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空地那么多，为什么农民宁可被地主剥削，也不去开垦荒地？

1 全国各地农村现有的很多大坝水库都是建国后组织基层建起来的。

2 玉米红薯马铃薯等高产作物在中国历史上并不久远。

3 即使是进入21世纪后，挖掘机在垦荒上明显更具优势以后，把挖掘机垦好的地变成高产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新开的地肥力没那么好（除非是砍伐森林烧出来的地）。

4 种子种苗也是被地主阶级所垄断的。

现代也有很多投资机会，为什么打工仔不去投资而要忍受剥削呢？因为很多打工仔连辞职以后忍受两个月的空窗期找一个新的工作这样的门槛都无法越过。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某人写自己经历过最窘迫的日子，提到自己辞职以后连吃了几个周的方便面，最后甚至连泡面都吃不起，只能白水泡料包，甚至只剩下白水。

你怎么不问他们为什么不去投资呢？

农业也是一种经济活动。尽管很多人错误地将农业理解成类似于奴隶制、领主制的经济活动，但是农业说到底也是一种经济活动。农业也是要投资的，也是有门槛的。

古代空地确实比较多，并不是所有的地方土地都开辟了出来。但是开辟土地是需要成本的。这个投入成本到获得收益之间的经济承受能力，就是投资门槛。

农业生产周期长，受到意外因素影响的情况更多。投资农业，需要更长的计划性，更好的抗风险能力。这就塑造了农民相对商人更加长远的投资经营理念。

古人敏锐觉察到了这一个问题，指出农民更加厚重朴实，商人更加轻狡奸诈。这并不是说农民就不狡猾，而是相对商人来说更加质朴，更加注重长线投资。

开垦荒地确实是有利可图的。但是农民必须要挤出更多的粮食种子，压榨更多的劳动力。在这个过程中，农民遭遇疾病袭击的风险会明显提升。

倘若疾病带来的损伤远比开垦一块荒地的收益更大。我们现在经常讲，从70%到80%所付出的代价，要远远小于从98%到99%付出的代价。在压榨自身潜力诱发风险方面同样是这样的。这种指数增长的风险会极大抵消开垦荒地的利益诱惑。

因此，能够开垦荒地，必须是农民自己有足够的富余劳动力、足够的经济准备。

简单说，就是这个农民多生了几个儿子，又多储备了几年粮食，就可以趁着年富力强，及锋而试，多开几亩荒地。

这还是只算内部账的情况。

我们还没有算外部环境。

倘若地块是有主的，怎么办？

荒地并不一定就是无主的。地主家可能有多余的地块，预留下来做储备用途。常年累月的不动，可能被认为是荒地。到时候打起官司来，农民就只能白干。

也可能荒地本来确实是无主的。但是地主就是有本事让官府证明是有主的……

极端情况下，甚至地主有本事让官府证明你的土地就是他的……

当然，过于极端的情况出现的几率很低，我们可以不做过多考虑。

就说荒地无主的情况。荒地无主，就有点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意思。但是荒地开发到最后，还是要确权的。那么这个时候，你怎么获得荒地的合法所有权呢？

去官府报备，就是必由之路。倘若这个时候有人和你争权，你怎么办？

人情世故，乡邻亲戚，就是关键中的关键了。

如果有人提前去了官府报备，那你这个亏可就吃大发了。

所以说，能不能保住你的土地，真的要看武力。

对于穷人来说，媳妇长得丑是福分。这不是安慰穷人，而是指出了一个血淋淋的事实：乡村环境下，暴力抢夺的风险始终存在。

所以在乡村，拥有足够的武力，才有足够的生存权。在这里可以说是没有剑就没有犁，简直就是法西斯。

这样，是否开垦荒地，能否保住荒地，就要建立在农民对自身综合实力是否进行了正确评估、外界对农民综合实力是否进行了正确评估、农民采取的策略是否正确、外界对农民采取的策略是否正确的基础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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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边顺便说说中国古代社会的军事问题。和这个问题没什么关系。

民间开垦荒地的问题，其实也反映了古代中国民间社会缺乏军事训练的问题。这其实反映出汉光武帝废除郡国兵、撤销军假吏体系、剥夺民众的军事权，贻害数千年的问题。

在西汉时代的郡国兵体系下，各地有着比较完整的军假吏体系。我们有些人吹德国容克地主，捧所谓的军官团。实际上按照西汉的制度，各地都有自己深入到乡里的军官团。在这个郡国兵体系下，各地民众冬闲都要进行集训。首年训练队列，次年开始增加器械训练。这样多年训练下来，民众对于各自实力是有着充分认识的。他们抵抗侵略、抵抗侵犯的能力都很强。这种全民军事化训练的形式是非常强大的。

与此同时，西汉的地方官们也经常会动用郡国兵，对地方上横行不法的豪门大族进行犁庭扫穴式的歼灭性打击。后世所谓破家的县令、灭门的府尹，在汉代经常直接以统兵灭族的形式出现。这种情况对于普通民众反而是好事。因为小门小户根本就是守令的打击对象，甚至反而是他们用来消灭豪门的有力帮手。当然，这并不是说地方豪强就不能凭借实力欺凌官吏了。只不过遇到这种情况，汉朝会组织更大规模的围剿。

汉光武帝对郡国兵的裁撤将中国社会一举改造成了只有经济权的“先秦野人”。原本战国时代列国变法的效果是摧毁旧贵族、扩张平民权，平民获得了原本贵族才有的文化、军事、政治权力。秦汉以来形成了民众也必须接受军事训练的普及型贵族教育体系。无论这个体系原本的目的是什么，但是此举带来的结果就是民众拥有完整的军事权。在这样的体制下，当外敌入侵的时候，侵略者面对的就不是除开部落贵族、部落武士就毫无抵抗力的平民社会，而是一个数千万人口都是战士的庞大军事集团。所以结果就是西汉王朝自己都内忧外患走向灭亡了，边疆还在蚕食扩张。像朝鲜半岛地区，汉朝的统治区域已经翻越分水岭进军大海了。分水岭是极难突破的地理屏障，因为经济活动往往被分水岭切割，所以往往会因为分水岭而形成相对独立的小区域。一旦突破分水岭，就意味着一个独立区域的外壳被敲开了。然后汉光武帝一改革，汉朝就撤了……然而外壳一长起来，就不是一年两年能突破的了。

东汉灭亡以后，最终形成的军事体制，是北朝以入侵部落兵为基础的府兵制。府兵制的根本特点就是兵农分离。说白了就是剥夺了民众的军事权，只有源自于部落兵的府兵才有军事权。

其中，北齐建立起了坊兵制。坊兵集中居住在里坊。这种制度很像周朝的“国野之别”。周朝一般被认为是奴隶制社会，实际上是一种集体奴隶制，或者说，周朝才是传统意义上的封建领主制。周朝在城市里聚居着统治集团，包括贵族以及所谓平民，号称“国人”。城市以外则是“野人”。国人不但分享经济利益，而且要进行军事训练，掌握军事权力。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监督城外的“野人”劳动。曾子的曾祖就是因为带着“国人”倾巢而出监督“野人”种地，被邻国趁机端了老窝才灭了国。北齐的坊兵制和这有一点点相似。只不过北齐的坊兵并不等于城市居民，周朝在春秋战国彻底改革以前，城市居民却经常等同于世袭军队。

