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农民为何只要闹旱灾或是蝗灾欠收一年甚至南方一茬就会动辄全省数十万人流离失所，农民家没有存粮吗？
一、 古代农业的根本脆弱性：对自然的绝对依赖
1. 单一作物和地域性依赖：
主要食物来源单一： 大部分农民以一到两种主要的粮食作物为生，例如北方的麦子、小米，南方的稻米。一旦这些作物因为干旱或蝗灾而绝收，意味着他们的主要食物来源彻底消失。
区域性气候特征明显： 不同的地区有其特定的气候和降雨模式。例如，北方地区相对干旱，对水源的依赖性更强。南方虽然降雨相对充沛，但也面临梅雨季过长、水涝以及台风等问题。一次区域性的干旱或蝗灾，对特定区域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2. 技术水平的限制：
灌溉系统落后： 尽管有水利工程，但与现代相比，古代的灌溉系统远不发达。一旦水源枯竭，很多农田就无法灌溉。大规模的、跨区域的供水能力几乎为零。
抗旱抗灾品种少： 现代农业有许多改良的、抗旱、抗病虫害的作物品种。古代则品种单一且抗灾能力普遍较弱，一旦遭遇极端天气或病虫害，损失巨大。
机械化程度为零： 所有耕作、播种、收割都依赖人力和畜力。灾害一旦发生，人力和畜力都可能因饥饿、疾病而无法正常工作，形成恶性循环。
3. 缺乏有效的风险分散机制：
没有商业化保险： 现代社会有农业保险，可以分散风险。古代不存在这样的机制。农民的收成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存，一旦颗粒无收，风险是完全由个体承担的。
信息传播滞后： 即使南方部分地区收成尚可，但当时的信息传递速度极为缓慢。灾情信息难以快速准确地传达到可能援助的地区，同时，即便有余粮，如何组织、运输和分配也是巨大的挑战。
二、 农民的“存粮”问题：并非完全没有，但杯水车薪
1. “存粮”的性质和数量：
非储备性，而是生活必需： 农民的“存粮”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家庭在下一季耕作开始前的基本生活需求，以及下一季耕作的种子。这些“存粮”的量与他们的家庭人口、耕地面积和当年的收成直接挂钩。
年景好的时候，勉强维持： 即使是丰年，农民也往往是“量入为出”，将大部分收成用于缴纳赋税、地租、种子、农具更新以及日常开销。能够真正“存下”的余粮并不多，足以支撑他们度过一个相对平稳的冬天或歉收的淡季，但面对颗粒无收的绝境，这点存粮很快就会消耗殆尽。
年景不好时，存粮迅速耗尽： 如果前一年已经有小部分减产，农民的“存粮”可能已经不多了，到第二年遇到大灾，那更是无米下锅。
2. 种子也是重要的“存粮”：
农民需要保留一部分收成作为下一季耕作的种子。在绝收的情况下，他们也可能被迫将种子吃掉，但这会断绝他们重新耕作的希望，加速走向绝境。
三、 社会经济结构的脆弱性：贫富差距与层层盘剥
1. 土地集中与佃农/雇农的普遍性：
虽然有自耕农，但更多农民是作为地主的佃农或雇农生存。这意味着他们的收成，尤其是大部分的余粮，需要上交地租或支付给雇主。
当灾荒发生时，地主阶层往往有更多的资源（包括存粮和财力）来度过难关，甚至可以在灾荒中囤积居奇、趁火打劫。而底层的农民则没有缓冲。
2. 税赋和徭役的压力：
古代王朝的赋税和徭役制度是固定的，很少会因为天灾而完全减免。即使收成不佳，农民仍需缴纳赋税。这种强制性的财政压力，迫使农民在灾荒中不得不典当、出售甚至变卖最后一点余粮和牲畜来偿还赋税，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困境。
一旦赋税无法缴纳，轻则被抄家，重则可能被抓去充当苦役，家人的生计也因此断绝。
3. “南方一茬”与“全省”的脱节：
即使南方部分地区收成较好，但古代的交通和物流非常落后。
交通不便： 山川阻隔，道路崎岖，运河不通畅，大型车辆和船只也受限制。将南方的余粮高效、大规模地运送到北方受灾地区，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运输成本高昂： 即使能够运输，高昂的运费也会让粮食价格飞涨，超出受灾农民和地方官府的支付能力。
市场机制不发达： 当时的商品经济和市场体系远不如现代，不存在一个可以快速调配资源的全国性市场。即使有钱，也可能买不到粮。
四、 政治制度与灾害应对机制的不足
1. 信息传递与反应迟缓：
灾情发生后，需要通过层层奏报才能传到朝廷。朝廷的决策和调拨也需要时间。在信息传递和决策过程中，耽误的每一天都意味着更多生命的逝去和流离。
2. 救灾资源有限且分配不均：
朝廷的救灾物资（如常平仓、义仓的粮食）是有限的。
地方官员的腐败或无能也可能导致救灾物资被侵吞或分配不均。
赈灾政策往往是以“施粥”或发放少量粮食为主，仅能维持最基本生存，不足以让农民恢复生产。
