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进士举人那么多，政府需要这么多官员吗？
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详细探讨：
一、 古代政府的职能与层级结构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古代政府承担了哪些职能，以及其层级结构是怎样的。
核心职能：
统治与治理： 维持社会秩序，征收赋税，司法审判，治安管理。
国家建设： 修筑水利工程，管理国家财政，发展农业和手工业。
军事： 防御外敌，维护边疆稳定。
文化教育： 推广礼仪，发展教育，选拔人才。
外交： 与周边国家进行交流与谈判。
层级结构：
中央政府： 皇帝为最高统治者，之下有各部院、寺监等机构，负责制定政策、管理国家大政方针。例如，六部（吏、户、礼、兵、刑、工）是核心部门。
地方政府： 从中央到地方，有一个庞大而层层分明的官僚体系。省、府（州、军）、县（市）是主要的行政层级。每个层级都有相应的官员来负责该地区的治理。
二、 进士举人的数量与实际官员需求的匹配度
为什么会有“进士举人那么多”的说法？这是因为科举制度是古代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然而，并非所有考中进士或举人的人都能立刻获得官职，也并非所有官员都必须是进士举人出身。
科举制度的性质： 科举制度的初衷是打破门阀制度，广开才路，选拔有能力的人为国效力。但它同时也存在一些客观和主观上的局限性。
官员的来源：
科举出身： 进士是科举的最高荣誉，通常意味着会进入中央或重要的地方任职。举人则是乡试的及第者，也有机会获得官职，但起点可能低于进士。
荫袭： 官员的子孙可以通过“荫官”制度获得官职，这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官僚体系，但也被认为是近亲繁殖。
恩荫、杂流等： 还有一些非科举出身的途径可以进入官场，虽然比例可能不如科举。
实际官员需求：
庞大的行政体系： 从中央到地方，每一个层级、每一个部门都需要官员来具体执行各项职能。例如，一个县就需要县令、县丞、主簿、簿尉、司法、教育、税务等各方面的人员。这些人员数量加起来是相当庞大的。
信息传递与执行： 政府需要官员将中央的政策传达到地方，并将地方的信息反馈给中央。这个过程需要层层传递，每个环节都需要人来负责。
监督与制衡： 为了防止官员腐败和滥权，政府往往会设置互相制约的官员和机构，这也增加了对官员的需求。
冗官现象： 很多朝代都存在“冗官”的现象，即实际需要的官员数量少于官职的设置数量。这可能是由于制度设计、政治斗争、皇权需要等多种原因造成的。设立更多的官职，也可以作为一种笼络和奖励手段。
三、 “那么多”的界定与历史演变
“进士举人那么多”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们需要结合历史时期来看待。
唐宋时期： 科举制度逐渐成熟，但进士及第者相对稀少，是精英中的精英。虽然有举人，但进士的含金量最高。
明清时期： 科举制度更加完善，考试科目和录用人数都有所增加。尤其是乡试的举人数量相对更多。明朝后期和清朝，虽然进士的录用人数有所增加，但相较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行政体系，仍然面临官员不足的压力。
相对数量： 如果以当时的进士及第人数（例如每年几十到几百人）与整个国家数以百万计的人口以及庞大的官僚体系来比较，进士确实是金字塔尖上的少数。但如果与实际所需的官员岗位来比较，有时甚至会出现僧多粥少的情况，但更多时候是官员数量难以完全满足日益增长的治理需求。
四、 为什么会出现进士举人过剩（或看起来过剩）的现象？
尽管政府需要大量的官员，但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进士举人那么多”的印象呢？
