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2020全球左翼大反攻的失败？
要理解这种“失败”的复杂性，我们首先需要梳理一下2020年被视为左翼“反攻”的几个主要方面，以及它们背后隐藏的动因和后来的发展轨迹。
2020年左翼“反攻”的几个主要阵线：
1. 反种族主义浪潮与乔治·弗洛伊德事件（Black Lives Matter运动）： 这是2020年最瞩目的全球性事件之一。乔治·弗洛伊德被警察暴力执法致死事件，如同导火索一样，点燃了全球范围内对系统性种族主义和警察暴行的愤怒。BLM运动迅速蔓延至世界各地，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并促使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始反思和改革与种族、警察权力相关的政策。
支持者眼中的“胜利”： BLM运动极大地提升了公众对种族不平等的认知，迫使许多机构（包括政府、企业、媒体）公开承认种族主义的存在，并承诺采取行动。一些地区确实推动了警务改革，如限制使用某些执法手段、重新分配警务资金等。在文化层面，对历史人物雕像的拆除、对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符号和言论的批评，都显示了社会观念的松动。
批评者眼中的“失败”： 然而，从更深层次的系统性变革来看，许多承诺未能完全兑现。许多警务改革在实践中阻力重重，甚至出现反弹。一些国家和地区反而加强了对示威者的镇压，并出现利用“法治”压制抗议的声音。同时，也有观点认为，这场运动在某些阶段过于激进，引发了部分民众的反感，甚至被右翼政治势力利用来煽动对立和分裂。经济上的不平等问题，虽然与种族不平等紧密相连，但并未因此得到根本性解决。
2. 对资本主义和经济不平等的抗议： 疫情的爆发加剧了全球经济的脆弱性，尤其是对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冲击尤为严重。这使得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贫富差距、社会保障体系的不足以及企业利润优先于人权的状况更加不满。
支持者眼中的“反思”： 疫情带来的经济停摆和失业潮，让更多人看到了国家干预和加强社会福利的必要性。许多国家政府不得不推出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包括失业救济金、企业援助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凯恩斯主义式的国家干预的回归，也让人们重新思考“免费市场”的神话。对富人税、企业税的讨论再次升温，要求加强财富再分配的声音也日益响亮。
批评者眼中的“失败”： 然而，这些改革的力度和广度有限。疫情过后，许多国家并未能有效解决深层次的经济不平等问题，反而可能因为疫情的滞后效应而加剧。财政赤字的增加也限制了政府进一步实施激进的福利政策的空间。同时，企业和资本的力量依然强大，它们在政治游说和舆论引导上仍占据优势，使得真正触及根本的财富分配改革难以推进。
3. 对气候变化采取更激进行动的呼吁： 尽管2020年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疫情和种族问题，但气候危机依然是重要的议题。青年气候活动家（如格蕾塔·通贝里）及其追随者继续呼吁各国政府采取更果断的气候行动。
支持者眼中的“推动”： 疫情的短暂缓解，也让一些人看到了“地球按下暂停键”后环境的积极变化，从而增强了对环境治理的紧迫感。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绿色复苏的口号下，承诺将投资于可再生能源和绿色产业。
批评者眼中的“停滞”： 然而，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使得许多国家在短期内更倾向于恢复经济增长，而非优先考虑长期的气候目标。气候行动的资金投入不足，政策执行力也受到质疑。国际合作在疫情期间也面临挑战，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显得缓慢。
为什么会被称为“失败”？
“失败”这个词语，并非否定了上述运动带来的积极影响和认知提升，而是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理解的：
