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土改以前，很多地主的绰号都叫「某善人」？

简单，只需要遵守一条基本法就可以。

那就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首先，绝大部分地主其实没必要（是没必要，但绝对不是没有）像其它答主说的那样，非得要做点违法乱纪的事。就好像如果不欺男霸女、巧取豪夺，就没法证明自己是一个合格地主一样。

绝大部分的地主，还是在“依法治地”的，因为就算不用那些手段，他也是稳赢。

地主给地上重租，租地的农民不堪重负，全家饿死，请问这怪地主吗？

那请问地是不是地主的？地主能不能随意处置自己的土地？

换句话说，就算地主宁可把这块地荒废，也不给旁边快饿死的一家农民种粮食交租救命，这在当时（恐怕还有现在）的法律里，算是一种违法行为吗？地主有什么错吗？

在这种情况下，地主老爷给一个馒头活大家一天的命，如果他不是“善人”，那请问连一粒米都无法分享的你又是什么？

我当然知道地主家有满满一屋的粮食和耕种不完的地，但那是他私有的啊！和你们有什么关系？那不是你们的啊！

但是你以为不卖自己的地就没问题了？在上述前提下，资产总体流向是倾向于更多的一方的。比方说遇上灾年或者突发灾难（饥荒），作为资源更多的一方，他比你们更扛得住，而你们只能卖地求生，那他的土地自然兼并的越来越大。

哦，你问地主家的地怎么来的？他/他祖上十分努力，争取来的（这个确实是真的）。走的就是上述流程，绝对合法。

因为他们这地是合法挣来的，他们曾经比你们努力，所以你们就该饿死。这不是理所应当的道理吗？

你瞧，东西都是他的，一切都合理合法，他们甚至还施舍了你们点东西，这不是大善人吗？

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前提下确实是这样的

结果某一天来了一帮明火执仗的“强盗”，明知道地和粮食都是地主合法所有的，居然还把这些东西抢了出来分给快饿死的人们，受了委屈的地主们反抗，结果还被镇压了。

就因为所谓的“财产公有”。

你因为努力而多劳多得是应该的，但是当你所获得的东西开始妨碍了大多数人更好的生存，那你所多拿到的东西就得被分享。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不该拿那些东西，而是因为其他人比你更需要。

这个理念确实不讲“道理”，我知道地主中有很多清清白白的好人，但是即使是这些人，地也得照收不误，可能有所补偿，但是绝对没有他的损失来的多。

这就是在用本朝的剑斩先朝的官，你要说这是抢劫，那你还真说对了，强行多拿走你的东西，确实严重侵犯了你的合法财产。所以，请问你守本朝这个法不？（上膛）

要问为什么？就因为地主们在尊纪守法，努力工作，合理获得个人所得的时候，大多数人正在饿着肚子。

额，我想再重复一下，，，大部分地主真的用不着非得要强取豪夺，搞得天怨人怒，才能稳定扩大自己的资产，他只要保证一切正常来就行，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快慢不同而已。

所以很多答主说自己家的地主祖上是怎样一个好人，我是可以相信的。

我举的例子比较极端，地主也不至于非得要让租地的活不下去，但是为了利益最大化，把租子尽量抬到极限，让农民维持最低生活条件（极低），这个是普遍存在的。由于个体情况不同，这户的能半饱，可能就要了另一户的命了。这可能不是地主们的本意（当然这个结果也在他们预料当中），但确实是他们造成的结果。

地主不是天生的吸血鬼，但是，尊纪守法的他们让大部分人不能好好活着也是真的。所以，无论是怎样的地主，是善人还是魔鬼，我们都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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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好多评论都觉得我把地主想的太好了，好像我在给那帮地主洗地似的，给我列出地主们这些那些恶事来论证地主阶级的恶。说真的，那些我都相信，甚至很多案例都不如我想象中更黑暗。。。。。。

但其实我这篇文章是这么个意思的：

“即使地主们真的有我说的那么好，那么农民的情况也不会得到根本改善”。这就不是一个人品问题！

我这已经是最好情况了！可推演结果还是这么糟！这是谁的错吗？请问是换谁当地主就能皆大欢喜了？

“私有制是万恶之源”！

1927年5月中共临时顺直省委成立，北方局因为受到严重破坏而撤销后，在天津的顺直省委由中央直接领导，管理顺直地区（原直隶省和顺天府，即今河北和天津、北京两省一市的区域）党的工作，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打倒新旧军阀、建立红色政权的北方工作方针，1930年顺直省委改组重建北方局。在顺直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原天津地委改组为顺直省委直属的天津工作委员会，之后改组为天津市委1927.8-1928.11，天津特区委1928.11-1929.1，天津工作办事处1929.2-1929.4，天津市委1930.4-1938.9）,天津的革命斗争走出暂时的低潮，进入新的阶段。天津市五村农民反霸斗争就是这一阶段天津革命斗争的典型事例。