这种片面的兵役制度，并不能在长远的社会发展中保护社会。周朝后来就在各种竞争和改革中逐渐放弃了国野之别，各国都建立起了强大的全民动员的常备军。北朝的府兵制经过武周时期的衰败之后，也在唐玄宗时期彻底崩坏。之后，周朝走上了战国道路，唐朝则走上了藩镇道路。春秋战国的改革路线，是在兵农合一的思想范围之内，逐步将贵族式的全民当兵路线扩展到贵族和平民都全民当兵。中唐以后，唐宋军事制度则是走上了募兵制的方向。这个思想，仍旧限制在北朝兵农分离的思想范围之内。这个思想，应当说最早的确立者就是汉光武帝。

募兵制最大的问题，不是说集合了一批精锐的职业兵，而是放弃了对民众的普遍军事训练。

汉光武帝废除郡国兵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地方利用郡国兵造反。所以他以中央军已经足够强大为由废除了郡国兵。后来在边防压力下，他又不得不承认现实，在边境恢复了郡国兵。从此边疆反噬内地就成了中原王朝永远也解决不了的噩梦。

汉光武帝的最大问题是他建立起了一个极坏的传统。

一直到后来的宋朝，都没有跳出这个大坑。宋朝通过背上沉重的财政包袱的办法，常年养着庞大的禁军和厢军。但是这些军队的战斗力相当令人忧虑。

明朝借鉴历史经验，建立起了卫所制。卫所制在内部是以军领民，兵农合一，但是在国家整体上，卫所和布政司之间是相互分离的，本质上也是一种兵农分离。说到底，卫所制也是一种“国家养兵”、“兵农分离”的思路。卫所兵的来源是卫所而不是明朝全境。反过来看西汉，郡国兵的来源是全民。

换言之，朱元璋已经走到了西汉郡国兵的边缘，达到了汉光武帝以后第一人的地步。

但是这关键的一个思路转变，仍旧没有发生。

西汉郡国兵的体系和明代卫所兵有很大相似性。比如说，西汉负责郡国兵的都尉、县尉，他的驻地常常是和守令分开的，不在同一个城镇。明代卫所的都司们，也常在府城之外设置自己的驻地（刚刚我在地图上搜索，发现居然现在还有很多地方留有“都司”这样的地名，有意思）。明代的卫所会定期训练兵卒，汉代的都尉也会如此。

二者最为深刻的不同，就是兵源范围。这个重大不同，在日常运转上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差异。在汉代，地方行政长官，太守，县令，对都尉有着明确的管辖权。边疆地带和要害地带的太守还要作为军事统帅带兵作战。在明代，布政使尽管往往作为文官拥有额外的政治加成，但是在分工上可以认为就是协助都指挥使作战的后勤官员。汉代太守的重心在民还是在军，取决于当时当地的形势，而且治民可以用兵，治军也可以用民。明代地方长官就成了“三权分立”的状态，甚至是两地分治的状态。布政司管不了卫所，卫所也管不了布政司。到了明末，明朝地方政府为了避免供应军需，利用明军抵达当地第一天不用供应军需的漏洞，干出了让明军三天迁了三个地方、一口饭都吃不上的事情。

明朝后来把自己玩死，其实和这个卫所制割地自治也有很大关系。

后来清朝没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取消了卫所制，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起家的辽东归卫所管。

换句话说，清朝由于起家区域特殊，一上手就在汉光武帝体系以外。

汉光武帝的片面军事制度害人不浅。后来我们说的片面抗战，其实也跟这有一点点关系。只不过片面抗战还有阶级斗争的因素，蒋介石搞屠杀出来的，自身是个买办，本身是代表侵略者侵略本国民众的人，当然畏惧民众掌握武力。和汉光武帝有一定差别。

实践总是可以出真知，我今儿翻山越岭徒步旅行的时候，突然想明白了一个问题。

古代没有汽车和硬质路面的情况下，人的活动范围是有上限的！

我们假设夏日的早晨六点到下午六点为劳作时间，这一共有十二个小时，一旦往返的“通勤”时间超过四个小时，那么更远的土地就没有意义。

人，两个小时步行的极限在十五公里左右，还没有考虑拿着农具的情况下。所以实际上，大部分的土地开垦都是在村庄聚落十公里内，一旦超过十公里，就得修建临时的看地房，以避免重复的路程。

这种临时住所带上干粮坚持一两天一礼拜可以，长期坚守不太可能，尤其是在古代条件下，所以，加上看地房，土地顶天再扩大七八公里范围。

也就是说，古代交通条件下，能够允许开垦的最大范围，就是距离聚居地十七八公里的范围，这其中考虑到水源、地形、光照……可利用的土地会更少，上限更低。

中国古代普遍使用牛耕，且牛还不是家家户户都有，如果使用马耕，骑着马可以拓展更大的土地，但是马的养殖成本太高，得不偿失，所以没有普及。

因此，题主应该实地调查一圈，写一个《xx农民调查报告》这个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完全不需要提问，

　　因为开荒和被剥削压根就不矛盾。

　　如果开荒就意味着自由，那么在15到18世纪，全世界最自由的大陆应该是美洲，全欧洲最自由的国家应该是俄国。

　　然而，这两个地方一个以奴隶制著称，另一个以农奴制闻名。

　　这揭示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开荒有可能为农民带来自由，也有可能带来更多的奴役。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

　　新土地的开垦总是会导致阶层力量的变动，但这种变动并不一定对农民有利。农民在开垦新土地的过程中，需要面对的两个问题是“对抗自然环境”和“保障社会安全”，这两件事让他们不得不依赖统治阶层。而这种依赖的程度，最终决定了他们获得自由或者奴役的多少。

　　所谓自然环境，就是沼泽、森林、山川、野兽、疫病。严酷的自然环境（特别是对水利工程的需求）会直接否决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开垦，要求领主甚至是国家的大规模介入。

　　所谓社会安全，包括保障产权和防范暴力两个方面。如果土地所有权难以获得承认，或者面临盗匪或异族劫掠的风险，也会导致农民对地主更多的依附。

　　然而，容易开垦、产权可靠、远离暴力，这三点几乎从来没法同时满足。

　　对于开荒农民来说，他们背井离乡是为了追求自由，但风险和枷锁也会如影随形。只要稍有不慎，这枷锁的重量就会压过自由。

　　接下来，本回答将简单介绍欧洲和美洲的土地开垦史，说明自然环境和社会安全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以及如何影响了开荒农民们的自由与奴役。

一、沼泽吃人，森林拯救：自然环境和产权对西欧开荒者的影响

　　现代人提起平原，想到的是富饶宜居；提起山区，想到的是艰苦落后。然而这种印象误导了我们对传统社会的理解——在古代，平原意味着更多的危险和更短的寿命。

　　平原能供养更多的人口，也有山区无法企及的财富，但是平原有一个致命问题，那就是水。

　　洪水泛滥、雨水汇聚、沼泽丛生......水不仅会破坏庄稼，还会滋生疫病，每年两面开刀，收割大量人口。为了对抗平原，人们被迫投入大量劳力，兴修和维护水利工程。然而这个代价极大的过程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一旦气象有变，或是社会动荡，就会导致水利废弛，沼泽再生，土地荒芜，人丁凋敝，一切又不得不重头做起......

