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和朱元璋对功臣的态度差别有哪些原因？
英雄末路：李世民与朱元璋功臣待遇的深刻差异及其根源
在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唐太宗李世民和明太祖朱元璋无疑是两位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帝王。他们都曾是乱世中的枭雄，凭借过人的胆识和谋略开创了辉煌的基业，也都在建国后面对着同一批出生入死的兄弟和部下——功臣。然而，后世在回顾这两位帝王对待功臣的态度时，却能发现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巨大差异：李世民的善待与朱元璋的猜忌乃至屠戮。这种截然不同的走向，绝非偶然，而是由二人各自的人生经历、所处时代背景、政治环境以及深层次的心理动因所共同塑造的。
一、 早年经历的烙印：玄武门之变与布衣天子
李世民与朱元璋对待功臣态度的差异，首先可以追溯到他们各自的发家史。
李世民：血脉的纽带与政治的权衡。 李世民的江山，很大程度上是他个人能力和号召力的体现。在李渊起兵的过程中，李世民冲锋陷阵，智计百出，是唐朝开国最重要的功臣，甚至可以说，唐朝是靠他一手打下来的。然而，他的权力之路并非坦途，尤其是发生在“玄武门之变”中，他为了夺取皇位而杀死了自己的亲兄弟李建成和李元吉。这次事件，无论从个人情感还是政治道义上，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和难以磨灭的道德负担。他深知权力斗争的残酷，也更懂得笼络人心、巩固统治的重要性。因此，在登基之后，他需要稳定朝局，弥合兄弟相残带来的裂痕。善待功臣，尤其是那些跟随他出生入死的旧部，成为他化解内部矛盾、争取支持的必然选择。他需要用恩威并施的方式，让这些功臣看到他作为君主的“仁德”，从而真心归附，为大唐江山添砖加瓦。
朱元璋：从苦难中崛起的“天命所归”。 与李世民不同，朱元璋的出身贫寒至极，幼年经历过战乱、饥荒，甚至为僧为乞，饱尝人间疾苦。他投身元末农民起义，一路披荆斩棘，最终成为最强大的势力。他的上位过程，更像是一场底层人民对腐朽政权的绝地反击，带有强烈的“受命于天”的色彩。他深知农民起义的性质，也明白自己身上缺乏贵族血统的天然合法性。因此，他极度缺乏安全感，时刻警惕着任何可能动摇他统治的因素。他认为，那些曾经与他一同打天下的功臣，是与他拥有共同的底层经历，也同样经历过风险的人。一旦这些人羽翼丰满，或是心生不满，就可能成为颠覆他皇权的潜在威胁。这种极度的不安全感，使得他对功臣的恩遇，常常伴随着深深的疑虑和防范。
二、 时代背景的差异：乱世的余温与集权的巅峰
所处的时代背景，也深刻地影响了两位帝王对待功臣的态度。
唐初：开创盛世的基业，需要团队合作。 李世民所处的时代是唐朝的开创时期，虽然已经统一了天下，但边患未平，社会百废待兴。他需要聚集一批有才能的文臣武将，共同治理国家，开创“贞观之治”。这种情况下，个人的能力和才能比出身更加重要。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等人的辅佐，对于李世民施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深知，要成就一番伟业，必须依靠群策群力，而不是单打独斗。因此，他需要营造一种君臣共治、互相尊重的政治氛围，来激发功臣的创造性和忠诚度。对功臣的优待，一方面是奖励他们过去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他们在未来的治理中继续发挥作用，形成一个高效运转的政治团队。
明初：集权的强化，容不得挑战的威权。 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正值中国封建社会集权走向顶峰的时期。他经历了元朝的腐败和混乱，深感中央权力分散的弊端。因此，他致力于建立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强大帝国，而在这个过程中，任何可能挑战皇权的独立势力都必须被清除。功臣，尤其是那些拥有强大军事力量和个人声望的将领，在他看来，恰恰是这种潜在的威胁。为了巩固皇权，他需要将所有的权力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容许任何人分享他的绝对权威。这种政治目标，直接导致了他对功臣的猜忌和压制。