未能实现根本性政治和经济变革： 虽然有示威和呼吁，但2020年的大部分运动并未能颠覆现有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权力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许多既得利益集团依然强势。
反弹和压制：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左翼运动的兴起反而引发了强烈的右翼反弹。民粹主义政客和保守势力利用了社会分裂和民众的不安，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恐惧和反移民情绪来巩固自身权力。对示威活动的压制也加强，对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限制在一些地方有增无减。
内部的分歧和战略上的不足： 许多左翼运动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派别和诉求，在如何推进改革、采取何种策略上存在分歧，有时会削弱运动的整体力量。此外，如何将街头抗议转化为长期的政治影响力和制度性变革，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许多运动在短期内的热度过后，如果没有强大的组织和明确的政治路径，很容易陷入沉寂。
全球性挑战的复杂性： 2020年面临的是一个多重危机的叠加时期：公共卫生危机、经济危机、社会不平等危机、气候危机。这些危机相互交织，使得任何单一的运动或政治力量都难以独立应对。左翼运动虽然指出了问题，但要找到一套能够同时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全面解决方案，并获得广泛的民众支持，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
更深入的分析视角：
要理解“失败”，我们需要超越简单的成功或失败二元论，而是看到其复杂性和长期性。
“反攻”的性质： 2020年的“反攻”更多的是一种防御性的反击和警醒，是对长期以来社会不公和不平等问题的集中爆发。它并非是从零开始构建新的政治秩序，而是对现有体系进行修正和批判。
政治周期的影响： 政治运动往往遵循一定的周期。2020年的运动，即便未能立即带来剧变，也可能在播下变革的种子。未来的政治格局可能会受到这些运动的影响，为新一代政治家的出现或新的政策方向铺路。
意识形态的斗争： 2020年的事件，也是一场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缩影。左翼强调平等、正义、社区责任和系统性改革，而右翼则倾向于个人自由、传统秩序、国家主权和保守价值观。这场斗争贯穿于媒体、教育、文化和政治的方方面面。
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 左翼运动往往具有全球视野，但其诉求的实现又必须在具体的国家和地区语境下进行。全球性的议题（如气候变化、跨国资本）与本土性的问题（如特定国家的种族歧视、地方经济凋敝）如何结合，是左翼力量能否成功的关键。
总而言之，2020年全球左翼的“反攻”，与其说是全面的“失败”，不如说是一场充满复杂性、遭遇挑战并可能在长期中显现影响的政治和文化觉醒。它暴露了深层矛盾，提出了尖锐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议程，但未能一蹴而就地实现根本性变革，反而面临着来自保守势力和民粹主义的强烈反扑。我们看到的并非是终结，而更像是一个新的政治和社会议题的开端，未来的发展仍有待观察。
网友意见
首先一点，我们得先定义什么是“全球左翼大反攻”中的“左翼”。套用迈克尔.曼的说法，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后革命时代无论是革命社会主义还是改良社会主义（原先社会党国际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都处于最低谷时期，而且苏联式的Communism革命以及Facism的“革命”做为资本主义的替代品其结果都是灾难性的，这实际上给日后的革命平添了不少阻碍，总而言之，20世纪关于世界的意识形态选择基本上都可以说是失败了，尤其是左翼输的更彻底。虽然这些年因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导致各国的社会政治危机不断加深，各地弥漫着反抗情绪，但是革命社会主义——至少就目前而言没有出现像1917年后或者1945年后到处喷发的迹象，左翼的“主流”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恐怕仍然是要以社会民主主义或者自由主义为主[1]。