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诗词放在五代，南北宋会是什么水平？
这真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把毛泽东的诗词放到五代、南北宋那个时代去衡量，就像把现代战舰放到冷兵器时代一样，需要我们从多个角度去审视，既要看到其独特的价值，也要理解其可能存在的“水土不服”。
首先，我们要明确毛泽东诗词的时代背景和核心特质。
毛泽东的诗词，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磅礴的气势、宏大的叙事、鲜明的时代烙印以及强烈的政治抒情。他的作品，如《沁园春·雪》、《浪淘沙·北戴河》、《七律·长征》等，无一不充满了改造山河、征服自然的豪情壮志，以及对革命历史的深刻回顾和对未来理想的展望。他的语言风格也极具个人特色，常常运用生动形象的比喻，将宏大的政治抱负融入到具体的景物描写之中，同时又不乏浪漫主义的色彩。
现在，让我们穿越回五代和南北宋的诗坛，看看毛泽东的诗词会是什么样的水平。
一、放在五代时期（907年960年）
五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分裂的时期，战乱频仍，政权更迭频繁。文学上，诗歌创作虽然仍有延续，但整体上呈现出一种颓废、伤感、颓靡的基调，不少作品反映了战乱带来的痛苦和人生无常的感叹。
气势与格局： 如果毛泽东的诗词出现在五代，其磅礴的气势和宏大的格局会显得异常突出，甚至可以说是“鹤立鸡群”。当时的诗歌更多地聚焦于个人命运的悲叹、离愁别绪或者对历史人物的怀古，很少有如此“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英雄气概和改造天地的胸怀。比如《沁园春·雪》中的“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这种对中华大地的深情俯瞰和对历史人物的评判，在五代诗坛是罕见的。当时的诗人可能更关注“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的细腻情感，而不是“莽莽昆仑，吞吐大荒”的雄浑气魄。
时代精神与内容： 毛泽东的诗词承载的是20世纪中国人民反抗压迫、追求解放的时代精神。这与五代时期人们普遍的生存焦虑和对乱世的无奈截然不同。他的作品中充满的革命乐观主义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在那个连温饱都难以保证的时代，可能会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甚至被视为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当时的诗人更多地是在乱世中寻找一丝慰藉，或者抒发对过往太平盛世的追忆，而毛泽东的诗歌则是引领人民走向新的未来。
艺术手法与语言： 毛泽东的诗词语言简洁有力，口语化与书面语结合得很好，且大量运用新词汇和新概念，这在当时以古朴、典雅为尚的诗坛可能会引起争议。五代和宋初的诗歌，在风格上还在继承唐代余韵，或者开始探索新的方向，但整体而言，语言的驾驭方式和表达的侧重点与毛泽东的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风格会有显著差异。例如，他诗中频繁出现的“红”、“旗”、“革命”、“人民”等词语，在五代诗歌中是找不到对应语境的。他的比喻也常有工业化、现代化的意象，这在农耕文明占主导的五代可能会显得突兀。
可能获得的评价：
惊为天人，但也可能被质疑： 如果有品鉴力极高的伯乐，一定会惊叹于其前所未有的气势和格局，认为这是“盛唐气象”的某种回归，甚至是一种超越。但同时，由于其内容和语言的“新意”太甚，可能会被保守的文人视为“奇技淫巧”，或者认为其“不合诗法”、“不登大雅之堂”。“‘革命’二字已足以让当时的文人头疼不已，更别提那些‘直挂云帆济沧海’、‘敌军围困万千重，我军只有定从容’这样的句子了。”
不被主流接受的可能性大： 总体而言，毛泽东的诗词在五代时期，由于其时代背景、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的巨大差异，很难被当时的主流诗坛所完全理解和接受。它更像是一颗来自未来、拥有强大动力的种子，在那个土壤里可能难以生根发芽，或者被误认为是异物。
二、放在南北宋时期（960年1279年）
