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有哪些在后世被废除或者扭曲的政策想法？
老朱这个人，当了皇帝之后，那叫一个雄才大略，但也留下了一些后世觉得不大对劲、最后给改了甚至干脆扔掉的点子。说起来，他不少政策都挺有他那个时代的烙印，也有他个人性格的影子，有时候确实是出发点挺好，但执行起来或者放在后世一看，就有点儿别扭。
1. 告密制度的“极致运用”：
这玩意儿吧，说起来最早也不是老朱发明的，但到他这儿，那真是被推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他最怕的就是有人谋反、有人勾结官员贪污腐败，所以就鼓励老百姓互相告密。别看只是个“告密”，这背后可是有一整套运作机制的。
奖励机制： 告密者一旦举报属实，不仅能得到钱财，有时候还能获得被举报人的财产，甚至职位。你想想，这等于是在鼓励“仇富”心理，也给了一些本身就没什么指望的人一个“出头”的机会。这事儿弄得，街头巷尾，邻里之间，说不定谁就盯上谁了。
严厉惩罚： 一旦被举报，轻则罚款、充军，重则满门抄斩。而且，举报不实，告密者自己也可能跟着倒霉。但你得知道，在那种高压环境下，很多时候告密者是不怕“不实”的，因为只要举报了，不管真假，他都有可能得点好处，而且被举报的那个也够呛。
扭曲之处与废除： 这种制度，你说它有没有用？在初期，确实起到了震慑贪官污吏、压制反叛的作用。但长远来看，它最大的问题就是“毒化社会氛围”。人人自危，互相猜忌，整个社会失去了信任感。而且，这就给了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一个打击异己的工具。一旦告密成了常态，很多官员和百姓为了自保，就得花心思去揣摩上级的心思，甚至主动去迎合。久而久之，这制度成了“忠诚”的代名词，而真正的能力和德行反而被压制了。到了明朝后期，虽然告密没完全消失，但已经没那么制度化了，到了清朝，这种极端的、以财产和生命为赌注的告密制度就基本被摒弃了。
2. “奸臣”的定义与株连：
老朱对待他认为的“奸臣”是毫不留情。但他的“奸臣”定义，有时候挺模糊的。他觉得只要是那些对他劝谏、让他不痛快，或者他认为有二心的，都可以扣上这个帽子。
文字狱的萌芽： 虽然他没像明朝后期那样大规模搞文字狱，但他已经开始重视言语和文字的潜在威胁。如果有人写了点啥，触怒了他，或者被解读为对他不满，那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
株连九族： 这绝对是老朱最让人诟病的一点之一。一旦某个官员被判罪，他一家人、亲戚，甚至一些沾亲带故的，都可能被牵连。这本来是为了斩草除根，防止报复，但结果是让无数无辜的人陪葬。你想想，一旦有人被定性为“奸臣”，他身边的亲戚朋友，哪怕什么都没做，也可能因为这层关系而身败名裂甚至丧命。这就像一颗炸弹，牵扯面太广了。
扭曲之处与废除： 株连制度，在古代是一种常见的严酷刑罚，但老朱将其发挥到了极致。它无疑是一种极端的“维稳”手段，但它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一方面，它极大地压制了不同意见的表达，官员们不敢直言，生怕被扣上“奸臣”的帽子；另一方面，它造成了大量无辜的冤死，让整个社会笼罩在恐惧之中。到了清朝，虽然也有株连，但整体上对株连的范围有所收窄，不像老朱时期那么绝户。而且，对于“奸臣”的定义，后世也逐渐趋于理性和客观，更多地从实际的危害和行为来判断，而不是主观的好恶。
3. 严苛的法律与“刑不上大夫”的模糊界限：
老朱出身贫寒，对那些世家大族或者已经形成既得利益的官僚阶层，总有一种天然的警惕。他想打破这种固有的权力结构，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严刑峻法： 他制定的《大明律》，比之前的律法更加严苛，很多刑罚都非常重。比如对于贪污腐败，动不动就是凌迟、族刑。这当然有他的道理，刚建立的王朝，需要强有力的手段来整顿秩序。
“刑不上大夫”的挑战： 传统观念里，有一些特权是允许官员享受的，比如一些刑事案件可以审理得相对宽缓。但老朱呢，他不仅试图打破这个，甚至对那些他认为“不忠”或“犯上”的大臣，惩罚起来比普通人还要狠。他想要的是一种绝对的服从，而不是那种士大夫阶层特有的“体面”。
扭曲之处与废除： 严刑峻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震慑作用，但过于严苛的法律，加上他个人情绪化的判断，很容易导致司法不公。而且，当法律的执行变得可以被随意解释时，它就失去了公正性。后世的朝代，虽然也保留了严密的法律体系，但对于刑罚的适用、官员的权利保障，都逐渐有了更细致的规定，也更加强调司法程序的正义性。虽然“刑不上大夫”的说法本身就带有特权色彩，但老朱那种完全不讲情面，甚至将政治斗争和个人恩怨掺杂进法律惩罚里的做法，是为后世所不取的。
