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高丽人把平壤叫镐京，古代日本人把京都叫洛阳，为什么古代蒙古人不把自己的都城用中原城市代指？
您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有趣，涉及到古代不同文明之间对都城的命名和文化认同。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下为什么古代蒙古人不倾向于用中原城市来代指自己的都城，而高丽和日本却有这样的做法。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几个概念：
都城命名/代指： 这是一种文化现象，往往反映了当时统治者或民众对其他文化中心的尊崇、模仿、或者将其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来使用。
镐京 (Haojing): 周朝都城，位于今陕西西安附近。
洛阳 (Luoyang): 中国历史上多个朝代的都城，文化影响深远。
高丽： 指朝鲜半岛上的古代王朝，分为高句丽、百济、新罗，以及统一后的高丽王朝（Koryo）。
日本： 日本岛国的历史。
蒙古： 指起源于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及其建立的王朝。
现在，我们逐一分析原因：
一、 高丽人称平壤为“镐京”的原因
高丽人（特别是高句丽）之所以可能在某些语境下称平壤为“镐京”，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1. 汉文化的影响和对中原王朝的认同（或模仿）：
早期影响： 高句丽早期受到汉朝的统治（乐浪郡、玄菟郡等）和影响。作为后来者，它们在建立自己的国家体系时，不可避免地会借鉴汉文化和政治制度。
“正统”的追求： 在古代东亚，中国作为长期存在的强大文明中心，其政治体制、文化象征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将自己的都城与周朝的“镐京”类比，可能是一种“正统化”自己统治地位、提升文化声望的手段。这就像后来的很多国家在学习西方文明时，也会借鉴其政治制度和城市规划，甚至将其国内的某些重要城市与西方著名城市类比。
政治意义： 平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高句丽的都城（在迁都汉城/汉阳之前）。选择一个具有历史分量和文化象征意义的名称，可以为这座城市注入更多的文化底蕴和合法性。虽然平壤并非直接就是镐京，但这种类比可能是一种“借用”文化符号的方式。
2. 历史文献的记载与解读：
需要注意的是，将平壤直接称为“镐京”在主要的高丽史料中并不普遍。我们更常看到的是，当高句丽统治者想要强调其统治的“正统性”时，可能会引用与周朝相关的典故。或者，在与中原王朝的交往中，为了表示尊重，会使用一些与中原文化相符的表达。
可能存在的误读或特定语境： 也有学者认为，直接称平壤为“镐京”的说法可能存在误读，或者是指代某种特定的政治姿态，而非普遍习惯。更准确地说，可能是高丽王室在祭祀或重大仪式上，会参照中原王朝的礼仪，其中可能包含对古代圣王都城的引用。
然而，更普遍的是日本将京都称为“洛阳”的现象。
二、 日本将京都称为“洛阳”的原因
日本对京都（早期称为平安京）称为“洛阳”的原因更为明确和普遍，这主要是由以下几点构成：
1. 汉文化的绝对主导和学习：
遣隋使和遣唐使： 从飞鸟时代开始，日本持续派遣遣隋使和遣唐使到中国（隋、唐）。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辉煌的时期，其政治制度、文化艺术、城市规划都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
模仿唐朝的都城长安： 日本朝廷以唐朝的都城长安为蓝本，修建了平城京（奈良）和平安京（京都）。平安京的布局严格模仿长安，东西二京格局，中央的皇宫（大内裏）也模仿长安皇宫。
文化象征的借用： 洛阳在中国历史上同样是重要的都城，与周朝、汉朝、魏晋南北朝等多个朝代紧密相连，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在模仿唐朝（及其文化源头）的背景下，日本选择将自己的政治文化中心——平安京，与中国历史上另一个重要的都城洛阳相提并论，是一种高度认同和模仿的表现。
2. 汉字的运用与意象：