1. 社会对科举的重视： 科举是当时普通人改变命运、实现阶层跃升的最主要途径。因此，无数读书人投入到科举的备考中，导致报考人数极其庞大，尽管录取率极低，但基数大，所以考中的人看起来“不少”。
2. 官员选拔的“瓶颈”： 尽管有庞大的官僚体系，但并非所有举人都能获得实职。官职的升迁是有层级的，也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有些举人可能长期得不到任用，或者只能担任一些低级、非实权的闲职。这造成了一种“学而无用”的社会心理。
3. “冗官”的背后： 如前所述，一些朝代为了巩固皇权、笼络士人或作为政治博弈的工具，会设立比实际治理需求更多的官职。这些官职的设置也需要通过科举或其他途径来填充。
4. 非实权官员的设置： 一些官职可能是虚设的，或者主要承担一些监督、考评等角色，并非直接的行政执行者。
5. 信息传播的偏差： 历史记载更多侧重于殿试、会试、乡试的录取人数，以及一些著名官员的事迹。对于庞大的地方官僚体系中的每一个具体职位以及执行者的数量，信息可能没有那么集中和容易被大众所了解。
五、 政府是否“需要”那么多官员？
回到核心问题：政府需要这么多官员吗？
从职能角度看： 古代政府的职能相对现代政府更为集中在维护统治、征收赋税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但即便如此，要维持一个庞大帝国的运转，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军事、司法、财政等各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来具体执行。从这个角度看，政府是需要庞大的官僚体系的。
从效率角度看： 过多的官员也可能导致效率低下、管理成本过高、内部沟通成本增加，甚至滋生腐败。历史上许多朝代都面临过“冗官”问题带来的财政负担和治理效率下降的困扰。
从社会平衡角度看： 科举制度在选拔官员的同时，也承担了吸纳社会精英、稳定社会情绪的功能。如果考中进士举人的人才得不到安置，可能会引发社会不满，威胁统治稳定。因此，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设置足够的官职来容纳这些人才，即使有些职位并非完全必要。
总结：
古代政府确实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来支撑其运作，以履行统治和治理的职能。进士举人作为科举制度的产物，构成了这个官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政府“需要这么多进士举人”。
需求是相对的： 官职的数量需求与行政体系的规模、政府职能的扩张程度以及治理的复杂性密切相关。
“过剩”的可能： 一些朝代可能因为历史原因、政治需要而设置了比实际治理需求更多的官职，导致了“冗官”现象，使得进士举人相对于实际“有效”官职的数量显得过多。
平衡与约束： 政府在需要足够官员来维持运转的同时，也要考虑官员的素质、效率和成本。科举制度的初衷是选贤任能，但也需要警惕其可能带来的制度性弊端。
总而言之，古代政府需要一个规模庞大的官员队伍来维持运转，而进士举人是这个队伍的重要来源。但“那么多”的说法更多的是反映了科举竞争的激烈以及部分官员安置的社会性问题，而不是简单地说明政府对官员数量的需求本身是不合理的。古代政府在官员数量的设置上，往往是在满足基本治理需求、吸纳社会人才以及维持统治稳定之间进行一种动态的平衡。
网友意见
一年才录取1-200，有的时候几年不办恩科。
进士的水平比现在的社科院院士水平还高。
古人读书30-40年，普遍不到60就死了，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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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全国有1587个县，唐朝1557个县，明朝1472个县，清末全国有1482个县，古代中国的县治大概在1500上下浮动。