3. “流离失所”的连锁效应：
当农民失去了土地上的收成和家中的存粮，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离开家园，去寻找食物和生计。
这些人涌向城市或相对富裕的地区，成为逃荒者。这不仅加剧了他们自身的痛苦，也给接收地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压力，可能引发新的治安问题和资源紧张。
即使是南方收成好的地区，也可能因为大量逃荒者的涌入而导致当地物价上涨，甚至引发新的矛盾。
总结来说，古代农民在遭遇严重的旱灾或蝗灾时，之所以会迅速陷入绝境并导致大规模人口流离失所，是因为：
农业本身极端脆弱： 对自然环境的高度依赖，技术限制，缺乏风险分散。
农民的“存粮”仅够基本温饱： 无法应对灭顶之灾。
社会经济结构压榨底层： 土地兼并、高额地租、苛捐杂税让农民本就贫困，无力抵御风险。
即使局部有收成，也因交通、物流、市场机制的落后而无法有效援助灾区。
政治制度应对灾害的反应迟缓、资源有限且分配机制存在问题。
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一次区域性的自然灾害，能够轻易地摧毁大量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将他们推向饥饿、死亡和背井离乡的深渊。这是一种系统性的脆弱性，是古代社会在面对自然挑战时普遍存在的困境。
网友意见
题主不要只信历史书里的数据，亩产多少多少。今天的文明人都有很多数据造假，人均多少多少万，何况古代的蛮荒人呢？察今而知古，察己而知人，题主应该有这样的基本能力。
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听到看到关于粮食的知识很多，我就来说说真实的农业历史。
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以及建立之后的初期，粮食亩产量是非常低的，低到今天的人都不敢相信。
那个时候，小麦的正常亩产量只有五六十斤，两三斗的样子。去掉二十斤的种子，净收不过三四十斤。解放前有一年，我们这里一户农民，小麦亩产达到大约一百斤，周围几个村庄的人都羡慕得不得了。
玉米，红薯的产量要高一些，但是种植面积很有限。水稻的亩产也比较高，但是以前中北部地区不种水稻，七十年代水利搞好之后才开始种水稻。我们这里就是七十年代开始种水稻的，国家从海南岛给调来的技术员。水稻的产量比小麦高，修好了水利，种了水稻后，把土地中的盐碱去除了，产量提高很多。
还有很关键的一点，过去一年只种一季。南方水稻产区我不知道，我知道中北部地区以前只种一季。这样产量就直接砍掉一半。六七十年代才开始种两季的。
为什么过去产量那么低，而且只种一季？
一是水利不好，不是旱就是涝，十年九灾。
小岗村所在的安徽凤阳县，有古代流传下来的花鼓戏，里面这样唱:
说凤阳，道凤阳，
凤阳是个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骡马，
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
身背花鼓走四方。
这不是瞎编的，而是古代普遍的现象，十年九灾，风调雨顺的年景很稀罕。所以古人普遍期盼风调雨顺，给神仙烧香。
二 严重缺肥。
三 种子不好。
四 没有农机，全用人力畜力，效率很低。
五 盐碱地多。中国是盐碱地大国，18亿亩地有15亿亩盐碱地。盐碱严重的地方，寸草不生。
如果种两季的话，没有肥料，种了也白种，连种子都收不上来。而且忙不过来。
这几个因素就造成过去产量很低，尽管是单干，产量也很低，单产和总产都低。粮食不够吃的。普通人家，一年的收获，只够吃半年的，要搭配野菜吃。要饭的，偷抢的很多。饿死人是常事，每个村庄每一年都要饿死几个。大家都见怪不怪。这些都是不会上史书的。只有大灾荒，集中大量饿死人才会上史书。年年有余成了几千年里老百姓的奢望。著名的康乾盛世，持续120多年，其中有110多年的饥荒。
题主说的过去一个劳动力可以养活八九个人，不知道从哪里看的。如果这样的话，过去农民占30%就可以了。可是实际上过去农民一直都占90%以上。一夫不耕，或受之饥。
因为农民家没有余粮，最怕的就是青黄不接。陈粮食吃完了，新粮食还在地里没下来，这是最可怕的，要饿死人。所以一点抗灾能力都没有。只要一受灾，地里不产了，马上就要饿死人。
这个时候，就会有大量农民逃荒要饭。
逃荒要饭好要吗？
你可能以为逃荒要饭很好要，到谁家一伸手，就热情地给一碗米饭，或者两个馒头，还可能给一盘青椒肉丝。要了半年饭，白白胖胖回家了。
