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日本不是中国的藩属国？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藩属国”这个概念。在中国传统的朝贡体系中，藩属国通常是指那些在形式上承认中国宗主国地位，定期派遣使节朝贡，并接受中国册封的周边国家。这种关系并非简单的征服或殖民，而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相互联系的国际秩序。这种秩序虽然带有等级色彩，但也给予了藩属国一定的自主性和在地区事务中的发言权。
那么，为何日本未能被纳入这一体系，成为中国意义上的藩属国呢？
一、地理的天然屏障与相对独立的文明进程：
日本与中国之间隔着一片广阔的海洋——日本海和东海。在古代，航海技术相对落后，跨海交通充满危险与不确定性。这种地理上的隔阂，使得中国在直接控制或大规模征服日本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现实困难。相对而言，朝鲜半岛（如古代的朝鲜、百济、新罗等）与中国陆地相连，这种便利的交通使得中国能够更有效地施加政治、军事影响，并建立起相对稳固的藩属关系。
更重要的是，日本在很早就开始了自己的文明发展道路。虽然受到中国文化，尤其是汉字、儒学、佛教、律令制度等深刻影响，但这种影响是主动学习和选择的结果，而非强制灌输。日本在吸收中国先进文化的同时，也保留并发展了自身独特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政治意识。这种相对独立的文明进程，使得日本在与中国的交往中，更多地是将中国视为一个“师长”或“先进文明的源头”，而非需要绝对臣服的“宗主”。
二、政治体制的差异与自主意识的早期萌芽：
古代日本经历了从氏族社会向早期国家形态的过渡。在大化改新（公元645年）之前，日本的政治结构相对松散，权力分散在各个氏族手中。虽然圣德太子时期就试图学习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但王权与地方豪族的力量博弈始终存在。即便在大化改新后，日本效仿唐朝建立了律令制度，试图建立中央集权，但其权力基础与中国截然不同。
在中国，中央集权与皇帝的绝对权威是紧密联系的，王朝的更替也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政治重塑。而在日本，虽然天皇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但实际权力却常常旁落于摄关家、武士集团（如幕府）等势力手中。这种权力结构的复杂性，使得日本在与中国的交往中，其政治姿态也会受到国内政治格局的影响，有时是中央政府出面，有时则是实际掌权者出面。
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早期就展现出一种强烈的自主意识。例如，在遣唐使派遣初期，日本积极派遣使者学习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但随着学习的深入，日本也在反思和调整，力求建立适合自身国情的制度。到了后来，特别是平安时代以后，日本内部的政治力量逐渐成熟，也开始有意识地减少对中国朝贡体系的依赖，甚至主动中断遣唐使的派遣，标志着其独立自主的外交策略的形成。
三、朝贡的性质与日本的实际外交行为：
虽然日本在历史上曾多次派遣使节到中国，接受中国的册封，甚至在某些时期表现出一定的“臣服”姿态，但这种“朝贡”与中国传统意义上对藩属国的要求有所不同，其性质也更为复杂。
动机的多元化： 日本派遣使节，除了学习中国文化和技术外，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进行贸易，获取中国先进的商品和资源。这种经济利益的驱动，使得日本的朝贡行为带有更强的功利性，并非完全出于政治上的效忠。
称谓的选择： 在日本与中国的交往中，日本方面在选择对中国的称谓时，也颇为讲究。虽然接受了中国的册封，但在国内语境下，日本统治者仍然保持着天皇的至高地位，并未完全接受“藩属”的身份认同。有时，日本使者在华也会表现出一定的尊严和自信，并不像一些彻底的藩属国那样一味地卑躬屈膝。
自主的军事和政治行动： 在历史上，日本也曾进行过一些独立的军事行动，例如倭寇的活动，以及后来丰臣秀吉时期的朝鲜战争。这些行动，尽管对中国造成了影响，但并不意味着日本将其国家整体置于中国的政治框架之下。日本能够独立地发动大规模对外战争，这本身就与藩属国的定位不符。
四、中国历代王朝的态度与对日本的实际控制力：
中国作为一个强大的帝国，其对外政策并非一成不变。在对待日本的问题上，中国历代王朝的态度也经历了演变。
早期：学习与观察。 在汉唐时期，中国对日本的认知有限，更多地是将日本视为一个遥远的、值得观察和学习的国家。虽然存在一定的羁縻政策，但并没有形成直接控制的意愿或能力。
中期：有限的交往与制度的维持。 随着日本自身的成熟，以及中国自身国力的起伏，中国虽然依旧维系着朝贡体系，但对日本的实际控制力非常有限。中国也明白，日本的地理位置和文化独特性，使得直接统治的可能性不大。
