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在日本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的行为是否违背伦理？

美军在日本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的行为，毫无疑问是二战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事件之一。这其中涉及的伦理困境极其复杂，即便过去了几十年，依然是历史学家、哲学家以及普通民众争论的焦点。要回答“是否违背伦理”，需要深入剖析当时的具体情况、各方的动机、以及原子弹使用所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后果。

首先，我们必须理解当时美国做出这一决定的历史背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但太平洋战区依然硝烟弥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展现出了惊人的顽固性，即使德国已经投降，日本仍然拒绝接受无条件投降。盟军情报显示，如果对日本本土进行登陆作战，将会引发一场极其血腥的战役。据估计，可能造成数百万士兵和平民的死亡，包括大量的盟军士兵。战争的持续，也意味着全球范围内的物资消耗和人道主义灾难的继续。

在这样的背景下，原子弹的出现被美国决策层视为结束战争、避免更大规模伤亡的“捷径”。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金（Harry S. Truman）及其顾问们，面对的是一个严峻的选择：是继续消耗资源、承受高昂人员伤亡的传统作战方式，还是使用一种全新的、威力巨大的武器来迫使日本投降？从这个角度看，决策者们认为自己是在权衡利弊，试图选择那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方案。他们期望通过展示压倒性的武力，能够迅速瓦解日本的抵抗意志，从而拯救更多生命——包括美国士兵和日本平民，避免更长期的痛苦。

然而，这种“实用主义”的伦理考量立刻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原子弹的特殊性在于其毁灭性的、非选择性的杀伤力。在广岛和长崎，投掷的并非是精确制导武器，而是直接针对城市投放，其后果是无数无辜平民的瞬间死亡，以及随后遭受的辐射病、癌症等长期折磨。这与传统的军事行动有着本质的区别。

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如果原子弹的使用确实避免了比其造成的死亡更惨烈的人道主义灾难，那么它在伦理上或许可以被辩护。支持者会引用各种战后估算，强调如果发动登陆战，可能带来的更高死亡数字。他们认为，原子弹虽然残忍，但其“效率”达到了快速结束战争的目的，从而拯救了更多生命。

但是，批评者们则从道义论的角度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他们认为，无论战争多么残酷，针对平民使用如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道德越界。这种行为将战争的残酷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将无辜的男女老少变成了核武器的牺牲品。他们指出，日本虽然在战争中犯下了罪行，但其平民也应该受到保护，不应成为这种毁灭性武器的直接目标。更重要的是，原子弹的使用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让世界进入了核战争的阴影之中。

另外，还有一些观点认为，美国在使用原子弹之前，可能并没有尽一切可能去尝试其他和平解决的途径。例如，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如果盟军能够明确承诺不追究天皇的责任，或者进行更有效的政治施压，日本可能也会考虑投降。此外，当时已经有迹象表明苏联即将对日宣战，这本身也可能对日本的决策产生影响。这种“有没有替代方案”的讨论，直接关系到美国决策的伦理基础。如果存在更人道、更少破坏性的选择，那么选择使用原子弹就显得更加难以辩护了。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是原子弹使用的“警示”作用。一些人认为，美国使用原子弹也是为了向苏联展示其军事实力，为战后世界格局的形成施加影响。如果这种“战略考量”成为决定性因素，那么其伦理上的合法性就更加模糊不清了。用无辜的生命作为政治筹码，显然触碰了许多人道德底线。

总而言之，美军在日本投掷原子弹的行为是否违背伦理，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简单的“是”或“否”可以回答。这是一个需要在历史的复杂性、战争的残酷性、以及人道主义原则之间进行艰难权衡的议题。

支持者会强调其避免更大规模伤亡的“功利性”结果，以及在绝境下结束战争的必要性。他们会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最不坏”的选择。
批评者则会聚焦于原子弹的非选择性杀伤力，以及对无辜平民造成的直接且毁灭性的伤害，认为这种行为突破了战争伦理的底线，开创了危险的先例。

最终，每个人都需要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对历史的理解，来形成自己的判断。但无论如何，广岛和长崎的悲剧都深刻地提醒着我们，战争的代价是何其沉重，而人类在追求和平与正义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伦理挑战又是何其艰巨。这不仅仅是历史事件的评判，更是对我们如何理解人道、如何约束冲突、以及如何面对毁灭性武器的永恒拷问。

