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微博用户麦烧同学和弦子与她的朋友们被央视主持人朱军起诉？
事件的起因：
事情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14年，受害人弦子（化名）在网络上发文，指控央视主持人朱军在2008年对其实施了性骚扰。随后，她与几位朋友，包括微博用户“麦烧同学”，也公开表达了对弦子的支持，并发布了相关内容，其中可能包含对朱军的指控或对事件的讨论。
朱军方的回应与起诉：
面对这些指控，朱军方坚决否认，并认为弦子及其支持者的言论侵犯了他的名誉权。因此，朱军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弦子、麦烧同学等人停止侵权，并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案件的审理与进展：
这场诉讼可以说是“漫长”且“充满波折”。
初期： 弦子和麦烧同学等人虽然站出来发声，但在法律程序上，她们更多地是以被告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上。当时的证据收集、证人作证等方面都面临不少困难。
公开讨论与舆论： 随着事件的公开，关于性骚扰、职场权力滥用、女性权益保护以及言论自由边界等话题，成为了公众讨论的焦点。许多人对弦子表示同情和支持，认为应该给受害者发声的空间。同时，也有人对朱军的清白表示关注，或者对网络上的指控持谨慎态度。
法律层面的挑战： 性骚扰案件的举证往往是比较困难的，尤其是在事隔多年后。很多时候，受害者只能依靠自己的陈述，而缺乏直接的物证或证人。这给司法审判带来了挑战。
司法判决： 案件经过一审、二审等多个司法程序。在公开的信息中，法院最终判决弦子、麦烧同学等人构成名誉侵权，要求她们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比如删除相关内容、赔礼道歉等。
各方观点与争议：
支持弦子和麦烧同学一方的观点：
鼓励受害者发声： 认为应该支持敢于站出来指控性骚扰的受害者，即使证据不充分，也应该给她们一个发声的平台。
权力不对等： 指出朱军作为公众人物和知名主持人，与弦子之间存在明显的权力不对等，这使得性骚扰的发生可能性增加，也让受害者在指控时面临巨大压力。
“MeToo”运动背景： 这起事件与全球范围内的“MeToo”运动相呼应，很多人认为这是女性争取自身权益的重要一步。
对判决的质疑： 一些人认为法院的判决未能充分考虑到性骚扰的复杂性和举证的困难，对受害者不够公平。
支持朱军一方的观点（或对指控持保留态度）：
名誉权保护： 认为任何人都有权维护自己的名誉，不应被不实的指控所损害。
法律程序： 强调法律程序的重要性，一切都应该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审判，不能仅仅依靠舆论或“我相信”来定罪。
证据不足： 认为在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对公众人物进行指控是冒险的，可能对当事人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对判决的认可： 认为法院的判决是基于现有证据作出的，是公正的。
事件的意义与反思：
这场诉讼虽然在法律层面上有了结果，但它所引发的社会讨论和反思是更深远的：
1. 性骚扰问题： 它再次将性骚扰这一敏感但普遍存在的问题带到公众视野，引发了对如何界定性骚扰、如何保护受害者、以及如何收集和固定证据的深入思考。
2. “MeToo”在中国语境下的挑战： “MeToo”运动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实践和挑战，在中国，由于文化、法律和社会环境的差异，受害者发声面临着更多阻碍，如何在中国语境下更好地推进“MeToo”也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3. 言论自由与名誉权： 麦烧同学等人的行为，是在表达支持和讨论，但最终被判定为侵犯名誉权。这引出了一个关键的讨论：在公共事件中，公众的讨论空间有多大？如何在保障言论自由和保护个人名誉之间取得平衡？