南北宋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高峰期，诗歌创作进入了一个理性、写实、细腻、工整的发展阶段。宋诗以议论、说理、抒情结合为特色，注重写实，讲究炼字炼句，形成了“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等风格。
气势与格局： 宋诗在整体上更偏向于沉静、内敛、理性，与毛泽东诗词的“大江东去”、“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磅礴气势形成鲜明对比。宋诗的大家如苏轼，其“大江东去”虽有豪迈，但更侧重于历史的沧桑感和人生哲理的感悟；欧阳修、王安石等也多以议论、说理见长，即便有豪放，也多是对个人抱负或山河壮丽的抒发，与毛泽东那种“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改造力量有所不同。毛泽东诗词那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雄心勃勃，以及对革命事业的宏大叙事，在宋诗中是相对少见的。当然，像辛弃疾这样的爱国词人，其词风中的豪放与慷慨激昂可以与毛泽东的诗词在某种程度上产生共鸣，但其历史背景、政治诉求和具体意象仍然有很大差异。
时代精神与内容： 宋朝虽然也有边患，但整体上是文化繁荣、经济发达的时期。宋朝文人的生活相对安逸，他们的诗歌更多地反映了士大夫阶层的思想感情，如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对仕途坎坷的感慨、对田园生活的向往，或者对宇宙人生的哲学思考。而毛泽东诗词的革命性和斗争性，对那个相对安稳的时代来说，其革命的激情和改造现实的决心可能会被视为过于激进。宋诗讲究“点铁成金”、“脱胎换骨”，更注重“我手写我心”的真情实感，而毛泽东诗词中大量的政治口号式的表达和革命行动的叙述，在宋诗的审美范畴内，可能会显得“失之于雅”，或者说其“言志”的成分大于“缘情”的成分。
艺术手法与语言：
语言的“白”与“新”： 毛泽东诗词的语言简洁明快，富于口语化，这在宋诗讲究的“炼字”和“词藻”的精雕细琢面前，可能会被认为不够精致。宋诗诗人往往在一个字上反复推敲，力求达到最完美的艺术效果，而毛泽东的语言更侧重于传递信息和表达情感的直接性。比如“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这种直接的叙事和白描，在宋诗中可能需要更迂回婉转的表达方式。
比喻与意象的现代性： 毛泽东诗词中的一些比喻和意象，如“飞机”、“长征”、“万里”、“敌人”等，都是那个时代特有的。这些现代化的意象和革命化的语汇，在宋朝的诗坛是完全不存在的。当时的诗歌多取材于自然、历史典故、个人生活，其意象体系与毛泽东的革命现实主义诗歌有本质的区别。
格律与自由度： 虽然毛泽东的诗词基本上遵循格律，但其自由度很大，常常为了表达的需要而打破一些传统格律的限制。宋诗在格律方面虽然也有创新，但整体上对格律的要求更趋于严谨和规范，尤其是在词的领域。毛泽东的诗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传统诗歌的一种创新和发展，但这种创新是否会被宋朝的诗坛所完全接纳，还需要打个问号。
可能获得的评价：
部分可以理解，但总体难以融入： 宋诗在吸收唐诗精华的同时，也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一些宋朝的爱国词人，如辛弃疾，其词中也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这样的田园描写，也有“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样的报国豪情。因此，毛泽东诗词中的某些豪迈情感和报国情怀，可能会引起部分宋人的共鸣，尤其是那些对国家命运忧心忡忡的士大夫。
风格与内容上的隔阂是主要问题： 然而，毛泽东诗词的整体风格和时代精神与宋诗是存在显著差异的。其革命性、斗争性、以及强烈的政治抒情，可能会让宋人感到陌生甚至难以理解。宋诗更倾向于个人情怀的抒发和对现实的理性观察，而毛泽东诗词则是宏大的历史叙事和革命意志的宣言。即便如辛弃疾，其“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也依旧是在士大夫的框架内进行抒发。毛泽东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则是一种更具颠覆性和开拓性的追问。