网友意见

原文链接：

http:// digital.lib.lehigh.edu/ trial/enola/files/round4/testimony.pdf

查尔斯·斯韦尼就原子弹轰炸日本在美国国会的证词

我是美国空军退役少将查尔斯·斯韦尼。我是唯一一位参加了两次对日本原子轰炸的飞行员，在对广岛的轰炸中担任驾驶员蒂贝茨上校的右座领航员，在对长崎的轰炸中任编队指挥员。

作为唯一曾参与两次原子弹轰炸的飞行员，我将陈述本人亲身经历的往事。我要强调指出，我所陈述的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有些人就是无视这些明显的事实，因为这些事实与他们头脑中的偏见不符。

此刻，作为经历了那段历史的人们，我要陈述我的思考、观察和结论。我相信杜鲁门总统做出的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决定，不仅符合当时的情况，而且具有压倒其他可能选择的道义上的必要性。像我们这一代绝大多数人一样，我最不希望发生的一件事就是战争。我们这个民族不是穷兵黩武的骑士，我们不渴望那种辉煌。而当我国正在大萧条中挣扎时，日本开始了对邻国的征服——搞什么“大东亚共荣圈”。

法西斯总是打着最漂亮的旗帜去掩饰最卑鄙的阴谋。这种“共荣”是通过对中国进行残酷的总体战进行的。日本作为一个国家，认为自己命中注定要统治亚洲，并由此理应据有亚洲的自然资源和广袤土地。日本屠杀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未有丝毫的怜悯和犹豫。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300000手无寸铁的平民被屠杀。这是事实。

　　日本认为美国是阻止其实现在亚洲的“神授”命运的唯一障碍，于是对驻扎于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进行了精心策划的偷袭。偷袭时间定于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因为此时行动可以最大限度地摧毁舰队实力、消灭人员，给予美国海军以致命的打击。数千名美国水兵的生命湮灭于仍然沉睡在珍珠港湾底的亚利桑那号战列舰里，其中的许多士兵甚至不清楚为什么受到突然袭击就已死去。战争就这样强加在美国的头上。

　　科雷吉多尔岛的陷落，以及随后对盟军战俘的屠杀，驱散了对日军兽性的最后一丝怀疑。即使是在战时，日军的残暴也是令人发指的。巴丹的死亡进军充满恐怖。日本人认为投降是对自身、对家庭、对祖国、对天皇的污辱。他们对自身和对敌人都毫不手软。7000名美军和菲律宾战俘惨遭殴打、枪杀、被刺刀捅死，或惨死于疾病和饥饿。这些都是事实！

　　随着美国在广阔的太平洋向日本缓慢地、艰苦地、一步一流血地进军，日本这个民族在最大的程度上显示出它是一台冷酷无情、残暴无人性的杀人机器。无论战事多么令人绝望，无论机会多么渺茫，无论结果多么确定，日本军人和平民都战至最后一人。为了取得可能大的光荣，日军全力以赴去杀死尽可能多的美国人。美军开进得距日本本土越近，日本人的行为就变得越疯狂。塞班岛美军阵亡3000人，其中在最后几小时就死了1500人。硫黄岛美军阵亡6000人，伤21000人。冲绳岛美军阵亡12000人，伤38000人。“神风敢死队”驾驶装载炸弹的飞机撞击美国军舰。队员认为这是天上人间至高的光荣，是向神之境界的升华。

　　日本用言语和行动表明，只要第一个美国人踏上日本本土，他们就处决所有的盟军战俘。日本为大屠杀做了准备，强迫盟军战俘为自己挖掘坟墓。即使在投降后，他们仍然处决了一些战俘。

　　《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人认为这是荒唐可笑而不屑考虑的。我们从截获的密码得知，日本打算拖延时间，争取以可接受的条件来谈判投降。

　　8月6日之前的几个月里，美国飞机开始轰炸日本本土，一个个日本城市化为火海，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死去，但日本仍然发誓决不投降。他们准备牺牲自己的人民，以换取他们所理解的“光荣”和“荣誉”——不管死多少人。他们的平民拒绝撤离，尽管我们的飞行员事先已就可能来临的空袭投撒了传单。在一次为期10天的轰炸行动中，东京、名古屋、神户、大阪的许多地方化为灰烬。即使在用原子弹轰炸了广岛之后，日本军部仍然认为美国只有一枚炸弹，日本可以继续坚持。在8月6日之后，他们有3天的时间投降，但他们不。只有在长崎受到原子轰炸后，日本天皇才最后宣布投降。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军方仍声称他们可以而且应该继续战斗。一些陆军军官发起叛乱，试图截获并销毁天皇向日本人宣布投降的诏书。