三、 政治环境的制约：兄弟残杀的阴影与无能为力的无奈
政治环境也是导致二人区别待遇的重要因素。
李世民：玄武门的“前车之鉴”，谨慎对待。 如前所述，玄武门之变给李世民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他知道，一旦君臣关系失衡，可能会引发难以预料的后果。因此，他更倾向于用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来处理与功臣的关系。他虽然拥有绝对的权力，但却懂得克制自己的欲望，避免过度打压功臣，以免重蹈覆辙，招来反噬。他通过言辞劝诫、封官赐爵等方式，来维系与功臣的良好关系，并适时地进行一些小小的“敲打”，以示君威，但从不以暴力手段根除。
朱元璋：恐惧的根源，零容忍的态度。 朱元璋的恐惧感，源于他缺乏皇权合法性的天然疑虑，以及他对元朝覆灭的深刻反思。他害怕那些跟随他出生入死的将领，会像过去某些朝代的功臣一样，功高震主，最终反叛。因此，他采取了一种近乎“零容忍”的态度来对待功臣。一旦发现功臣有任何可能威胁皇权的行为，无论大小，都会被他视为“眼中钉”，并迅速予以清除。他用血腥的手段，如胡惟庸案、蓝玉案等，来打击那些他认为构成威胁的功臣，从而达到巩固皇权的目的。他的这种做法，虽然短期内消除了对皇权的潜在威胁，却也留下了政治上的污点和历史的悲剧。
四、 心理动因的差异：信任与猜忌的鸿沟
除了上述外部因素，两位帝王深层次的心理动因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李世民：对君臣关系的理解与对能力的欣赏。 李世民是一位极具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的君主。他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也深知个人能力和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他对房玄龄、杜如晦等人的器重，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功劳，更是因为他们出色的政治才能，能够真正地帮助他治理国家。他甚至能够接受魏徵的直谏，这在古代帝王中是极为罕见的。他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去理解君臣关系，认为功臣的强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自己统治强大的体现。
朱元璋：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与对权力的极致渴望。 朱元璋的心理，始终被一种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所笼罩。他从未真正摆脱过出身的阴影，也从未停止过对权力的恐惧。他无法像李世民那样，将功臣视为自己的左膀右臂，而是始终将他们视为潜在的敌人。他对权力的渴望，是如此的纯粹和极致，以至于他无法容忍任何人分享这份权力，哪怕是那些曾经与他共患难的兄弟。他的“疑君”心理，最终演变成了一种近乎病态的猜忌，将许多无辜的功臣卷入了政治漩涡，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五、 结论：历史的必然与个人的选择
李世民与朱元璋对待功臣的态度差异，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李世民的善待，得益于他过人的政治智慧、对兄弟情义的复杂情感以及对团队合作的重视，他以恩威并施的方式，成功地将功臣们团结在自己周围，开创了贞观盛世。而朱元璋的猜忌与屠戮，则源于他贫苦的出身、对权力极度的不安全感以及对中央集权的极致追求。他用残酷的手段，消除了潜在的威胁，却也因此背负了沉重的历史骂名。
可以说，李世民是历史的“幸运儿”，他所处的时代和个人经历，让他有机会展现出君主仁德的一面；而朱元璋则是一位“悲剧性”的帝王，他的成功建立在对功臣的血腥镇压之上，这是他对自身恐惧和时代局限性的无奈回应。两位伟大的开国皇帝，却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处理功臣问题，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和无尽的思考。他们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他们所开创王朝的命运走向。一个王朝的兴衰，固然有其宏观的历史规律，但统治者如何对待那些为自己打下江山的人，无疑是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变量。