而县的等级又有下县、中县、上县、紧县、畿县、京县之分，最普通的下县也会有县令、县丞及主薄三个官的基本配置。
县丞主薄这号佐贰官，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工具人，可以不讲科举出身，用举人或监生、贡生来凑数也没问题。
但县令这种正印官必须出身正牌进士，不光赴京参加过会试，还上京参加过殿试，正儿八经见过皇帝。
单说全国1500个县的县令，每三年考绩，这批人面临正常的升迁罢免+老病残退，缺额至少在五分之一，三四百个左右。
也就是说，每三年一批的三百来个进士，拿来补全国县令的正常缺额，实际上大差不差，刚刚好。
但进士这种精英人才，也不能全扔到基层去锻炼吃土，那太浪费了，必须有所区分，一甲、二甲和三甲的选官任官是有明确规则的，名次靠前和吊车尾的肯定不能一个待遇，不然科举就失去了意义。
一甲靠近中枢吃肉，二甲留京啃骨头，三甲扔地方吃土。
通常，一甲进士只有三个，状元、榜眼和探花，以及二甲第一名的传胪是要进翰林院的，“非翰林不得入阁”，作为朝廷的高级储备人才，未来的储相，要离皇帝和中枢近一点，先混个脸熟。
而二甲进士默认可以担任京官，留在京城这个帝国的心脏之地，三甲才默认是地方官，扔到京城以外的基层。
《清会典事例》记载，顺治三年：“二甲一名到五十名，除部主事；五十一到三甲十名，除中、行、评、博；十一名至二十名，除知州；二十一名至五十名，除推官，余除知县。”
这说明，二甲的一百来个进士基本都会获得“留京指标”，去六部观政实习，实习结束直接就留在部委大院里上班了，前五十名还能混个主事，什么科室负责人之类。
其他就是正常职位，什么行人、中书舍人、太常博士、国子博士等，有了北京户口，捧上了金饭碗。
三甲就很苦逼，拢共二百来个人，名次靠前的能混个散州的知州，类似于现在的县级市的市长，再次的一点能混个府衙的推官，专管刑名司法的副市长之类，剩下的就只能去县里吃土。
你看看，三百个进士，经过这么三折扣两截留，剩下那百十来个人拿来补充全国的县令缺额，够分么？
指定不够。
这么点小米全撒锅里，别说粥，米汤都熬不出来。
那咋整？
只能“进士不够举人凑，监生凑、贡生凑”，给基数更大的中层读书人留出一条上进之路。
矮子里面拔将军，吏部大门朝南开，有钱有人（关系）你进来，上县紧县京县畿县这些既繁华又有油水的地方就别想了，下县中县破县边陲县，这些老少边穷地区，还是可以放个监生举人当县令，去替皇帝和帝国“牧养子民”的。
上面举的那个例子是清朝入关初期的顺治朝，属于满人入主中原，汉人还普遍“持观望态度”的特殊时期，人才短缺才对进士格外拉拢，到王朝的中后期，人才储备丰厚，进士的待遇有所下降，二甲进士的“留京指标”就少了很多。
但作为千军万马杀出来的精英，万千读书人最顶尖的那一小撮，帝国倚重的骨干，哪怕名次再差，至少一个知县是跑不了的，可谓做题家的黄金时代。
当然，这黄金时代有个例外——宋朝。
进士一度泛滥，就像题主问的，多到赵宋王朝消化不了的地步。
主要怨宋太宗赵光义这哥们，滥发恩赏，净瞎几把搞，给儿孙们起了个坏头。
在赵大赵匡胤时期，还一切比较正常，宋是从后周老柴家手里“半路截的胡”，疆域不大，人丁不多，赵大开科取士也一直延续着前朝旧制，年年科举，优中取优。
大宋建国当年（960年）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录取了19人。第二年录取了11人。此后数年，每榜进士大约都在10人左右，最少的乾德四年（966年）仅录取了6个人......
十个八个看着少，挺寒碜，考虑到大宋初期的那点地盘和统治人口，以及年年科举，这个数据其实是正常的。
赵大作为皇帝，对科举制度只做了两个改动，一好一坏：
1、增加了一道“殿试”。
科举自唐以来，一直奉行的是“地方试（秋闱）+中央试（春闱）”的二级考试制度，到赵大手里变了，成了“地方发解试+中央礼部省试+殿试”的三级考试制度，最后一场，皇帝要亲自下场监考，把进士一网打尽，变成自己的“天子门生”。