洛阳的文化意涵： “洛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着繁荣、文化中心、王气所在。将自己的都城比作洛阳，是对自身首都地位的一种文化赋权和浪漫想象。
诗歌与文学： 在日本的汉诗和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将京都比作洛阳的描述，以烘托其作为帝国首都的辉煌和文化地位。例如，唐代诗人李白有“洛阳名园海棠开”，日本的文人也可能借用这种意象。
3. 政治和文化上的“汉化”：
日本在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经历了大规模的“汉化”运动，即学习和采纳中国的政治制度、法律、文字、哲学、艺术等。在这个过程中，将自己的都城与中原的著名都城类比，是这种汉化文化认同的自然延伸。
总结一下高丽和日本的做法： 这两者的行为都源于对中华文化的推崇和学习，但程度和方式略有不同。高丽更多是在早期受到影响，并可能在特定语境下借用文化符号；而日本则是在一个更全面、更系统地模仿中国（尤其是唐朝）的背景下，直接将自己的都城与中原的著名都城进行类比。
三、 为什么古代蒙古人不把自己的都城用中原城市代指？
现在我们来重点分析为什么蒙古人（包括元朝）不倾向于用中原城市代指自己的都城。这背后有更深刻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原因：
1. 强大的主体性和民族自信：
蒙古民族的独立精神： 蒙古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强大军事征服能力的民族。他们在崛起之初，就拥有自己的文化、语言、宗教（萨满教，后转为藏传佛教）和政治制度。他们建立的帝国——大蒙古国（后来的元朝），其版图横跨欧亚大陆，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中原地区。
征服者的姿态： 蒙古人是征服者，他们征服了中原，建立了元朝。在很多情况下，征服者会保持自己的文化主体性，而不是轻易被被征服的文化所同化。将自己的都城（如哈拉和林，后来的大都）用中原城市代指，在政治上显得不够独立和强大，甚至可能被视为一种示弱。
民族的自豪感： 蒙古人对自己所建立的帝国以及其文化有着强烈的自豪感。他们更倾向于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和文化来命名和形容自己的事物，包括都城。
2. 都城的地理和历史渊源不同：
哈拉和林 (Karakorum): 作为大蒙古国早期的都城，哈拉和林位于蒙古高原腹地，具有鲜明的草原民族特色。它的建立和发展是基于蒙古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政治需求，与中原的城市形态和历史文化联系不直接。
大都 (Dadu, 今北京): 虽然大都成为了元朝的中心都城，并且融合了部分中原文化元素，但它并非直接建立在中原古代都城的遗址上（如长安、洛阳）。大都的兴建是基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战略考虑，由蒙古和被征服民族的工匠共同建造。虽然元朝统治者借鉴了中原的建筑风格和城市规划，但其核心身份仍然是蒙古帝国。
3. 文化融合而非完全模仿：
多元文化的帝国： 元朝是一个多民族、跨文化的大帝国。它不仅统治了中国，还包括了中亚、西亚、东欧等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元朝的都城，尤其是大都，成为了一个汇聚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员和元素的“世界性都市”。它吸收了中原的文化，但也融合了蒙古的传统、藏传佛教的元素，以及其他中亚、西亚的风格。
命名的自主性： 在这种多元融合的背景下，元朝统治者更倾向于使用蒙古语或其他非中原语来命名自己的都城（如“大都”是蒙古语，意为“大首都”）。他们并不需要通过类比中原城市来获得合法性或提升地位。相反，他们可能更希望突出其“世界帝国”的地位，而“大都”这个名称本身就带有这种普适性和宏大气魄。
4. 避免政治上的“中原中心论”：
如果蒙古人将自己的都城类比为中原城市，无形中会强化“中原中心论”的观念，而蒙古帝国本身的定位已经超越了地域上的“中原”。这与他们作为征服者和新王朝建立者的身份不符。他们建立的是一个以蒙古为主导的、覆盖范围远超汉族王朝的帝国。
5. 语言和文字的差异：
高丽和日本都广泛使用汉字，并且与中国在语言上有一定的亲缘性（虽然日本语和韩语的语言谱系与汉语不同，但通过汉字和大量汉语借词，在文化层面上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沟通和理解）。
