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拐卖车中，高秀敏老师的角色都是推波助澜的帮凶，为什么最后极力阻止范伟上当？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详细解读：
1. 利益的考量与风险的评估：
骗局的“度”： 尽管是骗局，但前面两次“卖拐”和“卖车”都有一个“度”。范伟虽然上当，但并没有损失得太过离谱，甚至还能勉强接受。然而，第三次“卖车”的骗局，尤其是当范伟已经被“忽悠”到要支付一笔巨款（几十万）时，高秀敏很可能意识到事情已经超出了“开玩笑”的范畴，变成了真正的诈骗。
事态的失控： 赵本山和范伟的互动越来越激烈，范伟的反应也越来越激烈。高秀敏作为“参与者”，能够直接感受到事态的走向已经开始失控。如果范伟真的交出了巨款，一旦被识破，后果将不堪设想，不仅是范伟的经济损失，他们三人也可能面临法律的制裁。
对“老实人”的同情： 范伟虽然被骗，但他在小品中塑造的是一个老实、淳朴、容易上当的形象。高秀敏作为观众熟悉的人物，也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对范伟产生了同情。看到一个老实人即将被彻底压垮，她内心的天平可能开始倾斜。
2. 个人良知的萌芽与道德约束：
“玩笑”的界限： 尽管他们是骗子，但高秀敏饰演的角色也并非完全没有底线。当骗局升级到掠夺性极强的地步，可能触动了她内心深处的一丝良知。她可能意识到，将一个人的信任和财产剥夺殆尽，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原本“开玩笑”的范畴。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预感： 任何骗局都有被揭穿的风险。当骗局的金额越来越大，范伟的反应也越来越情绪化时，高秀敏可能预见到，他们三人最终会被范伟或者其他人发现，并为此付出代价。阻止范伟，也是在某种程度上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3. 对赵本山“过度”行为的反制：
夫妻关系与“制衡”： 在小品中，高秀敏饰演的角色常常是对赵本山饰演的“骗子”的一种“制衡”。虽然是共犯，但她并不完全被动。当赵本山将骗局推向极端时，她可能会站出来表示反对，这既是为了范伟，也是为了避免被赵本山牵连到更深的麻烦。
“劝架”的姿态： 在劝阻范伟的过程中，高秀敏的语气和表情往往显得有些焦急和无奈，这更像是一种“劝架”或者“阻止事态恶化”的姿态，而不是单纯的“破坏自家生意”。她试图将赵本山拉回来，也想把范伟从火坑里拽出来。
4. 戏剧性的设计与人物塑造的丰满：
反转与惊喜： 从戏剧冲突的角度来看，让一直扮演“帮凶”的高秀敏在关键时刻“反水”，是一种非常精彩的戏剧性设计。这种反转能够增加小品的观赏性，让观众对人物有更深刻的理解，而不是将她简单地脸谱化为“坏人”。
人物的复杂性： 如果高秀敏的角色一直是纯粹的“恶”，那么她的角色就显得过于单薄。通过最后阻止范伟的行为，使得她的角色更加立体，展现了她内心深处也可能存在的挣扎和人性的复杂性。这让观众觉得这个人物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有血有肉的。
具体到“卖车”小品的最后：
当范伟被赵本山忽悠得昏头昏脑，准备签字的时候，高秀敏突然闯进来，用非常焦急和坚定的语气说：“行了，别演了！” 她的这句话，立刻打断了整个骗局的进程。
她可能看到了范伟掏出银行卡，看到了那串庞大的数字，她知道这不是闹着玩的了。
她可能也看出了赵本山的“得意忘形”，知道再继续下去，后果会很严重。
她可能在赵本山和范伟的争论中，听到了范伟因为被骗而产生的痛苦和绝望，这触动了她内心的同情。
总结来说，高秀敏老师在“卖拐”、“卖车”小品最后极力阻止范伟上当，并非是完全的“良心发现”，而是一种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对骗局失控的担忧和对自身法律风险的规避。
对老实人范伟的同情，认为他已经被骗得够惨了。
对赵本山“过火”行为的一种反制和提醒。
同时，作为一部成功的喜剧作品，这种戏剧性的反转也提升了小品的艺术价值，让人物更加丰满立体。
她的阻止行为，让这个原本纯粹的“骗局”小品，多了一丝人性的温度和戏剧的张力，也让观众对这个角色有了更深层次的解读和思考。
网友意见
我们说说作为一个小农环境中的真实心理动态，
以前做小买卖的，收了200块钱假钞，他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既生气又懊恼，懊恼过后，他就在想怎么能不让这个钱砸在自己手里，他会想办法，把这个钱花出去，而且在花这个假钞的时候，他甚至心理没有任何愧疚感，因为自己就是受害者，只是转移损失而已。但是，也仅限于这200块钱，他们大多不会把受害扩大化给别人，以确保自己的心安理得。