　　对水利工程要求高的平原，即使潜力再大，也难以成为农民单独开垦的目标。只有领主和国家才有能力开垦平原。在15-16世纪，没能参与大航海的意大利封建主们把家门口的平原当成了自己的美洲，米兰公爵、威尼斯总督、托斯卡纳大公、费拉拉公爵、罗马教宗、那不勒斯总督都大规模征调劳力，筹集资本，试图排干各个平原上的沼泽。其结果就是，由于大地主和权贵领导了开垦，他们在新土地上拥有的权力比之前更大，而这就是1650-1800年间西欧的常态。

　　在黑死病后的两个世纪当中，因疾病废弃的土地很快得到了复垦。在空荒的土地当中，一部分是无利可图的劣质土地，连自给自足都难以实现，只能等到19世纪化肥诞生才能拯救；另一部分就是这种需要投入大规模有组织劳力的土地，农民只能依靠领主才有可以开垦。

　　然而即使如此，也有大量沼泽难以战胜。

　　意大利从南到北，沼泽层出不穷，其中罗马城外的沼泽花了教宗们十几个世纪的精力都没打理清楚。直到20世纪法西斯党上台，凭借现代工程技术和墨索里尼的决心，才把这些沼泽批量处决。

　　18世纪的英格兰是欧洲最富裕的国家，但它的乡下也“遍布着可憎的沼泽”，令旅行者瞠目结舌。工业革命会让这个国家焕然一新，并且以世界领先的运河网闻名，但是在此之前，沼泽就是圈地运动中失地农民们望洋兴叹的对象。

　　西班牙继承了阿拉伯人的农业传统，深知伊比利亚半岛对水利的依赖。然而这些工程何其艰难——1529年，西班牙人开始规划修建萨拉戈萨平原上的大灌渠，直到1772年方才竣工。

　　腓特烈二世曾经豪言，他兵不血刃地征服了一个王国——奥德布鲁赫沼泽——“西里西亚是我的新秘鲁，而奥德布鲁赫是我的新魁北克”。事实上，征服这片沼泽的不是他，而是普鲁士军法伺候下的士兵和农民们，但他说的没错的是，这些土地确实属于选帝侯王和他的容克贵族们。

　　在神话时代的阿尔戈斯城，古希腊人就开始清整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沼泽，漏桶打水的传说或许就是因此诞生。到1920年代，希腊政府才终于把这片平原开垦出来。

　　荷兰没有大平原，却是水利工程师的摇篮，众多西欧国家都从荷兰聘请专家。在这里，开垦土地的要求比排干沼泽还要苛刻——为了填海造陆，阿姆斯特丹的资本家们一掷千金，大批农民负责充当劳工。只要稍有不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会赔个精光......

　　比起沼泽，森林对单干的农民来说更加友好。只需要几把斧头，或者一个火把，就能开辟出一片荒地，用不着在组织和技术上过多依赖地主。然而，开垦森林的死穴在于产权。

　　在9-12世纪之间，中欧和北欧对森林的开垦给了当地农民相对地中海平原更多的自由。在德国英格兰、斯堪的纳维亚、法国，中世纪的土地开垦都如火如荼，让社会各个阶层都投身其中。

　　但是，为了控制农民，日耳曼和斯拉夫领主们普遍用立法把森林攥在手里，否认私自开垦的合法性，想要开垦新土地的农民只能前往特许的教会殖民地劳作。这些教会殖民地用租金等方面的优惠条件吸引农民前来开荒劳作，然而等到定居点繁荣起来，教会就会提高它的要价，世俗领主的介入也会接踵而至。由于产权纠纷，村民和领主常常发生诉讼，甚至采用暴力手段争地。在1200年左右的塞纳省和普罗旺斯，农民和地主长期剑拔弩张，他们达成平衡之时，也是法国中世纪大开垦运动的落幕之日。

　　另外，森林也并非一种逆来顺受的地形，清理树木也需要壮实劳力的辛苦工作。不妨看看18世纪的悉尼，当时这座流放犯人的城市充斥着流浪者，却少有人到城市周边开辟土地——澳洲的那些参天古树，绝不是几个自耕农就可以摆平的对手。

二、“自由的边疆”——暴力对东欧开荒者的影响

　　难道就没有土地易开垦，而且权利不受这些该死的老爷摆布的地方吗？

　　您好，有的，欢迎来到边疆。

　　到1650年，西欧已经陷入土地开垦的困局，可资利用的土地已经开垦完毕，剩余的空地面临技术和组织上的瓶颈，产权又是一道额外的枷锁。然而在东欧，仍有大量优质易得的无主土地没被开垦。

　　从罗马尼亚到伏尔加河，全世界面积最大的黑土地聚集在东欧平原。而且此地地广人稀，领主的控制力也相当虚弱。光听这些，这里就像是开荒农民的天堂。

　　但是，自由背后是有代价的——老爷们不来觊觎你的产权，也是因为他们保护不了你的产权。

　　早在基督降生之前，东欧平原就是游牧人活动的舞台，这些在世界岛上做潮汐运动的骑马者向来是农耕民族的死敌。在15-18世纪的东欧，鞑靼人和哥萨克依然横行天下，从人口到粮食，他们无所不抢。游牧人是天生的无政府主义者，就连和平协定对它们来说也不奏效。克里米亚汗控制不住手下各帐牧民，就像俄国沙皇和波兰国王也控制不住那些名义上归顺自己的哥萨克一样。对于试图在东南欧定居的农民来说，被劫杀或者被变卖为奴是再正常不过的命运。

　　然而，就算是这样，仍然有许多农民逃离俄国和波兰的核心区域，前往边疆谋生。

　　苛政猛于虎，大抵如此。

　　在俄国和波兰，农民逃亡的可能性不仅没有增加劳动者的议价权，反而让统治者更加严苛，催生了越来越残酷的农奴制。而在土地丰饶的边疆，想要“自由”的农民就得过刀尖舔血的日子。

　　到18世纪，随着俄国对全乌克兰的征服，边疆地带归于平静，土地开垦的主导权又落回到贵族老爷们手中。过去几个世纪东欧农民在边疆开垦得到的喘息，就如同中世纪日耳曼农民在森林开垦中得到的慰藉一样，成了并不完美但仍然值得怀念的珍贵记忆。

三、自由，奴役，一线之隔——美洲开荒者的际遇

　　15-18世纪的美洲和东欧一样，都是西欧的边疆地带。产权的辖制弱化了，但仍受到自然环境和暴力的影响。

　　在北美的新英格兰，农民从开荒活动中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自由：在自然环境方面，森林土地充裕而且肥沃，一个家庭只要愿意贷款，再忍受十来年的苦日子基本就可以开辟出自己的庄园；在产权方面，英王敕封的封建主没法建立实权，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地方议会架空；在暴力方面，印第安人或者白人盗匪的袭击虽然也会带来危险，但可没有哥萨克那么要命。殖民地男子成年就被允许持枪，主要是为了对付印第安人，可不是什么反抗暴政的天然权利。

　　然而在美洲的其它地方，人们就没这么幸运了。从美国南部到阿根廷，大庄园和种植园统治着大多数有组织的土地，边疆地带则是游耕和游牧者的地盘。在南美洲土地条件最优越的巴拉那河流域，巴西猎奴队、高乔强盗以及印第安人游牧民来来往往，移动中的野马群如同小山包一样，而定居者连筑篱笆用的树木和石头都难以找到。从墨西哥到巴西，土地开垦活动往往由天主教会主导，开垦出的土地上冒出来新的大庄园和种植园，巴拉圭的农业村社是个例外（1750年后也被毁灭了）。但是，仍有许多决定逃离现存秩序的劳动者，他们当中有非洲奴隶，也有印第安人农民。他们逃亡的目的地主要是山区和丛林，在这些地方，他们开辟出了自己的小块土地，彻底脱离了殖民地社会的组织和秩序。

