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退休了，为何一定要回老家，留在京城或就任地岂不更好？

纯京官，如果不是侍郎、内阁学士这级别的，收入并不太高，除了正俸之外，还有些印结钱以及另类敬，这些钱看着不少，但排除一大家子人的花销之外，经常还会欠债。原因不仅是首都向来花销多，而且古人自己混出头了，也要照顾家族内的成员，偶尔有些钱，也是拿回家买地。

古代向来是税少费多，自己家的地交多少费，还是和地主顶子硬不硬有关，假如地方是个在院部衙门受气的办事员，或者是八旗官学的教书匠，但他的品级却与地方上的州、县老爷一样，他们的地自然能按国家定的标准收税，而不会被摊太多的杂费。在这个背景下，京官自然敢在老家买地。

至于说侍郎、阁学这类的高官，他们更得回乡，原因无它，一辈子伴君如伴虎，老家地也买了一堆，回家当土皇上多舒服，万一皇帝想起他们的好了，还能给子孙赐个功名，干什么要在京城呆着。

地方官更得回去，地方官交接时，必须得签一堆手续，继任表明前任无坏账；前任把账本传给后任，让他知道各个大人家三节两寿的费用，还有各类亏空的原因；继任交接后，前任班巴不得马上回老家，因为以后再有事，找不着他身上了。

至于现在人关心的孩子教育问题，像高官子弟有荫一子入监的特权，清代一般是京官三品以上，地方官文官四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可以荫一子入监，这些人在老家考试时走的官卷，就是这个级别的官员子弟中有专门的录取名额。如果京官定居在了北京，因为直隶这边的高官多，走官卷反而没有优势。就算是中下层官员，他们的子弟在家呆着，自然可以进省里最好的书院就读。清代因为乡试、会试是以省为单位录取，好书院集中在省城。官员子弟在北京想起好书院可能得排队，但在老家到岁数就可以进去…

首先，要明白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科举制度，选拔人才是次要的，最主要的功能是系统化、制度化的社会流动或者说社会收买，维系一个地域辽阔的农业社会的统一和基本认同，避免战乱。

一个普通的富农或者中农家庭，很难完全承担从考童生开始的读书、赶考、食宿等开支，一般都需要同乡宗族的接济，私塾收同族子弟总是会便宜一些的。考试中举，放了道台，需要回馈当初接济自己的乡亲同族也是基本的道义。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做官可以捞到很多好处。官员退休，返回原籍，可以带着自己任上捞的钱财和免税免役待遇，回馈自己的乡里和宗族，让同乡同族后辈也有学习儒家经典的榜样和愿望，并为他们提供基本的学习条件。

退休官员在老家，仍然享有很高的待遇，在当地的士绅群体中拥有很高的地位，由于熟悉官场规则，可以和知县（外地籍）就很多问题讨价还价，维护本地的利益。同时还要为本地的学子参加童试做推荐，在老家也等于义务承担了为朝廷稳定地方的责任。

各地的读书人学习忠于皇帝的儒家经典考科举，在外地升官发财以后，退休回乡回馈地方，形成一整套可持续的循环。所以，朝廷在总录取名额不变的情况下，需要尽量按照地域公平录取各地名额，而不是根据成绩大量录取江南士人。

如果允许官员退休不回乡，那么大笔的财富就会留在京城和省城，只会把地皮炒高，同时让乡村空心化，财富流失，本地权益无人维护，甚至邪教乘虚而入或者因为横征暴敛而发生农民起义。

跟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有关，古代主要是农业，所以，退休以后只好回家。

那时如果扬州有股票交易所，各个总督府所在地都有财富管理中心，电话电报也方便，还有高铁和高速可以回老家省个亲丁个忧，王安石就会买万科的别墅，张居正也会住在亚运村，资本就会集中到一线城市，鸦片战争就会认真地打，地方主义也不会那么严重，当然，农村从司马迁那会儿就凋敝起来了，估计晋冀鲁豫根据地早就是温带原始森林国家公园了。