后期：警惕与防御。 在一些时期，特别是明朝后期和清朝，中国反而对日本的崛起和潜在的威胁保持警惕。例如，万历朝鲜战争期间，明朝出兵朝鲜，其主要目的是阻止日本吞并朝鲜，进而威胁中国。这种防御性的姿态，本身就意味着中国并未将日本视为一个可以随意支配的“藩属”。
总结来说，古代日本之所以不是中国的藩属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地理上的阻隔 限制了中国直接控制日本的能力。
2. 日本早期独立发展的文明进程 塑造了其独特的文化认同和政治意识。
3. 日本内部政治体制的演变 以及其 自主意识的抬头，使得其在外交上采取了更为独立自主的策略。
4. 日本与中国的交往动机复杂多样，其朝贡行为更侧重于经济和文化交流，而非完全政治上的臣服。
5. 中国自身也认识到直接控制日本的困难性，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了对日政策。
因此，与其说日本“没有成为”藩属国，不如说日本在与中国的互动中，始终保持了一种 既借鉴又独立 的姿态。它在东亚秩序中扮演的角色，是一种特殊的存在，既与中国存在着联系，但又不完全纳入中国的政治宗主体系。这种关系更像是一种 “间接性承认”与“有限性交往” 的结合，而非传统意义上的藩属与宗主关系。
网友意见
因为日本作为封贡体系内曾经的一份子，被从题主到大部分答主否认罢了。
封贡体系以中国为核心与周边国家按中国—四夷天下观，建立的不平等朝贡与册封关系的西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体系，即被册封的各国首脑为中国天子的臣属，有向天子朝贡，并负有外交、军事、政治方面的有限义务。同理，中国承认被册封者的政治、外交合法性，对其负有君主的有限义务。中国是封贡体系里的君主国，体系内其他国家为天子的封臣。
即：传教士嘴里的中国的儿子国，当年是这么评价对清朝贡的荷兰人的，字眼很奇妙：耻辱、丢脸、屈服。
封贡，当年欧洲人看待封贡和堪合贸易，是当作被迫臣属的羞辱性政策，虽然现代某些生物不肯承认，但是近代外交条约没法销毁，如越南《甲申和约》里对宗主权的条款内容了。当然如果只扯明代，还有俞大猷的文集，他对越南的逻辑就是父亲国的观念，直接称越南为不孝之子，竟然忤逆父亲来公告的。所以无论明还是清，越南都长期是欧洲人眼里的儿子国。
好了，说回日本，唐朝的就算了，不是现代中国人传统意义上的封贡体系，明代册封足利主要是针对倭寇，所以倭寇的发源地在封贡完后，把自己人捆一捆送过来，然后当面煮给中国人看让中国出气。
西日本封建主还对李朝初期的朝鲜朝贡呢，而朝鲜觉得足利不配与之对等外交，可又能怎样呢？近世以来日本早超过朝鲜了，无非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事情，太纠结历史没意义，玩历史虚无就更无聊了，那天自己都玩没了。历史是很复杂的东西，勿论明代堪合，即便喊着元寇的，也就喊给国内看的，对外人北条的贸易船依旧跟元寇贸易的风生水起，走的还是朝鲜沿海的海路。
顺便，近现代日本扯百济就一无稽之谈，近代日本的文化那块，江户儒学是朝鲜退溪学传日本去的，途径是丰臣秀吉从朝鲜抓的人以及掳掠的典籍。
具体时间段的历史事件具体分析，玩造谣搞抒情是不会有进步的。
日本算朝贡国。
朝贡国和藩属国是两码事，以大明为例，严格来说其藩属国只有朝鲜和琉球，很多国家虽然很恭顺、朝贡也很频繁，但是大明对其实际影响力和控制力很有限，例如满剌加、苏禄和暹罗等。
越南、缅甸和老挝不是藩属国也不是朝贡国，越南是大明的交趾承宣布政使司/安南都统使司，缅甸是大明的缅甸、孟养、木邦军民宣慰使司，老挝是大明的老挝、车里军民宣慰使司；它们的性质和大明在西藏的俄力思军民元帅府、乌思藏和朵甘行都指挥使司等，在东北的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建州三卫和朵颜三卫等，在西北的关西七卫等等是一样的。
文化上，日本虽然派出过很多遣唐使啥的，但对日本影响最大的其实是百济，很多中华文化还是从百济传到日本去的，例如汉字、汉传佛教等等，唐灭百济后大量百济遗民东渡日本，对日本的发展促进极大；
政治上，日本从未被纳入过中华的版图，蒙古两次征日损失惨重，再加上天皇这个半神无法被中华认可，所以日本很难和中华建立起正常的宗藩关系，例如日本的幕府将军们是不会真的接受中华皇帝赐予的“日本国王”封号的；
经济上，日本不是小国，德川幕府时代日本人口超过4000万，是当时仅次于统治中华的满清、统治印度大部的莫卧儿的人口第三大国，和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法兰西王国这些大国是一个量级的，万历壬辰战争时能动员20万军队侵略朝鲜，只是在中华旁边显得小。
PS：朝鲜人口730万、安南人口520万、琉球人口3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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