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前，德国普通民众对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活动是否知情？

二战结束后，关于德国普通民众对希特勒及其纳粹政权屠杀犹太人活动的知情程度，一直是历史学界和社会大众讨论的焦点。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说“知道”或“不知道”，因为事实远比这复杂，涉及到了信息控制、民众态度、个体差异以及历史叙事的演变。

首先，要理解纳粹政权的信息控制是相当严密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及其宣传机器孜孜不倦地塑造着德国社会的舆论。官方媒体，如报纸、广播，以及学校教育，都充斥着反犹的宣传。犹太人在其中被描绘成对德国的威胁，是经济危机、社会动荡的罪魁祸首，甚至是被描绘成劣等民族和敌人。这种持续不断的宣传，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众的认知，至少让他们对犹太人持有负面甚至敌对的态度。

然而，这种宣传并非直接告知民众“我们正在系统性地、大规模地消灭犹太人”。纳粹政权在实施“最终解决方案”时，采取了极其隐秘和欺骗性的手段。例如，犹太人被告知要被“重新安置”到东方劳动营，而不是被送往死亡营。大量犹太人乘坐火车离开，但究竟去了哪里，官方语焉不详，也从未进行过公开的详细说明。这种模糊和欺骗，使得普通民众难以确切知道发生了什么。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普通民众的零星知情。以下几个方面可能让一些人有所察觉：

犹太人的消失和财产被剥夺： 在德国各地，犹太人是社会的一份子，他们有商店、有邻居、有同事。当犹太人突然消失，他们的店铺被“阿里安化”（Aryanization，即转交给非犹太人所有），他们的财产被没收，这些显而易见的变化很难不引起周围人的注意。邻居、同事，甚至是一些与犹太人有经济往来的普通民众，都有可能注意到这些异常。
零星的目击和传闻： 随着战争的进行，特别是东线战事的推进，纳粹政权在占领区开始大规模屠杀犹太人。例如，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n）在东欧实施的集体枪决，以及集中营和灭绝营的存在，虽然被严格保密，但总会有一些信息通过士兵、铁路工人、当地居民等渠道零星地传播出去。一些了解情况的德国人，可能通过亲身经历或者听到战友、同事的描述，知晓了部分真相。
集中营的存在： 虽然灭绝营的恐怖是最后阶段才达到顶峰，但最早的集中营（如达豪）在很早就存在了，主要用于关押政治犯，但也包括犹太人。随着战争的深入，集中营的数量和规模都在增加。虽然普通民众可能不清楚集中营内发生的具体暴行，但集中营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
“特别处理”的含糊其辞： 纳粹文件和口头指示中经常使用“特别处理”（Sonderbehandlung）这样的委婉语来指代屠杀。虽然这个词本身可能足够隐晦，但对于一些参与其中的人来说，其含义并不难理解。而对于那些有接触或听到过相关信息的人，也会产生怀疑。
少数正直人士的抵抗和揭露： 虽然是极少数，但也有一些德国人良知未泯，他们试图帮助犹太人，或者在可能的情况下向外界传递信息。这些零星的努力，也侧面证明了信息并非完全被封锁。

然而，我们必须强调的是，绝大多数德国普通民众对“六百万犹太人被系统性地屠杀”这一事实的了解程度，很可能停留在模糊的感知层面，而非清晰、完整的认知。许多人可能知道犹太人受到迫害，被剥夺权利，甚至被送往东方，但很难想象到灭绝营里正在进行的、工业化的死亡制造。

另外，即便是一些人有所怀疑或听到传闻，也存在几个原因让他们选择沉默或不去深究：

恐惧： 纳粹政权对任何形式的反对和质疑都毫不留情。质疑或揭露纳粹的罪行，轻则被开除公职、监禁，重则可能面临死刑。在这样的高压统治下，大多数普通人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的安全。
麻木和冷漠： 战争的残酷、长期的宣传，以及对自身困境的关注，可能让一部分人对其他人的苦难变得麻木。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家庭、食物和安全，对犹太人的命运可能没有太多精力去关注。
自欺欺人： 有些人可能不愿意面对令人不快的真相。他们更愿意相信官方的宣传，或者采取鸵鸟政策，不去思考那些可能让他们感到不安的事情。
缺乏直接证据： 即使听到了传闻，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很多人也难以完全相信。尤其是在官方信息和传闻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时。

战后，许多德国人声称自己“不知道”真相，这其中包含了真实的无知、选择性的遗忘，以及对自身责任的逃避。历史学家们通过大量的文献研究、幸存者证词以及战后审判等途径，逐渐还原了历史的真相，也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了那个时代民众的复杂心理和认知状况。

总而言之，二战结束前，德国普通民众对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活动并非完全无知，但他们的知情程度差异巨大，且普遍受到宣传的误导和信息封锁的影响。很多人可能察觉到一些迹象，听到一些传闻，但难以形成对整个屠杀规模和性质的清晰认识。同时，恐惧、麻木和自欺欺人等心理因素，也促使了许多人选择沉默或回避真相。

网友意见

通过半隐秘的，串通性的“共谋”方式，让大家知情的。

当年不是有一句名台词吗？

“你懂的”

