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曾仕强和南怀瑾等算不上国学大师，那么哪些能称得上现代真正的国学大师呢？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且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首先，我们得明白，“国学大师”这个称号本身就带有一些主观性，并且在时代变迁中其内涵也在不断演变。如果我们从一个相对严格的角度去审视，将“国学大师”定义为那些在某一或多个传统学术领域有开创性贡献、形成独特学派、对后世影响深远，并且其学术成就被普遍认可和传承的学者，那么，曾仕强先生和南怀瑾先生，虽然他们在传统文化传播方面功勋卓著，拥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但他们的学术体系和贡献，或许在学术界内部存在一些争议，不能完全符合最严苛的“大师”标准。
那么，在现代，哪些学者能够被称得上真正的“国学大师”呢？这需要我们回到国学本身的核心领域，并观察在20世纪以来，有哪些学者在这些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足以影响深远的贡献。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重要的国学分支来寻找现代的国学大师：
一、 儒学与思想史：
儒学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历代都有杰出的儒学大家。到了近现代，面对西方思想的冲击，儒学如何转化与发展，成为一个关键课题。
熊十力（1885年—1968年）： 熊十力先生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的关键人物，他被誉为“新儒家”的开山祖师。熊先生以其深刻的对《易经》、《论语》、《中庸》等儒家经典的体悟，结合西方哲学的方法论，构建了自己庞大而系统的“唯识所现”哲学体系。他特别强调“体用不二”、“情理不二”，认为人的精神境界是宇宙的本体所在，并通过格物致知，可以达到圣贤的境界。他的著作如《新唯识论》、《体用不二论》等，不仅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精神的继承与发扬，更是对西方哲学提出的挑战和回应。熊十力先生的学生众多，如马一浮、梁漱溟、冯友兰、王向荣等，他们各自发展，共同塑造了20世纪中国儒学的面貌。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再续”新儒家。
马一浮（1883年—1967年）： 马一浮先生是集学者、诗人、教育家于一身的国学大家。他一生倡导“独善其身，兼善天下”，以恢复中国学术固有之精神为己任。马先生的学术特点是“醇儒”，他毕生致力于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尤其在古文献整理和考据方面有深厚造诣。他创办的“复性书院”，旨在培养具有深厚国学功底和高尚品德的读书人。马先生的著作虽然不多，但其对儒家道统的坚守，对中国文化精神的体认，以及其严谨的治学态度，都为后世树立了典范。他的诗词也意境高远，充满了人文关怀和民族精神。
梁漱溟（1893年—1988年）：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位独特人物，他是中国最后一位大儒。他一生都在探讨中国文化与人生问题。梁先生的“新儒家”思想以其对人生问题的关注为出发点，他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在于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他强调“情感的活泼”，主张通过内省、自觉来达到个人的完善和社会和谐。他的著作《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对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有着深远的意义，他也积极参与社会改良运动，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梁先生的学问不拘泥于一家一派，而是以人生关怀为中心，融会贯通。
二、 史学与文献学：
史学是国学的根基之一，而文献学则是史学研究的基石。
钱穆（1895年—1990年）： 钱穆先生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也是“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以其宏大的历史观和深厚的文化关怀著称。钱先生的治学方法强调“温情与敬意”，反对过度的考据和西洋史学的形式化。他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和精神，并且这种精神体现在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他的代表作《国史大纲》以“温情”的态度梳理了中国历史的脉络，提出了“中国历史发展之精神”的深刻见解，对后人理解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外，他在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等领域也有卓越贡献。钱穆先生更是将自己毕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情感融入到对历史的叙述中，他的学问充满了人格魅力和文化温度。
陈寅恪（1890年—1969年）： 陈寅恪先生是中国近代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和古典文化研究者之一，被誉为“ शेवट的大学者”。陈先生的学问是“以中国文化为根基，融通学术”，他尤其擅长中古史，对隋唐史、佛教史、西域史等领域有开创性研究。陈先生治学严谨，考证精博，其学问的最大特点在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能够旁征博引，融汇中西，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去理解和阐释历史。他的著作如《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至今仍是中国中古史研究的必读书目。陈先生的学问不仅是对史料的梳理，更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精神的深刻挖掘和阐释，其高尚的人格和对学术的执着也令人景仰。
王国维（1877年—1927年）： 虽然王国维先生英年早逝，但他对中国学术的贡献是划时代的。他将西方哲学和美学引入中国，开创了“新史学”和“美学”研究的先河。王国维先生的学术成就体现在多个领域，如古文字学、甲骨学、金石学等，他以其严谨的考证和深刻的理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上古史的研究。他在哲学上受叔本华影响，对人生哲学有独到见解。而他在文学和美学上的贡献同样不可忽视，他提出的“人间词话”中的“境界说”，至今仍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经典。王国维先生是集史学、文学、哲学于一体的国学大家，其对中国学术的启蒙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 古典文学与诗词：
