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汉武帝没有像贞观之治,康乾盛世之类的盛世称号?

回答
要说汉武帝时期为何未能获得类似“贞观之治”或“康乾盛世”那般响亮且带有积极评价的“盛世”称号,这背后其实有着相当复杂的历史原因和评价体系的差异。虽然汉武帝统治时期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奠定了汉朝强盛的基础,但人们在评价一个时代时,往往会综合考量多个维度,而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扩张或者君主的雄才大略。

首先,我们要理解“盛世”这个词在历史评价中的内涵。 “盛世”通常意味着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社会安定,并且国力强盛,人民安乐。它不仅仅是君主个人的辉煌,更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达到一种高度繁荣和稳定状态的体现。而评价标准本身也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侧重。

那么,汉武帝时期,究竟是哪些方面与我们通常理解的“盛世”有所偏差,导致它未能获得这样的美誉呢?

一、 经济负担与民生困扰:

汉武帝时期,为了实现其宏大的政治抱负,特别是北击匈奴、开疆拓土,以及一系列对外交流和文化建设,耗费了巨量的国家资源。这些措施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汉朝的边疆,提升了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但也给当时的经济带来了沉重的压力。

连年征战的财政压力: 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虽然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前后持续了数十年之久,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是惊人的。尤其是对河西走廊的经营,在初期也需要大量的投入。这些战争直接消耗了国库的储备,也迫使朝廷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来筹集军费。
“搜粟都尉”与盐铁官营: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汉武帝实施了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一系列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控制了重要的战略资源,并对抑制地方豪强的经济势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些政策的推行往往伴随着对民间商贾的压制,增加了民众的负担,也引发了不少社会矛盾。例如,盐铁官营虽然增加了国家收入,但却限制了民间盐业的发展,价格也可能被抬高。
大兴土木与劳役: 汉武帝时期,除了边疆的军事活动,他还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庙宇、河渠等等。这些工程同样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物资,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负担,很多时候是强制性的劳役,影响了农业生产和百姓的正常生活。
后果的显现: 尽管汉武帝晚年也认识到民生疾苦,下诏“轮台诏”,反思北伐的过失,但经济上的创伤和民间的怨言,在当时仍然是比较突出的问题。相比于贞观之治以休养生息、轻徭薄赋著称,汉武帝时期在民生方面就显得不那么“惠民”了。

二、 政治上的高压与严刑峻法:

虽然汉武帝是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但他的统治风格也带有一定的集权和严酷的色彩。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另一面: 董仲舒的建议确立了儒家思想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影响深远。然而,这种思想上的统一,也伴随着对其他思想流派的压制。汉武帝时期对思想的控制,特别是后期对异己势力的打击,如“巫蛊之祸”等,显示出其统治的另一面。
严刑峻法的使用: 为了维护中央集权和统治秩序,汉武帝也时常使用严酷的法律。虽然严刑峻法在一定时期内能够起到震慑作用,但过度使用也会导致社会上的恐惧和不安全感。
“腹诽”之罪: “腹诽”之罪的出现,意味着仅仅是心中不服,都会被视为一种犯罪。这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思想的自由,也暴露了君主专制下权力滥用的可能。
与贞观之治的对比: 贞观之治之所以被誉为盛世,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政治上的开明、包容和对臣民的信任。唐太宗能够虚心纳谏,以人为本,营造了一种相对宽松和积极的政治氛围。汉武帝的统治,虽然强大,但在这方面显然不及。

三、 对外政策的双刃剑效应:

汉武帝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北击匈奴和开通西域,无疑是其重要的历史功绩。

强大的军事成就: 汉武帝通过卫青、霍去病等名将,对匈奴发动了多次大规模战役,极大地削弱了匈奴的实力,解除了北方边境的威胁,并将汉朝的疆域向西推进,开启了丝绸之路。这对中国历史的统一和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过度的扩张与民族政策的考量: 然而,这些军事行动的背后,也存在着对国力的一种过度消耗。同时,对匈奴的征讨虽然成功,但战争的残酷性和持续性,也给汉朝边境的民族关系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盛世”评价的侧重点: 康乾盛世的评价,除了军事上的强大外,还非常重视其统治下国家疆域的稳定和民族关系的相对和谐(当然,这其中也有复杂性)。而汉武帝虽然军事力量强大,但其对外政策的焦点更在于主动出击和征服,对“休养生息”和“边疆民族的安抚”的侧重点相对较低。

四、 历史评价的演变与时代背景:

“盛世”的评价并非一成不变,它会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评价者的视角而变化。

“汉武盛世”的说法: 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没有人说过“汉武盛世”或者类似的评价。很多历史学家和评论家,在肯定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和历史贡献时,也会使用“汉武盛世”的说法,强调其对汉朝国力的极大提升。只是这种说法并没有像“贞观之治”那样深入人心,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带有高度正面色彩的标签。
“汉武”的标签化: 相反,汉武帝更常被标签化为“雄才大略”、“一代天骄”、“开疆拓土的雄主”,但往往伴随着“穷奢极欲”、“劳民伤财”等负面评价。人们对他个人的评价,往往是复杂的、带有争议的,而“盛世”这个词,则需要更全面的、以民生为本的视角来看待。
与其他盛世的比较:
贞观之治: 以“清明”、“开明”、“包容”、“民生优先”为主要特征,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多元。
康乾盛世: 疆域辽阔,国力强盛,人口增长,文化也有一定发展,但后期伴随着官场腐败和思想禁锢等问题。
汉武帝时期: 更侧重于国家的强大和扩张,军事上的辉煌,文化的统一(思想上),但付出了沉重的民生代价,政治上也存在集权和高压的成分。

总结来说,汉武帝时期虽然国力强盛,疆域辽阔,军事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对后世影响深远,但他未能获得像“贞观之治”、“康乾盛世”那样被广泛认可的“盛世”称号,主要原因在于:

1. 经济上的沉重负担和民生困扰,与以民生为核心的盛世标准存在差距。
2. 政治上存在集权、高压和严刑峻法的特点,缺乏贞观之治的开明和包容。
3. 对外政策虽有功绩,但过度消耗国力,且对民族关系的侧重点不如其他盛世那么突出。
4. 历史评价的侧重点不同,人们对汉武帝的评价往往是复杂的,带有其个人风格的鲜明烙印,而“盛世”则更强调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繁荣。

因此,汉武帝时期更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活力、扩张和变革的时代,它塑造了汉朝的强大面貌,但并非一个完全没有代价、全民安乐的“盛世”。它更像是一个“强汉”的时代,而非一个纯粹意义上的“盛世”。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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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到户口减半,怎么说盛世治世?

说士大夫黑汉武帝都去照照镜子 ,厅级干部以下,家产两千万以下的都等着被弄死吧。汉武帝出塞动辄几万,后勤民夫十倍以上,被征发一次,基本就破家。你们自己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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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严谨地证明了古代中国,皇帝武功的极大值在哪。

增之一分则隋炀……

汉武最牛逼之处就在于,他知道再玩下去就玩脱了。于是收手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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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反对

@七海春歌

的回答。

看看那个人在自打脸,

那个人拿出了汉武帝后期人口只减少400百万的资料,难道那个人却不知道这份资料正好狠狠打脸了“汉武帝打匈奴人口减员一半”的神论吗?那个人的逻辑挺神奇的,人口增长数损失可以代表人口减少的数量?人口是什么?人口就是已经出生的人,还没出生的人国家不会将它算入人口。所以,人口增长数的损失不能算进人口损失。如果损失的人口增长数也要算进人口损失的话,那二战许多国家的人口损失只能加倍计算,联合国表示不服!这个人挺厉害的 ,这种令人叹为观止的言论都能造出来,不去和联合国争论实在太可惜了。

还血淋淋。。。

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不怎么会用汉语比喻还是YY能力太强,还没出生的人口一下被这个人YY成血淋淋。人都没生,怎么血淋淋?某男子和某女子离婚了,之后他们就不结婚了,该女子也没怀上有孩子,他们因为离婚而损失家庭人员增长数,按照这个人的神逻辑,是否说明他们家庭原本可以增长的人员是个血淋淋的数字啊?

这个人的原话是吹汉武帝打匈奴之后人口减员一半,汉语及格的人都知道人口减员一半的意思是人口减少了一半。而汉武帝打匈奴之后人口减少了一半了吗?答案就是,汉武帝打匈奴之后人口根本就没有减少一半。

这个人应该要这么说才对,“汉武帝发动战争之后人口增长数的损失接近当时总人口的一半”。但是,这个人却套用神逻辑把损失的人口增长数算进人口减少的数量,然后吹汉武帝打匈奴之后人口减员一半。大家说,好不好笑?

难道那个人连基本的语言表达能力都不怎么会?还是YY能力太强了,还是两者皆有,还是另有原因?

我猜是两者皆有

大家猜是什么呢?




舍去国籍?真是可笑,汉朝农民逃户就代表他们要舍去国籍?那个人请听好了,是你穿越过去,然后他们告诉你的?不为国家服役和纳税就不是国民?

