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前，德国普通民众对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活动是否知情？

通过半隐秘的，串通性的“共谋”方式，让大家知情的。

当年不是有一句名台词吗？

“你懂的”

纳粹政权对犹太人的行动是分阶段的。一开始，对犹太人的驱逐和迫害是公共性的，通过煽动民众的民粹主义的方式来进行的。后来进行的法制化的迫害犹太人的行动，包括没收犹太人财产，剥夺犹太人权利，逼迫犹太人佩戴小黄星，关押和驱逐犹太人，都是公开法律辅以大规模宣传战来进行的，德国民众当然都知道。

但到了最后一步，进行灭绝犹太人的大屠杀的时候，纳粹政权的态度就不同了。因为这种行动已经击穿了所有人道的底线，而且放到世界上任何地方都难以说通，所以戈培尔在宣传上采取的策略有所不同。

戈培尔在1942年采纳了新的更为细致的方法操纵公共舆论。这位宣传部长虽然在1941年秋季掀起反犹运动，这一年却没有继续推进，反而进行降温。他在帝国境内竭力封锁有关具体措施的报道，警告纳粹党维也纳地方长官巴尔杜·冯·席拉赫在一个欧洲青年会议上发表公开演讲时，不要庆祝维也纳犹太人被驱逐，以防为国际媒体“批评我们”提供口实。当驱逐和屠杀犹太人的行动达到高潮时，《人民观察家报》和《进攻报》等纳粹主要报纸每个星期顶多只发表一到两篇反犹文章。在故事片上映前播放的新闻影片中，很少有关于犹太人的内容，短纪录片更是不涉及这一话题。纳粹党的主要报纸不久前还宣称“必须灭绝犹太人”，现在纳粹党为什么对掩盖细节这么关心？最明显的动机正如戈培尔坦率地向席腊赫所承认的，就是担心所有的具体事实都会被盟国用于反德宣传，盟国也确实如此。但是，还有一个原因。1942年，纳粹在试验两种影响德国民众的不同手段。一种是用规劝和辩论的方法直接教导，目的是把德国人民全部团结到国家社会主义中来。戈培尔在1941年11月发表《犹太人有罪》就是在尝试这种手段，而在整个1942年，当希特勒和戈林发表演说时、马丁·鲍曼向纳粹党官员做指示时，都在进行教导；在帝国之外，汉斯·弗兰克领导的波兰“普通政府”的官方报纸也是如此，而它还详细报道了欧洲德国占领区的驱逐行动实施情况。
除了直接劝导，戈培尔还发展出第二种更为慎重细致的新闻管理形式。德国媒体没有劝说读者把“灭绝”作为必需的政治和种族手段接受下来，而是以暗示的方法报道出人们已经了解到的消息，营造出一种串通起来的半保密感觉。媒体在1942年详细报道了德国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等盟友如何“解决犹太问题”，报道了强迫犹太人劳动、犹太区等问题，甚至报道了斯洛伐克的驱逐行动。记者们讨论斯洛伐克的“犹太问题”是否已经“得到彻底解决”，或者评论在欧洲东南部处理“吉卜赛问题”的要求。他们吞吞吐吐、语言含糊，谈到的内容与人们已经通过传闻和谣言了解到的相符。但是，媒体一直没有明说。戈培尔试验新策略时，需要默契合谋（有时还得靠压制），以便应付道德上的不安。
这样的结果或许正是“沉默的螺旋”（TheSpiralOfSilence）的范例。这个词语出现的历史较晚，在1974年由西德最著名的公共舆论研究者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ElisabethNoelleNeumann）所提出。当然，尽管她用这个词语说的是战后民主问题，不过她仍然深受1941～1942年的经历影响。当时她是一位年轻的记者，为戈培尔的《帝国》周刊撰写关于美国犹太媒体力量的文章。她强调公共舆论如何受制于私人性的、前政治的压力，这种思想观念可以回溯至纳粹独裁统治时期。根据诺埃勒诺依曼的理论，个体由于担心受到孤立和处罚，当感觉自己是少数派、潜在成员在减少时，倾向于保持沉默；同时，“多数派”的观点由媒体报道出来后，其道德地位得到增强和巩固。（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
………………
这种版本的“沉默螺旋”发生在私人领域，因为媒体不想就当前发生的事件进行大范围或公开的讨论；然而就在此时，它多次为灭绝行动找理由，并断断续续做出暗示，让人们把戈培尔和希特勒的抽象威胁和私下里流传的大规模屠杀联系起来。这样就营造出一种“不知而知”的感觉，人们不需要公开承诺，不用表态肯定，不会有道德责任感。

就德国人自己知不知道这个事情？当然知道，但他们即使不赞成做得这么绝，既无法，也不敢对这样的事情提出反对。同时还有一种奇妙“共谋”的心态——他们已经用了德意志民族的名义犯下了这样的暴行，我们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否则罪行一旦曝光，我们也要完蛋——让他们只能接受下这样的行为。

沃尔特意识到卡尔很是震惊，努力向他解释说：“起先我不理解，但是现在我知道了：这是事关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卡斯勒接受了希特勒挂在嘴边的口头禅，相信德国面临末世选择：“生存还是毁灭”。当卡尔坚持说，“但那是谋杀”，沃尔特又直接用媒体的话来回答：“一切已无可挽回，如果我们战败，他们将对我们以牙还牙”。

知情啊，美国oss的黑公关狂欢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