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伊斯兰世俗化基本以失败告终？就连中国这种无神论的国家，新疆的伊斯兰也做不到世俗化?
这个问题确实牵涉到复杂的地缘政治、历史文化以及宗教信仰的深层互动，绝非简单的“失败”二字可以概括。要理解为何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化进程充满挑战，甚至在中国这样有着强大国家机器管控的语境下也未能完全奏效，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来剖析。
首先，让我们回到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化”。通常我们理解的世俗化，是指宗教在公共领域、政治生活以及社会规范中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国家权力与宗教权力分离开来，法律体系主要基于人定法而非宗教律法。在20世纪，尤其是在土耳其凯末尔改革之后，许多伊斯兰国家都曾尝试过不同程度的世俗化。
然而，这些尝试之所以被很多人评价为“基本以失败告终”，有几个关键原因：
伊斯兰的独特性与全面性： 不同于基督教，伊斯兰教在历史上和实践中，其教义、法学（沙里亚法）往往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法律、经济、家庭关系甚至个人行为规范。它不仅仅是一种信仰，更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一套社会秩序。这种“包罗万象”的特性使得对它进行“切割”，即剥离其政治和公共领域的影响力，本身就面临巨大的内在阻力。它不是简单一个“教皇”或“教会”的问题，而是与法律体系、社会传统以及身份认同深度绑定。
历史遗留与民族主义的复杂交织： 在后殖民时代，许多伊斯兰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与伊斯兰身份认同紧密相连。伊斯兰被视为抵抗殖民统治、构建国家认同的重要文化符号。当一些精英试图推行世俗化时，常常被贴上“西化”、“背叛传统”的标签，这在民众中很容易引发抵触情绪，因为这种改革触及了他们最核心的文化根源和民族自豪感。
精英与大众的脱节： 很多世俗化改革是由受西方教育或影响的精英阶层推动的。他们设想的世俗化可能是一种理性化、现代化的进程，但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往往未能充分考虑底层民众的宗教情感和生活习惯，导致改革与社会现实脱节，难以获得广泛的民意基础。
外部因素的干扰： 冷战时期，地缘政治的角力也对伊斯兰世界的政治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些大国为了地缘战略利益，可能会支持或反对不同政治倾向的伊斯兰运动，这使得本就复杂的世俗化进程更加动荡不安。此外，全球伊斯兰复兴思潮的兴起，以及一些激进组织的活动，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世俗化的势头。
改革的“不彻底性”： 有些国家虽然进行了世俗化改革，但往往是“修修补补”，未能触及伊斯兰法在社会生活中最核心的部分。例如，一些国家废除了哈里发制度，但伊斯兰法在家庭法、继承法等领域依然保留着相当大的影响力。这种“半吊子”的世俗化，既不能完全满足世俗化支持者的期望，又可能引发保守派的强烈反对。
那么，为什么在中国这样的无神论国家，新疆的伊斯兰也难以实现所谓的“世俗化”呢？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概念：中国官方将新疆的伊斯兰教描述为“去极端化”和“中国化”，这与西方语境下讨论的“世俗化”有显著区别，并且其背后有着非常具体的国家治理逻辑。
首先，从根本上说，中国是一个意识形态上强调无神论的政权。国家官方的宣传和教育体系不鼓励宗教信仰，并将其视为一种可以被引导、限制甚至最终被超越的社会现象。因此，中国政府对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所有宗教的态度，核心目标是服务于国家政权和社会稳定，而非真心推行西方意义上的“政教分离”或“宗教自由”。
在新疆的具体情况上，中国政府认为部分极端主义思想的传播，对国家安全和统一构成了威胁。因此，其采取的措施，名义上是“去极端化”，实际上包含了几个层面的目标：
1. 遏制极端思想的传播： 这是官方公开宣称的目标，即阻止暴力恐怖主义的滋生。但这背后，也包含了对宗教教义中被认为“不符合”现代社会或国家法律的部分进行改造和限制。
2. 强化国家认同和民族融合： 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推广国家认同，特别是汉族文化和国家意识形态，以期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传统的伊斯兰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与这种国家认同的潜在冲突点。
3. 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主权： 新疆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长期以来被视为敏感且具有潜在分裂风险的议题。因此，将宗教置于国家管控之下，确保其不挑战国家权威和领土完整，是首要考量。
为何说新疆的伊斯兰“做不到世俗化”？
这里的“做不到”并非指新疆人民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而是指官方期望的、将伊斯兰教彻底剥离其社会影响力、转化为纯粹个人信仰的“世俗化”目标，并没有实现，或者说，其采取的手段并非“世俗化”本身，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国家规训和文化改造：