纳粹政权对犹太人的行动是分阶段的。一开始，对犹太人的驱逐和迫害是公共性的，通过煽动民众的民粹主义的方式来进行的。后来进行的法制化的迫害犹太人的行动，包括没收犹太人财产，剥夺犹太人权利，逼迫犹太人佩戴小黄星，关押和驱逐犹太人，都是公开法律辅以大规模宣传战来进行的，德国民众当然都知道。

但到了最后一步，进行灭绝犹太人的大屠杀的时候，纳粹政权的态度就不同了。因为这种行动已经击穿了所有人道的底线，而且放到世界上任何地方都难以说通，所以戈培尔在宣传上采取的策略有所不同。

戈培尔在1942年采纳了新的更为细致的方法操纵公共舆论。这位宣传部长虽然在1941年秋季掀起反犹运动，这一年却没有继续推进，反而进行降温。他在帝国境内竭力封锁有关具体措施的报道，警告纳粹党维也纳地方长官巴尔杜·冯·席拉赫在一个欧洲青年会议上发表公开演讲时，不要庆祝维也纳犹太人被驱逐，以防为国际媒体“批评我们”提供口实。当驱逐和屠杀犹太人的行动达到高潮时，《人民观察家报》和《进攻报》等纳粹主要报纸每个星期顶多只发表一到两篇反犹文章。在故事片上映前播放的新闻影片中，很少有关于犹太人的内容，短纪录片更是不涉及这一话题。纳粹党的主要报纸不久前还宣称“必须灭绝犹太人”，现在纳粹党为什么对掩盖细节这么关心？最明显的动机正如戈培尔坦率地向席腊赫所承认的，就是担心所有的具体事实都会被盟国用于反德宣传，盟国也确实如此。但是，还有一个原因。1942年，纳粹在试验两种影响德国民众的不同手段。一种是用规劝和辩论的方法直接教导，目的是把德国人民全部团结到国家社会主义中来。戈培尔在1941年11月发表《犹太人有罪》就是在尝试这种手段，而在整个1942年，当希特勒和戈林发表演说时、马丁·鲍曼向纳粹党官员做指示时，都在进行教导；在帝国之外，汉斯·弗兰克领导的波兰“普通政府”的官方报纸也是如此，而它还详细报道了欧洲德国占领区的驱逐行动实施情况。
除了直接劝导，戈培尔还发展出第二种更为慎重细致的新闻管理形式。德国媒体没有劝说读者把“灭绝”作为必需的政治和种族手段接受下来，而是以暗示的方法报道出人们已经了解到的消息，营造出一种串通起来的半保密感觉。媒体在1942年详细报道了德国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等盟友如何“解决犹太问题”，报道了强迫犹太人劳动、犹太区等问题，甚至报道了斯洛伐克的驱逐行动。记者们讨论斯洛伐克的“犹太问题”是否已经“得到彻底解决”，或者评论在欧洲东南部处理“吉卜赛问题”的要求。他们吞吞吐吐、语言含糊，谈到的内容与人们已经通过传闻和谣言了解到的相符。但是，媒体一直没有明说。戈培尔试验新策略时，需要默契合谋（有时还得靠压制），以便应付道德上的不安。
这样的结果或许正是“沉默的螺旋”（TheSpiralOfSilence）的范例。这个词语出现的历史较晚，在1974年由西德最著名的公共舆论研究者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ElisabethNoelleNeumann）所提出。当然，尽管她用这个词语说的是战后民主问题，不过她仍然深受1941～1942年的经历影响。当时她是一位年轻的记者，为戈培尔的《帝国》周刊撰写关于美国犹太媒体力量的文章。她强调公共舆论如何受制于私人性的、前政治的压力，这种思想观念可以回溯至纳粹独裁统治时期。根据诺埃勒诺依曼的理论，个体由于担心受到孤立和处罚，当感觉自己是少数派、潜在成员在减少时，倾向于保持沉默；同时，“多数派”的观点由媒体报道出来后，其道德地位得到增强和巩固。（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
………………
这种版本的“沉默螺旋”发生在私人领域，因为媒体不想就当前发生的事件进行大范围或公开的讨论；然而就在此时，它多次为灭绝行动找理由，并断断续续做出暗示，让人们把戈培尔和希特勒的抽象威胁和私下里流传的大规模屠杀联系起来。这样就营造出一种“不知而知”的感觉，人们不需要公开承诺，不用表态肯定，不会有道德责任感。

就德国人自己知不知道这个事情？当然知道，但他们即使不赞成做得这么绝，既无法，也不敢对这样的事情提出反对。同时还有一种奇妙“共谋”的心态——他们已经用了德意志民族的名义犯下了这样的暴行，我们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否则罪行一旦曝光，我们也要完蛋——让他们只能接受下这样的行为。

沃尔特意识到卡尔很是震惊，努力向他解释说：“起先我不理解，但是现在我知道了：这是事关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卡斯勒接受了希特勒挂在嘴边的口头禅，相信德国面临末世选择：“生存还是毁灭”。当卡尔坚持说，“但那是谋杀”，沃尔特又直接用媒体的话来回答：“一切已无可挽回，如果我们战败，他们将对我们以牙还牙”。

知情啊，美国oss的黑公关狂欢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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