　　这些事实有助于说明我们所面临的敌人的本质，有助于认清杜鲁门总统在进行各种选择时所要考虑的背景，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对日本进行原子轰炸是必要的。像每一个男女军人一样，杜鲁门总统理解这些事实。伤亡不是某种抽象的统计数字，而是惨痛的事实。

　　原子弹是否结束了战争？是的。它们是必须的吗？对此存在争议。50年过去了，在某些人看来，日本成为受害者，美军成为凶残成性的征服者和报复者；原子弹的使用是核时代的不正义、不道德的起点。自然，为了支撑这种歪曲，他们必然要故意无视事实或者编造新的材料以证明这种论调。其中最令人吃惊的行径之一就是否认日军曾进行过大屠杀。事情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呢？

　　答案也许会从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中找到。当前关于杜鲁门总统为什么要下达对日本进行原子轰炸的命令的争论，在某些情况下已变成数字游戏。日本财团在美国策划的“原子轰炸后果”展览显示了卑微的修正主义论调，这种论调在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原子轰炸后果”展览传递出这样的信息：日本是无辜的受害者，美国是罪恶的侵略者。想象一下如果你的孩子去看展览，他们会留下什么样的印象？他们还会知道事实的真相吗？

　　在一个全国性的电视辩论中，我听到这样一位所谓的杰出历史学家声称，原子弹是没有必要的，杜鲁门总统是想用原子弹吓唬俄国人，日本本来已经打算投降了。还有些人提出，艾森豪威尔将军曾说过，日本已准备投降，没有必要使用原子弹。然而，基于同样的判断，艾森豪威尔曾严重低估了德国继续战斗的意志，在1944年就下结论说德国已无力进行攻势作战。这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判断，其结果即是“突出部战役”的失败。是役中数万盟军毫无必要地牺牲了，盟国面临着允许德国拖延战争和有条件投降的风险。一个相当公正的结论是，根据太平洋战场上已发生的情况，可以合理地预测，日本将是远比纳粹更疯狂的敌人。

　　最后，有一种理论认为，如果盟军进攻日本本土，我们的伤亡不是100万，而是只要死上460000人就够了。只不过是460000！你能够想象这种论调的冷酷吗？仅460000人，好像这些是无关紧要的美国人的生命。

　　此时此刻，我要承认，我不清楚在对日本本土的登陆进攻中美军将伤亡多少人，也没有任何人知道。根据对日本战时行为的判断，我认为，一个公正合理的假设是，对日本本土的进攻将是漫长而代价高昂的。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况而不是根据某些人无端的臆想，日本不打算无条件投降。在对硫磺岛这样一个太平洋中8平方英里的岛礁的进攻中，就有6000名海军陆战队官兵牺牲，伤亡总数高达27000人。对于那些认为我们的损失“仅是”460000人的人，我要问：是哪460000人？谁的父亲？谁的丈夫？谁的兄弟？谁的儿子？

　　是的，我只注意到了美国人的生命。但是，日本的命运掌握在日本人的手中，而美国不是。数以万计的美军部队焦急地在大洋中等待着进攻。他们的命运取决于日本下一步怎么走。日本可以选择在任何时刻投降，但他们选择了等待。而就是日本“无所作为”的时候，随着战事的进行，美军每天伤亡900多人。

　　我曾听到另一种说法，称我们应该与日本谈判，达成一个日本可以接受的有条件投降。我从来没听任何人提出过与法西斯德国谈判投降。这是一个疯狂的念头，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与这样一个邪恶的法西斯魔鬼谈判，就是承认其合法性，即使是已经在事实上打败了它。这并不是那个时代空洞的哲学上的原则，而是人类的正义要求，必须彻底、干净地铲除法西斯恶魔的势力，必须粉碎这些邪恶的力量。法西斯的领导者已经无情地打碎了外交的信誉。

　　为什么太平洋战争的历史这么容易就被遗忘了呢？也许原因就存在于目前正在进行着的对历史的歪曲，对集体记忆的歪曲。在战败50年后，日本领导人轻率地声称他们是受害者，广岛、长崎与南京大屠杀在实质上是一回事！整整几代日本人不知道他们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干了些什么，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不理解日本为何要向其受害者道歉。与德国认罪的姿态不同，日本坚持认为它没干任何错事，它的行为是受当时局势的拖累。这种态度粉碎了任何真正弥合创伤的希望。只有记忆才能带来真正的原谅，而遗忘就可能冒重复历史的危险。