“诗言志”的理解差异： 尽管“诗言志”是传统诗歌的宗旨，但“志”的内涵在不同时代会有所不同。毛泽东诗词中的“志”，是关于民族解放、阶级斗争、社会变革的“志”。而宋朝文人的“志”，更多的是个人怀才不遇的愤懑、对朝政的忧虑，或者对道德修养的追求。这种“志”的差异，导致了诗歌在表达方式和内容上的巨大鸿沟。
总结来说：
将毛泽东的诗词放在五代和南北宋去评价，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1. 气势与格局上的压倒性优势： 无论放在哪个时代，毛泽东诗词的磅礴气势和宏大叙事都是其最鲜明的特点，足以超越当时绝大多数诗人。
2. 时代精神与内容上的根本性差异： 他的诗词承载的是20世纪的革命精神，这是五代和宋朝的诗人所无法想象的。这种“超前性”导致其内容难以被原封不动地理解和接受。
3. 艺术手法与语言的“新”与“白”： 他的语言简洁有力，富有时代感，但可能在五代和宋朝的文人看来，过于“白”而不够“雅”，不够“工整”。
4. 接受度的高度不确定性： 在五代，其 radical 的气象可能让他成为一个被排斥的异类；在宋朝，虽然部分豪放派诗人可能产生共鸣，但其整体的革命性、斗争性以及现代化的意象，仍然会使其难以完全融入当时的诗坛主流。
如果非要给一个评价，我会说，毛泽东的诗词，就像是一股来自未来的洪流，即便放在任何一个过去的时代，都会以其独特的澎湃之势和前所未有的视野，让当时的读者感到震撼、困惑，甚至怀疑。它是一种全新的诗歌范式，它的价值，或许在那个时代是被低估的，因为它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所要表达的思想，都与那个时代有着天壤之别。它更像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也更适合那个特定时代的读者去理解和品味。将其放在过去，我们看到的是它的“异质性”，而不是它的“等同性”。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水平高低”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精神与艺术形式的契合度”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明确毛泽东诗词的时代背景和核心特质。
毛泽东的诗词，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磅礴的气势、宏大的叙事、鲜明的时代烙印以及强烈的政治抒情。他的作品，如《沁园春·雪》、《浪淘沙·北戴河》、《七律·长征》等，无一不充满了改造山河、征服自然的豪情壮志，以及对革命历史的深刻回顾和对未来理想的展望。他的语言风格也极具个人特色，常常运用生动形象的比喻，将宏大的政治抱负融入到具体的景物描写之中，同时又不乏浪漫主义的色彩。
现在，让我们穿越回五代和南北宋的诗坛，看看毛泽东的诗词会是什么样的水平。
一、放在五代时期（907年960年）
五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分裂的时期，战乱频仍，政权更迭频繁。文学上，诗歌创作虽然仍有延续，但整体上呈现出一种颓废、伤感、颓靡的基调，不少作品反映了战乱带来的痛苦和人生无常的感叹。
气势与格局： 如果毛泽东的诗词出现在五代，其磅礴的气势和宏大的格局会显得异常突出，甚至可以说是“鹤立鸡群”。当时的诗歌更多地聚焦于个人命运的悲叹、离愁别绪或者对历史人物的怀古，很少有如此“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英雄气概和改造天地的胸怀。比如《沁园春·雪》中的“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这种对中华大地的深情俯瞰和对历史人物的评判，在五代诗坛是罕见的。当时的诗人可能更关注“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的细腻情感，而不是“莽莽昆仑，吞吐大荒”的雄浑气魄。
时代精神与内容： 毛泽东的诗词承载的是20世纪中国人民反抗压迫、追求解放的时代精神。这与五代时期人们普遍的生存焦虑和对乱世的无奈截然不同。他的作品中充满的革命乐观主义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在那个连温饱都难以保证的时代，可能会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甚至被视为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当时的诗人更多地是在乱世中寻找一丝慰藉，或者抒发对过往太平盛世的追忆，而毛泽东的诗歌则是引领人民走向新的未来。