伟大的罗马的奴隶还真多啊!但是按照这个标准,古罗马人口可要大打折扣啊!因为奴隶不是罗马国民啊!为何汉朝一定要国民才可以算人口,而罗马的奴隶不是罗马国民都能算人口?这不是双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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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前面三红有提到《中国人口史》这本书,刚巧最近我正在看,那么我就把原文贴出来吧,让葛剑雄为大家展示一下西汉武帝时期的景象。 另表明一下立场,本人并不进行讨论汉武时期征伐扩张得来土地对错与否。

先说一个题外话,网上有人引用袁祖亮在《再论汉武帝末年人口并非减半》中提到的侯国户口一直有增加这件事来反驳葛剑雄的户口减半论,葛剑雄在这点上在《中国人口史》进行了反驳,本人大篇引用原书截图,图多杀猫,见谅




为了照顾不爱看图的童鞋,总结一下,葛的主要观点则是,这些侯国的户口统计不是跟武帝时期同时的,而是早于武帝朝数十年的,而越早国除的侯国年平均增长率越高,经历武帝时代越长的侯国平均增长率越低,这就是非常明显的反映出,在武帝时期这几个侯国的人口增长率是远低于标准水平甚至说大倒退也不为过的,因此袁想拿侯国的户数来证明增长反而证实了自己观点的错误,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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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回到正题,先让我们看看葛剑雄在《中国人口史》中用大量的事例多个方面给我们展示了武帝后期汉帝国的天灾与人祸吧,我们就可得知为何汉武帝时期为何没有盛世称号,首先先从直接层面来谈武帝时期人口减少的三大原因,依然是图多杀猫,本人只做其观点的总结

一.自然灾害



不得不先提天灾问题,根据《汉书》各本纪、《五行志》、《食货志》、《沟洫志》及有关列传的记载,自然灾害是武帝后期人口减少的重要因素,“父子相食”"人相食“等记载屡见不鲜,持续多年的天灾不仅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死亡,还使用粮食大量减产,”使人们因饥饿死亡,或因营养不亮而缩短寿命减少生育,还必然使婴儿的死亡率(包括认为杀死,遗弃)提高


二.战争与徭役





在多年天灾的情况下,再发生人为的破坏作用,如战争、大规模的徭役,征调本来就不足的粮食等等,那么人口的减少必然更多,而武帝时期正是如此。紧跟着继续征调更多的农业人口进行战争,并且有着比征调的士兵多上数倍的后勤人员,并且还要征调大量牛马,减少了农用畜力,导致许多农田无法运用耕牛,同样影响了农业生产,外加还加高了税收和起征年龄,使得更多人采取了杀婴措施,而这种情况下更加加剧了饥荒的严重性。

并且,武帝不光是对匈奴,还对东越、西南夷、南越、朝鲜和西域等多个方向用兵,在多个地区消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所以如果认为人口减少和隐户的地区只是少数地区的话这是相当大的错误的。以下为武帝时期的战争行为和大型工程:





以上事例可见诸多战事和工程占用人力极大,虽然不及秦始皇时期的战事规模,但依然动用了庞大数量的人力,并且直接造成了大量人员的死亡和间接导致了人口不得增长。外加武帝广修宫殿,备极奢华,征调大量民夫,还多次大规模巡游,加重了各地的徭役负担。桓宽《盐铁论·散不足》有云 “数幸之郡县,富人以赀佐,贫者筑道旁.其后小者亡逃,大者藏匿;吏捕索掣顿,不以道理.名宫之旁,庐舍丘落,无生苗立树,百姓离心,怨思者十有半。”表面上指秦始皇,实际上正是汉武帝时的真实写照。

当然有人会有疑问,武帝兴修水利不至于得不偿失吧,且看下面葛教授是如何分析的。



武帝时大搞水利,这当然有促进农业开发的一面,但由于好大喜功,相当一部分工程纯粹是劳民伤财,甚至有烂尾的工程,绝大多数水利工程并没有修建于作为粮仓地区的关东,却兴建在关中地区,外加疏于管理,以及不少水利工程被地方豪强占用,导致关东地区水灾反而许多,甚至减少了粮食耕地,所以说得不偿失。

以上诸多战事和工程死亡人口数量众多,在人力上的频繁调动,男子不能与妻子团聚,减少了大量的出生人口,死亡的人数也不可能说在短期之内恢复元气,百姓疲惫不堪。


三.严刑、滥杀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





武帝频用酷刑,巫蛊案等大案的大量死刑,“党与死者数万”“坐而死者前后数万”,外加每年按户口数千分之一计算的数万的固定死刑犯,这是对人口增长很严重的阻碍。

以上三点皆为人口损失的直接原因,并且互相作用,加害愈烈。可能会有人不清楚上面列出的这些数字的含义,按照武帝初期的人口约3600万来计算,正常年份的增长以7‰计,每年净增人口约25万。如果该年额外的死亡人数达到这个数字,则该年人口增长率就等于零,而且由于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大多都是青壮年和幼儿,所以对人口整张的影响并不限于当年。下面两图可以直观的看出武帝在位54年的人口发展状况。