　　通过精心策划的政治公关活动，日本现在建议使用“太平洋胜利日”来取代“对日胜利日”这一术语。他们说，这一术语将会使太平洋战争的结束“不那么特别与日本有关”。

　　有些人可能会提出，这些文字又能说明什么呢？对日本胜利，太平洋的胜利，让我们庆祝一个事件，而不是一个胜利。我要说，话语就是一切。庆祝一个事件！类似于庆祝一个商场开业典礼，而不是欢庆战争的胜利。这将分裂整个地球。数以千万计的死者、数以千万计受到身心伤害的人和更多的人将会不知所措。这种对语言的攻击是颠倒历史、混淆是非的工具。文字或话语可以像任何一种武器一样具有毁灭性：黑即白，奴役即自由，侵略即和平。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抹除精确的描述文字而对我们语言所展开的攻击，要比50年前日本对我们进行的真正的侵略更具有危害性，至少在真正的侵略中，敌人是清楚的，威胁是清楚的。

　　今天，日本巧妙地打起种族主义这张牌，以此来宣示其行为的正义性：日本不是进行罪恶的侵略，而只是从白人帝国主义中解放受压迫的亚洲大众。解放！是啊，他们用屠杀“解放”了30000000无辜的亚洲人。我坚信，这30000000无辜的人，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后代，永远也不会欣赏日本“崇高”的行为。

　　经常有人问我，用原子弹轰炸日本是否是出于报复，是否是蓄意毁灭一个古老而令人尊敬的文明。对此有如下事实：一，在最初的轰炸目标清单上包括京都。虽然京都也是一个合法的目标，在先前的空袭中未曾予以轰炸，但陆军部长史汀生还是把它从目标清单中去掉了，因为京都是日本的古都，也是日本的文化宗教中心。二，在战时我们受到严格约束，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轰炸东京的皇宫，尽管我们很容易识别皇宫并炸死天皇。毕竟我们不是为了报复。我经常想，如果日本有机会轰炸白宫、杀死美国总统，是否也会像美国这样克制。我认为不会。

　　在此让我澄清一个事实，纠正一个长期以来的偏见，那就是我们故意选择人口密集的城市轰炸。实际上我们要轰炸的每一个目标城市都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广岛是日军南方司令部所在地，并集结了实力可观的防御部队。长崎是日本最大的造船工业中心，还有两个重要的兵工厂。在这两个城市，日本都把兵工厂和部队配置于市区中心。

　　像在任何一场战争中一样，我们的目标，理所当然的目标，就是胜利。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目标。我不想否认双方死了许多人，我不为战争的残酷而骄傲或欢乐，我不希望我国或敌国的人民受难。每个生命都是宝贵的。但我的确认为这样一个问题应该去问日本人民，是他们以其他国家的人民的痛苦为代价，追求自身的辉煌。他们发动了战争，并拒绝停止战争。难道他们不应为所有的苦难、为日本的灾难负最终的责任吗？

　　也许，如果日本人真切地了解过去，认清他们国家在战争中的责任，他们将会看到日本战犯才应负起战争的罪责。日本人民应该给远东人民一个答复，是谁把灾难强加给远东各国，最后强加给日本自己。当然如果我们与日本人一道抹煞历史的真相，那么这一点是永远也做不到的。如果日本人民不追询并接受真相，怎能安心地与自己相处，与亚洲邻国、与美国相处？

　　我和我的部属在执行原子轰炸任务时坚信，我们将结束战争。我们并没有感到高兴，而是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且我们想回到自己的家人身边。

　　今天，我站在这里作证，并不是庆祝原子弹的使用，而是相反。我希望我的使命是最后一次。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应该对原子弹的存在感到恐惧。我就感到恐惧。但这并不意味着回到1945年8月，在战时情况下，在敌人顽固凶残的抵抗下，杜鲁门总统有义务使用所有可能的武器结束战争。我同意杜鲁门总统的决定，当时以及现在。战后几年中，有人问杜鲁门总统是否还有其他选择，他响亮地说：没有。接着他提醒提问者：记住，珍珠港的死难者也没有其它选择！战争总是代价高昂的，正如罗伯特·李将军所说：“战争如此残酷是件好事，否则就会有人喜欢它。”