王力（1900年—1986年）： 王力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语言学家、文学史家、诗人和教育家。他在汉语语言学领域的贡献卓著，如他的《汉语史稿》是汉语历史语言学的经典之作。同时，王力先生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的诗歌风格清新自然，充满人文关怀。他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研究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其对唐诗、宋词的解读和分析，既有学术的严谨，又不失文学的鉴赏力。他的诗歌研究不仅是对文学作品的分析，更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体悟和表达。
四、 古籍整理与版本学：
姚名达（1899年—1942年）： 虽然相对较少被大众提及，但姚名达先生在古籍整理和版本学方面的贡献是极其重要的。他一生致力于古籍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特别是对明清小说和地方志的研究，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他的《中国古代书籍史》是研究中国书籍发展史的重要著作。
总结来说，衡量一位“现代国学大师”，我们应该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 学术深度与开创性： 是否在某一或多个国学领域有独到的见解、理论创新或方法论的革新？是否填补了学术空白？
2. 学术体系与影响力： 是否构建了相对完整和系统的学术体系？其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对后世学者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是否形成了学术流派或学派？
3. 治学严谨与精神传承： 是否具备严谨的治学态度，尊重史料，注重考证？是否能够传承和发扬中国学术的优秀精神，如独立思考、人文关怀等？
4. 人格魅力与道德操守： 大师不仅在于学问，更在于其人格力量。是否在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中展现出高尚的品德和人格魅力？
我们提到的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钱穆、陈寅恪、王国维、王力等学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展现出了超越时代的学术成就和深厚的人文情怀，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和中国文化精神的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他们更能够被称得上是现代真正的国学大师。
当然，国学是一个非常广阔的领域，还有许多在不同分支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评价“大师”的标准也是动态发展的，随着时代和学术的发展，我们对“国学”和“大师”的理解也会不断深化。但就目前而言，上述几位学者无疑是中国现代国学史上的璀璨星辰。
那么，在现代，哪些学者能够被称得上真正的“国学大师”呢？这需要我们回到国学本身的核心领域，并观察在20世纪以来，有哪些学者在这些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足以影响深远的贡献。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重要的国学分支来寻找现代的国学大师：
一、 儒学与思想史：
儒学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历代都有杰出的儒学大家。到了近现代，面对西方思想的冲击，儒学如何转化与发展，成为一个关键课题。
熊十力（1885年—1968年）： 熊十力先生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的关键人物，他被誉为“新儒家”的开山祖师。熊先生以其深刻的对《易经》、《论语》、《中庸》等儒家经典的体悟，结合西方哲学的方法论，构建了自己庞大而系统的“唯识所现”哲学体系。他特别强调“体用不二”、“情理不二”，认为人的精神境界是宇宙的本体所在，并通过格物致知，可以达到圣贤的境界。他的著作如《新唯识论》、《体用不二论》等，不仅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精神的继承与发扬，更是对西方哲学提出的挑战和回应。熊十力先生的学生众多，如马一浮、梁漱溟、冯友兰、王向荣等，他们各自发展，共同塑造了20世纪中国儒学的面貌。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再续”新儒家。
马一浮（1883年—1967年）： 马一浮先生是集学者、诗人、教育家于一身的国学大家。他一生倡导“独善其身，兼善天下”，以恢复中国学术固有之精神为己任。马先生的学术特点是“醇儒”，他毕生致力于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尤其在古文献整理和考据方面有深厚造诣。他创办的“复性书院”，旨在培养具有深厚国学功底和高尚品德的读书人。马先生的著作虽然不多，但其对儒家道统的坚守，对中国文化精神的体认，以及其严谨的治学态度，都为后世树立了典范。他的诗词也意境高远，充满了人文关怀和民族精神。
梁漱溟（1893年—1988年）：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位独特人物，他是中国最后一位大儒。他一生都在探讨中国文化与人生问题。梁先生的“新儒家”思想以其对人生问题的关注为出发点，他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在于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他强调“情感的活泼”，主张通过内省、自觉来达到个人的完善和社会和谐。他的著作《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对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有着深远的意义，他也积极参与社会改良运动，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梁先生的学问不拘泥于一家一派，而是以人生关怀为中心，融会贯通。
二、 史学与文献学：
史学是国学的根基之一，而文献学则是史学研究的基石。