回答蛮多了，多讲的是官员们叶落归根、荣归故里、衣锦还乡的主观意愿和心态，以及京城吃穿用住太贵，物价太高之类的客观物质现实。

这些当然都是重要原因，但撇开这些不谈，换个角度，其实皇帝和当权者也未必喜欢你个退休靠边站的前任官员继续待在京城里碍眼。而古代官员的“退休”很多时候也并非现在这样是年龄到了按规矩功成身退，而往往是被迫退休的，所以难免忿忿不平，甚至诋毁朝廷。

甚至你就是啥也不说，但皇帝和当权者就一副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也许是他们心虚？反正你留在京城就是让他们不舒服了，识相的、讲究体面的一般都会回老家。

而如果你不自己不讲体面，有时候还会帮你体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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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京城就是帝国的权力中心，是个风暴眼，抓住机会了就能飞上天。只要留在京城，消息就灵通许多，也方便交际沟通，议论朝政得失也比在老家爽快得多，你看我乎的键政高手也都是喜欢高光露脸的，你把他们网线拔了自己在家指点江山没人看肯定不爽。

那对古代官员来说就是爷在京城就能逮着皇帝和阁老尚书们骂，一个饭局几个眼神就能鼓动几个御史给事中交章劾奏，这种排面不是窝在老家能享受的。

另外就算不为自己，也可以为子孙谋点好处，比如送不成器的儿子进国子监混个出身，或在尚宝司之类的衙门谋个官儿，能和当权者说上话就意味着有无数的机会，这比在京外要方便多了。

真要可以的话，其实很多退休官员也是很愿意待在京城的，可问题是有些人就是嫌你碍眼，不让你待在京城里啊。

当然，这里首先就要对这个所谓的“官员退休”说道说道了，或者说咬文嚼字较真一下。

古代官员的“退休”很多情况下并不是这些人年龄太大干不动了，或者像现代这样，一届五年，两届十年干满了必须退休，更没有什么“七上八下”这种领导干部退休年龄规定。

的确是有官员年老休致这种操作，但大多都没有什么严格的规定，很多官员就是在京干到死，干到八十多岁。

我看了不少《明实录》中的记载，发现官员的致仕退休真的是个门道很深的学问，你得从君臣之间的各种客套言行以及其他官员的言行来揣摩他们的心理，实际上绝大多数自请致仕退休的官员并非自愿，多是被迫的，或是被排挤，或是政治斗争失败，但深究下来基本都可以归结为皇帝不喜欢不信任你了。

如果皇帝喜欢你，是不会让你致仕退休的，啥灾异天变都不是皇帝爱你的阻力，就是爹娘死了，都可以夺情；

如果皇帝不喜欢你，你感到不被信任，或者惶恐不安或者自惭形秽之下乞求致仕，那么也很快就会被批准的；

我看了很多官员致仕退休的实例，不敢说全部，但大多都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你还能待在京城吗？你还好意思待在京城吗？你想自己体面还是让人家帮你体面？

我随便举个例子，明代历仕七朝，辅佐六帝的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王翱（1384－1467年），永乐十三年的进士，景泰年间升为吏部尚书，此后在这位置上几乎一直干到死。

实际上他在死之前几年一直连续不断上疏乞求致仕，实在是年纪大了，八十好几，但宪宗一直好言挽留：

成化元年正月甲戌（正月二十六日），太子少保吏部尚书王翱年八十有二，乞致仕。
上谕之曰：卿年高，理当优闲，但朝廷不可无老成人，其勉任事，所辞不允。
丙寅（五月二十日），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王翱以灾异请觧兼职，并乞骸骨。
有旨：朝廷任用老成，不允。
乙未（六月十九日），太子太保兼吏部尚书王翱恳乞休致。
有旨：“卿年老，固当优闲，但此重任非卿不可，宜为朕勉留任事，自今朔望朝参。”
成化二年二月壬午（二月初十日），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王翱以年八十三乞休致。
上曰：朝廷重用老臣，不必固辞。
十一月丁丑（十一月初九日），太子太保兼吏部尚书王翱以老疾恳乞休致。
诏曰：卿德望老成，为国柱石，朕方倚毗，以成用贤图治之功，不允，仍命太医日往视之。