天津党组织正在当地几个大纱厂开展工运运动，负责人傅懋恭（又名彭真）经纱厂工人得知当地盐商“李善人”家族强赖佃权的恶行。

“李善人”家族是天津显贵“八大家”的后起之秀。李家的第一代李春城开始只是一个小盐商，太平天国时期，南方战乱，李春城冒险取官方的盐引到南方贩盐，打下家业。他供着四个儿子考取或捐买功名，有两个还放了大官，又花巨资仿苏州修了一个私家园林，称“荣园”。有人说这荣园比乾隆皇帝当年在海河边修的柳墅行宫（已毁，原址在现金阜桥东岸）还要好。民国初年，李家第二代和袁世凯、曹锟结了儿女亲家，在地方上也有官方职务。此时的李家可谓顺风顺水，除了盐业，还投资工商业，开纱厂银行药店米店，投煤矿，在天津的房产就有一千多处，清朝时李家还曾是“揽头”，替旗人经营土地，这时，这些土地都入了李家名下，仅河西小刘庄一片的土地就有15顷，与佃农的土地争端就发生在这里。

现在的李家后人在媒体上说，“李善人”的名号是清庭给封赏的，为表彰李家在老城东南角开粥厂，救济贫民的善举。实际情况是，李家财大，开粥厂等慈善事业确实是挑头的（也有说法他家在组织慈善中得利），但“善人”名号却是自己炒作的。当时李家雇一些知名艺人，把“冰窖胡同李善人”唱到戏曲里，加上李家老夫人信佛，李家做席时不吃鸭子，“善人”名号很快在天津就叫开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落败，“李善人”家失了靠山，被奉系狠狠敲了两次竹杠，为避免树大招风，第三代十兄弟选择分家，避入英租界，而且收入锐减。

这时，为了弥补亏空，李家开始打小刘庄土地的主意。小刘庄周围五村（小刘庄，小滑庄、东楼村、西楼村和贺家口），清初跑马圈地，五村农民沦为清朝贵族的佃户，之后给了佃农一些补偿：佃农有永租权，永不退佃，永不加租。清末和民国天津多次战乱，小刘庄附近农民依赖这个协议，尚可勉强度日。“李善人”家此时受当权者欺压，便转嫁压力，宣称“永佃不加租”协议无效，想赶走佃农，收回土地，改成雇工种地（雇农比租佃获利多，不仅不用养活劳力全家，还能直接干预农业生产），在1926年诉讼初审中获得法院支持。强行收田可称断人活路，附近纱厂的工人有很多是五村农户的子弟和亲属，一时群情激愤。

彭真决定指导这场农民斗争。傅懋恭在当地农民领导人甄元和家的三合院建立“国术馆”，实为农会总部，积极领导斗争和培养农会骨干，顺直省委成立后，农民反霸斗争直接由天津市工作委员会领导，1928年斗争达到高潮，大批农民和纱厂工人举行游行，揭露“善人”恶举，李家只得暂时服软。

1929年彭真被王藻文（顺直省委第二任书记）等叛徒出卖，被捕入狱，李家第三代李宝诜乘机多次企图反扑，一方面挑起多轮诉讼。在盐商的紧逼下反霸斗争在中共领导下再次达到高潮，1934年，五村农民连同附近裕元和北洋两个纱厂的产业工人6000余人包围天津高等法院示威，发布《五村佃农哀告书》，引发了全国的舆论注意，盐商的图谋被一一挫败。1935年彭真出狱后，担任天津工作组组长（领导天津市委和冀东、冀南特委），在领导天津的抗日就亡运动的同时，依旧关心五村农民运动进展。同年，李宝诜收买谦德庄流氓团伙强行驱赶佃户，在天津市委领导的农民运动打击下，图谋再次失败。

37年日本侵华，李家的盐业被停，银行被解散，因为市场凋敝，李家的工商业也走下坡路。但李家拒绝日本的利诱，死抓住亏损的煤矿不给日方使用，也不出任伪职。因为经济日紧，出让了不少资产，土地争端也暂时平静下来，之后有小的起伏。

