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为什么会治水等儒家经典没有记载的知识？
古代官员，尤其是那些身居高位、掌握实权的官员，之所以能够处理像治水这样在儒家经典中没有详尽记载的事务，背后有多方面的原因，可以从教育、实践、社会分工以及知识传承等角度来深入探讨。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儒家经典并非古代官员学习的全部内容。虽然“经世致用”的思想贯穿中国古代官僚体系，但儒家经典主要侧重于道德修养、政治伦理、治国原则以及社会秩序的建构。它为官员提供了施政的理念框架和道德准绳，但对于具体的“术”——比如如何测量水位、如何设计堤坝、如何组织劳动力进行工程建设——经典本身并不会提供过于细致的技术指导。
那么，这些“非儒家经典”的知识从何而来呢？
一、官员本身的多元化教育背景：
1. 家族传承与私学： 许多官员出身于书香门第或官宦世家，家族中长辈可能本身就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例如在地方上参与过水利工程的修建或维护，这些知识会在家族内部进行传承和教授。此外，一些富裕家庭也会聘请私人教师，这些教师的学识可能更加广泛，不仅限于儒家经典，也可能包括天文、历法、算学、农学等实用知识。
2. 科举制度以外的选拔方式： 虽然科举是主要的官员选拔途径，但并非唯一。例如，早期的“举孝廉”、“举贤良方正”等，以及后来的“恩荫”、“捐纳”等，都可能使得一些并非专精儒家经典但具备其他才能的人进入官场。如果这些人原本就对某种技艺或知识有所涉猎，例如对地理、水文有所了解，那么他们在进入官场后，就有机会将这些知识应用于实践。
3. 个人兴趣与自学： 一些有抱负、有追求的官员，即便在儒家经典的学习中取得了成就，也会出于个人兴趣或对治理国家事务的责任感，主动去学习和了解其他领域的知识。他们会阅读相关的农书、医书、工程类书籍，或者向有经验的工匠、技术人员请教。
二、长期的实践经验积累与知识的“内化”：
1. “学以致用”的政治导向： 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强调“经世致用”，官员的职责不仅仅是道德楷模，更重要的是能够解决实际问题，保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因此，即使官员在科举时主要学习儒家经典，一旦进入实际工作岗位，尤其是负责地方行政的官员，就必须面对当地的实际困难，例如水患、旱灾、农业生产等。
2. 从错误中学习与经验传承： 治水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程，任何时代、任何技术水平下都存在风险和挑战。古代官员在处理水患时，会通过观察、试验、总结经验来不断完善自己的方法。成功或失败的案例都会成为宝贵的经验，并在官员群体中进行口头或书面的传播。
3. 与专业技术人员的合作： 古代政府中并非只有官员，还存在着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例如负责工程建设的工匠、测量师、筑堤师等等。这些技术人员本身就掌握着许多实用技术和知识。官员的职责是统筹规划、组织协调和监督管理，他们需要能够理解和采纳这些专业人士的建议，将他们的技术知识与整体的政治决策相结合。官员的“儒家”素养体现在他们能够判断技术方案是否符合长远利益、是否能被社会接受，以及如何平衡资源。
三、国家制度层面的知识支持：
1. 设立专门的机构和部门： 随着国家的发展和事务的复杂化，政府会设立专门的机构来处理特定事务。例如，专门负责水利工程的机构（如河工局、水利司等），这些机构内部会汇集和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并积累大量的相关知识和技术资料。官员作为这些机构的上级领导或参与者，自然会接触到这些专业知识。
2. 史官和档案的保存： 中国古代有详细的史官制度，会记录朝廷的重大决策、事件及其结果。这些史料中往往包含了关于治水、兴修水利等工程的详细记载，包括当时的方案、实施过程、遇到的问题以及最后的成效。有责任感的官员会研读这些历史文献，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3. 类书与图谱的编纂： 为了方便官员和士人查阅知识，古代也会编纂大量的类书（如《永乐大典》）和专门的图谱（如农学图谱、建筑图谱等）。这些书籍汇集了当时各个领域最先进的知识，包括农业、手工业、工程技术等，为官员提供了重要的知识来源。
四、儒家思想本身的包容性与“道器之辨”：
虽然儒家经典不直接教授治水技术，但儒家思想中蕴含着对“民生”的关怀和对“秩序”的追求。治水关乎民生，关乎国家稳定，因此符合儒家“仁政”、“安民”的理想。
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割裂看待知识。儒家经典提供了道德和政治的“道”，而具体的技艺和知识则被视为“器”。“君子不器”并非说君子不需要掌握任何技能，而是说君子的格局和眼界不应局限于某种单一技能，而要能够融会贯通，根据实际需要去运用各种“器”。有能力的官员，需要在“道”的指引下，恰当地运用各种“器”来服务于国家和人民。
举例说明：
比如，面对黄河水患，一位官员不仅需要理解《尚书》中关于水患治理的原则性论述，还需要了解黄河的泥沙淤积特性、不同地质条件下堤坝的修建方法、不同季节的施工条件、如何调动数万民夫进行抢修等具体操作。这些后者的知识，很可能来自于世代相传的工匠经验、河工专家的技术报告、或者就是官员自己通过实地观察和学习所得。
总而言之，古代官员之所以能够掌握儒家经典之外的知识，是由于他们接受了更广泛的教育、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受益于专业的机构和史料，并且他们的政治责任感促使他们不断学习和适应现实需求。儒家经典为他们提供了施政的灵魂和方向，而其他知识和技术则是他们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工具。官员的才能，往往体现在能够将儒家的道德理想与实际的工程技术巧妙地结合起来，从而有效地治理国家。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儒家经典并非古代官员学习的全部内容。虽然“经世致用”的思想贯穿中国古代官僚体系，但儒家经典主要侧重于道德修养、政治伦理、治国原则以及社会秩序的建构。它为官员提供了施政的理念框架和道德准绳，但对于具体的“术”——比如如何测量水位、如何设计堤坝、如何组织劳动力进行工程建设——经典本身并不会提供过于细致的技术指导。