直到成化三年七月，已经卧病五个多月的王翱再次乞求致仕，宪宗才终于同意：

成化三年七月壬午（七月十九日），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王翱寝疾余五月，乞退闲养病，词甚恳切。
上曰：卿历事累朝，为国老成，朕方倚任，岂宜辞去，但今病笃，姑勉从所请。
时翱八十有四岁矣。

然后不到四个月，王翱就去世了：

戊辰（十一月初六日），致仕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王翱卒。

再举两个皇帝“不喜欢”的官员“退休致仕”是怎么样的：

成化中期的内阁首辅商辂和时任兵部尚书项忠：

成化十三年四月乙巳（四月初八日），兵部尚书项忠以灾异乞罢归田里，或改任南京。
上曰：卿历练老成，深知事体，宜勉修职务，不允所辞。
甲午（五月二十八日），兵部尚书项忠乞归养疾，许之。
成化十三年六月丁巳（六月二十日），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商辂奏乞休致。
诏曰：卿历练老成，朕方倚任，但自陈衰朽，力求退休，特兹俞允，以遂优闲。升少保，仍赐敕给驿还乡。
辂上章辞免少保之职。
诏复谓卿辅导有年，今乞休致，特有此擢，不允所辞。

商辂和项忠明面上是以灾异乞休致，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们得罪了明宪宗，他们竟然以一种非常激烈的手段逼迫明宪宗撤销了厂花汪直的西厂，这让皇帝非常愤怒！

当时的确是因为灾异一大批官员纷纷上疏请求致仕，但这本来只是一种形式，每有大灾，都要走一遍过场，官员上疏请求休致，然后皇帝挽留一下意思意思也就够了。

庚子（四月初三日），南京刑部尚书周瑄奏乞休致。
诏：不许。仍命尽心供职。
丁卯（七月初二日），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奏乞休致。
诏曰：卿司风纪，兼理兵政，当勉修厥职，不允所辞。
吏部右侍郎黄镐、户部左侍郎翁世资、兵部左侍郎滕昭、右侍郎马文升、刑部左侍郎杜铭、右侍郎张蓥、工部左侍郎王诏、右侍郎刘昭、大理寺卿宋旻、通政使司左通政何琮、右通政潘礼、左参议方汉、右参议李和、霍贵俱自陈乞休致。
不许。
刑部尚书董方、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李宾自陈衰老，乞休致。
许之。
己巳（七月初四日），户部右侍郎程万里、礼部右侍郎周洪谟俱乞休致。
不许，命万里改南京工部。
太仆寺少卿宋祯亦乞休致，许之。

可以看到，绝大多数官员的“退休申请”都被宪宗按惯例否决了，只有刑部尚书董方和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李宾的批准了，为啥？这里不细讲了，就是得罪了明宪宗和汪直。

其实这里“自愿退休”的官员基本可以说是好聚好散了，退休回乡便是，尤其是首辅商辂，还升了少保，赐敕给驿还乡，唯一例外的是项忠。

甲辰（六月初九日），革兵部尚书项忠职为民。
忠既具奏草令郎中姚璧请各衙门堂上官署名奏革西厂，汪直衔之，忠不自安，乃乞归养病，未行，直嗾东厂官校发江西都指挥使刘江与指挥黄宾奸私事，谓宾为求于其兄太监黄赐，使镇抚尤鉴属忠并武选司郎中姚璧得由京卫选江西都司，事方下都察院，而左给事中郭镗、监察御史冯贯等亦交论忠违法事，词连其子锦衣卫千户绶，及兴宁伯李震、守备靖州指挥使庄荣、甘肃参将都指挥同知刘文、宁府仪宾王允寿，并及彰武伯杨信等十三人，皆与忠平日交通。
上命三法司、锦衣卫会问于廷，忠抗辩不服，然众知出直意，无敢违者。狱成，左都御史李宾等具奏，忠竟黜为民，璧调外任，宾为民，赐降长随，震降左都督，南京闲住，荣降指挥同知，文降署指挥使，绶调湖广九溪卫带俸差操，仍差官往江西逮江及允寿至京鞫问，而宥信等，余罪悉如所拟。