在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唐太宗李世民和明太祖朱元璋无疑是两位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帝王。他们都曾是乱世中的枭雄，凭借过人的胆识和谋略开创了辉煌的基业，也都在建国后面对着同一批出生入死的兄弟和部下——功臣。然而，后世在回顾这两位帝王对待功臣的态度时，却能发现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巨大差异：李世民的善待与朱元璋的猜忌乃至屠戮。这种截然不同的走向，绝非偶然，而是由二人各自的人生经历、所处时代背景、政治环境以及深层次的心理动因所共同塑造的。
一、 早年经历的烙印：玄武门之变与布衣天子
李世民与朱元璋对待功臣态度的差异，首先可以追溯到他们各自的发家史。
李世民：血脉的纽带与政治的权衡。 李世民的江山，很大程度上是他个人能力和号召力的体现。在李渊起兵的过程中，李世民冲锋陷阵，智计百出，是唐朝开国最重要的功臣，甚至可以说，唐朝是靠他一手打下来的。然而，他的权力之路并非坦途，尤其是发生在“玄武门之变”中，他为了夺取皇位而杀死了自己的亲兄弟李建成和李元吉。这次事件，无论从个人情感还是政治道义上，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和难以磨灭的道德负担。他深知权力斗争的残酷，也更懂得笼络人心、巩固统治的重要性。因此，在登基之后，他需要稳定朝局，弥合兄弟相残带来的裂痕。善待功臣，尤其是那些跟随他出生入死的旧部，成为他化解内部矛盾、争取支持的必然选择。他需要用恩威并施的方式，让这些功臣看到他作为君主的“仁德”，从而真心归附，为大唐江山添砖加瓦。
朱元璋：从苦难中崛起的“天命所归”。 与李世民不同，朱元璋的出身贫寒至极，幼年经历过战乱、饥荒，甚至为僧为乞，饱尝人间疾苦。他投身元末农民起义，一路披荆斩棘，最终成为最强大的势力。他的上位过程，更像是一场底层人民对腐朽政权的绝地反击，带有强烈的“受命于天”的色彩。他深知农民起义的性质，也明白自己身上缺乏贵族血统的天然合法性。因此，他极度缺乏安全感，时刻警惕着任何可能动摇他统治的因素。他认为，那些曾经与他一同打天下的功臣，是与他拥有共同的底层经历，也同样经历过风险的人。一旦这些人羽翼丰满，或是心生不满，就可能成为颠覆他皇权的潜在威胁。这种极度的不安全感，使得他对功臣的恩遇，常常伴随着深深的疑虑和防范。
二、 时代背景的差异：乱世的余温与集权的巅峰
所处的时代背景，也深刻地影响了两位帝王对待功臣的态度。
唐初：开创盛世的基业，需要团队合作。 李世民所处的时代是唐朝的开创时期，虽然已经统一了天下，但边患未平，社会百废待兴。他需要聚集一批有才能的文臣武将，共同治理国家，开创“贞观之治”。这种情况下，个人的能力和才能比出身更加重要。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等人的辅佐，对于李世民施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深知，要成就一番伟业，必须依靠群策群力，而不是单打独斗。因此，他需要营造一种君臣共治、互相尊重的政治氛围，来激发功臣的创造性和忠诚度。对功臣的优待，一方面是奖励他们过去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他们在未来的治理中继续发挥作用，形成一个高效运转的政治团队。
明初：集权的强化，容不得挑战的威权。 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正值中国封建社会集权走向顶峰的时期。他经历了元朝的腐败和混乱，深感中央权力分散的弊端。因此，他致力于建立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强大帝国，而在这个过程中，任何可能挑战皇权的独立势力都必须被清除。功臣，尤其是那些拥有强大军事力量和个人声望的将领，在他看来，恰恰是这种潜在的威胁。为了巩固皇权，他需要将所有的权力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容许任何人分享他的绝对权威。这种政治目标，直接导致了他对功臣的猜忌和压制。