4. 废除丞相制度，强化皇权：
这是老朱最出名也影响最深远的一项政策。他废除了实行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把所有的权力都收归自己。
原因： 他觉得丞相权力太大，容易尾大不掉，甚至可能威胁到皇权。他亲眼见过元朝时期丞相的跋扈，也亲身经历过一些朝臣的阻挠。所以，他想把所有的大权都牢牢抓在自己手里，自己来掌舵。
直接后果： 皇帝一个人要处理全国的政务，想想都觉得不可能。刚开始他还亲力亲为，但很快就力不从心。
扭曲之处与废除： 废除丞相，初衷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权臣出现。但结果是把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运转，硬生生压在一个人的肩膀上。这导致了几个严重的问题：
政务效率低下： 皇帝每天忙得焦头烂额，很多奏折积压，很多决策也因此被延误。
权力过于集中，容易出现昏君： 一旦遇到一个能力不足或者懒政的皇帝，整个国家机器就会瘫痪。而且，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很容易滋生腐败和偏执。
宦官的崛起： 为了分担皇帝的压力，皇帝就不得不依赖身边的太监来处理一部分政务，比如内阁制度的出现，很多时候就是对这种权力真空的填补。而太监一旦掌握了权力，就很容易形成另一个派系，甚至比丞相更难制约。
“废除”了吗？ 严格来说，废除丞相这个“制度”本身并没有被废除，但其负面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后世皇帝不得不通过设立内阁、军机处等机构来“变相”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可以说是对老朱政策的一种修正和纠偏。明朝后期，内阁的权力越来越大，也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力中心，只不过它没有丞相那么正式和固定。
总而言之，老朱这个人，想法挺多，也够狠。他那些“用力过猛”的政策，在那个乱世建立王朝的时候，或许能起到震慑和压制的作用，但一旦社会安定下来，这些政策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对社会和政治的健康发展反而造成了阻碍。所以后世才需要不断地去修补、去调整，有些甚至干脆就给否定了。这大概就是历史吧，总是在不断地试错和修正中前进。
1. 告密制度的“极致运用”：
这玩意儿吧，说起来最早也不是老朱发明的，但到他这儿，那真是被推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他最怕的就是有人谋反、有人勾结官员贪污腐败，所以就鼓励老百姓互相告密。别看只是个“告密”，这背后可是有一整套运作机制的。
奖励机制： 告密者一旦举报属实，不仅能得到钱财，有时候还能获得被举报人的财产，甚至职位。你想想，这等于是在鼓励“仇富”心理，也给了一些本身就没什么指望的人一个“出头”的机会。这事儿弄得，街头巷尾，邻里之间，说不定谁就盯上谁了。
严厉惩罚： 一旦被举报，轻则罚款、充军，重则满门抄斩。而且，举报不实，告密者自己也可能跟着倒霉。但你得知道，在那种高压环境下，很多时候告密者是不怕“不实”的，因为只要举报了，不管真假，他都有可能得点好处，而且被举报的那个也够呛。
扭曲之处与废除： 这种制度，你说它有没有用？在初期，确实起到了震慑贪官污吏、压制反叛的作用。但长远来看，它最大的问题就是“毒化社会氛围”。人人自危，互相猜忌，整个社会失去了信任感。而且，这就给了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一个打击异己的工具。一旦告密成了常态，很多官员和百姓为了自保，就得花心思去揣摩上级的心思，甚至主动去迎合。久而久之，这制度成了“忠诚”的代名词，而真正的能力和德行反而被压制了。到了明朝后期，虽然告密没完全消失，但已经没那么制度化了，到了清朝，这种极端的、以财产和生命为赌注的告密制度就基本被摒弃了。
2. “奸臣”的定义与株连：
老朱对待他认为的“奸臣”是毫不留情。但他的“奸臣”定义，有时候挺模糊的。他觉得只要是那些对他劝谏、让他不痛快，或者他认为有二心的，都可以扣上这个帽子。