另外，项忠不仅得罪了汪直，还得罪了吏部尚书尹旻，当初以项忠为首，拉一批大臣弹劾汪直，他起草了一份奏疏，然后让手下小弟兵部郎中姚璧拿去请吏部尚书尹旻第一个署名，尹旻不愿意，怕得罪汪直，就说这奏疏是你们兵部撰写的，署名应该以兵部为首，姚璧就给他戴高帽子，说：“尹公你可是六卿之长，按规矩应该吏部为首”，尹旻当时就怒了，“亏你们现在想起我这六卿之长了！”（其实这也没太错，吏部尚书是天官，在六部中地位最尊崇。）尹旻不得已第一个署名之后立即派人告诉汪直的狗腿子韦瑛，说奏疏是兵部写的，他只是以次居首。

初，尚书项忠具奏草令武选郎中姚璧持赴吏部尚书尹旻请署名，旻曰：“本兵部所撰，当以兵部为首”。
璧曰：“公，六卿之长，以次当吏部为首”。
旻怒曰：“今日谗认得六卿之长！”
既署名即遣人报韦瑛曰：“本兵部所写，某但以次居首尔”。

前面说这么多，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概括：

很多官员的所谓“致仕退休”实质上就是失势、不被皇帝喜欢的表现，这个时候你不赶紧卷铺盖灰溜溜地滚回老家，还留在京城就是不识抬举，当了这么多年的官，连这点默契和自知之明都没有了吗？

有人说那我就是非要留在京城会怎么样呢？难不成还会把老子赶走？

那就是给脸不要脸，有时候说不定还真会赶人！你自己不想体面，那只好帮你体面咯！

成化十三年九月初七，明宪宗下了一道诏书，就是要赶走那些被罢免闲住后还悄悄“黑”在京城的官吏人等。

壬申（九月初七日），诏：逐罢闲官吏人等匿京师者。
监察御史许进言：
文武官及旗校吏人有犯罪为民并冠带闲住、立功充军者多匿京师，或妄诉冤枉，或夤缘请托，议论时政，谤毁朝臣，无所不至，请一切逐之。
有旨：此辈潜住京城造言生事，非止一端，锦衣卫并巡城御史其督同兵马司推究姓名，发遣还家，如更容隐，俱重罪不宥。

这里先是监察御史许进上疏说“文武官及旗校吏人有犯罪为民并冠带闲住、立功充军者多匿京师”，但也包含了这些“自愿休致”的官员，他们下野后心里不平衡，大呼冤枉，议论朝政，诋毁当权者。皇帝和当权派的反应也很快，立即下了诏书要把这些人赶回老家。

在这里讲一位被科道交章弹劾而被迫“退休致仕”的重臣——总理京储户部尚书薛远，他就是退休致仕后还要死皮赖脸黑在京城的典型，他以活生生的例子向我们证明了，即使致仕退休了也一定要留在京城，因为留在京城确实好处大大的有啊！

成化十五年正月壬午，吏科都给事中赵侃等言：
迩者直隶苏松等处缺官巡抚，皇上简命参赞机务南京兵部尚书王恕改兵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以往，而起致仕户部尚书薛远，改南京兵部尚书代之。
巡抚之责，委之王恕，固无容议；参赞之任，付之薛远，则公论未惬。远清名少著，远近所知，往年科道交章纠劾，荷蒙圣恩，令其致仕，远亦已陛辞还乡，而乃潜住京师，夤缘复用。且南京根本重地，参赞军国重务，远昔总京储，尚孤委任，今赞机务，岂能济事乎？况又以奔競而起，臣等切恐天下效尤，而来者必接踵矣。乞仍罢远致仕，别选贤能，以付参赞之任。
监察御史王浚等亦以为言。
上曰：朝廷以薛远才识老成，特起任用，若等何得为此言？弗从。

时任吏科都给事中赵侃等人的奏疏，中间详细说明了此事的来龙去脉，总理京储户部尚书薛远之前被科道交章弹劾而于成化十三七月被迫致仕退休。他明面上是辞官回乡了，但实际上却是“潜住京师”，即悄悄地留在了京城里。

留在京师为啥呢？当然是因为他不甘心退休，于是夤缘请托，拉拢关系，阿上钻营，一年多以后就被起用为参赞机务南京兵部尚书，赵侃说他是“奔競而起”。虽科道交章弹劾，但终得任命。