艺术手法与语言： 毛泽东的诗词语言简洁有力，口语化与书面语结合得很好，且大量运用新词汇和新概念，这在当时以古朴、典雅为尚的诗坛可能会引起争议。五代和宋初的诗歌，在风格上还在继承唐代余韵，或者开始探索新的方向，但整体而言，语言的驾驭方式和表达的侧重点与毛泽东的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风格会有显著差异。例如，他诗中频繁出现的“红”、“旗”、“革命”、“人民”等词语，在五代诗歌中是找不到对应语境的。他的比喻也常有工业化、现代化的意象，这在农耕文明占主导的五代可能会显得突兀。
可能获得的评价：
惊为天人，但也可能被质疑： 如果有品鉴力极高的伯乐，一定会惊叹于其前所未有的气势和格局，认为这是“盛唐气象”的某种回归，甚至是一种超越。但同时，由于其内容和语言的“新意”太甚，可能会被保守的文人视为“奇技淫巧”，或者认为其“不合诗法”、“不登大雅之堂”。“‘革命’二字已足以让当时的文人头疼不已，更别提那些‘直挂云帆济沧海’、‘敌军围困万千重，我军只有定从容’这样的句子了。”
不被主流接受的可能性大： 总体而言，毛泽东的诗词在五代时期，由于其时代背景、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的巨大差异，很难被当时的主流诗坛所完全理解和接受。它更像是一颗来自未来、拥有强大动力的种子，在那个土壤里可能难以生根发芽，或者被误认为是异物。
二、放在南北宋时期（960年1279年）
南北宋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高峰期，诗歌创作进入了一个理性、写实、细腻、工整的发展阶段。宋诗以议论、说理、抒情结合为特色，注重写实，讲究炼字炼句，形成了“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等风格。
气势与格局： 宋诗在整体上更偏向于沉静、内敛、理性，与毛泽东诗词的“大江东去”、“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磅礴气势形成鲜明对比。宋诗的大家如苏轼，其“大江东去”虽有豪迈，但更侧重于历史的沧桑感和人生哲理的感悟；欧阳修、王安石等也多以议论、说理见长，即便有豪放，也多是对个人抱负或山河壮丽的抒发，与毛泽东那种“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改造力量有所不同。毛泽东诗词那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雄心勃勃，以及对革命事业的宏大叙事，在宋诗中是相对少见的。当然，像辛弃疾这样的爱国词人，其词风中的豪放与慷慨激昂可以与毛泽东的诗词在某种程度上产生共鸣，但其历史背景、政治诉求和具体意象仍然有很大差异。
时代精神与内容： 宋朝虽然也有边患，但整体上是文化繁荣、经济发达的时期。宋朝文人的生活相对安逸，他们的诗歌更多地反映了士大夫阶层的思想感情，如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对仕途坎坷的感慨、对田园生活的向往，或者对宇宙人生的哲学思考。而毛泽东诗词的革命性和斗争性，对那个相对安稳的时代来说，其革命的激情和改造现实的决心可能会被视为过于激进。宋诗讲究“点铁成金”、“脱胎换骨”，更注重“我手写我心”的真情实感，而毛泽东诗词中大量的政治口号式的表达和革命行动的叙述，在宋诗的审美范畴内，可能会显得“失之于雅”，或者说其“言志”的成分大于“缘情”的成分。
艺术手法与语言：
语言的“白”与“新”： 毛泽东诗词的语言简洁明快，富于口语化，这在宋诗讲究的“炼字”和“词藻”的精雕细琢面前，可能会被认为不够精致。宋诗诗人往往在一个字上反复推敲，力求达到最完美的艺术效果，而毛泽东的语言更侧重于传递信息和表达情感的直接性。比如“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这种直接的叙事和白描，在宋诗中可能需要更迂回婉转的表达方式。
比喻与意象的现代性： 毛泽东诗词中的一些比喻和意象，如“飞机”、“长征”、“万里”、“敌人”等，都是那个时代特有的。这些现代化的意象和革命化的语汇，在宋朝的诗坛是完全不存在的。当时的诗歌多取材于自然、历史典故、个人生活，其意象体系与毛泽东的革命现实主义诗歌有本质的区别。