在武帝54年间,人口能保持正常增长的仅6年,人口增长率低于正常数的21年,而人口增长为零或负数的有27年,几乎所有有大规模军事行动和工程修筑的年份都涉及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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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大的直接原因讲完了,现在我们分析下间接的因素。

在无节制调动劳力的情况下,服役者妻离子散甚至客死他乡,百姓与帝国离心离德,“怨思者十有半”,并且在此环境下,汉帝国出现了大量的流民和农民暴动,例如元封四年,关东流民200万,无名数者40万。当时关东人口约3000余万,则流民已占约7%,(《汉武帝时户口减半考实》一文中的数据则是关东人口2000多万,流民占约10%)而无名数即脱离户籍的人口已占总人口的13‰,大大超过了每年正常的人口增长率。在非流民中必然也有相当部分人口脱离户籍,因此实际脱籍的比例还会更高。关东地区在当时作为最富庶且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作为主要农业区域尚且如此。地方官吏甚至帮助瞒报数据,这也反映了朝廷对民间的管控能力下降。

有人可能会奇怪隐户又怎么样,隐户在汉帝国户籍中就不为汉帝国创造效益了吗?答案是肯定的。




除了部分特权人士以外,正常情况下,每个人都要服役或者交钱代役,还有相当一部分人需要戍边,脱籍是一种非法行为,而成为隐户后,他们是不受征召的,也无法向他们正常收税,而他们一般成为地方豪强的附庸,替地方豪强承担他们的赋役,地主豪强则与地方官吏争夺人口,地方官吏则只能对上隐瞒,可见朝廷对地方掌控程度下降之重,可调用的财力和人力已经远不如文景时期。

武帝虽然察觉到地方官吏在数据上的隐瞒,指责丞相“今流民愈多,计文不改”,但是由于地方政府的虚报,使剩下的人负担了逃走的人的税赋,造成了新的逃荒,紧接着引起了许多大小农民暴动。而后武帝颁布的“沈命法”反而起到了反效果,地方对中央的隐瞒更加严重。



整个国家从一开始只是天灾,然后很快的变成了人祸,在天灾的情况下继续多次发动农业人口进行战争和服役,对于古代脆弱的农业结构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就如同滚雪球一般,无数人为了成为逃避徭役和纳税,投奔大户或者成为流民,直至宣帝时期恢复民生而政府威望的上升,许多无户籍的人口才重新回归,例如胶东国甚至三十万户口中有十万户口是回归的流民,《中国人口史》中则推测总体无户籍的流民估计则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是很有可能的。在此事上,最大的赢家是地主豪强,他们充实了自己,成为了吸附在国家和百姓身上的吸血虫。汉帝国过多的征调则大大伤了人民的元气,同时也几乎伤了自己的根基。而作为百姓没有选择余地,前门是狼后门是虎,如果脱离了土地,等待的基本是死亡的结局,在这种环境下,自然谈不上自豪感和荣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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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按武帝末年人口3200万,绝对人口减少只减少了400万人的推测,“人口减半说”为何能继续得到葛剑雄的支持呢?

首先,人口大量减少,而地方的继续按常年水平虚报,纸面户口也必然超越4000万人,而昭帝时期重新进行人口核查时,流民对政府并没有马上重振信心尚未回归,所以可能被统计人口只有2000多万数,也刚好与武帝朝时重臣夏侯胜在武帝死后15年的本始二年(前72年)所提的“百姓流离,物故者半”相符,所以从时人的角度来看减半说是毫无异议,这种说法在东汉时期成为公认的事实。

其次,因为现在的人口数据基本为后期往前的推算,如果直接理解成人口只减少了400万是绝对的错误的,因为将54年中非正常增长的40多年按照正常增长率推算,那也损失了1558万人的增长数。


当然在诸多原始资料散轶,以及材料本身不够真实的情况下去强行要求最终结果是真正的“减半”这是不科学不合理的,这方面研究本身只能从多方面进行推测和假设罢了。葛剑雄在回复袁祖亮时对于袁祖亮反驳人口数量时说“举起大要”,就是说不需要如此强求,而且血淋淋的1558万这个数字摆在这里,就如同村上春树先生所说的“ 十万人和四十万人又有什么区别呢?”一样,在这么残酷的历史面前,拿生命的数字去获得自豪感是非常的反人道的。当然“减半说”依然算不上定论,西汉人口增减变化的真相还有诸多需要等待挖掘的地方,只是无法被“侯国户口增加所以减半轮错误”的说法推翻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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