像东亚、东南亚这边自从苏东集团垮台之后，不仅是高举革命社会主义旗帜的泛共产派势力已然消失，甚至连社会民主派势力也差不多快从亚洲各国的政界绝迹或者边缘化———一个例证就是日本社会党的唐突血崩[2]以及隔壁韩国的文在寅政权被《华尔街日报》称之为全亚洲拥有最左翼经济政策的政权[3]（文在寅的共同民主党奉行“社会自由主义”这一意识形态）。 @宮本顕治 曾经说“与其觉得日共会重生为革命党不如想一下社会党复活，至少社会党复活的可能性还是比日共重生为革命党还是大点的”某种程度上就是基于这种事实，或者换句话说:21世纪的左翼运动已经跟20世纪的旧共产主义政党没啥太大关系了。
其次就是当下资本主义长期的结构性弱点正在显现，那就是科技带来的机器对于人力劳动的替代——发展到现在就是自动化与人工智能。技术取代是设备和组织上的创新节省劳动力的机制，通过这个机制可以减少所需的雇佣劳动，从而以更低的成本实现更大规模的生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家在竞争中追求更高的利润，失败者会被市场淘汰。但随着节约劳动力的机械取代工人，失业率上升，消费需求也随之下降。技术虽然能带来产品的丰足，但潜在的产品却会因为没什么人有足够收人来消费它而滞销。按照这个内生的结构性趋势进行推演，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言，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并会被社会主义取代，这就是马克思的贫困化理论，而技术进步就是他的贫困化理论的基础。
有人说马克思的预言已经因为他所没有预料到的中产阶级的崛起而破产了，这个结论正确与否暂且不论[4]。然而问题在于新一轮的技术革新已经开始在威胁到了做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中产阶级的生存，为什么呢？因为1990年代以来的信息化革命以及相应的自动化进程，已经开始消灭沟通类的工种，而沟通类的工种是现代中产阶级所从事的主要工种。
有人说这波技术革命会跟以往的技术革命一样通过增加新的就业机会与新的经济部门，熊彼特就认为新产品以及新利润点可以通过“创造性破坏”将生产要素重新组合。然而沟通类工种是过往补偿旧工种消失的安全阀，它能姑且保证新产品带来的就业机会能暂且抵消旧市场的消失。正如我们所看见的某些技术与沟通类任务的自动化，例如网上购物，正在消灭实体购物店亦或者消灭实体购物店里头的就业人口，现在已经出现了无人收银的无人超市，指不定过不了些年数商店收银员的工作岗位就没了——而这在很多国家是中产偏下的最大的就业部门。因为新媒体的崛起，使得媒体行业的从业门槛逐步降低，这也威胁到了传统媒体业尤其是报社甚至某些广播、电视媒体的生存。电话客服与银行柜员说不定过不了一些年数就会被人工智能取代，甚至于律师的法律咨询行业人工智能都能操作。中产尚且如此，传统劳工阶级的处境就更不用想象了——看到《美国工厂》片尾曹国旺正在考虑大规模引入机器人/机械臂来取代他一直觉得不如中国工人驯服的美国工人么？你以为杨安泽提基本收入制度（UBI）是白左没事浪费国库公款说着玩的？
据麦肯锡发布的《美国工作的未来》调查报告显示，在未来十年内美国将有1470万年龄在18岁到34岁之间的年轻工人因自动化而失业，比例达到40%。行业方面，食品服务的相关工作预计将是年轻工人失业的最大行业之一，未来十年将失去80.4万个工作岗位。
对于50岁以上的人来说，行政的相关工作受自动化影响最严重，仅秘书和文书这两个职位就会有近100万名年长的工人被自动化取代。学历方面，拥有高中或以下学历的工人被自动化取代的可能性是拥有学士学位的工人的四倍。
这已经是现实而且严重的威胁。
新兴就业机会例如软件设计、在线信息提供与咨询业和网站建设兴许能填补一部分工作缺口，但是在线信息提供与咨询业准入门槛低、竞争激烈且收入水平通常不高——总而言之信息技术创造就业的速度恐怕远赶不上中产阶级工种消失的速度。更何况阿尔法狗对战柯洁的结果说明:人类是有可能会被计算机以及其他机器取代的，这还是自动化初期的阶段，恐怕计算机程序与新应用完全由计算机完成之前大量的中产阶级工种就被取代了。
有人说，现代资本主义还可以通过资本的地理扩张延续，你没看自从1990年非资本主义的苏东集团彻底瓦解之后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么？然而同样，市场的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国际旅行的便捷使得第三世界国家的码农或者其他白领工人都可以挑战发达地区的已经自动化的职位，其他国家的管理与专业人员也可以流动到他国求职。企业追求的是利润，而代价则是当地中产阶级薪酬的拉低以及技术官僚工种可能会被取代。