这么干的好处有二，一来，皇帝监考才能凸显对“抡才大典”的重视程度。
二来，宋朝是从五代十国的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对造反这种事巨敏感，赵大又是“陈桥兵变才黄袍加身”，说白了就是“和平演变”，另一种形式的造反，从“孤儿寡母手里抢的江山”，王权的统治合法性有先天缺陷，赵大屁股下那张宝座等于三条腿，不咋稳当。
所以没安全感的赵大要在“天地君亲师”里，除了“君”之外，还要多占一个“师”的大义名分，减少进士这些精英文人有朝一日的“背叛”概率。
没有什么事是一个紧箍咒解决不了的，如果不行，就套上俩。
后世皇帝一看，我靠，这法儿不错，我要活个七八十，满朝文臣名义上都是我的“学生”，那可就太爽了，很带劲，来呀，着为永例接着用。
于是，三级考试制度就成为后世科举的固定模板。
跟这个相比，第二个改动就纯属于“一步臭棋”，而且臭不可闻。
2、“殿试黜落”，现代话就是“末尾淘汰制”。
为啥说这一招巨臭呢，因为淘汰断了不少贫寒士子的活路，把他们逼上了绝路。
科举自唐以来，读书人只要通过“秋闱和春闱”两级考试，合格就算及第，及第者就有了做官的资格。
比如凤翔府乡下的一个穷读书人，十年寒窗头悬梁锥刺股，终于有把握了，要去府城参加秋闱，他又没钱雇车雇驴，只能揣着老娘蒸的十个窝窝头，走了六十里，磨了满脚泡，进了府城咔一下考中了，得到了去长安参加春闱的资格。
回到家，复习了一冬天，临近春闱，又揣着家里仅有的二两银子，背着一百个个窝窝头，顶风冒雪走三百里去长安考试，走了十天到了，花二百个铜板租了个破单间，大冬天也没火，天天啃着大萝卜就着窝窝头干熬，等到三月春闱，咔又中了。
这下爽了，瞬间升了阶层，草民变成官老爷，又有白富美看中，住进了大别墅，从此人生巅峰，大鱼大肉吃到爽，山珍海味一辈子。
赵大搞的“殿试黜落”坏就坏在这儿。
一个凤翔府的穷鬼读书人，吃糠咽菜，连连闯过地方试和中央省试，踏马的还不算官，大鱼大肉吃不上，也没有白富美暖脚，还得回出租屋啃大萝卜。
等他终于上了金銮殿参加殿试，靠，居然没考中，被“黜落淘汰”了，这下苦逼了。
不仅当不上官，反而一撸到底滚犊子，打回穷鬼原形，继续就着萝卜啃窝窝。
关键的关键，哥们上京考试花光了家财，还欠了一屁股高利贷，穷的叮当，身无分文，东京汴梁离老家凤翔足足一千多里，他得一路要饭回去……可回了家，七尺男儿又有什么脸面见自己的爹娘和家徒四壁的家，以及殷殷期盼的同乡？
所以宋人笔记里这样记载：
本朝自祖宗以来，进士过省赴殿试，尚有被黜者。远方寒士，殿试下第，贫不能归，多有赴水死者。
他没了活路，只好一头栽进黄河。
也有人不想死，不仅不想死，还想继续当官，咋办？
读书人第一天认字读书，头一句就是“学会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身能耐注定是要卖给皇帝的，中原这个皇帝不要，那也不能一根树上吊死，干脆去塞外给其他皇帝卖命，天下虽大，皇帝不少，给敌人当官也是官，一样吃香的喝辣的，一样治国平天下。
所以就有不少读书人千里迢迢跑到西北那旮旯，壮大了西夏，又回过头来把大宋摁在地上摩擦啊摩擦。
后世明末的落第举子“勇闯关东”，把自己一身文武艺卖给女真，回头把大明灭了，古今屡见不鲜。
“殿试黜落”太缺德了，属于自废武功，连很多大臣也怨声载道，说你老赵家的皇帝不靠谱，净给别人送子弹，一直到几十年后的仁宗时期，才正式下诏改过来：
进士殿试，只排名次，皆不黜落。
排排坐，分果果，大家都有官做，算正式修正了这个Bug，也成为永例。
客观说，科举制度在宋代还处于探索和改革阶段，“摸着石头过河”，远没达到后世明清时期的成熟与完善。
单说一条，后世明清的读书人每升一级都有福利大礼包，游戏体验感比较爽。
比如小儒童考上童生就有了一点傲娇的资格，能舔着脸跟知县这个座师拉拉关系，蹭点便宜。
考上秀才就能见官不跪，还能免个劳役，专心在家读书。
考上举人能跟县老爷平起平坐，还有免税待遇，光这一项免税，就能吸引很多人投田献土，卖身为奴，平白得了无数良田，一夜翻身，爽的一逼，上京赶考完全可以鲜衣怒马，前呼后拥，不用再背窝窝头和大萝卜。
