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重农抑商，农民还是那么苦?
古代中国“重农抑商”的国策，字面上看似乎是站在农民角度考虑的，旨在保障农业生产的根基，让农民安居乐业。然而，事实却是，即便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依然陷入了深深的困苦之中。这其中的原因错综复杂，绝非简单的“重农”就能解决的。
首先，我们要理解“重农抑商”背后的真实意图。它并非出于对农民深切的同情和关怀，而是出于对统治者自身利益的考量。农业是税收和兵源的主要来源。一个稳定的、能够提供足够赋税和兵役人口的农业社会，是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基础。因此，国家需要“重农”来保证这个基础的牢固，而“抑商”则是为了防止商业发展可能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比如商人阶层的崛起挑战皇权，或者商业活动影响了农业劳动力。
那么，为什么即便“重农”，农民依然如此辛苦？
一、沉重的赋税和徭役压迫：
“重农”并不意味着减轻农民的负担。相反，国家稳定的基础就是从农民身上榨取资源。赋税名目繁多，且常常是根据土地的肥沃程度和产量来征收，遇到灾年也往往难以减免。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杂税、捐款，层层加码。
徭役更是直接占用了农民的劳动力。修建宫殿、陵墓、长城、运河，或者参与战争，都需要大量的民力。这些徭役往往是无偿的，而且常常在农忙时节征发，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使得农民在完成劳役后，已经疲惫不堪，无力顾及自己的田地。
二、土地兼并的恶性循环：
虽然“重农”，但土地作为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其所有权和分配权却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地主、官僚通过各种手段（如高利贷、巧取豪夺）不断兼并土地，使得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农或流民。
佃农的命运更为凄惨。他们需要将收成的一部分（常常是半数以上）交给地主，自己只剩下勉强糊口的口粮。地主还会随意加租，或者在收成不好的时候仍然要求固定的租额。而流民则完全失去了生产资料，只能靠乞讨或为他人做短工为生，生活朝不保夕。
三、科技和生产力水平的限制：
古代农业生产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耕作技术相对落后。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如旱灾、水灾、虫灾等，农业生产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农民们辛勤耕耘，但收成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天爷的脸色，抗风险能力极弱。
即使是比较先进的耕作技术和工具，也往往只有那些有一定积累的富农或地主才能负担得起，普通农民很难享受到科技进步的红利。
四、商业的“抑”并非“绝”：
“抑商”政策并不意味着完全禁止商业活动。事实上，国家也需要通过商业来满足统治阶层的需求，同时对一些利润丰厚的行业进行垄断经营（如盐铁专营）。
然而，被压制的商业，其发展往往是扭曲的。它更多地服务于官僚和皇室的需求，而非大众的福祉。同时，商业的有限发展，也限制了其他行业的带动作用，无法有效地吸纳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无法通过提供更廉价的商品来减轻农民的生活压力。
更重要的是，商业上的不公平竞争和官商勾结现象也屡见不鲜。当一些商人依靠官府的支持或者特权进行贸易时，普通农民在经济上的弱势地位会更加凸显。
五、社会流动性低下和制度的僵化：
古代社会等级森严，社会流动性相对较低。农民阶层一旦被固化，想要通过努力改变命运的途径非常有限。虽然科举制度为一部分人提供了上升通道，但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这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此外，整个政治和经济制度往往是僵化的，缺乏自我调节和创新的机制。当经济出现问题，如土地兼并加剧、赋税过重时，统治者往往采取简单粗暴的手段来压制矛盾，而非从根本上改革制度。
六、自然灾害的常态化：
古代社会抗灾能力非常薄弱。一次严重的自然灾害，足以让一个地区颗粒无收，导致大量农民破产、逃荒。政府虽然会象征性地进行一些赈灾，但往往杯水车薪，无法根本解决问题。灾后的重建，也需要农民付出巨大的代价。
总结来说， “重农抑商”的出发点是维护国家统治和经济基础，但它并没有触及到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那就是土地分配不公、赋税徭役过重、生产力低下以及制度性的压迫。在这样的政策框架下，农民被置于一个被榨取的、被剥削的地位，即便农业被“重”，他们也只是被动的承受者，而非真正受益者。他们的辛勤劳动，更多的是为了满足统治阶层的需要，而自身的福祉却难以得到保障，因此，他们的生活依然充满了艰辛和困苦。