　　事实上，只有这些“逃奴”真正利用美洲的“荒地”获得了“自由”，前提就是和原先的社会完全决裂。至于逃奴群体中出现新的等级秩序，甚至是新的奴隶制，在此就不多谈了。

　　在美洲历史上的大多数时代和大多数地区，新土地的开垦都由统治阶层主导和控制。虽然土地资源非常充沛，但是产权规则和边疆暴力都向对大地产主有利的方向倾斜。作为个体的农民或者奴隶大多只能接受规则，同时少数人选择脱离社会，“循入蛮荒”。

　　19世纪美国（其实还有加拿大）的西进运动是新土地开垦为农民带来自由的典范，《宅地法》保障了移民的土地产权以及美国的农业繁荣。但是，美国的例子代表不了美洲，现代的例子也说明不了古代。“拓荒=自由”只是现代美国人炮制出来的神话。

　　如果开荒就能逃离剥削，那这个剥削也太不够格了些。

　　大多数人能做的，就是被剥削着开荒。

荒地≠空地

首先，俗话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封建王朝小农经济下，一贯都很看重土地的产权。土地不仅仅是财富，更是重要的生产资料。既然是生产资料，就有占有、被占有和如何分配等等问题。

土地要么是属于私人的，要么是属于官府的，不会有无人认领的无主空地。

土地确实有抛荒、无人耕种的情况，但同样不代表没主。就算遇到战乱，原来的地主死亡或逃亡了，地契被烧毁或遗失了，也会有官府出来认领的。

比如说高层政治斗争，对政敌进行肉体消灭/流放后，还要没收他的财产，把失败者名下的土地充公或分配给胜利者。

司马懿灭了曹爽，原来属于曹爽的土地就成空地了吗？没有吧。

后金起兵，明朝被击败，原来辽东都司的大量官田就成空地了？也没有啊，又被后金的贵族和八旗官兵瓜分了。

明朝灭亡，各地朱姓藩王所有土地，照样被李自成的大顺所有，再被入关的清军圈占。

再某些情况下，官府或地主确实会采取一些恤农政策，比如说遇到天灾，或经过长期战乱后需要休养，于是三年免征、减租减徭之类的；

或者官军在对外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边疆地区拓展了大片新领土。官府会在新领土上丈量大片适耕土地，制定一些减免税赋、提供农具种子之类的优惠政策，然后到内地招垦，鼓励人多地少的内地省份农民迁徙到边疆区实边等等

制定一些优惠政策，鼓励你去开垦荒地，等你把荒地开成熟地，官府和地主再加税杀熟割韭菜，这种事在中国历史上非常多。

至于有地不要了，视为空地让人随便种……这么大大方方便宜穷鬼的事，从古到今找的到吗？

最相似的例子，就是中国古代施行上千年的官盐专卖制度。

盐，来自大海、内陆的盐湖和盐井。作为自然资源，盐不是人类发明的，相当于老天爷恩赐。

理论上，你自费购买几口大铁锅，在海边找块空地做晒盐场，去周围的荒山里采集一些柴禾，就具备煮海熬盐的基本条件了。

但是真当你这么做时，官府会不干预吗？

人，不是依靠耕地就能过好的

耕地你需要不断地种，不断的收成，并且你只能吃一种食物，

比如是个种水稻的农民，天天种水稻，吃大米，穿几匹布，菜里面没盐，冬日没柴火烧，手上却又一部分水稻剩余！

因此，除了要有地种，还需要有集市来换物品，也就形成了人类最早的商业，经济

人类的文明史，其实也是从城邦诞生脱离部落时代开始的

市，最早就是交易的集市发展成的城市

集市聚集，人流多，东西流通的地方，生产所能够达到的价值才会更高

这种时候，你种的水稻，才能换来鱼肉蔬菜水果，还有柴、盐等等，才有丰富的物质生活

因此人，尤其是物资贫乏的人，往往是希望住的离市集近的，只是实在没办法才去垦荒，垦荒的目的不是为了自给自足吃饱，而是为了拿到城里来换钱！

古代的樵夫已经下到最基层没有田地的地方，都近深山老林了，还是渴望拿到集市换钱！

而中国的“地主”和农民并不是庄园主和农奴那么简单

中国除了“地主”，还有“盐主”“药主”“铁主”······一起对农民实施剥削

如果真正能够放下对物质生活的依赖

完全过上“田园生活”，家里要用盐、用铁要走个三天三夜翻个三座山到集市上，忘了陶渊明怎么死的么？

有一出京剧，叫《荒山泪》是京剧名家程砚秋先生的代表作

《荒山泪》在当时演出，正是暗讽当局征税的严重，得到了当时广泛的共鸣

在《荒山泪》这出戏中，主角张慧珠的丈夫以及公公

为了交税，主角的丈夫和公公，只能铤而走险，上山采药，最终被老虎吃掉的故事

正反映了这个封建时代，人民生活在“封建大地主”的剥削之下的故事

唐代诗人杜荀鹤有一首诗写得好：

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苎衣衫鬓发焦。
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
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
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征兵役，征徭役，征赋税，更重要的

是以经济的方式让老百姓过得苦

有人苦了，自然有人理所应当地大吃大喝

地主阶级的享乐，正是建立在朱门酒肉和路上死骨的对比之中的。

知乎惯例，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有些事情不要想当然，更不要把农民当成傻子，谁说古代农民没去开垦荒地！？

你一个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现代城里人都能想到的事，不种地就要饿死的古代农民会想不到？

自古以来，汉人就是最勤劳能干的民族，没有之一，他们把土地当宝贝，看到有空闲荒地，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多好的地啊，不种上稻谷/麦子/菜实在是可惜了！”

就算是在21世纪的今天，很多中国人去了海外，仍然是以“爱种田、爱种菜”闻名于世，爱惜土地、爱好种菜的习惯几乎是刻在了汉人的基因里了，这对其他很多国家和民族是很难想象的。

所以他们又岂有“不去开垦荒地”之理？？？

翻开史料，会发现古代农民开垦荒地的事迹简直是数不胜数，现在我仅以明代成化朝的一些具体事例来谈谈当时老百姓开垦荒地的那些事儿。看完你就会发现本问题实际上是无稽之谈。

一、无论达官贵人，还是平民老百姓，都在抢着开垦荒地、空地。同时朝廷官方也鼓励百姓开荒。

明初，朝廷曾下令准许北方人烟稀少之处的百姓开荒耕种，明令永不起科，“洪武间蒙太祖高皇帝恩例，除常税外，荒地许民耕种，永不起科。”使得老百姓开垦荒地的热情空前高涨。但朝廷终究还是出尔反尔，正统、景泰时就开始对开荒之地起科征税，并在有争地矛盾时偏向权贵势家。