宋人就凄惨的多，不管当上秀才还是举人，半点福利都毛有，相关政治待遇更是屁都不见，一切都得自掏腰包，自费解决。
公子少爷当然无所谓，但广大贫寒士子不倾家荡产，真的考不起，穷家富路，没个三五十两银子都不敢出门。
“殿试黜落”就坏在这儿，断了大部分底层读书人的后路，寒了士子们的报国情怀和热血，逼得走投无路，要么去投河，要么投敌国。
说完赵大说赵二，这货跟他哥一比，完全走了另一个极端，每年开科取士，这哥们动辄就是上百上百干。
宋史有载：庚辰，阅礼部贡士十举至十五举者百二十人，并赐出身。
他登上皇位第一次开科取士，就比他哥十年加起来都多。
后来一年比一年多，他在位22年里，光进士科就录取了近万人，平均下来他每年录取450人左右，这步子迈的属实有点狠了，要知道两宋三百年来，占据的地盘最多只能算“半个中国”，丁口也少的多，远不能跟明清的广袤疆域及海量丁口相提并论。
背后原因有二：
一来，这哥们确实能打，东征西讨，南征北战，灭北汉打吴越打交趾平蜀乱，基本统一了中原，他在位期间，大宋的国土确实比他哥在位时，扩大了不少，治下丁口自然也增加了，但他取士的数还是大大超出了“半个中国”所需的量，一斗米下去，把粥直接做成了饭，偏偏水少，夹生了。
二来，我估计主要原因还是出在“烛光斧影”这件事上，这哥们心虚，比他哥还心虚。
赵大的皇座三条腿，赵二的估计只有两条腿，皇帝当的颤颤巍巍，“弑兄”这事不是闹着玩的。
他只能通过扩大取士数量+大肆封赏，极力笼络人心来巩固自己的宝座，哪怕泛滥也在所不惜。
唐代二百多年，拢共开科取士268次，所录进士不过7448人。
元朝一共16场科举考试，录取了1139名进士。
《续文献通考》统计，明朝二百多年共开科考试88榜，计24612人。
清朝共开科考试112榜，取士共计26881人。
而只占半个中国疆域的大宋呢？
《北宋贡举登科人数考》，北宋科举共开科考试81榜，取士人数为52720人。
《南宋贡举登科人数考》，南宋152年间，开科取士共有49榜，其登科人数为45640人。
两宋加起来就有11万人，平均每榜840多人，按两宋历史319年计算，每年平均有340多人。
按每榜来算，宋朝取士的录取率是唐朝的11倍，元朝的12倍，明朝的3倍和清朝的3.5倍。
赵二一个皇帝取的士就超过唐代所有皇帝的指标，干了明代皇帝祖孙五代才能干成的事儿。
也就不难想象，在赵大“殿试黜落”把进士地位提高到空前尊崇的下一秒，赵二就把进士干成了地摊货和白菜价........这哥俩是真任性。
读书人在赵大时代无比苦逼，要么投河，要么投敌，好不容易等赵二砍死他哥上了台，大肆扩招，大家无不奔走欢呼，喜极而泣，然而没几年，又再一次懵逼了——进士太多，官不够分。
——大宋开局就有一批“前朝后周旧官”，但赵大不敢用，让他们退居二线，只领俸禄别干事，腾出位置给忠于老赵家的人，于是一个职位变成两个官。
——在统一周边各国的过程里，又实行“归化授官”，给投奔大宋、积极靠拢的各国降官一个官位，一个职位变成了三个官做。
——加上对宗室、外戚、勋旧的优待，什么荫补、散官、勋官、添差，乱七八糟折腾下来，一个官有五六个人共做也不奇怪。
——皇帝们又出于对“五代武夫乱国”的恐惧，扬文抑武，靠文人治国，大肆增加科举名额，滥发官位，一个官七八个人做。
朱熹的叔祖朱弁在日记里记了这么个事：
予在太学时，见人言仁宗时，蜀中一举子献诗于成都府。某人忘其姓名，云：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知府械其人付狱，表上其事。
仁宗曰：“此乃老秀才，急于仕宦而为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户参军，不厘事务，处于远小郡。”其人到任，不一年，惭恧而死。
“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这句不光表明了造反目的，还给出了造反攻略，换别的皇帝，这号反贼杀头诛九族是妥妥的。
但仁宗不走寻常路，认为穷秀才是想当官想疯了，干脆给他个小官做.......