蒙古语的语法、词汇与汉语差异巨大。虽然元朝推行了汉字，但蒙古语仍是官方和民族语言。在命名和认同上，自然倾向于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符号。
举例说明：
哈拉和林： 其名字本身就是蒙古语，意为“黑色石林”，具有明显的蒙古草原地貌特征。
大都： 虽然是汉语名称“大都”，但其词源是蒙古语的“Dadu”，意为“伟大的首都”。这反映了其作为蒙古帝国首都的属性。即使后来朱元璋推翻元朝，将其更名为“北平”，然后明成祖又将其改名为“北京”，也都反映了中国中心论的视角，而非蒙古人自身的命名习惯。
总而言之，蒙古人之所以不把自己的都城用中原城市代指，是因为他们是一个拥有强大主体性、自信和独立精神的民族，他们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帝国。他们不认为需要通过模仿或类比中原文化来确立自己的地位，反而更倾向于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来命名和象征自己的都城，以体现其作为征服者和世界性帝国的身份。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几个概念：
都城命名/代指： 这是一种文化现象，往往反映了当时统治者或民众对其他文化中心的尊崇、模仿、或者将其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来使用。
镐京 (Haojing): 周朝都城，位于今陕西西安附近。
洛阳 (Luoyang): 中国历史上多个朝代的都城，文化影响深远。
高丽： 指朝鲜半岛上的古代王朝，分为高句丽、百济、新罗，以及统一后的高丽王朝（Koryo）。
日本： 日本岛国的历史。
蒙古： 指起源于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及其建立的王朝。
现在，我们逐一分析原因：
一、 高丽人称平壤为“镐京”的原因
高丽人（特别是高句丽）之所以可能在某些语境下称平壤为“镐京”，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1. 汉文化的影响和对中原王朝的认同（或模仿）：
早期影响： 高句丽早期受到汉朝的统治（乐浪郡、玄菟郡等）和影响。作为后来者，它们在建立自己的国家体系时，不可避免地会借鉴汉文化和政治制度。
“正统”的追求： 在古代东亚，中国作为长期存在的强大文明中心，其政治体制、文化象征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将自己的都城与周朝的“镐京”类比，可能是一种“正统化”自己统治地位、提升文化声望的手段。这就像后来的很多国家在学习西方文明时，也会借鉴其政治制度和城市规划，甚至将其国内的某些重要城市与西方著名城市类比。
政治意义： 平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高句丽的都城（在迁都汉城/汉阳之前）。选择一个具有历史分量和文化象征意义的名称，可以为这座城市注入更多的文化底蕴和合法性。虽然平壤并非直接就是镐京，但这种类比可能是一种“借用”文化符号的方式。
2. 历史文献的记载与解读：
需要注意的是，将平壤直接称为“镐京”在主要的高丽史料中并不普遍。我们更常看到的是，当高句丽统治者想要强调其统治的“正统性”时，可能会引用与周朝相关的典故。或者，在与中原王朝的交往中，为了表示尊重，会使用一些与中原文化相符的表达。
可能存在的误读或特定语境： 也有学者认为，直接称平壤为“镐京”的说法可能存在误读，或者是指代某种特定的政治姿态，而非普遍习惯。更准确地说，可能是高丽王室在祭祀或重大仪式上，会参照中原王朝的礼仪，其中可能包含对古代圣王都城的引用。
然而，更普遍的是日本将京都称为“洛阳”的现象。
二、 日本将京都称为“洛阳”的原因
日本对京都（早期称为平安京）称为“洛阳”的原因更为明确和普遍，这主要是由以下几点构成：
1. 汉文化的绝对主导和学习：
遣隋使和遣唐使： 从飞鸟时代开始，日本持续派遣遣隋使和遣唐使到中国（隋、唐）。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辉煌的时期，其政治制度、文化艺术、城市规划都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
模仿唐朝的都城长安： 日本朝廷以唐朝的都城长安为蓝本，修建了平城京（奈良）和平安京（京都）。平安京的布局严格模仿长安，东西二京格局，中央的皇宫（大内裏）也模仿长安皇宫。