三、 政治环境的制约：兄弟残杀的阴影与无能为力的无奈
政治环境也是导致二人区别待遇的重要因素。
李世民：玄武门的“前车之鉴”，谨慎对待。 如前所述，玄武门之变给李世民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他知道，一旦君臣关系失衡，可能会引发难以预料的后果。因此，他更倾向于用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来处理与功臣的关系。他虽然拥有绝对的权力，但却懂得克制自己的欲望，避免过度打压功臣，以免重蹈覆辙，招来反噬。他通过言辞劝诫、封官赐爵等方式，来维系与功臣的良好关系，并适时地进行一些小小的“敲打”，以示君威，但从不以暴力手段根除。
朱元璋：恐惧的根源，零容忍的态度。 朱元璋的恐惧感，源于他缺乏皇权合法性的天然疑虑，以及他对元朝覆灭的深刻反思。他害怕那些跟随他出生入死的将领，会像过去某些朝代的功臣一样，功高震主，最终反叛。因此，他采取了一种近乎“零容忍”的态度来对待功臣。一旦发现功臣有任何可能威胁皇权的行为，无论大小，都会被他视为“眼中钉”，并迅速予以清除。他用血腥的手段，如胡惟庸案、蓝玉案等，来打击那些他认为构成威胁的功臣，从而达到巩固皇权的目的。他的这种做法，虽然短期内消除了对皇权的潜在威胁，却也留下了政治上的污点和历史的悲剧。
四、 心理动因的差异：信任与猜忌的鸿沟
除了上述外部因素，两位帝王深层次的心理动因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李世民：对君臣关系的理解与对能力的欣赏。 李世民是一位极具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的君主。他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也深知个人能力和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他对房玄龄、杜如晦等人的器重，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功劳，更是因为他们出色的政治才能，能够真正地帮助他治理国家。他甚至能够接受魏徵的直谏，这在古代帝王中是极为罕见的。他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去理解君臣关系，认为功臣的强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自己统治强大的体现。
朱元璋：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与对权力的极致渴望。 朱元璋的心理，始终被一种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所笼罩。他从未真正摆脱过出身的阴影，也从未停止过对权力的恐惧。他无法像李世民那样，将功臣视为自己的左膀右臂，而是始终将他们视为潜在的敌人。他对权力的渴望，是如此的纯粹和极致，以至于他无法容忍任何人分享这份权力，哪怕是那些曾经与他共患难的兄弟。他的“疑君”心理，最终演变成了一种近乎病态的猜忌，将许多无辜的功臣卷入了政治漩涡，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五、 结论：历史的必然与个人的选择
李世民与朱元璋对待功臣的态度差异，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李世民的善待，得益于他过人的政治智慧、对兄弟情义的复杂情感以及对团队合作的重视，他以恩威并施的方式，成功地将功臣们团结在自己周围，开创了贞观盛世。而朱元璋的猜忌与屠戮，则源于他贫苦的出身、对权力极度的不安全感以及对中央集权的极致追求。他用残酷的手段，消除了潜在的威胁，却也因此背负了沉重的历史骂名。
可以说，李世民是历史的“幸运儿”，他所处的时代和个人经历，让他有机会展现出君主仁德的一面；而朱元璋则是一位“悲剧性”的帝王，他的成功建立在对功臣的血腥镇压之上，这是他对自身恐惧和时代局限性的无奈回应。两位伟大的开国皇帝，却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处理功臣问题，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和无尽的思考。他们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他们所开创王朝的命运走向。一个王朝的兴衰，固然有其宏观的历史规律，但统治者如何对待那些为自己打下江山的人，无疑是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变量。
