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反对中国建设超大对撞机是对是错？
关于杨振宁先生对中国建设超大对撞机的看法，这确实是一个复杂且备受关注的议题。理解他的立场，需要从多个层面去剖析，而不仅仅是简单地判断“对”或“错”。
首先，我们需要回顾一下杨振宁先生的背景和他在科学界的地位。杨振宁先生是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家，曾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在粒子物理领域，特别是规范场理论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的科学思想深刻，对物理学的发展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因此，他的意见在中国乃至全球科学界都具有极高的分量，值得认真对待。
那么，杨振宁先生究竟为何对建设超大对撞机持保留意见呢？我们可以从他公开表达过的观点以及科学界普遍存在的考量来梳理：
1. 巨大的经济成本和资源分配问题：
超大对撞机，尤其是能够达到更高能量的对撞机，其建设和运行成本是天文数字。例如，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的LHC（大型强子对撞机）项目就耗费了巨额资金。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快速发展、同时在很多领域也需要大量投入的国家来说，将如此庞大的资金投入到一个单一的科学项目上，必然会挤占其他领域（如基础教育、医疗、环保、新兴科技研发等）的资源。
杨振宁先生可能从一个宏观的、国家发展的角度来考量，认为这种巨额投入是否是最优的资源配置方式。他也许认为，这些资金可以分散到更多更广泛的科研领域，甚至可以支持更多数量、不同类型的研究项目，从而可能在更广泛的层面促进科学进步，或者解决更紧迫的社会问题。他不是反对科学研究本身，而是对“如何投入”以及“投入的优先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2. 科学回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基础科学研究，特别是前沿的粒子物理研究，其成果往往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虽然目标是探索物质最基本的构成和规律，但并不能保证一定能发现新的粒子或现象。即使发现了，其意义和影响也需要时间来检验和理解。
建设超大对撞机，意味着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投入巨量的资金和人力，而最终的科学发现可能不如预期，甚至可能没有突破性的进展。这种“高风险、高投入”的模式，需要审慎评估。杨振宁先生可能认为，这种押注式的投资，其科学回报的概率和幅度，是否能够支撑其巨大的成本，是需要仔细权衡的。他可能更倾向于支持那些有更明确科学路径和更高成功率的项目，或者认为与其集中资源在一个“赌注”上，不如分散投资。
3. 科学研究的“前沿性”与“可行性”的平衡：
在粒子物理领域，理论和实验是相辅相成的。理论预言了需要探测的现象，实验则去验证或发现新的现象。超大对撞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探测更高能量下的粒子行为，以期发现超出标准模型的新物理。
然而，杨振宁先生本人也曾指出，一些理论家提出的“超对称粒子”等理论，其能量尺度可能远超目前或可预见的对撞机所能达到的范围。如果理论预言的“新物理”所处的能量尺度与现有或计划中的对撞机能力之间存在较大鸿沟，那么建设一个“超大”对撞机，其科学的“有效性”就会打折扣。他可能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技术或理论上的限制，使得建设“超大”对撞机的边际效益递减，甚至不如探索其他方向。
4. 科学研究的“方向性”与“多元化”：
科学研究不只有粒子对撞这一个方向。在理论物理、凝聚态物理、宇宙学、计算科学等领域，都有许多重要的未解之谜和潜在的突破点。杨振宁先生可能认为，过分强调和投入粒子对撞机项目，可能会导致科学研究方向的“单一化”，忽视了其他同样重要或更具潜力的研究领域。
他可能倡导的是一种更加多元化、均衡化的科学投入策略，让不同领域的科学家都有机会获得支持，去探索各自的研究方向。这种多元化的视角，有助于避免“ all eggs in one basket”的风险，也更能激发不同领域的创新活力。
5. 对中国科学发展的“整体规划”的考量：
作为一位长期在国际科学界工作的华人科学家，杨振宁先生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历程和现状有着深刻的理解。他可能不是在否定粒子物理的重要性，而是从中国科学发展的“整体规划”和“长远战略”角度出发，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他是否认为，在当前中国科技发展的阶段，建设超大对撞机是“最合适”或“最优先”的选择？这其中可能涉及到中国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整体实力、人才储备、国际合作能力等多种因素的考量。他提出的意见，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战略咨询”和“方向性指导”，希望中国能够做出最符合自身国情和长远利益的科学发展决策。
总结来说，杨振宁先生对中国建设超大对撞机的反对，并非是基于对科学探索本身的否定，而是基于对以下几个方面的审慎考量：
经济效益与资源分配的优化： 巨大的投入是否能换来匹配的科学回报，以及这种投入是否是当下国家最需要的资源配置方式。
科学风险与不确定性的评估： 评估投入与产出的比例，以及项目成功的可能性。
技术与理论的匹配度： 审视理论预言的能量尺度与对撞机能力的实际关联。
科研方向的多元化与均衡发展： 避免对单一领域的过度集中，鼓励多领域的研究。