建国后，李家选择与政府合作，让了地，将商铺与政府合营，并把已经破败的私人园林捐献给国家，该花园经修缮后改为公园，张学良胞弟张学铭将这件事讲给毛主席。毛主席提笔给取名为“人民公园”，意为昔日供资本家和富豪们游乐的园子，改而作为公园为人民服务，另一个隐含的意思，李家总体为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既然事情最终解决了，以前的那些不是，也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

如今的天津地委（市委）各历史阶段的旧址在平房改造中相继拆除，原仁爱里旧址展馆移展到山西路的天津建党纪念馆新馆，五村反霸的事迹我最早就是在那里看到的。人民公园是天津市的市级公园，公园内山水环绕，园内有游乐场和许多文化设施，市民悠闲地游园，当年李老太太念佛的祠堂改为圆通显密殿，再次香火缭绕，公园西南角的藏经阁改为三联书店，毛主席题字的“人民公园”在南门口牌坊上金光闪闪。出了南门一千米，是五村反霸总部的故地，原来的三合院在95年危房改造中拆除，周围都改为楼房，故址原地辟为街心公园，叫西苑公园，园内修有红顶四方亭。名为‘怀翁亭’，为纪念彭真而建，亭边有一个棵五六层楼高的臭椿树，已有百年树龄，是近代津门风云的见证者。

我在另一个回答里提到过：

《飘》，都看过吧？你觉得主角一家是善人吗？

那当然是善人。

但这不妨碍他们蓄养和使唤黑奴，是奴隶主。

奴隶主和“善人”的身份并不冲突。在远古时代，屠杀敌对部落时，留下幼崽不杀，充为奴隶，这就是善了。在封建时代，皇帝治臣子的罪，主犯斩首，无辜被连坐的留个全尸缢死，这也算作善了。在北美种植园时代，奴隶主们骑着马，挥着马鞭，强迫黑奴们种植棉花，晚上给奴隶提供一所马棚住下，每月给口肉汤喝，这都算作善了。

不过，各位觉得，他是“善人”，就不该把他所代表的阶层扫进历史垃圾堆，实现黑奴的解放吗？

他顶着“善人”的头衔，不妨碍他到奴隶集市去买卖黑奴，不妨碍他扒开黑奴的嘴巴看看牙齿，不妨碍他购买女奴给奴隶“配种”，不妨碍他豢养恶犬阻止黑奴逃脱。在当时，这都是天经地义的行为，不算作恶。在《飘》里，北军即将打过来让黑奴得到解放时，黑奴们的举动，反而要被视为“恶”了。

所以，善与恶，真的是绝对的善与恶吗？恐怕只是相对的善与恶，要看道德标准在哪，看法律准绳在哪，看社会当时的制度体系是什么。

很多人给民国和地主还有乡绅们翻案，嘴上说这个是善人，那个是“乡贤”。

这就如同现在给种植园的奴隶主们翻案：这个是富家公子，那个是楚楚动人的淑女小姐，还有善良可亲的种植园主大人……

可是，若是说得不客气一点：退一万步来说，他有一万个好，也抵不过他囚禁和强迫黑奴工作这一个恶。

这就是社会制度使然。

我们回到题目，切题地讲：土改之前的地主，他被称为“善人”，他善在哪？他可能大方地买下穷人家的孩子回家做工，他可能给包身工吃顿饱饭，他可能让包身工住在柴棚里，而不用和马跟驴子睡在一起。

但更先进的社会制度要到来了，更广泛的自由要到来了，劳动人民要住在瓦房里了。

他的善行，同样的行为一模一样地不变：买卖他人的自由权、让包身工住柴棚……这些行为原本可以叫作“善”的，在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道德准绳下，全部都可以叫作“恶”。

他是不是善人，重要吗？正如《飘》里的奴隶主，那些奴隶主们是不是好人，重要吗？

他是奴隶主，他买卖和强迫奴隶工作，这就够了。

那些给善人还有乡贤招魂的，恐怕本意也不在于他善不善，他更想招的，是可以蓄养奴隶的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吧。

再多说一句：

原题所引用的，所谓“善人”，是乡间称呼。就比如说，解放前你到山道上跑货，遇到一群土匪抢劫，你心中一万个MMP，嘴上还要说：各位好汉，小的无意间冲撞了贵宝地，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他真的是好汉吗？他那土匪窝真的是宝地吗？不过形势比人强，不得不服软。

所以我这回答说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当下，他自己真觉得自己是善人的，这种人，在新的社会制度到来时，他也应当和他的阶层一起退出历史舞台。第二种，是在当下还明确地作着恶的，不过形势如此，别人不得不服个软，称他一声善人。