4. 法律证据与社会认知： 法律判决有其严格的证据要求，但社会大众的认知和情感支持也可能存在。如何弥合法律事实与社会认知之间的差距，也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5. 对权力运作的审视： 事件背后隐约可见的权力结构，也促使人们反思在职场、社会中，权力如何被使用，以及如何防止滥用。
总而言之，麦烧同学和弦子与她的朋友们被朱军起诉的事件，不是一个简单的名誉权官司，它触及了性骚扰、女性权益、言论自由、证据规则等多个社会议题，深刻地反映了在当下的中国社会，这些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它促使我们更广泛地思考，如何在尊重法律的同时，也为受害者提供更好的支持和保护，并促进社会向更公平、更健康的轨道发展。
网友意见
10月2日更新：补充时间线。
2014年6月10日，在央视《艺术人生》栏目组实习的弦子被主持人朱军在化妆间猥亵，因为阎维文等人进入化妆间，朱军停止猥亵，在5分钟的过程里弦子表示了拒绝。
2014年6月10日，弦子与同学、亲属沟通询问应该怎样处理，得到的回复是不要声张。
2014年6月11日，弦子与Z老师沟通，Z老师建议弦子报警，在Z老师、Z老师的朋友（身份为律师）和同学的陪同下，弦子前往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羊坊店派出所报警。警方对弦子和Z老师分别作了笔录，在完成1个小时的笔录后，警方前往央视，在出事的化妆间进行现场调查并调取了监控视频，稍晚，警方在弦子的贴身衣物上进行DNA提取，并向弦子等人播放了监控视频。在视频回放过程中，警方指着弦子擦嘴的画面说，“这个视频可以作为你被朱军强迫的证据”。
2014年6月X日，羊坊店派出所的值班警官告诉弦子，现在由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负责处理此案。当天晚些时候，两名警官告诉弦子，“朱军是正能量，要考虑这件事的影响”。（具体日期记不清楚了）
2014年6月X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在没有告知弦子的情况下来到位于武汉的弦子父母家中，向其父母施压，并要求弦子父母写下保证书，承诺不再提及弦子曾经被朱军猥亵一事。（具体日期记不清楚了）
2018年7月26日早5:17，弦子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了第一篇锤子便签长文，讲述了四年前的事情经过和过往四年的反思，她的朋友在朋友圈看到长文后发表在自己的朋友圈，这个朋友同时也是麦烧同学的朋友。
2018年7月26日早6:42，麦烧同学在微博上发表了从朋友的朋友圈看到的弦子的长文，并注明：朋友的朋友曝了央视主持人@朱军99。
2018年7月26日8:50，麦烧同学在微博上发表的弦子的长文被屏蔽。
2018年7月26日22:46，弦子的同学阿桑发布锤子便签长文，讲述了事发当天弦子向他求助，以及在央视《艺术人生》栏目组工作的M老师向他和弦子施压的经历。稍晚，微博被屏蔽。
2018年7月27日15:22，财新网发布了报道《女实习生指控主持人性骚扰》，在这篇当天被转发11000次的报道中，记者采访了弦子、Z老师、曾陪同弦子报案的Z老师的律师朋友、阿桑、羊坊店派出所和朱军，其中，羊坊店派出所和朱军拒绝作出回应。这篇报道是国内媒体关于此事的第一篇较为全面的报道。当天还有其他媒体做了采访，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均未能发表。在发布5小时后，财新网的报道被删除。
2018年7月28日凌晨，清华大学副教授、公共知识分子刘瑜发表《关于me too》一文，她认为诸多性骚扰案例诉诸网络有大字报之嫌，她建议将寻求司法途径以解决问题作为首选。当天，这篇文章引发了公共知识分子的热议。
2018年7月30日，在律师的陪同下，弦子于下午两点半到达羊坊店派出所，索取四年前的调查结果，被告知案件已由北京海淀分局负责。弦子和律师在羊坊店派出所等到晚上7点，北京海淀分局的一位警官来到派出所，让弦子就当年猥亵事件与锤子便签传播过程重新做了笔录并签字。羊坊店派出所承诺第二天会通知弦子并给她四年前的立案回执，但弦子至今未接到派出所电话。
