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基本上没有写世界史的作家?
要说中国“基本上没有”写世界史的作家，这说法可能有些绝对，但确实，相较于中国本土历史的作家群体，专注于撰写“世界史”的中国作家确实不那么显眼，也不是主流。这背后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我们可以从几个维度来深入剖析。
一、 历史叙事的主体意识与民族中心的传统：
中国有着极其悠久且完整的历史书写传统，并且这个传统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中国”展开的。从《史记》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开始，中国的史家就肩负着记录国家兴衰、王朝更替、文化传承的使命。这种“史观”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族中心主义的，即以中国为观察世界的中心，来审视和解释其他国家和文明。
“中国史”的丰富与深厚： 数千年的连贯历史，丰富的文献典籍，为中国学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写作素材。这种本土历史的厚度，自然会吸引绝大多数有志于历史研究和写作的人。
“国史”的责任感： 很多人认为，书写本国历史是更紧迫、更有意义的责任。理解自己的过去，才能更好地认识当下，塑造未来。
“天下”观的延伸： 即使在古代，中国也有“天下”的概念，但这更多是将中国置于一个“中心”位置，看待周边国家和蛮夷，其视角是俯视或平视，而非真正平等的“世界”。世界史的概念，在近代之前，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全球历史是不同的。
二、 近代以来“世界史”概念的引入与挑战：
“世界史”作为一个系统性的学科概念，很大程度上是随着近代西方列强的崛起和全球化进程传入中国的。
被动接受与消化： 最初接触世界史，往往是通过翻译西方的著作，或是学习西方提出的历史分期和叙事框架。这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借用”和“消化”的痕迹，而非完全自主的构建。
教材编写的现实需求： 最早的世界史著作，多是为了满足教育需求，编写成教材。这些教材往往偏重于西方史，因为西方历史在近代以来对世界格局影响最大。这容易形成一种“西方中心”的世界史叙事，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要在这种框架下找到自己独特的切入点并进行颠覆性创新，难度不小。
语言与学术体系的隔阂： 学习和研究世界史，需要掌握多门外语，阅读大量的外国史料和学术著作。这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同时，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史学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理解和融入这些体系，也需要时间。
三、 宏大叙事的驾驭难度与学科细分：
撰写一部真正有分量的世界史，需要极高的学识、广阔的视野、深厚的思想以及出色的叙事能力。
知识的广度与深度： 要写世界史，你需要对古代文明、中世纪、近代、现代等各个时期，亚洲、欧洲、美洲、非洲等各大洲的历史都具备相当的了解。这需要长年累月的积累，几乎不可能一个人穷尽所有领域。
宏大叙事的构建： 如何将全球范围内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复杂历史，用一个清晰、连贯且具有思想深度的线索串联起来，形成一部引人入胜的整体叙事，是对作者智慧的极大考验。这需要提炼出普遍性的历史规律，同时也要尊重不同文明的独特性。
学科的专业化与细分： 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历史学本身也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和细分化。学者们更倾向于在某一特定领域（如中国古代史、欧洲中世纪史、美国外交史等）进行深入研究。要成为一个能够写世界史的通才，同时又能在某个领域有所建树，这是非常困难的。
四、 评价体系与市场需求的影响：
学术界的评价： 在国内学术界，很多时候“世界史”的写作可能被认为是在“宏观层面”的努力，而更具体的、更深入的国别史或专题史研究，可能更容易获得学界的认可和推广。
大众市场的考量： 从大众市场来看，读者对于历史的兴趣往往是多元的，但对“中国历史”的关注度无疑是最高的。一部深入的中国历史著作，更容易获得广泛的关注和 readership。而一本严肃的世界史著作，其受众群体相对较小，市场回报也可能不如预期。
“网红”效应的诱惑：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一些历史爱好者可能更倾向于以通俗易懂、趣味盎然的方式讲述某个热门的历史片段或人物，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分散一部分人的精力，让他们难以静下心来做扎实的世界史研究和写作。