首先，我们要理解“重农抑商”背后的真实意图。它并非出于对农民深切的同情和关怀，而是出于对统治者自身利益的考量。农业是税收和兵源的主要来源。一个稳定的、能够提供足够赋税和兵役人口的农业社会，是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基础。因此，国家需要“重农”来保证这个基础的牢固，而“抑商”则是为了防止商业发展可能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比如商人阶层的崛起挑战皇权，或者商业活动影响了农业劳动力。
那么，为什么即便“重农”，农民依然如此辛苦？
一、沉重的赋税和徭役压迫：
“重农”并不意味着减轻农民的负担。相反，国家稳定的基础就是从农民身上榨取资源。赋税名目繁多，且常常是根据土地的肥沃程度和产量来征收，遇到灾年也往往难以减免。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杂税、捐款，层层加码。
徭役更是直接占用了农民的劳动力。修建宫殿、陵墓、长城、运河，或者参与战争，都需要大量的民力。这些徭役往往是无偿的，而且常常在农忙时节征发，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使得农民在完成劳役后，已经疲惫不堪，无力顾及自己的田地。
二、土地兼并的恶性循环：
虽然“重农”，但土地作为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其所有权和分配权却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地主、官僚通过各种手段（如高利贷、巧取豪夺）不断兼并土地，使得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农或流民。
佃农的命运更为凄惨。他们需要将收成的一部分（常常是半数以上）交给地主，自己只剩下勉强糊口的口粮。地主还会随意加租，或者在收成不好的时候仍然要求固定的租额。而流民则完全失去了生产资料，只能靠乞讨或为他人做短工为生，生活朝不保夕。
三、科技和生产力水平的限制：
古代农业生产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耕作技术相对落后。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如旱灾、水灾、虫灾等，农业生产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农民们辛勤耕耘，但收成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天爷的脸色，抗风险能力极弱。
即使是比较先进的耕作技术和工具，也往往只有那些有一定积累的富农或地主才能负担得起，普通农民很难享受到科技进步的红利。
四、商业的“抑”并非“绝”：
“抑商”政策并不意味着完全禁止商业活动。事实上，国家也需要通过商业来满足统治阶层的需求，同时对一些利润丰厚的行业进行垄断经营（如盐铁专营）。
然而，被压制的商业，其发展往往是扭曲的。它更多地服务于官僚和皇室的需求，而非大众的福祉。同时，商业的有限发展，也限制了其他行业的带动作用，无法有效地吸纳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无法通过提供更廉价的商品来减轻农民的生活压力。
更重要的是，商业上的不公平竞争和官商勾结现象也屡见不鲜。当一些商人依靠官府的支持或者特权进行贸易时，普通农民在经济上的弱势地位会更加凸显。
五、社会流动性低下和制度的僵化：
古代社会等级森严，社会流动性相对较低。农民阶层一旦被固化，想要通过努力改变命运的途径非常有限。虽然科举制度为一部分人提供了上升通道，但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这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此外，整个政治和经济制度往往是僵化的，缺乏自我调节和创新的机制。当经济出现问题，如土地兼并加剧、赋税过重时，统治者往往采取简单粗暴的手段来压制矛盾，而非从根本上改革制度。
六、自然灾害的常态化：
古代社会抗灾能力非常薄弱。一次严重的自然灾害，足以让一个地区颗粒无收，导致大量农民破产、逃荒。政府虽然会象征性地进行一些赈灾，但往往杯水车薪，无法根本解决问题。灾后的重建，也需要农民付出巨大的代价。
总结来说， “重农抑商”的出发点是维护国家统治和经济基础，但它并没有触及到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那就是土地分配不公、赋税徭役过重、生产力低下以及制度性的压迫。在这样的政策框架下，农民被置于一个被榨取的、被剥削的地位，即便农业被“重”，他们也只是被动的承受者，而非真正受益者。他们的辛勤劳动，更多的是为了满足统治阶层的需要，而自身的福祉却难以得到保障，因此，他们的生活依然充满了艰辛和困苦。
网友意见
重视农业≠重视农民。
所谓的”重农抑商符合古代的生产力水平“，这种结论极具误导性。
难道因为当下的生产力水平低，就不去为未来做打算吗？为什么非要去迎合低水平的生产力，而不去追赶高水平的生产力呢？
高水平的生产力，本身就需要信息的充分交流沟通，需要多主体的反复博弈，需要对需求的准确把握和捕捉，需要整合资源，进行集约利用。
这些东西才是真正能够推高生产力水平的办法。
事实上，我国在战国和南北朝时期，思维并不狭隘的。
比如牧业，从战国到汉唐，都有大规模的牧场，进行集约化经营。
面对现状，是积极主动的改变，建设新的制度，开创新的天地。
还是抱残守缺，固守成规，认为任何变革都是有害的。
决定了一个集团，一个朝代，是否有旺盛的生命力，是否能给历史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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