成化六年二月乙亥（二月二十六日），六部三法司等衙门尚书姚夔等奏：
比奉敕谕命臣等“条具政事未善、刑罚失中可更张者并惠利可兴举、冤抑可伸理者以闻”。臣等愚昧无知，谨会议如左：
一、河南、山东、北直隶土田，洪武、永乐年间，许民开种，永不起科，高阜低洼处所，听其采柴草鱼鰕以自给，比来王府及势家多谓空地弃闲，请为已业，民无田者仍佃种之，每亩纳谷二斗或三斗者，人多怨咨，自今可定其数，瘠土纳五升，沃土不过一斗，仍谕势家，勿得请闲田（仍諭勢家勿得請閒田:抱本家作豪。廣本勿作不。），与民争利。
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己丑（正月初五日），户部尚书余子俊等言：山东、河南、北直隶空闲田地，先时听民开垦，永不起科。正统末方有起科之例，近有倚势作奸夺民已税之田，并为空闲地者。宜依天顺初例谪发戍边，势家听之者，亦治以重罪。

朝廷还在宁夏延绥辽东等沿边一带由官方组织军民进行开荒屯垦：

成化五年九月辛丑（九月二十一日），开灵州黄河东岸屯田七百余顷，从巡抚宁夏右副都御史张蓥言也。
蓥言：宁夏等处屯田，多鹻薄收，及滨黄河者，又被水冲沙壅，田废税存，军士受累，惟灵州黄河东岸花果园沙井等处有隙地六七百顷，肥饶可耕，如得浚渠，以通水利，开垦成田，给与无田军士耕种，以补陪纳之数，庶公私两便。
从之。

其实说起古代农民的开荒史，真是一把辛酸泪啊！

一方面是朝廷官府直接将空闲荒地赐给皇亲贵族，比如江河湖泊边的退滩空地、低洼地、高地、山林荒地、芦苇地等等。其实这些地方已经有穷苦百姓去开荒耕种了，但是确实还不是正经起科的田地，于是这些勋戚贵族仍将其指称为空闲荒地，三番五次地向朝廷和皇帝索要。

另一方面是达官贵人直接强占平民老百姓好不容易开垦出来的荒地。比如户科给事中丘弘就曾提到豪势大家“见其耕荒成熟而争取者”这种操作。

成化二年八月辛丑（八月初二日），给事中丘弘言十一事：
一、息纷争。凡词讼难辩，莫甚于田地，其间刁诈之状，变幻不一，有恃豪势而强占者，有因连界而吞并者，有已卖与人而重卖者，有见其耕荒成熟而争取者，有贿嘱牙保而称虗钱实契者，有将他产献势家者，甚至聚众相杀，图赖人命，蓦越告，宜出榜禁约，军发极边哨瞭，民发口外为民，其景泰以前已经过户管业者，不许讦告，听理则争端息，而词讼简矣。

农村出身的人应该知道，随便一块荒地是没法直接耕种的，它可能长满了树木、荒草，土地里满布树根，整块土地硬邦邦的，又或者是沼泽地，需要烧荒、翻地、挖沟渠排水等等，需要花费大量人力，所以开荒也是很不容易。

但这也难不倒汉人这个世界上最为优秀的农耕民族，为了生存，辛苦点又算什么。

只可惜好不容易才将一片荒地开垦、试种成为“熟地”，那些勋贵官宦看着眼红，直接就来摘桃子了。

很明显，平民老百姓终究是抢不过达官贵人的。下面是一些具体的实例：

1、嘉善长公主三次向皇帝索要顺天府文安县退滩空地三百六十五顷。

成化四年三月辛巳（三月二十一日），命以顺天府文安县退滩空地三百六十五顷有奇赐嘉善长公主。
时公主已有赐地，至是凡三奏，故又给之。

公主本身就有赐地，但她就是想要这片“空地”。按着她的意思，反正这块地荒着也是荒着，不如给她。那再想想，为什么老百姓不去开荒呢？实际上这里面大有文章。

成化四年三月甲申（三月二十四日），户科左给事中丘弘等言：
固国本在于厚民生，厚民生在于抑兼并。切惟洪武、永乐年间，北直隶、山东地方，土广人稀，太祖、太宗屡涣纶音，许民尽力耕种，永不起科。盖欲地辟民聚，以壮基图。圣虑神谟深且远矣，夫何近年权豪势要专利病民，或称为退滩，或指为空地，往往朦胧奏请，远者难以尽述。臣请以一二近者言之，嘉善长公主累请文安等县闲地，俱蒙俞允。
夫公主，食禄之家也，兼以驸马两禄，犹称日给不足。虽皇上天地之量，不咈其请（不咈其請:廣本咈作拂。）。然群下溪壑之欲（下谿壑之欲:廣本下作小。），必至无厌。承行者受其嘱讬，虽知非所当得，略无执辩之词；勘报者畏其权势，虽知明有租税（雖知明有租稅:廣本知明作明知。），亦作空闲之数。原其所由是，皆无藉之徒，窃以扳献而渔猎其中，奸狡者投为管业，而囊橐其内之所致也。况地踰百顷，古者百家之产也。岂可狥一人之嗜好，而夺百姓之恒产哉。
伏望陛下均天地育物之心，厚民生衣食之本。收回前命，还给下民，仍敕该部痛革往毙，示以重法。庶几，人知警惧，民得聊生，疏上。
诏以为田土，除勘明赐给外，自余仍覆实以闻，继今凡有求者，一切不许，著为令。

2、隆庆长公主索要滦州及玉田、丰润二县闲地四千余顷。

实际上这所谓的“闲地四千余顷”多是“军民所耕种纳税者”，最后只得到了空闲的芦苇地一千八百七十顷六十三亩。但再想想，凭什么老百姓就不能去这芦苇地开荒？

成化四年七月癸亥（七月初十日），隆庆长公主初奏求武清县草场三百余顷，与之，既而又奏乞滦州及玉田、丰润二县闲地四千余顷。
事下顺天府勘报，主家僮诬府官枉勘，民又群殴之。
户部言：当别遣官覆勘。
上乃命内官会同御史及户部官以往，合奏前地多军民所耕种纳税者，惟芦苇地一千八百七十顷六十三亩为闲地，府官勘有未明，民亦无殴主家僮状。

3、代王索要曾祖时代所开垦之荒地。

成化五年四月壬戌（四月初九日），诏：给还代王要家庄地三十一顷有奇。
先是代王言曾祖代简王开垦城东要家庄荒地三十一顷二十亩，趄坡庄地二十顷五十亩，永乐十四年俱并入牧马草场，今马不复出牧，乞仍给还。
事下户部，言牧地已改置屯田，趄坡庄有东西二处，王已占种西庄地，其顷亩与东庄相等，不须别给，所请要家庄地可于屯田隙地内如数给还（如數給還:廣本給作扣。），故有是命。

4、锦衣卫指挥周彧强占当地平民所开垦之“土多瘠薄”的荒地。

实际上这些新垦之地并不是什么好地方，还需要“培餋地力”，但周彧连这都不放过。

成化五年九月壬寅（九月二十二日），刑部郎中彭韶、监察御史季琮下锦衣卫狱。
初，锦衣卫指挥周彧奏请武强、武邑二县空闲地，事下户部，差主事戴玉会巡按御史黎福按视，皆民所垦辟输赋者，因据籍步之，每亩百步之，余皆没入为余田，得七十四顷有奇。彧不满，复言于上，改命韶、暨琮覆按，韶往，不复步田，但以前占田赋不实，罪其民，并罪彧家僮之任其事者以闻。
因言田皆贫民恒产，近在京畿之内，不当动扰，以失其心。况土多瘠薄，尤当使其得以岁代培餋地力，岂可从而夺之，且自劾不能步田之罪。
诏：以田归诸民。因责韶等邀名方命，昧于大体，命锦衣卫逮治之。