2018年8月14日晚，麦烧同学被施压，“如果不删掉和朱军有关的微博就要退掉目前所租的房子”。这一问题在第二天媒体报道后得到解决。
2018年8月15日中午，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在其官方微博上发布律师声明，针对7月以来网上流传的“朱军性骚扰（猥亵）实习生”的信息为不实信息，并强调该所对此进行了长达20天的调查、取证。该所已经代理此案，并于8月15日将本事件的新浪微博原发者和转发用户起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2018年8月15日晚，《新京报》发布了对麦烧同学的采访：《朱军发声后，爆料人和当事人希望对簿公堂丨独家》报道，这篇发表在公众号的文章于第二天被删除。
2018年8月16日，麦烧同学发布微博寻求更多的被朱军性骚扰的受害者站出来与她和弦子取得联系，并将该微博置顶。
2018年8月16日晚，弦子以“弦子与她的朋友们”为名开通微博并回应朱军的律师声明，称“麦烧同学不是造谣，所有传播那篇文章的朋友也不是造谣，因为那是真相，是我的真实经历，我万分期待朱军的律师函能给我一个契机，让真相能够被证明是真相”。当晚，《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库》发布《专访朱军“性骚扰”爆料人：若上法庭，不会退缩》，该篇报道至今未被删除。
2018年8月17日，弦子发布《关于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声明”的声明》，称“希望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能够严肃认真对待事实和法律，而非继续破坏法律和’律师声明’的严肃性。如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继续传播“朱军性骚扰（猥亵）实习生（我本人）为不实信息”的谣言，本人将依法对星权律师事务所及相关代理律师进行追责”。
2018年8月18日，弦子的微博被限制转发，只能发布微博，其他人不能转发其微博内容。
2018年8月20日，多家媒体发布报道《性骚扰当事人视频自述：朱军给我看手相，手伸进裙底未遂后强吻》，弦子第一次在镜头前讲述了四年前发生的事情，并希望更多受害人能够站出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018年8月22日，《人物》杂志发布了对弦子的报道：《举报性骚扰之后》，这篇以自述为切入的报道在微博上已被转发12000多次。
2018年8月23日，国家宗教事务局发布对北京龙泉寺学诚性侵等问题的核实结果，7天后，学诚被免去北京龙泉寺住持（方丈）职务。
2018年8月22日至23日晚，弦子不断接到异地恐吓电话，电话中以弦子母亲的安全来威胁；23日晚，恐吓电话和录音在微博上得到披露。
2018年8月24日下午，在等待9天仍未收到朱军起诉书副本的前提下，麦烧同学在微博发布《针对“朱军律师声明”的回应》，呼吁朱军的律师和其律师取得联系，以便尽快推进司法进程。她在回应中表示，“这一案件不仅关乎我本人和受害人的自身利益，也将作为一个标尺来判断中国司法是否能够保障女性的合法权益”。
2018年8月27日，麦烧同学和律师前往公证处，对证据进行了公证。当天，正在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宣布，针对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性骚扰问题，民典法将对性骚扰作出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行动或者利用从属关系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可以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用人单位应当在工作场所采取合理的预防、投诉、处置等措施，预防和制止性骚扰行为。
