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代的石高制相比于贯高制有什么进步吗？

要说日本古代的石高制相比于贯高制有没有进步，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两者都是古代日本的赋税和经济衡量单位，但它们所处的历史时期、侧重的方面以及实际运作机制都有显著差异，因此不能简单地说孰优孰劣，而是要看在特定历史阶段，哪种制度更能适应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

我们先来捋一捋它们各自的背景和特点。

贯高制：早期模糊的赋税与劳役基础

贯高制，顾名思义，是以“贯”为计量单位。在飞鸟、奈良时代，日本仿效中国隋唐制度，建立了律令国家，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赋役制度。贯高制是那个时期赋税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并没有像后来的石高制那样，成为一个纯粹的以土地生产能力为基础的经济衡量标准。

计量模糊性： “贯”最初可能是指一定数量的金属货币（如铜钱）或者绢布。但问题在于，在古代，货币的流通并不普及，且价值波动较大。同时，绢布的质量、幅宽也参差不齐。因此，“贯”的实际购买力或等价物并非一个固定的、清晰的概念。
与贡纳、调、庸的联系： 贯高制通常与律令制下的“贡”、“调”、“庸”等赋税形式相结合。“贡”是地方特产的进奉，“调”是关于物产的税，而“庸”则是代替劳役的纳税。贯高制可能在计算这些赋税时，作为一种折算单位，将实物或劳役换算成一个“贯”的价值。
以人丁为主导的倾向： 在早期的律令制下，赋役是以“人”为基本单位的。虽然土地的占有和耕种很重要，但税负的分配往往与户籍、人丁的多少直接挂钩。贯高制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也反映了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征收方式，即将劳役或其折算价值以“贯”来表示，并摊派到户。
缺乏对土地生产力的直接衡量： 贯高制最大的局限性在于，它没有一个直接、量化的指标来衡量土地本身的肥沃程度、产量潜力。税负的多少，更多地取决于政府的征收标准和当时的经济状况，而不是土地实际能产出多少。

石高制：迈向以土地生产力为核心的进步

到了战国时代以及江户时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商品经济的萌芽，贯高制显得越来越不适应。丰臣秀吉推行的一系列改革，特别是“太阁检地”，奠定了石高制的基础。

以“石”（koku）为计量单位： “石”在日本古代主要指的是米。一石大体上相当于一个人一年的食用米量。石高制的核心在于，它将全国的土地按照其生产的米量（即“石高”）来估算和衡量。
土地测量与登记（检地）： 石高制的建立，以大规模的土地测量和丈量为前提。政府会派出官员，对全国的土地进行详细的测量，确定其面积、等级（根据土壤肥沃程度、水源等划分），并估算出每块土地的年产量（以米石为单位）。这些信息会被详细记录在案，形成土地登记。
税负基础的量化和公平化： 这是石高制最显著的“进步”所在。通过对土地生产力的量化，税负的分配变得更加明确和相对公平。赋税（如年贡，即土地税）的征收，直接与土地的石高挂钩。拥有高石高土地的地主，需要承担更多的税负；低石高土地则税负较轻。这避免了早期贯高制下，因为计量模糊或以人丁为主导而可能出现的税负不均问题。
作为俸禄和经济指标： 石高制不仅仅是赋税的基础，它还成为了衡量领主（大名）实力和俸禄的根本标准。大名的俸禄以石高来计算，他们的“所领”（领地）也以总石高来衡量。这使得石高成为一个通用的经济指标，影响着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划分。
推动农业发展与商品经济： 虽然石高制本身是以封建制度下的生产关系为基础，但量化土地生产力的过程，也间接促进了对土地的精耕细作和农业技术的改良，因为高产意味着高石高，高石高可以带来更高的俸禄和更大的影响力。同时，以米作为经济单位，也为以米为基础的商品交换提供了便利。

进步体现在哪里？

对比两者，石高制相比于贯高制，其“进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度量的精确性与科学性： 石高制将衡量标准从模糊的“贯”（货币或绢布）转变为相对稳定的“石”（以米为单位的产量），并且通过检地等手段，将土地生产力这一复杂因素进行了量化。这使得赋税的计算更加有依据，也更具操作性。
2. 赋税公平性的提升： 尽管任何古代赋税制度都无法达到绝对公平，但石高制基于土地的实际产量进行征收，相比于以人丁或模糊的货币价值为基础的贯高制，更能体现“按地力征税”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赋税的相对公平性。
3. 经济管理的标准化： 石高制为国家（或幕府）提供了一个统一的、量化的经济衡量体系。这使得政府能够更有效地管理全国的土地资源，评估各级领主的实力，并据此分配俸禄、调动军事力量。这是一种更高级的经济管理模式。
4. 对经济活动的导向性： 石高制将土地的价值直接与产量挂钩，这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对土地的投资和农业生产的提高，因为提高产量意味着提高石高，进而可能带来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

局限性与历史的延续性

当然，我们也不能神化石高制。它依然是在封建制度下的产物，其最大的局限性在于：

忽略了土地之外的价值： 石高制主要关注土地的直接农业产量，而对商业、手工业等其他经济活动的价值衡量相对不足。这在后期商品经济发展起来后，就显得有些滞后。
固化的社会等级： 石高制在巩固幕藩体制、确立大名等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可能一定程度上固化了社会等级，不利于新兴阶层的流动。
“检地”的政治目的： 检地虽然是技术性的土地测量，但其背后也蕴含着政治目的，例如通过重新划分土地、调整石高来削弱某些大名、扶持另一些大名。

总结

总而言之，日本古代的石高制相比于贯高制，无疑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它标志着日本的经济衡量和赋税体系从一种相对模糊、以人为中心、缺乏量化指标的模式，发展成为一种以土地生产力为核心、通过测量和估算来实现量化和标准化管理的新阶段。这种进步体现在度量的精确性、赋税的公平性（相对而言）、经济管理的有效性以及对农业生产的导向性等方面。石高制在塑造江户时代的政治经济格局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其影响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之后。

网友意见

贯高制是从镰仓时代、室町时代遗留下来庄园制经济的残留产物，计算出来的土地税是虚的，总之你可以理解为时代的眼泪，等到了安土桃山时代已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石高制是更加完善的新土地制度，除此之外还要搭配太阁检地、兵农分离、以及后面德川幕府的城下町制度，最大的进步意义是帮助幕府确立了日本有史以来最完善的封建等级尊卑制度（幕藩体制）以及完整的封建制度下货币经济体系。

此外石高制比贯高制更加灵活，比如某个小村子在深山里没办法种地，但树木多盛产木炭，那么可以用木炭来抵消地租，每年只需要上缴一定的木炭就行了，仅有的一丁点土地种出来的粮食留给村民们自己吃。但如果是陈旧的贯高制，那么农民得自己把粮食以及木炭背出山区卖掉，并且换成钱来给封建领主交税，古代又没有高速公路，这一路上消耗的粮食和人力成本可是很高的，弄得农民苦不堪言。

当然啦，石高制到了江户幕府中后期也逐渐显现劣势，那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幕府体制下整个货币制度乱套了，后来搞出了三货币制度（金、银、铜三种货币）才勉强维持住了，然而也仅仅是维持住而已。

最后在1871年的废藩置县、以及1873年的地租改正给彻底取代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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