那么，这些“非儒家经典”的知识从何而来呢？
一、官员本身的多元化教育背景：
1. 家族传承与私学： 许多官员出身于书香门第或官宦世家，家族中长辈可能本身就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例如在地方上参与过水利工程的修建或维护，这些知识会在家族内部进行传承和教授。此外，一些富裕家庭也会聘请私人教师，这些教师的学识可能更加广泛，不仅限于儒家经典，也可能包括天文、历法、算学、农学等实用知识。
2. 科举制度以外的选拔方式： 虽然科举是主要的官员选拔途径，但并非唯一。例如，早期的“举孝廉”、“举贤良方正”等，以及后来的“恩荫”、“捐纳”等，都可能使得一些并非专精儒家经典但具备其他才能的人进入官场。如果这些人原本就对某种技艺或知识有所涉猎，例如对地理、水文有所了解，那么他们在进入官场后，就有机会将这些知识应用于实践。
3. 个人兴趣与自学： 一些有抱负、有追求的官员，即便在儒家经典的学习中取得了成就，也会出于个人兴趣或对治理国家事务的责任感，主动去学习和了解其他领域的知识。他们会阅读相关的农书、医书、工程类书籍，或者向有经验的工匠、技术人员请教。
二、长期的实践经验积累与知识的“内化”：
1. “学以致用”的政治导向： 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强调“经世致用”，官员的职责不仅仅是道德楷模，更重要的是能够解决实际问题，保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因此，即使官员在科举时主要学习儒家经典，一旦进入实际工作岗位，尤其是负责地方行政的官员，就必须面对当地的实际困难，例如水患、旱灾、农业生产等。
2. 从错误中学习与经验传承： 治水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程，任何时代、任何技术水平下都存在风险和挑战。古代官员在处理水患时，会通过观察、试验、总结经验来不断完善自己的方法。成功或失败的案例都会成为宝贵的经验，并在官员群体中进行口头或书面的传播。
3. 与专业技术人员的合作： 古代政府中并非只有官员，还存在着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例如负责工程建设的工匠、测量师、筑堤师等等。这些技术人员本身就掌握着许多实用技术和知识。官员的职责是统筹规划、组织协调和监督管理，他们需要能够理解和采纳这些专业人士的建议，将他们的技术知识与整体的政治决策相结合。官员的“儒家”素养体现在他们能够判断技术方案是否符合长远利益、是否能被社会接受，以及如何平衡资源。
三、国家制度层面的知识支持：
1. 设立专门的机构和部门： 随着国家的发展和事务的复杂化，政府会设立专门的机构来处理特定事务。例如，专门负责水利工程的机构（如河工局、水利司等），这些机构内部会汇集和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并积累大量的相关知识和技术资料。官员作为这些机构的上级领导或参与者，自然会接触到这些专业知识。
2. 史官和档案的保存： 中国古代有详细的史官制度，会记录朝廷的重大决策、事件及其结果。这些史料中往往包含了关于治水、兴修水利等工程的详细记载，包括当时的方案、实施过程、遇到的问题以及最后的成效。有责任感的官员会研读这些历史文献，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3. 类书与图谱的编纂： 为了方便官员和士人查阅知识，古代也会编纂大量的类书（如《永乐大典》）和专门的图谱（如农学图谱、建筑图谱等）。这些书籍汇集了当时各个领域最先进的知识，包括农业、手工业、工程技术等，为官员提供了重要的知识来源。
四、儒家思想本身的包容性与“道器之辨”：
虽然儒家经典不直接教授治水技术，但儒家思想中蕴含着对“民生”的关怀和对“秩序”的追求。治水关乎民生，关乎国家稳定，因此符合儒家“仁政”、“安民”的理想。
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割裂看待知识。儒家经典提供了道德和政治的“道”，而具体的技艺和知识则被视为“器”。“君子不器”并非说君子不需要掌握任何技能，而是说君子的格局和眼界不应局限于某种单一技能，而要能够融会贯通，根据实际需要去运用各种“器”。有能力的官员，需要在“道”的指引下，恰当地运用各种“器”来服务于国家和人民。
举例说明：
比如，面对黄河水患，一位官员不仅需要理解《尚书》中关于水患治理的原则性论述，还需要了解黄河的泥沙淤积特性、不同地质条件下堤坝的修建方法、不同季节的施工条件、如何调动数万民夫进行抢修等具体操作。这些后者的知识，很可能来自于世代相传的工匠经验、河工专家的技术报告、或者就是官员自己通过实地观察和学习所得。
总而言之，古代官员之所以能够掌握儒家经典之外的知识，是由于他们接受了更广泛的教育、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受益于专业的机构和史料，并且他们的政治责任感促使他们不断学习和适应现实需求。儒家经典为他们提供了施政的灵魂和方向，而其他知识和技术则是他们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工具。官员的才能，往往体现在能够将儒家的道德理想与实际的工程技术巧妙地结合起来，从而有效地治理国家。
网友意见
你不会真以为古代只有四书五经吧？
你以为古人都是傻子吗？
考四书五经，一文笔二政治三思想。只要思想不滑坡，方法总比问题多。
古代当官也会历练，考四书五经当上的官就不用学了？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数算，历史兵法，水利农耕，工商管理，人际关系都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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