那么可不可以通过人人资本家的方式来延缓现在的结构性危机呢？然而自从里根—撒切尔革命之后，金融市场愈发有金字塔化的趋势，这也就意味着整体的金融市场愈脆弱。而所谓大市场的金字塔式交易，就是任何金融市场从低级的金融工具中产生出高级市场的历史趋势。在真实的社会活动中，所有的金钱都是对未来支付的承诺。因此金融专家们可以创造为未来支付承诺进行支付的承诺，并以此向上无止境地类推。贷款、留置权、股票和债券都是相对低级的金字塔式交易。对股票进行短期卖空、把债务抵押打包放进次级市场再交易、通过杠杆化实现收购、共同基金、对冲基金和其他复杂的交易方式，都是为金融工具的交易而建构的高级市场。原则上对可以继续叠加多少层并没有限制。更高级的市场能产生巨额数字，但把这些金钱转变为低级市场中的实物和服务则有困难，毕竟你不能一直指望资产价格上涨。人人资本家除非金融业成为主要就业部门（这个想想就不可能）或者人人都以投资为生——然而你能比金融圈的大户获得更多内幕消息么？最后的结果仍然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通过人人都能接受高等教育拿到高学历文凭能否适应技术革命的趋势？这实际上又是一种恶性循环，学历的攀比之风恶化了许多家庭的财政能力同时会拉低就业率，更何况技术革命不是就业增长的原因——根据Author和Dorn 2013年的调查显示，富裕国家最大的就业增长来自于低熟练度的服务业工种，这还是在这些人工成本低于自动化成本的前提下（马云前几年的无人超市唐突倒闭的一大原因就是在现在的条件下无人超市的自动化所带来的运营成本还是偏高的）。教育本身通过网络等方式逐步普及的又一后果就是某一行业教育市场很可能被少数几家公司垄断——这实际上又在缩小教育部门的就业机会。
还有一种，也是看起来最能续命的，通过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政策来力挽狂澜。这里头又有三种路线:①一种是政府与工会等草根利益团体联合干预抵制工作的自动化趋势，然而保护产能落后行业可能诱发社会士气低落不说，政治上也不可行——撒切尔能得势就是得益于工党政府的这类措施。②军事凯恩斯主义——说难听点就是德意日在二战之前做的事儿:通过军工生产拉高就业……这种我觉得你们掂量掂量到底值不，值得，玩的不好大家都得捡瓶盖。③我个人认为当前最可行的一种以及必须得做的一种，加强对于市场的监管以及缩短工时——这样能保护已有的就业，这个很多欧洲国家都在开始采用（你真以为每周工时35小时的主张是单纯欧洲人懒惰？你天天996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诱发产能过剩不说，失业率也增加了啊）——但是这毕竟是续命措施，就如同凯恩斯所言: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这更多倾向于保护既有就业机会而非提供新就业机会。政府通过扩大军队与公职人员队伍也可以，但是纳税人肯定抱怨政府浪费税金，所以这么做的政府很少，更何况，各国呼吁减税与反政府监管的主张完全自由市场的声音还算大着呢（例如美国前些年的茶党运动），你政府能不能顶得住也是个问题，但是选择这种路径，总比因为完全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导致自动化进程加快突然暴死的结果要好。我虽然不敢说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一定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就一定会结束，然而它实在已经是问题重重，沉疴遍地。
每一次变革期的时间点往往都是出现在政府因为自身的财政危机诱发的政治危机，例如英国革命源于查理一世为了筹措对苏格兰的军费而召集国会，法国革命源于路易十六为筹钱召集的三级会议，就连前些年崩溃的苏联也是如此。出这种事情的可能性比出大规模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容易，不排除会诱发暴力革命，然而，通过相对来说比较和平的政治进程实现某种政治与社会变革并不是不可能（就像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那样），中产阶级的结构性危机越是深化，选举政治的动力也愈发能激发出来，这时候就是我上文中提到的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为主流的左翼势力闪亮登场的时候了，而且此时的这类“左翼”势力实际上在政治上已经脱离建制变得激进化（也就是 @李君 提到的那种“应激性左翼”），前些年的英国科尔宾旋风（科尔宾虽然因为脱欧问题输掉大选，但是他的民生政策却仍然受到英国人——包括那些因为急着脱欧而投保守党的英国人的支持，这点保守党相比之下是绝对没优势的，这也是鲍里斯之前急着提前国会大选的原因）、美国的桑德斯旋风，甚至连美国的自由主义者都出了一个实际上的政治激进程度不亚于伯尼.桑德斯的伊丽莎白.沃伦，都显示了这种趋势。