5、崇王索要河南一带大片黄河退滩水淀空地。

成化十年二月壬申（二月十七日），崇王见泽奏：
秀府原乞归德、陈、睢、寿、颍等州、霍丘、商水、鹿邑等县黄河退滩水淀空地，及汝宁府、卫原有顺阳王所遗菜果、牧马、水陆园场田地并槎牙山抽分厂西南截军天目等山、青衣岭子花狮子等口及汝宁税课司并各色班匠请如例给赐。
户部议行河南三司及直隶凤阳府委官会勘，果无妨碍，俱听本府管业。其各色班匠则移工部依例而行（依例而行:廣本依作照。）。
从之。

6、河南军民在黄河岸边淤积之处开垦的退滩荒地被当地王府官校大肆强占。

成化六年五月辛卯（五月十四日），巡视河南户部左侍郎原杰奏：
黄河自古为河南患，盖以水势弥漫，迁徙不常，彼陷则此淤，军民随处开垦退滩之地，以给日食，以供租税，盖以此而补彼也。
柰何奸诈之徒阴结王府官校，概指为园场屯地，投献邀赏，王府信之，輙便标封界，至占收子粒，有不从者，兴词委官，动经岁月，民不聊生。
自今有犯者，不问军民舍余，俱终身谪戍附近卫所。其王府官亦不许阴结受献，致兴词讼，违者一治以法（一治之法:廣本一作亦。）。则奸猾有警，而民无横扰矣。
又彰德、怀庆、河南、南阳、汝宁五府，山多水漫，卫辉一府，沙鹻过半，军民税粮之外，仅可餋生。开封一府，地虽平旷，然河决无时，洪武间蒙太祖高皇帝恩例，除常税外，荒地许民耕种，永不起科。景泰时，乃创起科例，致令奸民互相告讦，徵歛日重，民迫于势，倾家陪纳，请如旧例，凡军民有告讦不起科者不听，则可免陪偿之患矣。
户部覆奏。从之。

7、德王府侵占广平府清河县百姓开垦成熟的荒地约七百顷。

成化六年十二月壬戌（十二月十九日），大理寺左少卿宋旻奏赈荒八事：
一、广平府清河县先年德府奏讨地土共七百余顷，中间多系民人开垦成熟，并办纳粮差地亩，被奸民妄作河滩空地，投献本府，奏准管业，夏地每亩折收银七分四厘，秋地每亩折银五分，查筭该纳人户止有三百五十家（止有三百五十:廣本止作只。抱本三百五十作五百三十。），每岁出银四千余两（銀四千餘兩:廣本餘作八。）。况其县止有八里地，多沙鹻，民极贫难，又纳粮餋马，差役浩繁。臣始至其境，老幼悲啼塞路，告乞减免。乞降敕旨，令本府照官粮则例，每亩不得过五升，折银不得过三分，著为令，有司依期送纳，不许差人下乡催扰，实足以纾民困。

8、皇亲锦衣卫指挥王源侵占河间府静海县百姓开垦成熟的荒地三百六十六顷。

成化十六年六月辛亥（六月初二日），六科都给事中王坦（王坦:抱本坦作垣。）等言：户部郎中张祯叔等奉命往河间府静海县按视皇亲锦衣卫指挥王源侵占民田及其家奴怙势害民诸事，具得其状。
窃惟永乐、宣德年间，许顺天等八府之民于抛荒田地尽力开垦，永不起科，此诚祖宗重国本而厚畿民之心，子孙万世遵守而不可违者也。且王源受赐之地，其初止是二十七项，四至分明，版册可考。今其家奴别立四至，吞占民产，乃有千二百二十顷有奇，可耕者三百六十六顷中多贫民开垦成熟之地，朝廷因其乞请，并以赐之。及因贫民诉告，下御史刘乔覆按，乔复顾望徇情，朦胧覆奏，遂使源无所忌惮，家奴益以横恣兹，祯叔等乃复覆按得实。
伏望重念国本，体悉民情，除二十七顷之外，皆举以还民，仍治乔欺罔之罪。则君恩得以下究，而臣庶不敢上欺矣。
有旨：此事已令该部处置未报，若等不谙事体，违理进言，本当究治。
姑宥之。

9、辽王府宁福县主径自跑到监利县强占当地空闲荒地，并赖在当地不归。

成化二十一年八月己丑（八月十一日），辽府宁福县主寡居，自诣巡抚官乞监利县空地，回至监利不归。辽王以闻。
诏以县主不遵礼法，其兄长阳王宜令内使扃其门户，昼夜防守，辽王亦时遣人巡视之。

10、老百姓没办法了连道教胜地武当山的山地都去开垦，何来不去开垦荒地这一说？

成化二十二年八月甲戌（八月初二日），敕禁太岳太和山樵采，并复其侵占田地。
时本山道士奏：武当山多被民开垦樵采，请赐护敕，并敕所在官司禁治，及拨还民之侵占者。
从之。

二、南方地区

明初湖广荆襄平原地区人烟稀少，宣德以后至天顺成化时期，全国各地多达数十上百万流民陆续涌入荆襄开垦荒地，进而爆发了荆襄百万流民大起义，最终促成了成化十二年郧阳府的设置，并专设方面官抚治郧阳都御史，专门管辖楚、豫、秦三省交界地带及全权处置当地开荒流民。

说农民不去开垦荒地的肯定是不知道成化荆襄百万流民起义这回事了。其根本原因就是荆襄一带，包括河南南阳汝宁、陕西汉中等地，地广人稀，土地肥沃，有大量未开垦的荒地，周围又有山有水，可以躲避繁重的赋役。于是全国各省无地少地或是遇到水旱灾害闹饥荒、躲避赋役的贫苦农民蜂拥而至，争相前来开垦耕种荒地。

人一多，就开始乱了，朝廷屡次驱赶，不准涌入流民开垦，但土地之于汉人百姓，实在是太过诱人。再加上以石和尚、刘千斤、李胡子为首的流民豪杰相继作乱，荆襄流民暴动愈演愈烈。

其实从成化初年开始，有识之士就不断奏请妥善处置荆襄流民，基本上都给出了合理的方案，就是由官方出面准予外来流民附籍，在此开荒耕作，起科征税。毕竟堵不如疏，这么一大片膏腴之地，非不让穷苦百姓来这开荒种地，还经常围追堵截，抓到就遣返，上百万人，怎么抓？

1、成化五年九月乙酉（九月初五日），户部会同各部、都察院、漕运总兵等官议行各处巡抚及漕运官所奏事宜：
一、南阳、襄阳、荆州、德安四府、沔阳、安陆二州，地大物众，虽硗瘠污莱之地，亦渐为居人，及流民垦种成田，但无徵科定额，多致纷争，乞许令开报定则例，每亩科粮一升，山冈水滩，亩科五合（畝科五合:廣本畝上有每字。）。

2、成化六年五月辛卯（五月十四日），礼科给事中张宾言：
荆襄流民，皆各处被灾、公私急迫而来者也，与其驱除之于既来之后，孰若禁止之于未来之先（未來之先:廣本先作前。），禁止之方，要在暂免赋税而已。
今各处奏报灾伤，户部必覆勘而后停免，勘实之命未报而徵歛之期已急（徵歛之期已急:廣本急作迫。）。况又水旱相仍，衣食不给，是致结群聚党，扶老携幼，以求生路，荆襄多空地，所以为流民之渊薮也。及今不为区处，则他日恐有意外之变。
请敕该部，于凡奏报灾伤之处，差官往勘，淂实即与停免，则民蒙实惠，而可预止其逃移之心矣。
事下户部覆奏。从之。