这两种，且不说谁更可恶，都是旧制度的产物了，就让他们被彻底地埋葬了吧。

我发现一件怪事。

所有人都夸自己的祖辈、家人是好人，勤俭仁慈善良，清正廉洁，有口皆碑。

既然每个人的祖辈都是好人，那么民国时期那么多干坏事的，贪污腐败的，坑蒙拐骗的，欺男霸女的，打家劫舍的，都是谁？

莫非他们都是外星人，干完坏事就走了？或者他们都绝后了？

如果不是这两个原因，那就必然有人说假话，而且说假话的人不少。

越缺啥，越叫啥。

阿斯塔波、渊凯、弥林那帮奴隶主也叫善主、贤主、伟主呢（good/wise/great masters）

这是个好问题，背后隐藏着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封建社会中地主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地主在农村之中绝不是仅仅出借土地和金钱换取经济利益。回答了这个问题，就能明白为什么历朝历代土地兼并屡禁不止，但是49年后国共两党都能推行土改，快速消灭掉这个阶级。

简而言之，在封建社会中，地主填补了乡村社会与官僚系统中间的空白。他既是整个官僚系统在乡村的延伸，服务于政府；又是乡村社会的统治者。一方面地主代政府征税，维护农村稳定；另一方面地主也会出面维护本乡本村的利益。

在一个前现代化的官僚系统中，政府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直接统治乡村。晚清共设一千四百多个县管理四亿人，平均下来一个县要管理30万人，但一个县通常只有数十人可供知县调遣。依靠一个知县，数十个衙役直接管理30万人显而易见是不现实的。政府不得不依靠一些非正式的机构来控制乡村，一方面是雇佣各种非正式的衙役，例如师爷，白役，书手（管理税赋，田地归属等资料的人）等；另一方面与半官方的乡、里、保、甲和各类民间组织合作。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必然会依赖地主的影响力来管理农村。

相对于地主在政府中扮演的角色，其在乡村中扮演的角色要复杂得多。首先，正如前文所述，地主在乡村是政府意志的代言人。但地主绝不仅仅是政府的税收工具，地主是为了其自身，不是政府的利益而行事。官僚系统无力触及农村使得地主在多数情况下成为了事实上的统治者，在乡村管理，水利，祭祀，治安等事务上发挥影响力。作为事实上的统治者，地主从本村攫取利益，所以他的利益同他所处的农村高度绑定。他需要对外保护本村，对抗盗匪，外村，政府等危及本地利益的势力（当然有些时候地主的利益不限于一村，但道理是一样的）。除此之外，地主很多时候也是宗族的领导人，本族的支持有助于地主扩大其影响力。相对的，地主需要扶持本族的贫苦分子，保护他们的利益以维持宗族的向心力。

这样一来，答案就很明显了。地主阶级是官僚系统无力直接统治乡村的产物。地主的存在价值仅限于官僚系统无力直接统治乡村的情况下。对地主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去进行道德批判是没有意义的。消灭地主阶级不是因为地主多么多么好或者是多么多么坏，是因为地主在新社会中没有存在的意义了，仅此而已。

说明那时候的老百姓还是很自尊自爱的，地主给饭吃了才喊一声善人。

现在都是直接喊爸爸/老公，还是国民级别的。

地主就像西方神话里的魔鬼，你和魔鬼做交易，也许可以救你一命，但牠会拿走你珍贵的东西，你活下来发现自己比以前更凄惨了。

古代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农业体系非常脆弱的，产量低/无法抗拒天灾，动不动饿殍遍地、吃树皮、卖儿女都是常态。

我请问，在你家里没有一粒粮食，只剩几亩地一头老牛的时候，怎么办呢？

你只能把值钱的生产资料低价卖出去，卖给谁呢？地主呗。

所以一到饥荒，土地、牲畜、人口都会变得极端便宜，因为粮食的价格贵如黄金了。

那时候，粮食=生命权，谁握有粮食谁就是予取予夺的神。

所谓的地主都是手里有余粮的，在饥荒年景，就是一大笔购买力无限升值的储备资金，他们会拿陈粮廉价收购周围农户的人口、财产。

劳工价格降低到一把糠干一天——招募大量穷人，修房子起楼；（还可以对外说我以工代赈了）；
美少女价格从20元降低到20斤小米——买10个，当小妾和奴婢；
田地价格从10元降低到100斤小米——有多少买多少；