文字狱的萌芽： 虽然他没像明朝后期那样大规模搞文字狱，但他已经开始重视言语和文字的潜在威胁。如果有人写了点啥，触怒了他，或者被解读为对他不满，那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
株连九族： 这绝对是老朱最让人诟病的一点之一。一旦某个官员被判罪，他一家人、亲戚，甚至一些沾亲带故的，都可能被牵连。这本来是为了斩草除根，防止报复，但结果是让无数无辜的人陪葬。你想想，一旦有人被定性为“奸臣”，他身边的亲戚朋友，哪怕什么都没做，也可能因为这层关系而身败名裂甚至丧命。这就像一颗炸弹，牵扯面太广了。
扭曲之处与废除： 株连制度，在古代是一种常见的严酷刑罚，但老朱将其发挥到了极致。它无疑是一种极端的“维稳”手段，但它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一方面，它极大地压制了不同意见的表达，官员们不敢直言，生怕被扣上“奸臣”的帽子；另一方面，它造成了大量无辜的冤死，让整个社会笼罩在恐惧之中。到了清朝，虽然也有株连，但整体上对株连的范围有所收窄，不像老朱时期那么绝户。而且，对于“奸臣”的定义，后世也逐渐趋于理性和客观，更多地从实际的危害和行为来判断，而不是主观的好恶。
3. 严苛的法律与“刑不上大夫”的模糊界限：
老朱出身贫寒，对那些世家大族或者已经形成既得利益的官僚阶层，总有一种天然的警惕。他想打破这种固有的权力结构，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严刑峻法： 他制定的《大明律》，比之前的律法更加严苛，很多刑罚都非常重。比如对于贪污腐败，动不动就是凌迟、族刑。这当然有他的道理，刚建立的王朝，需要强有力的手段来整顿秩序。
“刑不上大夫”的挑战： 传统观念里，有一些特权是允许官员享受的，比如一些刑事案件可以审理得相对宽缓。但老朱呢，他不仅试图打破这个，甚至对那些他认为“不忠”或“犯上”的大臣，惩罚起来比普通人还要狠。他想要的是一种绝对的服从，而不是那种士大夫阶层特有的“体面”。
扭曲之处与废除： 严刑峻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震慑作用，但过于严苛的法律，加上他个人情绪化的判断，很容易导致司法不公。而且，当法律的执行变得可以被随意解释时，它就失去了公正性。后世的朝代，虽然也保留了严密的法律体系，但对于刑罚的适用、官员的权利保障，都逐渐有了更细致的规定，也更加强调司法程序的正义性。虽然“刑不上大夫”的说法本身就带有特权色彩，但老朱那种完全不讲情面，甚至将政治斗争和个人恩怨掺杂进法律惩罚里的做法，是为后世所不取的。
4. 废除丞相制度，强化皇权：
这是老朱最出名也影响最深远的一项政策。他废除了实行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把所有的权力都收归自己。
原因： 他觉得丞相权力太大，容易尾大不掉，甚至可能威胁到皇权。他亲眼见过元朝时期丞相的跋扈，也亲身经历过一些朝臣的阻挠。所以，他想把所有的大权都牢牢抓在自己手里，自己来掌舵。
直接后果： 皇帝一个人要处理全国的政务，想想都觉得不可能。刚开始他还亲力亲为，但很快就力不从心。
扭曲之处与废除： 废除丞相，初衷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权臣出现。但结果是把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运转，硬生生压在一个人的肩膀上。这导致了几个严重的问题：
政务效率低下： 皇帝每天忙得焦头烂额，很多奏折积压，很多决策也因此被延误。
权力过于集中，容易出现昏君： 一旦遇到一个能力不足或者懒政的皇帝，整个国家机器就会瘫痪。而且，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很容易滋生腐败和偏执。
宦官的崛起： 为了分担皇帝的压力，皇帝就不得不依赖身边的太监来处理一部分政务，比如内阁制度的出现，很多时候就是对这种权力真空的填补。而太监一旦掌握了权力，就很容易形成另一个派系，甚至比丞相更难制约。
“废除”了吗？ 严格来说，废除丞相这个“制度”本身并没有被废除，但其负面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后世皇帝不得不通过设立内阁、军机处等机构来“变相”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可以说是对老朱政策的一种修正和纠偏。明朝后期，内阁的权力越来越大，也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力中心，只不过它没有丞相那么正式和固定。