3、成化十二年七月丙午（七月初五日），北城兵马指挥司带俸吏目文会言：
荆襄，自古用武之地，宣德间有流民邹百川、杨继保等聚众为恶。正统间，民人胡忠等开垦荒田，始入版籍，编成里甲，事妥民安。成化年来，复有石和尚、刘千斤、李胡子相继作乱，屡遣大臣抚治，而处置失宜，终未安辑。
且以当阳一县言之，其入籍人户，已有生子与孙为官吏及充生员、里胥者，此皆非夷狄远人。一旦焚其庐，逐其人，又夺其田土，悲哀怨怼，无所于归。以故仍集其境，官司复欲驱逐，则恐生他变。况今南方灾异迭见，河南近地岁歉民饥，入山就食者势不容己焉，敢保无后日之患？谨条陈处置流民三事：
其一，荆襄之地，多高山深谷，其中土地肥饶，皆可耕种，欲将远年入籍流民给还田土，收籍管业。其新附籍领种田土者，编成里甲，量加存恤。仍给与牛具、种子，欲回原籍者，听其为。生员、里胥被逐去者，令其复业。其发充军逃回者，就编本处卫所。
其二，流民潜处出没不常，非得贤守令，莫克与治。乞选府州县正官及军卫守御之臣。文武皆得其人，则流民自安。
其三，荆襄上流为吴楚要害，民居星散，道路多通，欲于总隘处所添设府卫州县，创立铺舍巡司，先命官管束，不得扰害，凡五家立为一伍，十家置以为联，不许散处，立保甲之法，禁异端之教，通货贿以足其衣食，立学校以厚其风俗，则其民自日趋于善矣。
都察院议，其言有理，请移文抚治都御史原杰斟酌处置。
从之。

至成化十二年底，抚治荆襄都御史原杰奏请开设郧阳府，最终得到朝廷批准。郧阳府（今十堰地区）辖郧县、房县、竹山县、竹溪县、郧西县、保康县六县，大量外来流民被编入户籍。并设置多处巡检司，又置置湖广行都指挥使司，治郧阳府，下辖多个卫所。

成化十二年十二月己丑（十二月二十日），开设湖广郧阳府，即其地设湖广行都司、卫所及县。
抚治荆襄都御史原杰奏：
流民之数，户凡一十一万三千三百一十七，口四十三万八千六百四十四，俱山东、山西、陕西、江西、四川、河南、湖广及南、北直隶府卫军民等籍。
臣偕湖广、河南镇守、巡抚、三司等官议，流民数多，若一概驱之，恐其安土重迁，难以尽遣，就使遣去，虑或他处顽民知有空地，效尤复来，其患尤甚。已尝覆实类皆逃移，年远无所于归，且能治产、服贾老子长孙婚嫁姻戚势不可动者，谨如圣谕许其附籍。其新来无产、平素凶梗者遣之。
数内在湖广之襄阳、荆州、德安及今郧阳者，二万四千三十九户，附籍二万一百八十有七；在河南之南阳、河南、汝宁者，七万五百五十二户，附籍六万三百八十有四；在陕西之西安、汉中者，一万八千七百一十八户，附籍一万六千八十有三。
其遣还者，凡一万六千六百六十三户，复虑此辈恋膏腴而乐闲旷，且原籍官司不加抚恤，势将复来，须如先年事例，请给圣旨榜文，严行禁革。凡深山大谷之内，复集续来及展转流徙者，并发戍边，匿主同之。逃囚军匠，无论山内外，俱令戍边。其附籍所垦田地，查照减轻则例起科，凡百事产，俱如洪武年间给与由帖（由帖：登记赋税数额的票券。），则庶几去者留者各得其所。
此外须立府县军卫，斯为久计。臣又与各官相视襄阳府所辖郧县，地接河陕，路通水陆，居竹、房、上津、商洛诸县之中，为四通八达要地，且去府五百余里，山林深阻，官司罕到，盗贼猝发，缓急无制。
合拓县城置府，拟名郧阳，即其地设湖广行都司，附城立郧阳卫，卫为前、左、右三所，其左、右二所于湖广都司并南阳卫新收编发流民并不服驱遣问发及寄操军人数内查调二千五百名，类编总小甲并百户所实之。前所则以赵府群牧司缘事革隶彰德卫官军拨补。
城周六里三十步，设六门，分襄阳府所属竹山、房县、上津、郧四县来属。又于竹山之尹店置竹溪县，编户七社，岁徵税粮一千二百九十一石有奇。于郧之南门堡置郧西县，编户七里，岁徵税粮一千一百一十九石有奇。又于陕西汉中之洵阳白石河置白河县，编户八里，岁徵税粮三百九石有奇。以上七县俱隶新府，其南门堡白石河守御军堡如旧，仍属湖广。又析陕西西安府之商县地为山阳县，于豊阳镇编户一十二里，岁徵税粮一千二百六十九石有奇。析河南南阳府之南阳县地为南召县，于南召堡编户一十六保，岁徵税粮二千一百五十石有奇。析唐县地为桐柏县，于桐柏镇上店编户一十四保，岁徵税粮一千八百六十九石有奇。析汝州地为伊阳县，于旧固县编户三十一里，岁徵税粮六千四百一十八石有奇。以上各隶其本府。
若州此外旧巡检司凡四：其在尹店者，移置竹山之县河，改隶竹溪；在鸦路镇者，移南阳之洼石口，改隶南召；在桐柏镇者，移唐县之毛家集，改隶桐柏；在上店者，移嵩县之常界岭，改隶伊阳。是皆要害之地，亡命所必经者。又于伊阳县之穆册及赵保村、汝阳县之杨埠俱添立巡检司，南彰县之马良坪筑立军堡，以房县原守肆庄坪堡官军二百员名实之，俟郧阳卫调拨官军至日，如数委守竹山之上官渡堡，而以上官之数移于肆庄，则以近就近，各适其便。且于光化、均州、郧县各置水驿，驿设五舟，摘于湖广所属偏僻水驿，各令州县摄之。否则拟奏铨注陆路，则以里甲马匹递给，无烦置驲，其官属暂宜裁省。
府设知府、推官、抚民通判各一员，经历司、照磨所各去其半。升郧县学为郧阳府学，学设教授、训导各一员，量增其生徒之数。诸新县唯伊阳官吏全设，桐柏添注抚民县丞，余俱知县、典史各一员，县学教谕、训导各一员，生徒吏典先尽见役，次于民间选之。行都司设都指挥使、同知、佥事各一员，经历司亦去其半（亦去其半:抱本亦下有各字。）。卫设指挥使、同知、佥事、卫镇抚、左右二所正副千户各二员，经历、知事、所镇抚各一员，每所百户十，前所则以群牧原额旧任为之。数内知府、都司及各新县正佐首领官，宜从臣等会举练达政体、熟知风土者，庶于新附之民有济，余乞铨授如例。军职则于河南、湖广卫所多余官并陕西调来诸职选任。其荆襄曩设守备都指挥，合令回司理事。白河、郧西二县守备官军，且须三年以后令回，自余加以委任责成，使抚治其地，则永永无虞矣。
疏上。
诏：悉如议行之。
盖荆襄流民自永乐、宣德以来，言者每以为忧，至是设立军卫有司，编籍既定，遂帖然安堵，论者谓杰与李宾之功良不少云。