“中国化”的强制性： 中国政府推动的宗教“中国化”，意味着要将伊斯兰教的教义、仪式、组织都纳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国家法律框架之下。这不仅仅是排除极端主义，更包括了改造那些被认为“不符合”中国国情和政治制度的伊斯兰教内容。这种“中国化”的本质是国家对宗教的驯化和重塑，而非将其置于独立、自主的公共领域之外。
宗教习俗的限制与改造： 在新疆采取的措施，例如限制宗教学习、取缔某些传统宗教活动、推行双语教育等，都是对伊斯兰生活方式的直接干预。这些干预不是为了实现宗教的“自由”或“私有化”，而是为了将宗教活动整合进国家主导的社会秩序中，并最终削弱其独立于国家意志的社会影响力。
历史与文化的断裂：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政府在新疆推行的政策，实际上是在尝试制造一种文化断裂，通过强制性的教育和管理，淡化或根除那些被视为与国家意识形态不符的宗教文化元素。这与西方传统意义上的世俗化（即宗教影响力在公共领域自然消退，国家保持中立）是不同的路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世俗化概念的曲解和利用。
宗教自由的定义差异： 中国政府定义的“宗教自由”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信教的自由”，这与国际社会普遍理解的更广泛的宗教自由存在差距。在国家法律和政策优先于宗教习俗的逻辑下，伊斯兰教的任何独立于国家意志的公共影响力都难以被允许，也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世俗化。
总结来说，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化之所以困难重重，在于伊斯兰教本身的特性、历史文化因素以及外部环境的复杂互动。而在中国，尤其是在新疆，官方推动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世俗化，而是以“去极端化”和“中国化”为名，通过强大的国家机器进行宗教的规训、改造和整合，目标是服务于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意识形态统一。因此，用“世俗化失败”来描述新疆的情况，可能无法准确捕捉其背后由特定政治逻辑驱动的特殊性。这与其说是世俗化“失败”，不如说是中国政府选择了另一条道路，试图以国家权力重塑宗教与社会的关系。
首先，让我们回到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化”。通常我们理解的世俗化，是指宗教在公共领域、政治生活以及社会规范中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国家权力与宗教权力分离开来，法律体系主要基于人定法而非宗教律法。在20世纪，尤其是在土耳其凯末尔改革之后，许多伊斯兰国家都曾尝试过不同程度的世俗化。
然而，这些尝试之所以被很多人评价为“基本以失败告终”，有几个关键原因：
伊斯兰的独特性与全面性： 不同于基督教，伊斯兰教在历史上和实践中，其教义、法学（沙里亚法）往往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法律、经济、家庭关系甚至个人行为规范。它不仅仅是一种信仰，更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一套社会秩序。这种“包罗万象”的特性使得对它进行“切割”，即剥离其政治和公共领域的影响力，本身就面临巨大的内在阻力。它不是简单一个“教皇”或“教会”的问题，而是与法律体系、社会传统以及身份认同深度绑定。
历史遗留与民族主义的复杂交织： 在后殖民时代，许多伊斯兰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与伊斯兰身份认同紧密相连。伊斯兰被视为抵抗殖民统治、构建国家认同的重要文化符号。当一些精英试图推行世俗化时，常常被贴上“西化”、“背叛传统”的标签，这在民众中很容易引发抵触情绪，因为这种改革触及了他们最核心的文化根源和民族自豪感。
精英与大众的脱节： 很多世俗化改革是由受西方教育或影响的精英阶层推动的。他们设想的世俗化可能是一种理性化、现代化的进程，但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往往未能充分考虑底层民众的宗教情感和生活习惯，导致改革与社会现实脱节，难以获得广泛的民意基础。
外部因素的干扰： 冷战时期，地缘政治的角力也对伊斯兰世界的政治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些大国为了地缘战略利益，可能会支持或反对不同政治倾向的伊斯兰运动，这使得本就复杂的世俗化进程更加动荡不安。此外，全球伊斯兰复兴思潮的兴起，以及一些激进组织的活动，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世俗化的势头。
改革的“不彻底性”： 有些国家虽然进行了世俗化改革，但往往是“修修补补”，未能触及伊斯兰法在社会生活中最核心的部分。例如，一些国家废除了哈里发制度，但伊斯兰法在家庭法、继承法等领域依然保留着相当大的影响力。这种“半吊子”的世俗化，既不能完全满足世俗化支持者的期望，又可能引发保守派的强烈反对。
那么，为什么在中国这样的无神论国家，新疆的伊斯兰也难以实现所谓的“世俗化”呢？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概念：中国官方将新疆的伊斯兰教描述为“去极端化”和“中国化”，这与西方语境下讨论的“世俗化”有显著区别，并且其背后有着非常具体的国家治理逻辑。
首先，从根本上说，中国是一个意识形态上强调无神论的政权。国家官方的宣传和教育体系不鼓励宗教信仰，并将其视为一种可以被引导、限制甚至最终被超越的社会现象。因此，中国政府对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所有宗教的态度，核心目标是服务于国家政权和社会稳定，而非真心推行西方意义上的“政教分离”或“宗教自由”。