（不过没过多久，天下又灾异不断，科道借此接连弹劾薛远，宪宗不得不于年底再次令薛远致仕）

ps：对薛远的评价，《明史》与《明实录》（包括《宪宗实录》、《孝宗实录》）是有些差别的：

在《明史》中，薛远是一个因忤逆汪直而被多次罢官敢于与黑恶阉宦势力做斗争的铁骨铮铮的好官；

（薛祥）孙远，正统七年进士。景泰时，官户部郎中。天顺元年，擢本部右侍郎，改工部。奉诏塞开封决河。还，仍改户部。成化初，督两广军饷，位至南京兵部尚书，以忤汪直免官。

而在《明实录》中并没看到薛远和汪直有什么过节，他两次被命令致仕不仅看不到汪直的黑手，如第一次是因为成化十二年各地灾异，科道言官建议朝中大臣各自陈休致以谢天意，薛远照例自乞休致，皇帝先并未允许，后吏科都给事中赵侃等人再次有针对性地上疏弹劾薛远，才使其被令致仕。

实际上在成化十三年第一次倒汪运动中，并未看到薛远的身影，当时几个撸袖子上阵以及被裹挟参与的大臣都记载的很清楚，以内阁首辅商辂为首的内阁重臣，包括万安、刘珝、刘吉，除打头阵的商辂以外，二刘也出力甚多，而万安阳奉阴违，出工不出力，可以说是被裹挟不得不参与其中。

其次比较出力的就是以兵部尚书项忠为首的兵部，另外还有刑部尚书董方、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李宾也都参与其中，同于成化十三年被令致仕。

而礼部尚书邹干、工部尚书王复、户部尚书杨鼎都未具体提到，不太明确，但皆留任至成化十五年再次因灾异而去，且是加官进爵的荣誉致仕，应该没有具体参与，尤其是户部尚书杨鼎明确是被言官以其不职弹劾而去的，甚至明言其户部僚属皆不服他。

而吏部尚书尹旻早已投靠汪直，是其同党。

总理京储户部尚书的薛远轶正二品重臣，不仅没有证据表明他参与倒汪，相反，他反而得以在成化十五年被再次起复，当时正是汪直权倾朝廷的时候，薛远要是跟汪直有过节，怎么可能被起用？

尤其是根据科道言官皆弹劾其“潜住京师，夤缘复用”来看，恐怕薛远不仅是不反汪直，反而可能是依附于汪直，否则难以解释他能在汪直权势熏天的时候复出。只可惜老天爷不给面子，成化十五年，全国各地又到处灾异，科道言官又借天变弹劾薛远，薛远不得不于年底再次致仕退休。

其实对比《明史》和《明实录》，经常会发现这种现象，或许是价值观的慢慢改变，《明史》会“洗白”一些人，同时也会“抹黑”一些人。

个人观点，对部分官员的评价，《明史》的儒家价值观会显得更趋腐朽，有时候它所弘扬的人在我们看来其实根本没什么好弘扬的，比如某些没有多少实际建树的状元、老夫子，那种腐朽死板的老儒味道简直都要溢出来了。

而《明实录》对官员的评价，可能更符合我们现在的观感，它并不太一味弘扬所谓的清高夫子，对那些死板而又性格固执的老学究有时候并无多少好话，经常会写出“然于世无甚大用”、“然性颇执泥，不尽合于时宜”的话出来，而对很多所谓名臣的黑点也不讳言。