你瞧老赵家的皇帝，任性都一脉相承的。
——最后发展到《宋史·职官志》中的：“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
同一个官有十个人做，一个有差谴，干具体工作，另外九个顶着职务，光领工资不干活。
往往一个读书人好不容易考中进士，发现自己成了“候补员外”，光有萝卜没有坑。
想当官啊，你先回家待着，什么时候把排在前面的人都熬死了，就轮到你了。
所以，你要穿越到大宋，碰见个人称“员外”的老汉，可别以为他就是个乡下土财主，十有八九是个真官。
“员外”指的就是“正员之外”候补性质的“员外郎”，正经进士出身，授官身，领俸禄，只是没有“补实缺”，光领工资不干活，但绝对是实打实的官老爷阶层，捏死你跟捏死个蚂蚁一样。
正因为宋代的“员外”太多太滥，连累这俩字也不值钱了，到了明清两朝，干脆员外就降了档次，成了民间有钱人的称呼。
这就是两宋官吏队伍空前庞大臃肿，行政效率极低，有名的“三冗”之一“冗官”的源头，终宋一朝三百多年始终无法解决和摆脱的恶性肿瘤。
宋是古代王朝唯一的例外——人才太多，政府消化不了，造成肠梗阻，闹了笑话，还养出了肿瘤。
起点的历史文里，大凡穿越到明清的做题家，二话不说，直接抄起四书五经，积极投身科举大业，因为制度完善，每过一关就有过关礼包赠送，爽点满满，而且打通关后也不发愁就业。
即便不能打通关，当个举人老爷也不错，吃肉喝酒、依红偎翠很潇洒。
而穿越到宋朝的，很少有人脑子一抽去考科举，不是开酒楼发明炒菜酿烈酒走商业之路，开银行玩金融鼓捣资本，就是当禁军舞枪弄棒走武夫之路，唱着满江红去杀金兵。
一大原因就是那时的科举设计不完善，没礼包没爽感，游戏体验差，对学渣很不友好。
除非学霸能三试打通关，虽然进士多如狗，举人遍地走，可“光领工资不干活”这个超级大礼包就值回了票价，简直爽歪歪。
奉劝各位，想穿越玩科举，绝对要避开赵大这个巨坑，你只能在“投河或投敌”之间选其一，尽量瞄准点，照着赵二及以后的时代穿，强烈推荐仁宗，这皇帝可以，键政大侠喷的再出格也不怕脑袋404。
最后来两发冷知识：
1、宋初的状元大部分是快枪手，默认谁第一个交卷谁就是状元，“太宗时试进士，每以先进卷者为第一”，讲究的是文思如泉涌，下笔似尿崩，麒麟臂拼手速唰唰滴。
2、世界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不在中国，而在1919年的越南。
我对这国家挺有好感，从山寨科举制度，到照搬社会主义，再到抄袭改革开放，一千年来，哥们始终在模仿，从来没超越，还挺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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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揽尽天下英才，尽为我用。
这就是古代王朝体制的一个基本思路。
在认识人才这个问题上，就要尽量做到支持我的人才越多越好，反对我的人才越少越好。
即便是有人造反，这个领头的人最好是个蠢货。而去镇压造反的人才又忠心，又有才干，文化水平高。
要如何吸引人才尽为我用？
开科举士，就是最好的办法。
为什么开科举士针对的是平民，普通人？
因为刘邦建立汉朝，开了一个坏头，那就是贵族独揽天下大权的时代结束了。
如果楚汉争霸，胜利的是项羽，而 项羽又有贵族身份，那就不一样了。
像欧洲一样，农民造反没用，因为你没有贵族血统，其他人不认，不但当不了国王，天主教会拒绝给你加冕，其他国王贵族还会联合起来，一起把你灭了。因为这些贵族说白了，通过上千年的联姻，他们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戚。
刘邦这个亭长当了皇帝，也就意味着无论是谁，不管你的出身如何，都有当皇帝的资格，这是经过验证的。
刘邦虽然不大识字，但是他身边的重臣张良、韩信、萧何都是有大学问的人，大军事家。
刘备虽然有贵族身份，但是已经混到编草鞋的程度，如果没有诸葛亮这样的人才辅佐，要想取得蜀国政权，可以说几无可能。
曹操手底下那么多人才，赤壁一战，差点就没有活着出去。
因此，人才重要。
如果揽尽天下英才，效忠我朝，而且还是天子门生，皇帝还是他们的老师，这个江山才可保万世太平。
怎么去识别这些人才？
谁才是最优秀的？
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考试，考试是最靠得住的办法。
考进来了，文章中写满了治国方略，表达了对朝廷的忠诚，愿意全心全意为皇帝服务，这就很好。
至于当官的问题。其实并不重要，起码是次等重要的问题。
古代科举状元不受重用的多的是，并非位列三甲，科举考试中成绩一般的人，最后成为当朝宰相的大有人在。
而外戚、宦官、弄臣长期占据领导地位的，又是中国古代朝廷的一个普遍现象。
关键环节，重要岗位，皇帝放心依然是自己人，并不太相信这些通过科举上来的人。
武将出征，宦官或者皇子为监军，生怕造反，或者勾结番邦。
古代监察制度，就是专门针对这些人的。
所以，古代搞科举制度，重要的功能是招揽人才，让他们当官，那必须要考察合格，逐步提拔。
将科举等同于现在的公务员考试，这是错误的。关键是先收过来，能不能用，看情况或者认真考察。这里面确实诞生了大量的政府公务员，但是这从来不是设立这项制度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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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杀了人躲进寺庙当和尚就没事了”的说法，并非某个特定的人“发明”的，而是古代社会一种复杂的现象，背后牵扯到宗教的庇护作用、法律的局限性以及当时的社会认知。要详细说清楚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几个层面来剖析：一、 寺庙的特殊地位：庇护所的角色在古代，尤其是受到佛教影响较深的地区，寺庙不仅仅是宗教场所，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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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社会，资源远不如现代这般充裕，人们的生存智慧和节俭意识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关于弓箭和暗器的回收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是”或“不是”来回答，而需要从多个角度去理解。