国家长远科技战略的顶层设计： 从国家整体发展规划的角度，提出建设性意见。
那么，他的观点是“对”还是“错”呢？
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是”或“否”。
支持他观点的人 会认为，他的考量非常务实和宏观，体现了一位科学大家对国家发展的深远关怀。他们会强调资源有限性，以及科学研究的不确定性，认为将资金投入到更广泛、更有可能产生即时或中期效益的项目上，对国家发展更有益。
反对他观点的人 则会认为，基础科学的研究，特别是前沿的粒子物理，是推动人类认知边界的根本动力。虽然投入巨大且风险高，但一旦取得突破，其影响将是革命性的，能够带动相关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他们会强调“敢于尝试”和“长期主义”的重要性，认为中国作为世界大国，有责任也有能力在基础科学领域做出世界级贡献。他们可能会认为，杨振宁先生的担忧可以理解，但不能因此放弃对科学前沿的探索。
关键在于，“科学的进步”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持续投入和探索的过程，其中不乏高风险、长周期的项目。 究竟是选择“稳健”还是“激进”，是“分散”还是“集中”，是“注重近期效益”还是“追求颠覆性突破”，这本身就是一项复杂的决策，需要综合考虑技术发展、经济实力、人才储备、国家战略以及科学本身的客观规律。
杨振宁先生的意见，更像是对中国科学界和决策者提出的一种“质疑”和“提醒”，促使大家更深入地思考：我们为什么要建超大对撞机？它的科学目标是什么？我们为此准备好了吗？我们是否有更好的选择？ 这种理性的讨论和审慎的决策过程，本身就是科学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最终，中国是否建设超大对撞机，以及以何种形式建设，是由中国的科学家、决策者以及整个社会共同决定的。杨振宁先生的观点，无疑是这场讨论中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有价值的参考。
首先，我们需要回顾一下杨振宁先生的背景和他在科学界的地位。杨振宁先生是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家，曾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在粒子物理领域，特别是规范场理论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的科学思想深刻，对物理学的发展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因此，他的意见在中国乃至全球科学界都具有极高的分量，值得认真对待。
那么，杨振宁先生究竟为何对建设超大对撞机持保留意见呢？我们可以从他公开表达过的观点以及科学界普遍存在的考量来梳理：
1. 巨大的经济成本和资源分配问题：
超大对撞机，尤其是能够达到更高能量的对撞机，其建设和运行成本是天文数字。例如，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的LHC（大型强子对撞机）项目就耗费了巨额资金。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快速发展、同时在很多领域也需要大量投入的国家来说，将如此庞大的资金投入到一个单一的科学项目上，必然会挤占其他领域（如基础教育、医疗、环保、新兴科技研发等）的资源。
杨振宁先生可能从一个宏观的、国家发展的角度来考量，认为这种巨额投入是否是最优的资源配置方式。他也许认为，这些资金可以分散到更多更广泛的科研领域，甚至可以支持更多数量、不同类型的研究项目，从而可能在更广泛的层面促进科学进步，或者解决更紧迫的社会问题。他不是反对科学研究本身，而是对“如何投入”以及“投入的优先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2. 科学回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基础科学研究，特别是前沿的粒子物理研究，其成果往往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虽然目标是探索物质最基本的构成和规律，但并不能保证一定能发现新的粒子或现象。即使发现了，其意义和影响也需要时间来检验和理解。
建设超大对撞机，意味着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投入巨量的资金和人力，而最终的科学发现可能不如预期，甚至可能没有突破性的进展。这种“高风险、高投入”的模式，需要审慎评估。杨振宁先生可能认为，这种押注式的投资，其科学回报的概率和幅度，是否能够支撑其巨大的成本，是需要仔细权衡的。他可能更倾向于支持那些有更明确科学路径和更高成功率的项目，或者认为与其集中资源在一个“赌注”上，不如分散投资。
3. 科学研究的“前沿性”与“可行性”的平衡：
在粒子物理领域，理论和实验是相辅相成的。理论预言了需要探测的现象，实验则去验证或发现新的现象。超大对撞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探测更高能量下的粒子行为，以期发现超出标准模型的新物理。
然而，杨振宁先生本人也曾指出，一些理论家提出的“超对称粒子”等理论，其能量尺度可能远超目前或可预见的对撞机所能达到的范围。如果理论预言的“新物理”所处的能量尺度与现有或计划中的对撞机能力之间存在较大鸿沟，那么建设一个“超大”对撞机，其科学的“有效性”就会打折扣。他可能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技术或理论上的限制，使得建设“超大”对撞机的边际效益递减，甚至不如探索其他方向。
4. 科学研究的“方向性”与“多元化”：
科学研究不只有粒子对撞这一个方向。在理论物理、凝聚态物理、宇宙学、计算科学等领域，都有许多重要的未解之谜和潜在的突破点。杨振宁先生可能认为，过分强调和投入粒子对撞机项目，可能会导致科学研究方向的“单一化”，忽视了其他同样重要或更具潜力的研究领域。