格律与自由度： 虽然毛泽东的诗词基本上遵循格律，但其自由度很大，常常为了表达的需要而打破一些传统格律的限制。宋诗在格律方面虽然也有创新，但整体上对格律的要求更趋于严谨和规范，尤其是在词的领域。毛泽东的诗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传统诗歌的一种创新和发展，但这种创新是否会被宋朝的诗坛所完全接纳，还需要打个问号。
可能获得的评价：
部分可以理解，但总体难以融入： 宋诗在吸收唐诗精华的同时，也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一些宋朝的爱国词人，如辛弃疾，其词中也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这样的田园描写，也有“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样的报国豪情。因此，毛泽东诗词中的某些豪迈情感和报国情怀，可能会引起部分宋人的共鸣，尤其是那些对国家命运忧心忡忡的士大夫。
风格与内容上的隔阂是主要问题： 然而，毛泽东诗词的整体风格和时代精神与宋诗是存在显著差异的。其革命性、斗争性、以及强烈的政治抒情，可能会让宋人感到陌生甚至难以理解。宋诗更倾向于个人情怀的抒发和对现实的理性观察，而毛泽东诗词则是宏大的历史叙事和革命意志的宣言。即便如辛弃疾，其“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也依旧是在士大夫的框架内进行抒发。毛泽东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则是一种更具颠覆性和开拓性的追问。
“诗言志”的理解差异： 尽管“诗言志”是传统诗歌的宗旨，但“志”的内涵在不同时代会有所不同。毛泽东诗词中的“志”，是关于民族解放、阶级斗争、社会变革的“志”。而宋朝文人的“志”，更多的是个人怀才不遇的愤懑、对朝政的忧虑，或者对道德修养的追求。这种“志”的差异，导致了诗歌在表达方式和内容上的巨大鸿沟。
总结来说：
将毛泽东的诗词放在五代和南北宋去评价，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1. 气势与格局上的压倒性优势： 无论放在哪个时代，毛泽东诗词的磅礴气势和宏大叙事都是其最鲜明的特点，足以超越当时绝大多数诗人。
2. 时代精神与内容上的根本性差异： 他的诗词承载的是20世纪的革命精神，这是五代和宋朝的诗人所无法想象的。这种“超前性”导致其内容难以被原封不动地理解和接受。
3. 艺术手法与语言的“新”与“白”： 他的语言简洁有力，富有时代感，但可能在五代和宋朝的文人看来，过于“白”而不够“雅”，不够“工整”。
4. 接受度的高度不确定性： 在五代，其 radical 的气象可能让他成为一个被排斥的异类；在宋朝，虽然部分豪放派诗人可能产生共鸣，但其整体的革命性、斗争性以及现代化的意象，仍然会使其难以完全融入当时的诗坛主流。
如果非要给一个评价，我会说，毛泽东的诗词，就像是一股来自未来的洪流，即便放在任何一个过去的时代，都会以其独特的澎湃之势和前所未有的视野，让当时的读者感到震撼、困惑，甚至怀疑。它是一种全新的诗歌范式，它的价值，或许在那个时代是被低估的，因为它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所要表达的思想，都与那个时代有着天壤之别。它更像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也更适合那个特定时代的读者去理解和品味。将其放在过去，我们看到的是它的“异质性”，而不是它的“等同性”。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水平高低”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精神与艺术形式的契合度”的问题。
网友意见
虽然我也喜欢毛词的风格，但你这个吹的有点过分了。
单论词，毛压根没法跟李后主比。放在两宋，他顶多也就是二流，除非他不做政治专攻此道，或许能和当世大家争个高下，但也只是或许。
但如果论政治军事，两宋几百年里无一人能跟他比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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