五、 少数杰出实践者与未来趋势：
尽管如此，也不能说中国“没有”写世界史的作家。在各个时期，都有一些杰出的史学家，他们在世界史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例如：
早期： 严复、梁启超等在翻译和介绍西方思想史、文明史方面有开创性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 郭沫若、翦伯赞等在整体史观上有重要贡献，虽然主要围绕中国史，但也触及了世界史的某些方面。
当代： 许多高校的世界史专业的学者，如葛兆光（虽然更多聚焦中国思想史与世界文明的对话，但其视野极其宏大）、刘新成、戴安年、陈启德等，都在各自的领域内耕耘，也出版了不少世界史著作。一些非专业学者，如许倬云先生，其著作虽然不一定严格定义为“世界史”，但其对文明的宏大视野和深刻洞察，无疑具有世界史的意义。
总结来说，中国“基本上没有”写世界史的作家，更准确的说法是：
专注于系统性、原创性世界史写作的中国学者相对较少。
很多中国学者在世界史领域的研究，更多是以中国为参照系，或者在某一区域史、国别史、专题史方面有深入研究。
这并非中国历史学界的“短板”，而是多种历史文化、学术传统、现实需求和人才培养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中国在全球地位的提升和国际交流的深入，我们有理由期待未来会有更多中国学者，以更自信、更独特、更具建设性的视角，为世界历史的书写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他们可能会从不同的文明碰撞、全球性议题、非西方视角出发，重新解读和书写这部波澜壮阔的全球史。
一、 历史叙事的主体意识与民族中心的传统：
中国有着极其悠久且完整的历史书写传统，并且这个传统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中国”展开的。从《史记》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开始，中国的史家就肩负着记录国家兴衰、王朝更替、文化传承的使命。这种“史观”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族中心主义的，即以中国为观察世界的中心，来审视和解释其他国家和文明。
“中国史”的丰富与深厚： 数千年的连贯历史，丰富的文献典籍，为中国学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写作素材。这种本土历史的厚度，自然会吸引绝大多数有志于历史研究和写作的人。
“国史”的责任感： 很多人认为，书写本国历史是更紧迫、更有意义的责任。理解自己的过去，才能更好地认识当下，塑造未来。
“天下”观的延伸： 即使在古代，中国也有“天下”的概念，但这更多是将中国置于一个“中心”位置，看待周边国家和蛮夷，其视角是俯视或平视，而非真正平等的“世界”。世界史的概念，在近代之前，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全球历史是不同的。
二、 近代以来“世界史”概念的引入与挑战：
“世界史”作为一个系统性的学科概念，很大程度上是随着近代西方列强的崛起和全球化进程传入中国的。
被动接受与消化： 最初接触世界史，往往是通过翻译西方的著作，或是学习西方提出的历史分期和叙事框架。这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借用”和“消化”的痕迹，而非完全自主的构建。
教材编写的现实需求： 最早的世界史著作，多是为了满足教育需求，编写成教材。这些教材往往偏重于西方史，因为西方历史在近代以来对世界格局影响最大。这容易形成一种“西方中心”的世界史叙事，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要在这种框架下找到自己独特的切入点并进行颠覆性创新，难度不小。
语言与学术体系的隔阂： 学习和研究世界史，需要掌握多门外语，阅读大量的外国史料和学术著作。这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同时，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史学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理解和融入这些体系，也需要时间。
三、 宏大叙事的驾驭难度与学科细分：
撰写一部真正有分量的世界史，需要极高的学识、广阔的视野、深厚的思想以及出色的叙事能力。
知识的广度与深度： 要写世界史，你需要对古代文明、中世纪、近代、现代等各个时期，亚洲、欧洲、美洲、非洲等各大洲的历史都具备相当的了解。这需要长年累月的积累，几乎不可能一个人穷尽所有领域。
宏大叙事的构建： 如何将全球范围内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复杂历史，用一个清晰、连贯且具有思想深度的线索串联起来，形成一部引人入胜的整体叙事，是对作者智慧的极大考验。这需要提炼出普遍性的历史规律，同时也要尊重不同文明的独特性。