首先，我们得明确一点：古代确实存在对弓箭和暗器的回收行为，但这种回收的普遍性、方式以及主要目的，与我们今天理解的“回收”概念有着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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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古代人猿如何一步步蜕变成我们现代人类，这可不是一蹴而就的，更像是一场漫长而精妙的自然选择游戏。首先，我们得明白，所有动物都在进化，只不过这条进化的道路在不同物种那里走向了不同的方向。而我们人类这条路之所以特别，是因为有几个关键的“不一样”，像是一串串基因和环境的密码，解锁了我们最终的智慧之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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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战争中的谍报工作，远不像后世想象的那般神秘莫测，充斥着科幻般的道具和无所不能的特工。它更像是一门古老而粗糙的技艺，依赖于人的智慧、勇气，甚至是运气，在黑暗中摸索，在混沌中求索。与其说是“工作”，不如说是一种充满风险的“营生”，很多人甚至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情报的来源：五花八门，无所不用其极古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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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日本古代的石高制相比于贯高制有没有进步，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两者都是古代日本的赋税和经济衡量单位，但它们所处的历史时期、侧重的方面以及实际运作机制都有显著差异，因此不能简单地说孰优孰劣，而是要看在特定历史阶段，哪种制度更能适应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我们先来捋一捋它们各自的背景和特点。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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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战场上，百万雄师听令而行，那可不是随随便便喊几嗓子就能办到的。这背后是一套严谨、复杂却又相当有效的指挥体系。想象一下，在一个几十万人的战场上，声音根本传不远，更别说清晰地传达命令了。所以，他们依靠的是一套集合了视觉、听觉、甚至嗅觉（虽然不常见，但火药味确实是一种信号）的信号系统，再加上一套深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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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文明，在中外交流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古代朝贡体系更是古代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一种独特而有效的模式。在这个体系下，周边国家会向中国皇帝进贡，这不仅是一种政治上的臣服表示，也承载了丰富的物质和文化交流。那么，在古代朝贡体系下，周边国家究竟会给中国进贡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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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里范进中了秀才，却还是被胡屠户瞧不起，这事儿啊，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很多人觉得，秀才怎么说也是读书人，是“士”的开头，按理说地位不低，怎么在胡屠户这种市井小民面前就这么不受待见呢？这背后，其实藏着古代社会里读书人地位的复杂性，以及不同阶层之间真实的互动逻辑。首先，咱们得明白，古代的“士”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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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文科生，一直对历史和哲学情有独钟。如果我能穿越回古代，我会毫不犹豫地利用我所学的知识，尝试为那个时代的人们带来一些改变。我的目标是让社会尽可能地进步，不仅仅是科技上的，更是思想观念上的。第一步：站稳脚跟，建立信任。穿越到古代，首要任务是生存，然后是建立自己的影响力。作为一个外来者，没有任何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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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它触及了中国古代交通运输的深刻逻辑。