文化象征的借用： 洛阳在中国历史上同样是重要的都城，与周朝、汉朝、魏晋南北朝等多个朝代紧密相连，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在模仿唐朝（及其文化源头）的背景下，日本选择将自己的政治文化中心——平安京，与中国历史上另一个重要的都城洛阳相提并论，是一种高度认同和模仿的表现。
2. 汉字的运用与意象：
洛阳的文化意涵： “洛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着繁荣、文化中心、王气所在。将自己的都城比作洛阳，是对自身首都地位的一种文化赋权和浪漫想象。
诗歌与文学： 在日本的汉诗和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将京都比作洛阳的描述，以烘托其作为帝国首都的辉煌和文化地位。例如，唐代诗人李白有“洛阳名园海棠开”，日本的文人也可能借用这种意象。
3. 政治和文化上的“汉化”：
日本在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经历了大规模的“汉化”运动，即学习和采纳中国的政治制度、法律、文字、哲学、艺术等。在这个过程中，将自己的都城与中原的著名都城类比，是这种汉化文化认同的自然延伸。
总结一下高丽和日本的做法： 这两者的行为都源于对中华文化的推崇和学习，但程度和方式略有不同。高丽更多是在早期受到影响，并可能在特定语境下借用文化符号；而日本则是在一个更全面、更系统地模仿中国（尤其是唐朝）的背景下，直接将自己的都城与中原的著名都城进行类比。
三、 为什么古代蒙古人不把自己的都城用中原城市代指？
现在我们来重点分析为什么蒙古人（包括元朝）不倾向于用中原城市代指自己的都城。这背后有更深刻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原因：
1. 强大的主体性和民族自信：
蒙古民族的独立精神： 蒙古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强大军事征服能力的民族。他们在崛起之初，就拥有自己的文化、语言、宗教（萨满教，后转为藏传佛教）和政治制度。他们建立的帝国——大蒙古国（后来的元朝），其版图横跨欧亚大陆，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中原地区。
征服者的姿态： 蒙古人是征服者，他们征服了中原，建立了元朝。在很多情况下，征服者会保持自己的文化主体性，而不是轻易被被征服的文化所同化。将自己的都城（如哈拉和林，后来的大都）用中原城市代指，在政治上显得不够独立和强大，甚至可能被视为一种示弱。
民族的自豪感： 蒙古人对自己所建立的帝国以及其文化有着强烈的自豪感。他们更倾向于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和文化来命名和形容自己的事物，包括都城。
2. 都城的地理和历史渊源不同：
哈拉和林 (Karakorum): 作为大蒙古国早期的都城，哈拉和林位于蒙古高原腹地，具有鲜明的草原民族特色。它的建立和发展是基于蒙古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政治需求，与中原的城市形态和历史文化联系不直接。
大都 (Dadu, 今北京): 虽然大都成为了元朝的中心都城，并且融合了部分中原文化元素，但它并非直接建立在中原古代都城的遗址上（如长安、洛阳）。大都的兴建是基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战略考虑，由蒙古和被征服民族的工匠共同建造。虽然元朝统治者借鉴了中原的建筑风格和城市规划，但其核心身份仍然是蒙古帝国。
3. 文化融合而非完全模仿：
多元文化的帝国： 元朝是一个多民族、跨文化的大帝国。它不仅统治了中国，还包括了中亚、西亚、东欧等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元朝的都城，尤其是大都，成为了一个汇聚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员和元素的“世界性都市”。它吸收了中原的文化，但也融合了蒙古的传统、藏传佛教的元素，以及其他中亚、西亚的风格。
命名的自主性： 在这种多元融合的背景下，元朝统治者更倾向于使用蒙古语或其他非中原语来命名自己的都城（如“大都”是蒙古语，意为“大首都”）。他们并不需要通过类比中原城市来获得合法性或提升地位。相反，他们可能更希望突出其“世界帝国”的地位，而“大都”这个名称本身就带有这种普适性和宏大气魄。