学科的专业化与细分： 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历史学本身也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和细分化。学者们更倾向于在某一特定领域（如中国古代史、欧洲中世纪史、美国外交史等）进行深入研究。要成为一个能够写世界史的通才，同时又能在某个领域有所建树，这是非常困难的。
四、 评价体系与市场需求的影响：
学术界的评价： 在国内学术界，很多时候“世界史”的写作可能被认为是在“宏观层面”的努力，而更具体的、更深入的国别史或专题史研究，可能更容易获得学界的认可和推广。
大众市场的考量： 从大众市场来看，读者对于历史的兴趣往往是多元的，但对“中国历史”的关注度无疑是最高的。一部深入的中国历史著作，更容易获得广泛的关注和 readership。而一本严肃的世界史著作，其受众群体相对较小，市场回报也可能不如预期。
“网红”效应的诱惑：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一些历史爱好者可能更倾向于以通俗易懂、趣味盎然的方式讲述某个热门的历史片段或人物，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分散一部分人的精力，让他们难以静下心来做扎实的世界史研究和写作。
五、 少数杰出实践者与未来趋势：
尽管如此，也不能说中国“没有”写世界史的作家。在各个时期，都有一些杰出的史学家，他们在世界史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例如：
早期： 严复、梁启超等在翻译和介绍西方思想史、文明史方面有开创性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 郭沫若、翦伯赞等在整体史观上有重要贡献，虽然主要围绕中国史，但也触及了世界史的某些方面。
当代： 许多高校的世界史专业的学者，如葛兆光（虽然更多聚焦中国思想史与世界文明的对话，但其视野极其宏大）、刘新成、戴安年、陈启德等，都在各自的领域内耕耘，也出版了不少世界史著作。一些非专业学者，如许倬云先生，其著作虽然不一定严格定义为“世界史”，但其对文明的宏大视野和深刻洞察，无疑具有世界史的意义。
总结来说，中国“基本上没有”写世界史的作家，更准确的说法是：
专注于系统性、原创性世界史写作的中国学者相对较少。
很多中国学者在世界史领域的研究，更多是以中国为参照系，或者在某一区域史、国别史、专题史方面有深入研究。
这并非中国历史学界的“短板”，而是多种历史文化、学术传统、现实需求和人才培养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中国在全球地位的提升和国际交流的深入，我们有理由期待未来会有更多中国学者，以更自信、更独特、更具建设性的视角，为世界历史的书写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他们可能会从不同的文明碰撞、全球性议题、非西方视角出发，重新解读和书写这部波澜壮阔的全球史。
网友意见
一句话就能说清的问题。
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史》，多是偏向通识教育、基础教育的教材读物（广而不深）。中国的历史学家，特别是研究世界史的（世界古代史、亚非拉近现代史，欧美近现代史），他们的着眼点主要是专题研究，你让他们个人写世界史，其实难度不大，但意义也不大，因为多数内容都是二手的，就是整合编辑。如果让团队写，每人负责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往深里写，又不符合市场需求，因为看《世界史》的人就是粗粗了解下，并不需要多深入。
1、真正能写“世界史”的作家，本来就是很少。而且名声大不大和写得好不好也没有必然联系。放眼全世界，有几个人有能力自己写“全世界”的历史啊？更别说写好了。
2、如果不要求一个作者包打世界，其实有关世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国内学者的优秀著述都是不断有佳作涌现的。比如近年来的德国通史，英国通史等系列。
3、1⃣️齐老吴老的《世界史》，写得其实还是非常扎实的。说每两个学历史的就有一个人有这套书，应该不算过分。但这套书本质上可以说是“教材”，太干了，适合拿着背完了去考专业课，不适合拿来当消遣读物。2⃣️相比之下，马老的《世界文明史》算是进阶版。我读这本书的感觉是，作者们默认读者对基本史实是了解的，所以会跳过很多史实介绍，直接进入论，对新手不是很友好。可以配合齐吴本食用。3⃣️此外还有一个《简明世界历史读本》，编书的时候我还乱入过一点点。不过质量和整体性比较飘忽。以上几套主编，都是大佬主编，专家学者们分头承担的。实际上我们现在大部头的通史撰写、翻译，也都是这种操作。这对学者们的整体质量有很高要求。各个研究领域的水平不太一样，但总体来说水平还是在不断提高的。
4、最后，有时间和精力的话，多读一些能提供材料、论据细节的“大书”。以转述和议论为主的书，能用很小的篇幅讲完很多的事情，容易把故事讲得很精彩，但相应的也更容易出现夹带私货、避重就轻等问题，对于新手来说，可能会因为甄别困难而被带到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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