每次饥荒，都是地主实现财富升级的机会。

或者说，

每次饥荒，都是整个地区的财富、土地、生产资料朝地主手里集中的机会。

结果就是：富者愈富，贫者更贫；下次饥荒，贫者更惨，直到被淘汰（家族全灭）。

单次饥荒中，对于还有财物来交易的农民而言，你是失去了一切，但是获得了活下去的口粮啊。

《清季一个京官的日记》是清末京官李慈铭写的，此人特别喜欢在日记里记账，因此从这本书里可以窥见清末官员的消费与生活。
他有一次特别记录到：河南大饥荒，大量用于贩卖的人口涌入北京人口市场，人口变得特别便宜，于是他趁机买了两个美女当小妾，因为便宜拿了好货而沾沾自喜。这是典型的抄底行为。

以杨白劳为例，遇到饥荒，粮食颗粒没有，也买不起，只能卖掉喜儿活命，黄世仁一袋小米接手喜儿，转手40银元卖给人贩子；人贩子带着喜儿去北京又卖给京城批发商，60元；然后喜儿被窑子买走，80大洋。

这件事里杨白劳会怎么想呢？不卖女儿，是父女二人齐齐饿死；卖掉喜儿，自己能活，喜儿也能活（虽然不知道会不会被卖进窑子里或者被东家凌虐）；

而且患得患失、紧张的不得了的是杨白劳，他担心买家看不上喜儿，卖不出好价钱来，那样大家得一起饿死；那黄世仁就随便砍价呗。

你说交易后，杨白劳啥心情，只能抱着黄世仁的小米哭着叫：“您真是大善人啊！”

当然饥荒过去，杨白劳真的一无所有了，只能卖身为奴为黄世仁赚法拉利了，不过在那个世道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呗。

但是地主成为“善人”是有前提的：你得有值得抄底的有价值之物：田地、牛马、儿女、自己的力气等等；

若是你的东西他看不上或者你没有，你等着活活饿死即可。

现在不也这样，很多人寅吃卯粮入不敷出，找到一个快捷网上放高利贷的地方，还感激的喊人家爸爸呢。

我说说我们那里的地主吧。

解放前，我们那里的耕地拥有十分悬殊。大地主有上千亩耕地，中农一户几口人有三十亩左右，贫雇农很少或没地。当时田地产量是一个成年人完全吃饱需要5亩地的粮食。地主不是黄世仁那样用恶霸行为，欺压长工佣人，逼得人卖儿卖女。他们的土地拥有是很多代人不断地从灾荒年破产的自耕农手里买来的。当时地主经营的方法是，耕地、种子、工具等所有生产资料都是地主家的，给地主种地的人付出劳动力，生产出来的粮食三分之二归地主，三分之一给种地人。

我们那里，地主家大量的土地不是使用黑恶行为从贫苦农民那里巧取豪夺来的，是在灾荒年通过资本优势以低廉的价格从破产农民手里买来的。地主家的长工一日三餐都是可以吃饱的，过年过节也会发福利。地主和长工只有贫富差距和雇佣关系，没有人格尊严上的差距欺压或人身控制。地主经营耕地的方式也是完全和平的状态下商谈好的。

地主有时候接济很穷的人，在饥荒年，多数人严重挨饿，地主开粥厂让所有穷人来吃，当然也不是免费的，地主会启用一些土木工程，让饥荒中的人干活换取食物和报酬，这种报酬当然不高。但是很多人不怎么好好干活，吃完粥就溜了的大有人在，地主也不追究。

当时有的人穷得很厉害，没有田地，没有房子，常年靠给人干活寄住在别人家里。有的人欠钱还不起，过年时就跑到外地，或者躲进家里柜子里。这些穷人，有的是种地破产的，有的是家里人有病有灾造成的，也有不勤劳造成的。中农常年也只能吃个半饱。当时大多数穷人对于地主的经营和生活方式没有觉得是不合理的，很多人认为是地主的帮助他们才能度过灾年。

我认为，我们那里地主经营土地的方式是类似一种没有任何政府调控和社会保障下的土地资本主义，地主和种地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人格上平等的雇佣关系，地主拥有大部分生产资料，种地人有自由出卖劳动力的权利。这种耕地经营关系是一种完全的市场经营关系，劳动力价格是双方谈好的。同时，大地主由于拥有很多耕地，所以少数几个大地主就成了垄断甚至寡头，他们依靠土地资本的市场力量对于劳动力价格和土地价格有很大的议价权，灾荒年尤其如此（这种控制当然也不是完全的），所以会维持或者扩大贫富差距，而当时政府没有控制贫富差距扩大化的行为，更没有保障穷人不饿死冻死的行为。除了这些以外，这些地主拿出一小部分财产来接济穷人也是真的。

我觉得这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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