而实际上逃荒要饭很难。都是同一个时代的，谁都没穿越，你的生活差，外地百姓的生活同样也差，自己也吃不饱，只不过受灾小一点。人家自己都吃不饱，可能会给要饭的吃吗？而且灾荒一来，要饭的不是一个，而是成群结队，前一个刚走，后一个又来了，一天来十几个，人家有多少能够给的？所以十家会有九家不给的。好人家还劝你走，不好的人家会使唤狗咬你。知道要饭的为什么要拿打狗棍吗？就是一家给的，也只给一点点，几乎不够一口吃的。知道“打发要饭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尤其是冬天，冰天雪地，要饭的没有地方住，只能缩在破庙里，破坟里，烂草堆里。饿死冻死的很多。一个村庄，走出去十个逃荒要饭的，能回来一半就很不错了。
为什么一到灾荒老百姓就逃荒要饭？根源就在于政府的不作为。
过去的那些政府，任务就是征粮要税，其余什么都不问，不管百姓死活，修水利，赈灾几乎不管。几千年中修的水利工程寥寥无几。灾荒了，老百姓没有饭吃，你逃荒要饭去就是了。可是很多人称赞这是好政府，给人民自由。
真正负责任的政府，是不应该让老百姓逃荒要饭的。灾荒了，应该给老百姓救灾，不让老百姓出去受苦。赈灾的同时，组织老百姓修水利抗灾。把水利修好，就一劳永逸，不再有灾荒了。否则，老百姓一遇到灾荒就出去要饭，灾荒过去再回来；明年灾荒再出去，灾荒过去再回来，祖祖辈辈永远都避免不了逃荒要饭。
新中国成立之后，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全国人民修水利。50年修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就是治理淮河。一边在朝鲜打仗，一边在西部剿匪，一边修水利工程。
经过二十多年的水利建设，修了八万多座水库，河网密布，涝能排，旱能灌，现在几乎就没有灾荒了。由过去的十年九灾变成了十年无灾。不需要烧香也能年年风调雨顺了。
可是很多人骂当年不是好政府，不给老百姓逃荒要饭的自由。他们居然还诋毁水利建设。
农民有存粮？这地主剥削的太失败了。
一、产量低
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玉米亩产量也才200斤到400斤。
这还是美国！美国30年代已经是有机械化农庄和化肥优秀的育种了，
而现在玉米亩产1000斤到2000斤都是常态了
那么中国古代的农作物产量，就可以想象了，
衍圣公家里的档案
记载了一些产量，
顺治十二年（1655年），邹县各庄小麦的平均亩产为8.7斗（合151斤）、6.45斗（114斤）、2.15斗（37斤）；
清末南阳的记录，也只有三斗（合52.2斤）
至于水稻，产量要高一些
“亩产米一石二斗为上,一石为中,八九斗为下。”
也就是大约140斤就是上上等的田地了
按照一年两熟或者一年三熟来算，一亩地也就是300斤-400斤的产量
没办法，毕竟古代中国的燧人氏、神农氏等等科学家都能封圣
儒家盛行以后，科学家都成了刀笔小吏了，地位急剧下滑，改良小麦的李振声、杂交水稻的袁隆平穿越回去，也是刀笔小吏或者过几年就书籍失传的命·····
根本就没人研究土地增产了
二、人多
韩非子说：一个人生五个儿子，一个儿子又生五个儿子，爷爷还在呢，家里就二十五个孙子了
这就是马尔萨斯陷阱的中国版
在这种只是维持的情况下，已经蹦的紧紧的弦
一旦发生一点风吹草动，就维持不下去了
三、
地主巴不得
丰年的时候，地主拿1000斤粮食买你的地，你都不会卖的
但是到了饥荒的时候，100斤粮食，你就得卖了··
这个去年疫情世界经济环境不好，小企业大批倒闭，欧美大企业越来越有钱一样·······
换句话说，他们这些有余粮的人，不光不会救灾，甚至还会推波助澜
就跟疫情时候欧美各大企业都装看不到一样，比如川普下令你生产口罩，结果这大企业憋出来一个3D打印口罩，一小时产量几个，就算是交了差了那种
就是不大规模生产
四、
古代对水旱蝗的应对是很差的
而且还不是全国一盘棋那种
我们知道现在发达的昆山，以前叫“叫花昆山”
为啥，因为他在下游，上游的县，官府组织当地把水坝修好了根本不管昆山，这昆山就被淹成哈士奇了····
而且古代水旱蝗霜雪几乎是一年一年都不停的
咱们现在看看新闻，某地大雨
在古代，那就要遭灾了···
@郑庄公 已经从粮食生产方面说的非常清楚，我做一点非常不专业的补充。
农民生产的不多，地主要的可一点都不少，虽然历代封建朝廷在面上说的都是三十税一，然而在实际征收过程中，农民要受粮头税丁的层层剥削。
实际上，如果农民田里收成能留下一半，就算是太平盛世，绝大部分时候，要缴纳七八成收入作为各种捐，税，输；运气不好，还得自带干粮去服工役，也就是国军时代的所谓的“夫子”，从挖坑修路抗辎重到填壕沟冲城门无所不包。
一旦家里有人被拉了“夫子”，这家不但要贴口粮，还有极大可能永久丧失一个壮劳力，这种情况下，农民想积攒余粮……难度大约等于现代社畜一个月三千工资，打算在北上广买一套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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