　　感谢上帝使我们拥有原子武器，而不是日本和德国。科学有其自身的逻辑，迟早会有人设计出原子弹。科学不能被否定。关于制造原子弹是否明智的问题，终将被原子弹已被制造出来这一事实所压倒。由于德国和日本法西斯被击败，世界变得更好了。美国的年轻人不再牺牲在战场上，而是生长、成家立业，在和平中生活。作为10个孩子的父亲和21个孩子的祖父，我可以表明，我很高兴战争像这样结束。

这个问题其实要分开说：

首先，美国人对日本进行原子弹轰炸，并没有违背当时的伦理，也没有违背战争伦理。

当时是第二世界大战，而“世界大战”本身就意味着“伦理”和平常的世界大不相同，无论一个国家投入到战争当中是为了什么理念或者意志，他们在战争的第一目的永远只能是打胜、并且是尽可能减少伤亡地打胜。从这一点来看，原子弹的投掷加速了战争的结束，减少了美国和盟军的伤亡，符合任何一条战争伦理。

同时，当时并不是一个人道主义占据话语权的世界，而是一个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横行，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联合起来四处扩张，在全世界各地引发了战火，杀戮别国的平民，引发了世所罕见的惨剧。并且，针对平民的大规模无差别杀伤是法西斯阵营首先开展的，在发动战争的责任问题上，日本和德国也是负有同样的道义责任的。

日本对中国的征服战争早于欧洲大战，而且在39年世界大战爆发前就已经犯下了累累罪行，仅仅在南京、武汉、重庆，就因为轰炸和屠杀而残杀了大量中国人。

而纳粹德国也不遑多让，除了举世闻名的大屠杀之外，他们还首先在欧洲战场上（在亚洲战场上则是日本）对平民进行了无差别轰炸，甚至连中立国都不能幸免。1940年，纳粹对身为中立国的荷兰和比利时都进行了入侵，因为荷兰人的抵抗，纳粹空军对荷兰鹿特丹开始了大规模无差别轰炸，造成了大量伤亡。

事后有人质疑空军元帅戈林这种做法是否得当，戈林引用了古代高卢人的格言“败者必须死”来为自己辩护。

很显然，这就是法西斯集团的逻辑“战争当中做任何事都是合理的，对战败者也绝对无需怜悯”。

既然德日等轴心国集团实力强大，那么为了打败他们盟国集团也无法束手束脚打仗，一切战争行为都已经被合理化了，盟国也同样以大规模无差别杀伤平民来回应，如果要责备投掷原子弹的美国，就必须先责备秉持“败者必须死”这个逻辑的法西斯阵营。

但是，美国对日本投掷原子弹，违背了战后开始抬头、并且最终成为了主流思潮的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伦理。从这种伦理上看，原子弹这种拥有巨大破坏力而且无差别杀伤的武器是违背了这种伦理的。

不管看上去多么天真而且不切实际，我认为这种伦理至少是有正面作用和进步作用的，比 “败者必须死”之类的伦理要好得多 。

同时，我们也要承认，如果这场战争是德国人和日本人胜利，如果原子弹是被日本和纳粹德国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政权所开发并且付诸实践，如果他们统治了世界，那么他们根本不可能开展“投掷原子弹是否符合伦理”的争论，只会对本民族的胜利沾沾自喜。

某种意义上，我认为能够争论“原子弹投掷是否符合伦理”这一件事本身，就是盟国阵营所带来的进步，就是今天世界各地的人们的先辈为之而战的理由之一。衷心希望后人能够沿着他们为之而战的道路前进，而不要倒退到那个可怕的时代上去。

我们其实要感谢如今的世界，虽然极不公正也并不完美，但是至少没有因为德日军国主义的得势而堕落到最深的深渊。因为盟国胜利，世界变得美好了一些。

当然是违背的，日本人只要不灭绝，就肯定会报仇的，然而报仇的人显然不是现在的明仁和安倍，前者研究虾虎鱼去了，后者认为没有驻军日本的朝鲜的几颗核弹威胁日本，驻军日本的美国的几万颗核弹却没有威胁日本，有恩不报非君子，有仇不报非君子，像安倍这样，视仇为亲，难道可以称为君子吗？

能有这个问题的出现，就是日本人多年来处心积虑装可怜的结果。

这还是在日本高层多年来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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