看了两个答案提到的止损，和我理解的大体一致。很多观众可能会质疑其逻辑性，但这的确符合小农意识，自己不想占别人多大便宜，但是你也不能让吃着亏，赵本山表演的大忽悠，只是小农团体中的稍稍出圈者，赚回了成本，还想要人家自行车，但是大体上，他不会出圈过多，在自认为风险可控范围内，能多占点就多占点。
不得不佩服赵本山和何庆魁对真实人物心态的拿捏，说白了他们也都是小农阶层出身，能深切体会到其中的心态波动，不像现在那些小品，都是脱离了阶层，来幻想你这个阶层会怎么做，那就不接地气也不真实了。
谢邀。
卖车卖拐两部小品，主线都是大忽悠夫妇忽悠范厨师（我是不是套娃了）。
这三人中，赵本山无疑是带着主观恶意、损人利己的一方；范伟则是善良的蠢人，是被害方；而高秀敏扮演的是缺少主见的农村妇女，在立场上，她无疑是站在丈夫一边，不情不愿地配合行骗，而在内心来说，她还是抗拒成为一个骗子，对受害者有一种朴素的同情，所以在行骗即将成功的时候，受不了负罪感的煎熬，试图在行为上找补，这是符合行为逻辑的。
同时，从小品的人物搭配上来说，如果夫妻二人都是恶人，而被骗者又是缺少抵抗力的“傻瓜”，很容易与观众的道德观相抵触，喜剧的基础就不成立。
因为活人不是二极管儿，可能一件事前后两分钟就会有不同想法。
这个作品里高秀敏这个角色是一个活人正常表现。
刚开始就是陪着老公处理手里的拐，为的就是止损。因为打造这副拐是有成本的，而这成本对她们家庭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为了不亏所以才上街卖拐。
本山那一句‘就算腿脚好的我也能卖他’，放在对话里就是随口一说，也是本山在给老婆打气（高一直担心能不能卖出去）。放在作品里、剧情里，就是为了引出后面的事件。
而范伟纯粹是偶然，如果他不停下也就没事儿。戏剧性就在这里，看似合理又不合理。
刚开始高秀敏全力配合本山，为的就是把拐卖了，这时高是不管范伟是不是被骗了的。第二阶段送拐，高着急也不是良心发现而是觉得自己在亏损。
最后为啥一门心思阻止？
因为高说到底是普通人，骗人一次可能事后才良心不安，连续骗一个人两次三次，良心实在过不去，以至于自愿接受自己亏损的事实让范伟拿上表和车留下拐赶紧走。而且范伟越对这件事情表示感谢，高秀敏越良心不安，觉得自己在害人。
我觉得这个作品看似本山是主角，但心理变化，表演张力最大的反而是范伟和高秀敏，本山只是搭台引导在掌控全局，主演恰恰是这俩人。
说真的，这本子打磨几个月能出来我感觉真是艺术家水平了。人物心理，情感把握真的是做的特别特别的厉害。
因为高秀敏并不是专业骗子，甚至赵本山也不是专业的骗子
他们只是为了止损
做拐并不是一开始就想着卖给一个腿脚好的人，骗他的钱和自行车
用句时髦的话讲，那就是赵本山具有很强的商业前瞻性！
村里有人腿断了，他在对方没有提出需求之前就做了一副拐，这样对方在需要拐的时候，他可以在第一时间拿出拐来，可以赚一笔钱，虽然说有点小心思，但是绝不是恶意的骗子。
结果，事情有了偏差，村民严重了，坐轮椅了，于是赵的拐这个提前量就打偏了，但是前期投入已经做完了，现在只能想办法止损。
于是 两口子在大街上琢磨着把拐卖了，这才有了主观恶意的行骗。
高秀敏一来想要止损，二来又不愿意用伤害其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止损，因为他们卖一副拐收不到多少钱，但是买拐的人回去以后可能会有更多的损失，你赚100，让对方损失1000，这个高秀敏的心里过不去，她还是一个善良的女人。
因此前期赵本山要卖拐，她全力配合；后期赵本山要送拐，她又反对，因为没有钱赚；赵本山连蒙带唬弄到了几十块钱加上 对方的自行车，高就于心不忍了，于是开始反水。
另外，小品也是借用了高的反水，向大家展示了这个骗局的严密性，那就是受害人上当以后，即使有人揭破骗局，有人好心劝阻，他也不会迷途知返，反而责怪那些劝他的人！
甚至更严重的会直接指责劝阻他的人人品有问题！！！
范伟质疑他们两口子做人的差距太大，惋惜的说赵本山娶了高秀敏是白瞎这个人了，因为他心中已经认定了，赵本山是救他于水火中的好人，而高秀敏只是一个心怀叵测的、贪婪的（要自行车、要表的是赵本山，背锅的是高秀敏）、不怀好意的人！
说个题外话。突然想到如果现在的春晚上再出现这么个本子，前面或许一样，但结局肯定是出来了一个警察，对范伟说，你被骗了，那个人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大忽悠，然后把赵本山拷上。赵本山说两句顺口溜，表示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以后不能再行骗，然后几个演员一起说几句顺口溜，表示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识别骗子，不能上当，最后大拜年结束。如果这么演，虽然大部分笑料不变，但最后显得画蛇添足，少了讽刺，没有了余味，恐怕成不了经典。其实大家能分辨是非，但现在很多小品最后都得政治正确一把，显得多余，这或许是现在小品不好笑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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