最后总结一下，汉人百姓自古以来就十分珍视土地，但凡是可以耕作的土地，就不存在任其荒芜的道理。纵使天下大乱过后一时人口凋敝，力不能及，但只要给其喘息、繁衍之机，终有一天会让天下大地都长满庄稼。

同时，他们又从来就是这样吃苦耐劳，但凡能有几亩田地可种、有口饭吃不至于饿死，他们都不至于揭竿而起去造反。所以我一直觉得中国历代的统治者能拥有这样勤劳的亿万百姓，大概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统治者。

然而他们却永远是这么贪得无厌，残酷剥削着老百姓，肆无忌惮地剥夺、兼并农民的土地，逼得他们无法生存下去。再吃苦耐劳的人，其忍耐也是有限度的。当逼得农民几无可耕之地，最后的几顷荒地也成了权贵势家的庄园，连卖儿卖女都无法活下去的时候，天就要变了。

至于本问题“古代空地那么多，为什么农民宁可被地主剥削，也不去开垦荒地？”我看应该改成“古代空地那么多，但农民就算去开垦荒地，也还是要被地主剥削，而开垦的熟地最终也是为地主做嫁衣。”

提出这个问题，说明历史知识极度匮乏。不能怪提问者，因为教课书重点在渲染阶级斗争。而对经济的讨论，流于表面，比如新工具。因为只承认产品有价值，不承各种生产要素的价值。这个 Question 中，至少有两个 Problems：（1）《韩非子》就提到，人多地少。所以开垦成本低的荒地，至少在战国就不存在了。（2） 农民分为自耕农和佃农。自耕农是主流农民。他们在农忙时，雇零工。所以在阶级斗争语境里，自耕农应该是剥削阶级。但是为了团结大多数，社会结构被描述成了教科书里的样子。其实直到联产承包时，佃农才成了主流农民。

讲土地就一定要讲地契。

典押、买卖土地时双方订立的法律文据。其中载明土地数量、坐落地点、四至边界、价钱以及典、买条件等，由当事人双方和见证人签字盖章。是转让土地所有权的证明文件。地契由卖方书立，内容包括土地面积、坐落、四至，地价，出让条件，当事人双方、亲属、四邻、中人及官牙等签字盖章。未向官府纳税前的地契称为“白契”，经官府验契并纳税后称为“红契”。只有“红契”具有法律效力。地契由买方保存，作为土地所有权凭证，可以凭它作抵押贷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国家土地征用条例公布前（1953年11月前）土地允许买卖，在买卖土地时仍需书写地契。

秦朝统一中国以前，土地属于各国政府所有，只能由国家分封，不予许买卖。战国后期，开始出现松动迹象，但是并不是主流，主要是出于保护农业的目的。

秦始皇实行郡县制，“使黔首自实田”，人民便可以自由买卖土地了。

但是土地仍是国有，要得到官方认可，就要办“红契”。

私自开垦荒地，实际上就是违法用地。

这也是很多被开垦的荒地最后被征用的法律依据。

历史上很多朝代会出台开垦荒地的政策，允许农民开荒，政府在确认荒地性质，荒地面积没有异议，减免赋税后，提供地契证明。这就是耕地面积不断增加的原因。

如果你自己没有得到官府许可，自行开垦荒地，那也可以。一旦耕地搞出来了，有收成了，直接给你没收就行。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土地证明。

违法用地，这是自古以来。

在实际操作中，围绕着土地问题出现的贪腐问题，黑恶势力问题，大规模械斗问题，这也是长期历史遗留问题。

在古代去垦荒的难度，不亚于现代白手起家创业呀。

有这么几种情况：

1.你以为是荒地，其实有主。地主可以种，也可以租出去给别人种，但你不能自己说种就种了，种出来也不是你的。

2.古代科技落后，显然没有柴油水泵，水利设施也非常落后，很多现如今有经济价值的土地在古代没有任何经济价值，开荒了也白开，等于浪费种子。

3.荒地有，但是离你很远，比如在东北。不要小看农民想要获得土地的决心，虽然这一路凶多吉少，但拼了老命也要去。我的父系祖先就是这样前赴后继地从人口爆炸的山东来到了东北，占领了东北。

4.人太菜。比如伪满时期的日本开拓团，虽然他们有不少当时看来很先进的农业技术，但是不适合于东北的土质和气候，人也适应不了东北零下三四十度的冬天，开不动荒，种不出庄稼，人还大批大批地冻死、病死，最终主要的农业生产还是要依赖剥削压榨山东移民进行，严重降低了效率。日本在伪满的统治失败，与其农业失败是分不开的。农业失败，导致其无法进行进行千万量级的大规模移民，无法改变东北的人口结构，直到日本统治末期，东北的绝大多数土地也仍然是山东人的天下。因此，一次战争的失败就令日本人永久性地退出了东北。

又一个何不食肉糜的问题，你去过郊区吗，不是旅游的那种地方，是真正无人的地方。不说古代，就说今天，远离人烟的地方你去种地，各种运输成本，人工成本，怎么保证产量，不下雨怎么办，虫害怎么办，这些全解决了，很可能你会赔钱，那你图什么。就前几年我们这好多种土豆的最后都不收了，烂到地里了，因为雇人收的工钱和车费全算上，还要赔很多。

技术受限。

在新石器时代，没有金属工具，无法砍树。只能用石头刮掉一圈树皮，等明年树死了，干透了，再一把火烧掉。这样就获得了一块没树的土地。

下一步工作是松土刨树根修整田地，这就需要耒耜犁耙。巧了，生产农具也需要金属工具。

so，如果没有点开青铜科技树，开荒是不可能的。

上古时期的农业活动主要局限在河边洪泛区。没有大树，近水源，土质松软还肥沃。拿个木棍捅一捅就能种地。

到了铁器时代。人类掌握了砍伐森林技术，"耕地"的概念得以扩张。

下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水。

年降水量400mm+的地区，树能活，禾本科这种沼泽生物活不了。需要水利工程，才能保障收成。历朝历代，都把兴修水利设施作为国家最重要的事情。有水利工程覆盖的土地，才是耕地。否则就是十种九不收的荒地。

逃荒的农民当然想开荒，但是水利工程不是一家人几个月能建好的。无水荒地无可能成耕地。

古代王朝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水利设施荒怠，耕地变荒地，大地主大官僚控制仅有的可灌溉水源”，老百姓没法开荒，变成流民。烽烟四起，改朝换代，长以往复。

所以，古人不开荒的原因是技术受限，缺乏把荒地变成耕地的技术。

并非不想，是为不能。

同理问题，三国时期战乱不休生灵涂炭，百姓为什么不移民火星呢。

技术受限嘛。

要是去火星的船票只卖十个五铢钱，谁会跟刘皇叔去流浪。

1、中国封建社会基本上市半个奴隶制，农民没有迁徙自由，不是你想去哪里就去哪的

2、古代生产力落后，要想生存下去必须，不能脱离社会，必须群居。即使现在你几个人到深山老林里生活也是不可能的。

3、古代交通工具落后，基本只能靠腿，凡是你腿能走到的地方，一般不会有什么荒地供你开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