最后，如果世界形势还是按照既定的形势发展（如果没有新世纪的左翼运动影响的话或者说在关键性的时间点左翼运动大失败的话），会是什么情况。鲍曼曾经在《工作、消费与新穷人》一书中暗示了一种未来社会的可能性:一群有熟练机能生活无忧且有充足消费能力的“公民”死死压在一群贫困化、无业且无消费能力的“新穷人”或者“弃民”身上的社会（伴随自动化的深入永远无法翻身的“弃民”会愈发增多），后者远不如19-20世纪的产业工人那样有组织化且无力反抗。理查德.罗蒂也在《筑就我们的国家》中预言未来会出现一个奥威尔口中的《1984》式社会，全球社会为少数”核心党”所控制[5]——技术革命的发展也使得《1984》里头的电幕到处监视每一个人的数字极权主义也成为可能，就像斯诺登与阿桑奇事件所揭示的那样。川普上台之后的右倾化态势也使得生态危机、族群冲突等问题迫在眉睫，政治气候也进一步的被毒化，现在整个地球都充斥着不满，就像一个随时会爆炸的高压锅，就看最后会出什么结果了。
参考
- ^ 至于某些极左翼势力基本没有，中左翼势力很弱，或者某种缝合的、与极端民族主义与社会保守主义密切联系的“保守左翼”（例如俄共）很强并且占据本国“左翼”主要生态位的后社会主义国家，那就……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 ^ 现今日本最大的左系党立宪民主党就是一个社会自由主义政党，虽然继承了旧社会党的地盘，理念却远不如旧社会党激进，并且这个左系党现在由一个日本新党出身的新保守主义者枝野幸男领导
- ^《华尔街日报》用的标题是《全亚洲最左翼的经济计划面临严峻的现实》 https://www.wsj.com/articles/asias-most-radical-left-wing-economic-program-faces-a-harsh-reality-11550652596
- ^ 《共产党宣言》的“中间等级”以及《资本论》的“中间阶级/中等阶级”说明马克思没有忽略“中产阶级”相关的问题
- ^原文可见: https://www.zhihu.com/answer/733576017
2020年全球左翼大反攻一开始只是个梗，只是和政治沾边才有点“严肃性”，所以，我认为这梗不是问题的重点，毕竟2020年还没到（笑）
以这一次英国大选为样本，这里面有着明显的代际差异，35岁以下（青年人）的投票状况和中老年人（45岁以上）有着巨大的差异。
看下面这张图会更明显
这个十分符合现在欧美群众的政治认识：
1.年轻人是激进政治的主力，他们很容易受左翼思想吸引，而且新自由主义现状也使得他们渴望替代方案。除此之外，还有些参加过民权运动的老人。
2.然而，因为red complex（恐惧左翼，恐共），很多人不敢自称左翼（或者是同情者），而且受到政党政治影响（例如美国的两党制），他们可能会喜欢某个候选人，但是由于各种因素（地域，家庭倾向）而不投该候选人的票。例如南方州的人投共和党多，就很容易随大流。
3.和年青人相反，中老年人是保守派主力。他们是社会主流，有钱，有社会地位，他们最容易变成保守派的铁票。
因此，只要继续这种议会政治，就一定是保守派（中老年人）占主导，他们有着最多的票，也有最大的话事权。而激进派会被守成的政治体制排斥，这不就是一种隐性的双标吗？
回到题目，左翼大反攻，一开始是指各国左翼（通过议会）上台，但是，这里的主动权在谁手上？民主体制一向是吸纳民意，消解激进的。甚至，这不只是代际差异，不只是左右之争，而是两个社会集团的矛盾。那么，真正的左翼大反攻，要靠什么？
有产阶级是直接通过普选制来统治的。只要被压迫阶级——在我们这里就是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就仍将承认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唯一可行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为资本家阶级的尾巴，构成它的极左翼。但是，随着被压迫阶级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为独立的党派结合起来，选举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选举资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不过，这也就足够了。在普选制的温度计标示出工人的沸点的那一天，他们以及资本家同样都知道该怎么办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相关阅读：