钱穆（1895年—1990年）： 钱穆先生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也是“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以其宏大的历史观和深厚的文化关怀著称。钱先生的治学方法强调“温情与敬意”，反对过度的考据和西洋史学的形式化。他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和精神，并且这种精神体现在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他的代表作《国史大纲》以“温情”的态度梳理了中国历史的脉络，提出了“中国历史发展之精神”的深刻见解，对后人理解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外，他在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等领域也有卓越贡献。钱穆先生更是将自己毕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情感融入到对历史的叙述中，他的学问充满了人格魅力和文化温度。
陈寅恪（1890年—1969年）： 陈寅恪先生是中国近代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和古典文化研究者之一，被誉为“ शेवट的大学者”。陈先生的学问是“以中国文化为根基，融通学术”，他尤其擅长中古史，对隋唐史、佛教史、西域史等领域有开创性研究。陈先生治学严谨，考证精博，其学问的最大特点在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能够旁征博引，融汇中西，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去理解和阐释历史。他的著作如《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至今仍是中国中古史研究的必读书目。陈先生的学问不仅是对史料的梳理，更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精神的深刻挖掘和阐释，其高尚的人格和对学术的执着也令人景仰。
王国维（1877年—1927年）： 虽然王国维先生英年早逝，但他对中国学术的贡献是划时代的。他将西方哲学和美学引入中国，开创了“新史学”和“美学”研究的先河。王国维先生的学术成就体现在多个领域，如古文字学、甲骨学、金石学等，他以其严谨的考证和深刻的理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上古史的研究。他在哲学上受叔本华影响，对人生哲学有独到见解。而他在文学和美学上的贡献同样不可忽视，他提出的“人间词话”中的“境界说”，至今仍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经典。王国维先生是集史学、文学、哲学于一体的国学大家，其对中国学术的启蒙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 古典文学与诗词：
王力（1900年—1986年）： 王力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语言学家、文学史家、诗人和教育家。他在汉语语言学领域的贡献卓著，如他的《汉语史稿》是汉语历史语言学的经典之作。同时，王力先生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的诗歌风格清新自然，充满人文关怀。他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研究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其对唐诗、宋词的解读和分析，既有学术的严谨，又不失文学的鉴赏力。他的诗歌研究不仅是对文学作品的分析，更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体悟和表达。
四、 古籍整理与版本学：
姚名达（1899年—1942年）： 虽然相对较少被大众提及，但姚名达先生在古籍整理和版本学方面的贡献是极其重要的。他一生致力于古籍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特别是对明清小说和地方志的研究，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他的《中国古代书籍史》是研究中国书籍发展史的重要著作。
总结来说，衡量一位“现代国学大师”，我们应该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 学术深度与开创性： 是否在某一或多个国学领域有独到的见解、理论创新或方法论的革新？是否填补了学术空白？
2. 学术体系与影响力： 是否构建了相对完整和系统的学术体系？其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对后世学者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是否形成了学术流派或学派？
3. 治学严谨与精神传承： 是否具备严谨的治学态度，尊重史料，注重考证？是否能够传承和发扬中国学术的优秀精神，如独立思考、人文关怀等？
4. 人格魅力与道德操守： 大师不仅在于学问，更在于其人格力量。是否在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中展现出高尚的品德和人格魅力？
我们提到的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钱穆、陈寅恪、王国维、王力等学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展现出了超越时代的学术成就和深厚的人文情怀，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和中国文化精神的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他们更能够被称得上是现代真正的国学大师。
当然，国学是一个非常广阔的领域，还有许多在不同分支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评价“大师”的标准也是动态发展的，随着时代和学术的发展，我们对“国学”和“大师”的理解也会不断深化。但就目前而言，上述几位学者无疑是中国现代国学史上的璀璨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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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礼南公！
顶礼天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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