网友意见
随便诌几条
- 唐朝开国皇帝，其实是李渊(废话)；而李世民自己就是唐朝的开国功臣之一，而且还是无可争议的头号功臣，其上位过程是一个典型的功高震主的例子——只不过这对君臣同时又是父子罢了
- 李世民继位前就已经亲自动手推平了各大割据势力(薛仁杲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只有辅公祐跟李世民没关)，可谓是将隋朝旧地尽数收复，可谓是天下已定，可谓是没给部将们太多单独立功的机会(开边不算)——相比之下朱元璋称帝前虽也攻灭了陈友谅张士诚这些劲敌，但待到称帝时北方(元)和西部(陕西四川云南)大片领土仍未收复，而这些任(功)务(劳)就只能交给部将们去完成，客观上造成了蓝玉傅友德之流“功高震主”的机会
- 李世民去世时52岁，而朱元璋拿胡惟庸开刀时也是52岁，此后愈老愈多疑、愈发杀功臣——倘若李世民多活个十几年，未免不会跟位高权重的长孙无忌李世勣之流翻脸，未免不会拿功臣们开刀
- 此外，到李世民去世时，凌烟阁功臣们大多已经先行一步，在世的也多半垂垂老矣病废在家，有实权的实在是寥寥无几，理论上能给他杀的功臣也没多少了
- 最后，李世民对长孙氏兄妹的宠幸程度是有目共睹的；长孙无忌因为他妹妹的反对而在贞观十年以前被迫长期靠边站，仅担任无实权的荣誉性职务；因此后来李世民在大老婆死后对长孙无忌一再加官进爵，以至于把李治托付给这个长孙舅舅，未免没有“补偿”之意(当然李治后来对他舅舅也忒狠了)——相比之下，朱允炆跟蓝玉傅友德这帮军头并没有任何亲戚关系，所以朱元璋也就送他们去见朱标了～
end
李渊：mmp老子才是开国皇帝。
朱元璋：你看，就算开国功臣是亲儿子，还不是说政变就政变。
先表明个态度：我对传说中朱标劝说朱元璋不要滥杀功臣的故事表示十分怀疑。我认为朱元璋杀功臣是出于成熟的政治考虑，而非袁老师所说的天性残暴心里自卑之类的。
历史上的老朱大规模向官僚举起屠刀的历史事件被称为洪武四大案，其中“空印案”与“郭桓案”属于对涉嫌贪墨的官吏进行大规模的镇压，这一点谁都没法洗，莫说老朱，换任何一个硬一点的皇帝不办他们才是有问题。
而胡惟庸案和蓝玉案除去一些已无法考证的罪名之外，两个案子都紧紧围绕着封建王朝最重要的一件事展开——继承人制度。
还真不是老朱乱冤枉人，胡惟庸案最初的原因就是以胡惟庸、李善长为首的淮西党人做大导致惹祸上身，这班人除了做大自身排除异己外，还独断专行，胡惟庸本人在一些事情上往往不向朱元璋请示，就擅自加以处理。而且老朱要做掉淮西朋党另一个很大原因就是为了给太子小朱以及他背后的蓝玉党让位。所以基于屁股决定脑袋的理论得出了我上面那个结论，朱标出面劝说老爹对胡惟庸一伙人手下留情这个事表示很怀疑。
在诛杀淮西集团后本来这一切安排的都很顺利，而朱标的死又给明朝的政治风向标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蓝玉的姐姐是常遇春之妻，夫妻俩有个女儿是太子朱标的老婆。明白了吧，正是朱元璋看中朱标与蓝玉的这层关系，才刻意把蓝玉养肥，让蓝玉党成为朝廷中支持太子的重要力量。而朱标这么一死不打紧，偏偏留下个皇长孙朱允炆。
朱允炆表示自己很尴尬的好吗，他自己不是蓝玉外甥女所生，而自己的两个弟弟才是蓝玉的正牌甥外孙。于是老朱这个为子女操碎心的老头再次出山拿曾经扶持起来的蓝玉党开刀。
中国古代继承制度为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朱标的死，让老朱把选拔继承人的目光有那么一瞬间放在两个人身上，一个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皇长孙朱允炆，一个是二皇子朱樉。而这个二皇子朱樉在朱元璋面前风评的确不怎么样，以至于这个朱樉死的时候自己的亲爹还在朋友圈里点了个赞。所以说在老朱否定了二儿子之后，更不可能考虑三儿子四儿子这些了，否则自己作为开国皇帝，带头搞乱继承人顺序，想过后果吗？李世民不就是吗，打着立贤不立长的旗号搞死亲哥，逼退亲爹，最后自己立的太子要政变把他自己搞下来，三个儿子争权争得不亦乐乎，孙子被自己老妈夺权，孙女打算抢了哥哥的继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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