（数据不一定准确，但是反应了欧美的年轻人心态）
谈左翼不可不谈马克思。
在马克思博士的所有政见当中，有关于路易·波拿巴和他的帝国的那些，看起来是最令人忍俊不禁的。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对拿破仑三世十分看不起，并且认为他只是侥幸爬到那个位置的可怜虫而已，他的施政一无是处，他的帝国也毫无建树，对法国的进步完全起着有害的反面作用，除了抹消了法国的荣光外没有给法兰西带来任何东西。
在后来流亡到英格兰之后，从路易·波拿巴加冕称帝的那一刻起，他为报纸写的评论中，所有有关于法国的那些，都是差不多是一个调调：法兰西（第二帝国）正在崩溃，即将崩溃，已经崩溃，路易·波拿巴的戏已经演穿了，就快要退场了。
好在，在他把这个调调喊了差不多20年之后，法兰西第二帝国终于在普鲁士人的铁蹄下崩溃了，路易·波拿巴总算在他临死前的第三年黯然下台离开了法国，终于倒也没有让他的预言失准。
—— @匂宫出梦 《花与剑与法兰西》
那么光从预言与其预言的持续破灭性而言，马克思的“法兰西第三帝国崩溃论”和章家敦的“中国崩溃论”，有二十年毫无区别，唯一的区别在于二十年后路易波拿巴先生打败了最后一仗身除而为天下笑，而中国作为精明之巅如今却大有反超美国之势。从此时此刻看来，一为伟大导师一为跳梁小丑也是理所当然。
而高度等同于全球左翼大反攻的副导师预言
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
更是在此预言发表的26年后，也就是副导师死后20年方才验证。从后世看来自然是高瞻远瞩，但当时而言不知有多少看客以为是舌辩之士的好为大言。
所以，不要害怕预言失败，只要一直预言下去，总有赢的一天。而人民群众的记忆只有半个月的长度，只要能够活到预言验证的时刻，预言家的名号就是名副其实。
但我对预言家先生还是有不满的。预言家先生作为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居然比伟大导师更懒，不要说《资本论》，连公众号都要明天写、月末写、年末写、一直写，说到底还是一条懒狗。希望预言家先生在新的一年多多整理自己的思想，以及早日成为古铜色希腊系美男，迎接伟大的左翼大反攻。
伊拉克人民已经攻入美国大使馆了，左翼大反攻和入关同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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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湖南省理科状元由一位曾于2016年参加高考并取得全省第二名的考生实现，这一事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也勾起了人们对于教育体制、个人选择以及复读生现象的深入思考。事件本身： “回炉再造”的励志故事： 这位考生在2016年已经取得了全省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这对于绝大多数学生来说是梦寐以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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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底开始的上海房价全面快速上涨，这背后是一个多重因素交织的复杂局面。要理解这次上涨，我们需要剖析当时的市场环境、政策信号以及深层次的经济逻辑。首先，我们不能忽视的是 “后疫情时代”的市场情绪和资金流向。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受到冲击，但中国经济率先企稳复苏。上海作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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