4. 避免政治上的“中原中心论”：
如果蒙古人将自己的都城类比为中原城市，无形中会强化“中原中心论”的观念，而蒙古帝国本身的定位已经超越了地域上的“中原”。这与他们作为征服者和新王朝建立者的身份不符。他们建立的是一个以蒙古为主导的、覆盖范围远超汉族王朝的帝国。
5. 语言和文字的差异：
高丽和日本都广泛使用汉字，并且与中国在语言上有一定的亲缘性（虽然日本语和韩语的语言谱系与汉语不同，但通过汉字和大量汉语借词，在文化层面上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沟通和理解）。
蒙古语的语法、词汇与汉语差异巨大。虽然元朝推行了汉字，但蒙古语仍是官方和民族语言。在命名和认同上，自然倾向于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符号。
举例说明：
哈拉和林： 其名字本身就是蒙古语，意为“黑色石林”，具有明显的蒙古草原地貌特征。
大都： 虽然是汉语名称“大都”，但其词源是蒙古语的“Dadu”，意为“伟大的首都”。这反映了其作为蒙古帝国首都的属性。即使后来朱元璋推翻元朝，将其更名为“北平”，然后明成祖又将其改名为“北京”，也都反映了中国中心论的视角，而非蒙古人自身的命名习惯。
总而言之，蒙古人之所以不把自己的都城用中原城市代指，是因为他们是一个拥有强大主体性、自信和独立精神的民族，他们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帝国。他们不认为需要通过模仿或类比中原文化来确立自己的地位，反而更倾向于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来命名和象征自己的都城，以体现其作为征服者和世界性帝国的身份。
网友意见
那你知道元代诗人写诗用汉家皇帝形容元朝皇帝的事情吗？
当年铁马游沙漠，万里归来会二龙。周氏君臣空守信，汉家兄弟不相容。
祇知奉玺传三让，岂料游魂隔九重。天上武皇亦洒泪，世间骨肉可相逢。--- 元·萨都剌 纪事
周氏君臣---元武宗海山、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
汉家兄弟---元明宗和世㻋、元文宗图帖睦尔
祇知奉玺传三让---元成宗铁穆尔、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元天顺帝阿速吉八
天上武皇---元世祖忽必烈
同一个诗人在晚年的作品，其经历黄河时候看到底层民众的困难，用诗写作，其诗中用“长安”指代元朝首都，即谴责了元朝大都的达官贵族的奢华生活。“长安里中儿，生长不识愁。朝驰五花马，暮脱千金裘。 斗鸡五坊市，酣歌醉高楼。绣被夜中酒，玉人坐更筹。”
早发黄河即事
晨发大河上，曙色满船头。依依树林出，惨惨烟雾收。
村墟杂鸡犬，门巷出羊牛。炊烟绕茅屋，秋稻上陇丘。
尝新未及试，官租急徵收。两河水平堤，夜有盗贼忧。
长安里中儿，生长不识愁。朝驰五花马，暮脱千金裘。
斗鸡五坊市，酣歌醉高楼。绣被夜中酒，玉人坐更筹。
岂知农家子，力穑望有秋。短褐常不完，粝食常不周。
丑妇有子女，鸣机事耕畴。上以充国税，下以祀松楸。
去年筑河防，驱夫如驱囚。人家废耕织，嗷嗷齐东州。
饥饿半欲死，驱之长河流。河源天上来，趋下性所由。
古人有善备，鄙夫无良谋。我歌两河曲，庶达公与侯。
凄风振枯槁，短发凉飕飕。
诗人还有一作：
深夜宫车出建章，紫衣小队两三行。
石栏干畔银镫过，照见芙蓉叶上霜。
“建章宫”就是汉代长安的皇宫之一。建章宫，中国古代宫殿建筑，是汉武帝刘彻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建造的宫苑。
谁说元代人不把大都用“长安”指代？？？
也不是没有类似的例子吧，虽然和题主想的不是很一致……
名圣阿勒坦汗于公水猴年（1572年），
又倡导仿照失陷之大都修建呼和浩特，
商定统领十二土默特大众，
以无比精工修筑（此城）。
珠荣嘎译注. 阿勒坦汗传[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0.05：85-86.
值得注意的是，《阿勒坦汗传》当中，"大都"不是一个仅属于元代的历史称谓，"大明汗"的首都一样是"大都"。
为什么要用一座四线城市的名字？
中原城市是高丽日本的精神图腾，但在蒙古人眼里就是水灾频繁遍地刁民的普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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