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革，彻底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才是那个开启巨大潜能的“根本”钥匙。化肥的大规模应用则是在这个基础上，使得农业生产力得以充分释放的关键技术保障。
因此，我认为中国解决吃饭问题的根本原因，更侧重于“小岗村式的包产到户”所代表的生产关系上的变革，它激发了内在动力；而“化肥的大规模应用”是锦上添花、进一步提升产量的关键技术因素。两者缺一不可，但联产承包的“根本性”在于其触及了问题的“源头”。
网友意见
本太师前来终结这个话题的争论。
首先，亮明观点，工业的反哺，包括化肥农药良种水利等硬件因素是最重要的原因，但是也不能忽视制度改革和市场开放（而这对工业更重要）的作用，生产关系要和生产力匹配，人为给落后生产力生搬硬套上一种自称先进的体制，拔苗不助长，根本不能改善。
小农经济确实是落后的、低效的、和大规模机械化是格格不入的。各种废除私有制、雇佣制、全面平等互助彻底解放生产力的尝试，从19世纪就已经出现了。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其实是一个很有管理运营才能的富商）1824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了3万英亩（约合18万亩）土地，建立了新和谐公社，有近千人追随他。新和谐公社土地肥沃，人均上百亩地，一点都不内卷，在这里财产公有，人人平等，免费教育，各尽所能。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最后还是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大锅饭——倒闭的道路。后来类似的实验有不少，比如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里叶构想的Phalanstère公社，他的门徒们在美国很多地方都有实验，均告失败。传说中英吉利的绅士风度、美利坚的开拓进取、法兰西的浪漫理想、德意志的严谨思维，最终的表现都不比安徽小岗村村民强到哪里去。
到了20世纪，苏联式行政主导的农业集体化，名义上是集体所有制，其实更多是官僚主导，行政命令指挥，生产效率、贪污浪费非常感人。但是这种制度让苏联以极高的效率控制了整个国家，从北极苔原到中亚草原，不同语言民族的所有人都被纳入体制。举国体制抓住了西方国家大萧条的机会实现了工业化、在二战中打垮了法西斯德国，战后又迅速恢复了经济并且成功试验了原子弹。苏联在赫鲁晓夫时代后期就已经能够用健全的工业体系来反哺农业了，但是在官僚体制下，苏联的农业一直效率低下。永远不要高估怀着打工混日子心态的基层官僚的能力和节操。
中国当年的人民公社其实更主要的是中央政权对农村的控制，贯彻对各种叛乱的镇压和人力物力的汲取，将农业剩余用于工业化而不是改善地主富农和民国大师的生活。在工业化取得成果，即化肥农药良种水利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以前，所谓先进的集体化管理并不适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耕作方式。以五六十年代农村里面那些打倒地主以后村里评选出来刚刚脱盲的贫下中农先进代表、上级派来的干部，是根本不可能搞得出现代农业的，混个温饱就很好了。
一个泥石流滚滚，让人见了大跌眼镜的数据对比：1958年苏联农业大丰收，全苏谷物播种面积12520万公顷，谷物总产量13470万吨（1960年降至12550万吨），每公顷单产1.076吨，而1959年的西藏，谷物每公顷1.37吨（1960年土地改革后产量增长12．6%）。
苏共中央大力关心，党员团员发挥带头作用，健全的工业体系提供了大量的农用机械、化肥、农药，搞了一年，苏联老大哥谷物单产居然不如苦寒高原上还没有废除传说中农奴制的老藏（西藏土地改革是在1959年秋收以后开始1960年底基本完成）。
但是包产到户毕竟搞了几百年，上限只能是温饱饿不死，根本不能吃得饱吃得好。
苏联解体以后，以前的那种低效率的官僚体制束缚不存在了，解体后初期走了一段弯路，毕竟再烂的体制总好过没有体制，到了今天，基本上已经走上了正轨。
欧洲的粮仓——乌克兰肥沃的黑土地上，小麦单产每公顷4.18吨。
还是老藏在高原种青稞，单产每公顷5.68吨。
这就完全是科技进步的力量了。苏联解体后独立的乌克兰，工业和科技大幅倒退，对于农业的反哺力度远远不及苏联，农用机械、化肥、农药、良种各方面全都不及西藏。
在农业科技快速进步的同时，土地自然会通过市场途径逐步向专业种植户转移，这就不需要政府的特地干预了，政府只需要保证专业种植户不被附近村民哄抢就可以了。
但是，这些成就的取得，也和当年的举国体制下化肥工业大干快上是离不开的，而且根本不仅仅是化肥。在苏联援助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打下的煤铁化工工业的基础上，60年代中小氮肥厂遍地开花，70年代引进13套大型合成氨、尿素装置，还有同时期西南磷矿开发以及施工难度极高的湘黔、贵昆、成昆、宝成铁路，青海察尔汗盐湖钾盐矿的开发以及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一期），大庆、胜利、辽河等油田投产，洛阳拖拉机厂投产。在东北开垦北大荒（最大商品粮基地），华北大力修建小水利工程、黄泛区治理、淮河沂河入海工程、机井灌溉工程和盐碱地治理，苏北灌溉总渠，南方红壤改良等等。畜牧业同样也高度依靠工业化支撑，品种选育、疫苗兽药等之外，还有发达的交通，草原遭受白灾黑灾，也可以通过发达的交通从外面运来饲料帮牲口过冬熬春，不至于几个月里牲口都死光。所有这些，都是在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基本成型，然后正好土地承包改革也在这个时候开始，抢了最大的风头，当然也符合农民们的愿望和当前利益。
之前的人民公社时期的工业化建设成就，很容易被媒体舆论忽略。30年间，人口增加近一倍，除了那三年以外，并未出现大规模饥荒，那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可是长期以来的宣传更侧重于土地承包改革（这种做法曾经是离经叛道，并不符合马老太爷和斯大林慈父的规划）。而且实际上在80-90年代，由于个体经济的固有缺陷，农村普遍水利失修、北方土壤盐碱化沙漠化加重。
在人民公社期间，农业税还占据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地位，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工业经济高速发展，农业税的地位越来越低，到本世纪初最终废除。加入世贸以后，财政收入大为好转，国家开始能够投入更多资金用于农业补贴、农村环境治理，大量外汇的积累也使我国可以把占地多单产低的油料大豆种植放弃，以进口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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