总而言之，老朱这个人，想法挺多，也够狠。他那些“用力过猛”的政策，在那个乱世建立王朝的时候，或许能起到震慑和压制的作用，但一旦社会安定下来，这些政策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对社会和政治的健康发展反而造成了阻碍。所以后世才需要不断地去修补、去调整，有些甚至干脆就给否定了。这大概就是历史吧，总是在不断地试错和修正中前进。
网友意见
朱元璋明明只准老百姓捆绑污吏送京法办，结果后世全部理解成朱元璋让老百姓捆绑贪官污吏法办。
官和吏差很远好吗。
朱元璋在《大诰》里说的很清楚，老百姓可以捆绑进京的是“吏”，而不是“官”。
“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职的吏员，赋闲的吏员，以及城市、乡村中那些老奸巨猾的顽民，若胆敢操纵词讼、教唆犯罪、陷害他人，勾结官府，危害州里，允许当地的贤良方正、豪杰之士将这些人抓起来，绑送京城。如有人胆敢中途邀截，则枭首示众！各处关津、渡口，也不得阻挡。”
“今后所在有司官吏，若将刑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被冤枉者告及四邻，旁入公门，将刑房该吏拿赴京来。”
“若私下和买诸物，不还价钱，将礼房该吏拿来。”
“若赋役不均，差贫卖富，将户房该吏拿来。”
“若举保人材，扰害于民，将吏房该吏拿来。”
“若勾捕逃军力士，卖放正身，拿解同姓名者，邻里众证明白，助被害之家将兵房该吏拿来。”
“若造作科敛，若起解轮班人匠卖放，将工房该吏拿来。”
朱元璋在《大诰》里从来没有说过允许老百姓冲进衙门里把“官老爷”给捆了。
他只是说若遇到官吏勾结，残害百姓，那么允许老百姓到南京告状，看清楚，只是允许告状哦。
朱元璋之所以让老百姓“捆污吏”，最根本原因不在于吏是不是清廉，而在于经过九十多年，明初地方上的“吏”已经是地方豪强代名词，这些豪强不但可以挟制官府还能曲断乡里，这在洪武十八年皂隶潘富案表现最为明显，下面是引用学者谌旭彬关于潘富案的描述：
洪武十八年，山西人李皋到溧阳县做知县，一上任就和皂隶潘富一同害民，巧立名目，大肆科敛。李皋到任不到一个月，潘富就用搜刮来的钱财买了一名苏州女子送与他。
这女子被安顿在潘富家中，李皋幽会过三五次之后，潘富竟将其纳为小妾，据为己有了。
对此，李皋也无可奈何。在潘富等胥吏们的教唆下，李皋下令科敛荆杖（拐棍），即所有溧阳县的百姓，都要向官府缴纳一根拐棍。百姓们把拐棍送来，潘富们又借口质量不好，拒绝收纳，甚至拳打脚踢。直至老百姓把拐棍“折换”成银钱交上来。
无奈之下，当地百姓黄鲁到京城告御状（此案涉及知县，百姓们没有自发捉拿的权力，只可以上访），朱元璋下旨严查属实，派人去捉拿潘富。结果，潘富却上演了一场千里大逃亡。
先是溧阳本地的儒士蒋士鲁等13家秘密把潘富递送到邻境的广德县。
不久潘富又流窜到建平县，缉捕的差役们跟踪到建平，当地百姓王海三又悄悄将其递送回了溧阳。
溧阳百姓朱子荣又将其暗地里递送到宜兴县……就这样，经过数次递送后，潘富又被秘密护送到了崇德县。
崇德县的豪民赵真家财万贯，蓄养了许多无业游民做贩卖私盐的勾当，常常来往的朋党多达数百人，潘富就藏匿在赵真家中。
缉捕的衙役随后赶来，赵真将潘富暗地里递送到千乘乡的一座寺庙里。庙里的和尚们纠集两百余人，反将缉捕潘富的差役们团团包围，直至杀伤人命才散去……
此事越闹越大，最后不得不再次上报到朱元璋那里。朱元璋下令，将赵真及其同伙的两百余户人家的家产全部抄没，凡参与围攻差役者，一律诛戮；沿途藏匿潘富、助其逃跑的107户人家，全部枭首示众，家产一同抄没。
一个小县里的小污吏，在皇帝签发了缉捕诏书之后，竟然能够上演一场如此大规模的逃亡，先后历经八县，涉及三百多户人家。
本来该死的只有潘富一人而已，可结果因其而死的人却近千人。
一个小小的胥吏，能够在八个不同的县里都有自己的死党和势力范围，豪户大家为了保护他甚至不惜与皇帝对立。
对于朱元璋来说，这些无视“王法”，曲断乡里的地方豪强才是他的明帝国最危险的敌人，所以他才会发动百姓，让百姓可以捆绑“污吏”入京。
而朝廷的每一个官员某种意义上说都是朱元璋的触须，代表着他以及帝国的尊严，怎么能允许老百姓肆意捆绑？在《大诰》里凡是敢打官、辱官的，一律都是枭首，好吗。
拆散民间横向联系，使得朱元璋从奉天殿发出的任意一道指令都能让帝国内任何一个百姓无条件的顺从并且还不走样的执行，这才是朱皇帝的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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