尽管长江三峡在现代看来是重要的水道，但在古代，特别是战乱频繁或技术相对落后的时期，选择陆路而非水路进入川蜀地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而且这些原因往往是相互关联、相互强化的：一、 水道的危险性与不可控性（这是最核心的原因） 三峡的险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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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一支军队要进行波次进攻，并且保持进攻的持续性，轮换下来的梯队人员的补充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不像现代军队有系统性的兵役制度和后勤储备，古代的补充方式更为原始，但也同样有效。1. 预备役和后备力量： 征兵和户籍制度： 虽然不像现代军队那样精确，但古代国家都有一定的户籍管理制度。在战时，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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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利用坑道作业堆放黑火药进行爆破攻城，这可不是什么天方夜谭，而是实实在在的战争手段，一种相当“硬核”的攻城技术，在军事史上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咱们就来仔细说道说道，这玩意儿是怎么玩的，为什么能行，以及其中的门道。这事儿，为什么能成？核心在于利用了黑火药的爆炸威力，以及坑道作业的“隐蔽”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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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女子进入青楼的渠道多种多样，她们的命运也因入青楼的原因、自身的条件以及时代的变迁而有所不同。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涉及社会、经济、家庭和个人命运的复杂议题。古代女子进入青楼的主要渠道：1. 家贫、卖身为奴： 这是最常见的途径之一。当一个家庭遭遇天灾人祸，如饥荒、瘟疫、战乱、父母重病或负债累累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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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女性结婚，确实常常意味着彻底“嫁入”夫家，成为夫家的一部分。这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根源。首先，从经济角度来看，古代社会是农业社会，土地和劳动力是主要的生产资料。婚姻的结合，很大程度上是两个家庭之间经济资源的整合。女性出嫁，往往会带去嫁妆，这笔嫁妆可以被夫家视为一种经济支持。而一旦嫁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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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不下县”这句老话，确实点出了古代中国一个非常现实的基层治理困境。它并非说中央政府完全不触及县级以下，而是强调从中央到地方，层层传导的权力，到了县一级，就已经大大衰减，再往下就更难直接掌控了。那么，在权力触角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古代是如何维系基层社会运转的呢？这里面学问可就多了去了，远不止是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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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欧洲没有类似于中国的科举制度，这主要是由于欧洲与中国在历史、政治、社会结构、文化观念以及教育体系等方面存在着深刻的差异。理解这些差异，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为什么科举制度未能出现，以及欧洲社会是如何实现阶级流动的。 为什么古代欧洲没有类似中国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的核心在于通过公开考试来选拔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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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评价明朝盔甲是否是中国古代历代之巅峰，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审视，而不仅仅是简单地与欧洲的板甲时代做比较。15世纪欧洲进入板甲时代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其盔甲以全身包裹、防护性极强而闻名。而明朝，恰恰是中华冷兵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其盔甲体系确实非常成熟和先进。明朝盔甲的辉煌与特色首先，我们来看看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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