他可能倡导的是一种更加多元化、均衡化的科学投入策略，让不同领域的科学家都有机会获得支持，去探索各自的研究方向。这种多元化的视角，有助于避免“ all eggs in one basket”的风险，也更能激发不同领域的创新活力。
5. 对中国科学发展的“整体规划”的考量：
作为一位长期在国际科学界工作的华人科学家，杨振宁先生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历程和现状有着深刻的理解。他可能不是在否定粒子物理的重要性，而是从中国科学发展的“整体规划”和“长远战略”角度出发，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他是否认为，在当前中国科技发展的阶段，建设超大对撞机是“最合适”或“最优先”的选择？这其中可能涉及到中国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整体实力、人才储备、国际合作能力等多种因素的考量。他提出的意见，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战略咨询”和“方向性指导”，希望中国能够做出最符合自身国情和长远利益的科学发展决策。
总结来说，杨振宁先生对中国建设超大对撞机的反对，并非是基于对科学探索本身的否定，而是基于对以下几个方面的审慎考量：
经济效益与资源分配的优化： 巨大的投入是否能换来匹配的科学回报，以及这种投入是否是当下国家最需要的资源配置方式。
科学风险与不确定性的评估： 评估投入与产出的比例，以及项目成功的可能性。
技术与理论的匹配度： 审视理论预言的能量尺度与对撞机能力的实际关联。
科研方向的多元化与均衡发展： 避免对单一领域的过度集中，鼓励多领域的研究。
国家长远科技战略的顶层设计： 从国家整体发展规划的角度，提出建设性意见。
那么，他的观点是“对”还是“错”呢？
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是”或“否”。
支持他观点的人 会认为，他的考量非常务实和宏观，体现了一位科学大家对国家发展的深远关怀。他们会强调资源有限性，以及科学研究的不确定性，认为将资金投入到更广泛、更有可能产生即时或中期效益的项目上，对国家发展更有益。
反对他观点的人 则会认为，基础科学的研究，特别是前沿的粒子物理，是推动人类认知边界的根本动力。虽然投入巨大且风险高，但一旦取得突破，其影响将是革命性的，能够带动相关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他们会强调“敢于尝试”和“长期主义”的重要性，认为中国作为世界大国，有责任也有能力在基础科学领域做出世界级贡献。他们可能会认为，杨振宁先生的担忧可以理解，但不能因此放弃对科学前沿的探索。
关键在于，“科学的进步”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持续投入和探索的过程，其中不乏高风险、长周期的项目。 究竟是选择“稳健”还是“激进”，是“分散”还是“集中”，是“注重近期效益”还是“追求颠覆性突破”，这本身就是一项复杂的决策，需要综合考虑技术发展、经济实力、人才储备、国家战略以及科学本身的客观规律。
杨振宁先生的意见，更像是对中国科学界和决策者提出的一种“质疑”和“提醒”，促使大家更深入地思考：我们为什么要建超大对撞机？它的科学目标是什么？我们为此准备好了吗？我们是否有更好的选择？ 这种理性的讨论和审慎的决策过程，本身就是科学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最终，中国是否建设超大对撞机，以及以何种形式建设，是由中国的科学家、决策者以及整个社会共同决定的。杨振宁先生的观点，无疑是这场讨论中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有价值的参考。
网友意见
100公里，深度100米，再加上对撞机所需的精密、定制的设备，王贻芳说：造价360亿？
卧槽。。比造地铁还便宜一半。钓鱼，也不至于把预算报的这么低吧？
王贻芳把我当傻子忽悠，在这么这么重大的项目上，没有基本的诚信，所以我不支持。
这种引战钓鱼贴竟然还能存在？
杨老从来没阻止中国建设大型对撞机，如果中国决定要建也不是一个杨老能阻止的。杨老只是反对当下这个时间点去建设一个不知何用的实验装置。
而问题处处在暗示杨老压制中国崛起？把建对撞机与中国崛起划等号，把当下这个时间反对建设变成阻止中国建设，如此偷换概念这是何居心？
我是支持杨老的。其实还是钱的问题。只要给到对撞每一年的钱，都不超过国家给到航空发动机/6G/光刻机的研发投资（不含企业投资）。我会支持对撞机。
可惜事实上，高能所要价居然是比这些领域加起来还多得多。太贪心是要天谴的。
这老百姓就是天，这代言人就是杨老。
其实要不要建对撞机，最好别谈情怀，说实话就好。用钱说实话 那就是：告诉老百姓每人加税超百元，其中挺可观的一部分给老外的。
这么高的投资该怎么做？当然是等到中国在国际科技领域有足够话语权的时候，要求全世界一起出钱来建啊。中国占大头也可以，比如百分之十几。
这一件事请不太清楚，但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杨振宁也反对过一次建设超大对撞机，并且建议把金钱投到半导体行业，不过当时没听，那时候英特尔年研发费用也不过1000W美元。
现在X86和ARM已经占领了先发优势，生态已经建立，中国芯片处处掣肘，受制于人。如果当时发展半导体，可能就不会在科技战这么被动了吧。
假设把大笔的财政支出投放到大型对撞机上，耽误了民生、经济和军事，万一几十年后证伪了高能物理学家的那些猜想怎么办？一个发展中国家，耽误了自己的国运，向全世界证明了某条路是走不通的，你们换条路吧，当这个冤大头有什么意义？拿自己国家当小白鼠吗？
投资科学建设没问题，但是我们国家仍处于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太适合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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