在新疆的具体情况上，中国政府认为部分极端主义思想的传播，对国家安全和统一构成了威胁。因此，其采取的措施，名义上是“去极端化”，实际上包含了几个层面的目标：
1. 遏制极端思想的传播： 这是官方公开宣称的目标，即阻止暴力恐怖主义的滋生。但这背后，也包含了对宗教教义中被认为“不符合”现代社会或国家法律的部分进行改造和限制。
2. 强化国家认同和民族融合： 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推广国家认同，特别是汉族文化和国家意识形态，以期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传统的伊斯兰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与这种国家认同的潜在冲突点。
3. 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主权： 新疆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长期以来被视为敏感且具有潜在分裂风险的议题。因此，将宗教置于国家管控之下，确保其不挑战国家权威和领土完整，是首要考量。
为何说新疆的伊斯兰“做不到世俗化”？
这里的“做不到”并非指新疆人民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而是指官方期望的、将伊斯兰教彻底剥离其社会影响力、转化为纯粹个人信仰的“世俗化”目标，并没有实现，或者说，其采取的手段并非“世俗化”本身，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国家规训和文化改造：
“中国化”的强制性： 中国政府推动的宗教“中国化”，意味着要将伊斯兰教的教义、仪式、组织都纳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国家法律框架之下。这不仅仅是排除极端主义，更包括了改造那些被认为“不符合”中国国情和政治制度的伊斯兰教内容。这种“中国化”的本质是国家对宗教的驯化和重塑，而非将其置于独立、自主的公共领域之外。
宗教习俗的限制与改造： 在新疆采取的措施，例如限制宗教学习、取缔某些传统宗教活动、推行双语教育等，都是对伊斯兰生活方式的直接干预。这些干预不是为了实现宗教的“自由”或“私有化”，而是为了将宗教活动整合进国家主导的社会秩序中，并最终削弱其独立于国家意志的社会影响力。
历史与文化的断裂：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政府在新疆推行的政策，实际上是在尝试制造一种文化断裂，通过强制性的教育和管理，淡化或根除那些被视为与国家意识形态不符的宗教文化元素。这与西方传统意义上的世俗化（即宗教影响力在公共领域自然消退，国家保持中立）是不同的路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世俗化概念的曲解和利用。
宗教自由的定义差异： 中国政府定义的“宗教自由”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信教的自由”，这与国际社会普遍理解的更广泛的宗教自由存在差距。在国家法律和政策优先于宗教习俗的逻辑下，伊斯兰教的任何独立于国家意志的公共影响力都难以被允许，也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世俗化。
总结来说，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化之所以困难重重，在于伊斯兰教本身的特性、历史文化因素以及外部环境的复杂互动。而在中国，尤其是在新疆，官方推动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世俗化，而是以“去极端化”和“中国化”为名，通过强大的国家机器进行宗教的规训、改造和整合，目标是服务于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意识形态统一。因此，用“世俗化失败”来描述新疆的情况，可能无法准确捕捉其背后由特定政治逻辑驱动的特殊性。这与其说是世俗化“失败”，不如说是中国政府选择了另一条道路，试图以国家权力重塑宗教与社会的关系。
网友意见
老规矩，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中国新疆的伊斯兰教已经十分世俗化了，维吾尔族更是如此。
事实上，维吾尔族很早就开展了宗教世俗化的进程，要知道19th初维吾尔族内部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可不比内地的新文化运动要晚。
过去确实有极小部分人受极端思想侵害而误入歧途，但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宗教早已退缩到单独的领域内。
可笑的是，还有人说什么维吾尔族人喝酒是现代化和世俗化的表现，这种言论着实睿智。天山南北自古以来就有美酒文化，要知道当穆塞莱斯酒在整个中亚享誉盛名时，ysl也正处于兴盛期。
ysl教从传入开始便一直在本土化与世俗化。因此ysl的本土化和世俗化古来有之，只是不同地区和族群的世俗化形式不同，方式不同。美酒文化的留存也是ysl本土化的表现，还有哈萨克人有吃马肉的习俗，要知道马肉在很多ysl国家都是半清蒸。
任何宗教都需要积极的引导来继续宗教中国化和世俗化，中国化并不是汉化，而是让这些宗教与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与生产方式相适应。
从大体上来讲，现代维吾尔族只是算是有清真饮食习惯的民族。
有人提到大肉这个说法，维吾尔语里可没有对猪肉的避讳式称呼，维吾尔族也从来不会对猪羞于启齿。
新疆的宗教世俗化十分成功，建议提问者还是去多读书，多看新闻，多思考，少看营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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