再说这次致仕退休以后，薛远去了哪里呢？这回总该回老家了吧？

并没有，薛远恐怕还是没有回乡。

据《孝宗实录》记载：

弘治五年三月癸未，授国子监生薛丕为中书舍人。
丕，致仕南京兵部尚书薛远之子也，远自陈尝有军功，今年老闲居，乞授丕京秩，以便侍养，故有是命。

弘治五年，薛远向孝宗上疏，说自己曾经有军功，现在年老赋闲在家，希望能给他的儿子薛丕封个京官，以便于奉养他。

很明显，这个时候薛远一家还是在京城。

而且这种厚着脸皮为儿子谋求京官以便于给自己养老的操作就是从坚持黑在京城的薛远开始的：

弘治五年十月辛丑，致仕戶部尚书殷谦自陈在官劳绩，乞准致仕尚书薛远例官其子监生璋为京职，以便侍养。
吏科参云：皇上嗣位，重惜名器，仕籍甫清。谦今退居畎畝之间，亦当不忘庙堂之虑，顾乃倡启旁蹊， 为子奏求京职，远得侥幸于前，谦遂效尤于后，此门一开，渐不可禁，宜薄示警戒，庶几可遏将来。
吏部覆奏：谦之劳绩乃人臣常分，今欲为子求京职，顾乃妄自矜衒，冀於获便身图，诚有如吏科所参者。
上曰：谦既年老，璋当选。時吏部仍照例考试，随其应得品级选除附近地方，以便养亲。

综上，我就从这方面回答一下，为何退休官员要回老家？留在京城岂不更好？

因为这“退休”很可能是被迫的，也不是留在京城不好，不想留在京城，而是有些人不喜欢你留在京城，所以讲究体面的官员一般也会默契配合，没必要闹得大家都不愉快。

与此同时，实际上真的有很多官员会想尽办法死皮赖脸留在京城，因为留在京城确实是太好了。

流官制度，就是上面为了防止地方上形成指挥不动的势力。流官退休后不回家乡，不是又变成土司了吗？以上仅限于讨论古代史，特此声明。

风口浪尖一辈子，临了还不让人安心，题主有点狠啊。

古代通讯不发达，离开通都大邑信息量就会锐减，离开京师自然影响会更加明显。所以真的要退休了，就会选择离开京师，逃离这个是非圈。但是有的人大概想退而不休，就会选择临近的都市居住，保持对京师的间接影响力。有的人即便退回了老家，也会保持一定的联系，以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无论如何，对于朝政的干预都大为减少了。

为什么要减少干预呢？因为真的已经老了。人老了，有些事情就不愿意频繁参与了。何况平安落地也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趁着还有一点活动能力抽身退步，也是十分惊险的操作。

很多人曾经问过，为什么经历了开国斗争的名臣大将在开国之后又回爆发新的激战。其实根源就是他们一直在风口浪尖上过活，开国之前，各方势力对决，国家却只有一个，僧多粥少的局面注定了要有很多势力彻底消亡。在这个过程中，胜利者的势力都会有一些过度膨胀。等到开国之后，当初过分膨胀的开国集团就面临着新的、规模要小很多的僧多粥少的局面，于是不可避免地也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开国集团内部斗争也是必然的事情。如果开国集团没有内部斗争，就说明他们尽可能地瓜分了社会公共利益，那么这个国家纵然看起来很和谐，老百姓却是过得很苦的，不会很长久。

对于官员来说，抽身退步是个系统工程。事先要对政治势力乃至接班人做充分地考虑。既然已经安排好了要退休了，新的政治集团肯定已经妥当了。这个时候还留在京师，就变成多余的人了。不在其位，却又要谋其政，参与太多，未必是好事。

当然，如果势力盘根错节，退而不休也是可以的。那样留在京师也是很有利的。并不是全部的人都会离开京师。

至于就任地的情况，这个情况实际上是经常发生的。我们读历史经常会看到某些人随父辈前往某地任职，然后就留居于此。有时也有一些人直接采用地方官的姓氏为姓氏，然后自称后人。这个就很难区分了。

现代一些官员也会选择退休以后异地安置（网上还有一些相关条例），未必就要回老家。

其实不光官员是这样。很多平民百姓也是这样，离开家乡以后就不再回去的有很多。我还见过一些人离开家乡到外乡谋生，子女都在外乡长大定居，结果晚年自己又回老家养老、把子女留在外乡的情况。还有一些人则是在外乡谋生，把老人全都接过去居住。古代社会也有很多人员流动的情况，并不是理想化的定居一地不再动弹。流民逃荒这样大规模集中性灾难式的人员流动固然是特例，平时也不是没人出去走动的。社会上的人员流动一直很频繁，所谓“安土重迁”更像是个经济现象而不是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