2018年8月28日，麦烧同学发布微博称，“新浪把我微博上已被屏蔽的关于朱军的微博都解禁了”，她认为事情可能出现了变化。
2018年8月29日，更多消息称，朱军性骚扰（猥亵）女实习生一事可能受到了内部处理，弦子和麦烧同学表示，“我们想要的是法律上的交代和进步，同时要求央视作为工作场所的负责人公开调查结果”。
2018年9月3日，由朱军主持的《中国民歌大会》节目（重播）出现在央视三套，并将连续播出8天。当天，麦烧同学和弦子对此发布微博表示不满。该条微博被转发10000次。
2018年9月4日，央视三套停播了原计划播出的《中国民歌大会》节目，在未来一周的节目预告中，该节目消失。
2018年9月5日，弦子的微博可以转发。当天，美国媒体和中国媒体相继报道“京东集团CEO刘强东在美涉嫌涉强暴女大学生被捕”，美国警方接受了中美两国媒体的采访，并公布了涉案报告全文。根据《洛杉磯世界日報》的报道，这分报告显示，45岁的刘强东是以“强暴”重罪遭逮捕，从警方到达现场到完成报告，当地负责该案的警察都挂着随身摄影机全程纪录。
对比朱军和刘强东的遭遇，武汉大学哲学院周玄毅副教授发布微博称：有生之年我们终于意识到，被性侵者根本不用站出来，是被控诉者要站出来。有些常识，是只有在被意识到之后才成为常识的。
也是在9月5日，为了回应质疑、避免事实被混淆，麦烧同学整理了朱军事件的时间线：“从2014年到2018年，朱军涉嫌猥亵女实习生一事，发生了什么和正在发生什么”，即本锤子便签长文，在微博上发布。发布半小时后，微博被屏蔽。
2018年9月6日，尽管麦烧同学发布的微博被屏蔽，但是朱军事件的时间线长文仍然得到了广泛传播。截止到目前，北京市警方、朱军本人、朱军的代理律师，仍未回应任何媒体的采访要求。麦烧同学仍没有收到法院的起诉书副本。
2018年9月25日，麦烧同学和弦子分别接到北京海淀法院电话，朱军已正式起诉，需要去法院拿起诉状。
2018年9月27日，路透社、BBC等国际媒体均对此案进行了报道。
原答：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来回答一个本人成为被告的问题。我已经用了知乎很久了，在知乎和微博、微信都是麦烧同学。
贴两个回答，这两个回答都是9月29日晚参加matters线上讨论的时候回答的，一个回答是本人代理律师徐凯的回答，他是我在《财经》做记者时的前同事，离职后成为一名律师，在知道这个案子后，了解到被告可能是我，他主动联系我，承担起了这个并不轻松的案子的律师，除了徐凯，我还有另一位律师；另一个回答是我自己对胜负的考虑。
回答一，代理律师徐凯
民事诉讼，举证标准是需要达到高度概然性，或者有的时候被理解为相对优势的证据标准。同时，国内涉及名誉权的民事诉讼实践，确实存在被告举证责任比较重、以及存在实质上的过错推定原则。
但本案存在如下有利于我方的情形：1、弦子在最接近案发的时间，就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也受理了，因此产生了大量的证据和案件材料。2、案发前后，弦子一方有大量证人。虽然证人不能直接就化妆室内的事件直接作证，但却能印证案发前后的几乎所有细节，并且相互印证，能有力支持弦子的陈述。基于此，我们将向法庭提交很多证据、申请很多证人出庭。
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还有两点：1、申请法庭向公安机关调查收集证据。因该证据的重要性，我们相信法庭应该向公安机关调取，我们也相信公安机关作为执法机关，会配合法庭，并履行其保护人民人身财产安全的神圣职责。2、我们认为，因事发时只有二人，基于查清案情的需要，该案原告朱军有必要本人出庭，向法庭说明情况，我们将向法庭提出申请。
总结来说，基于该案上述情形，以及其他暂时不便披露的情形，同时基于对司法程序的信任，我们认为该案能争取最大可能的胜算。
回答二：麦烧同学本人
9月25日正式被起诉后，我基本每天都能收到从事法律工作的网友、曾经打过官司的网友发来的信息，有的说凶多吉少，比较直白，有的会说得比较委婉，大意是胜算不大。我们的律师肯定会说一定会赢。
输赢的问题，在8月15日知道自己可能被起诉后，就和律师们讨论过，如果警方不提供当时的报警记录怎么办，如果警方手里的证据是不利于我们的话应该怎么办，如果法院去调取证据警方不提供我们被判败诉又应该怎么办。这些问题是最初对输赢的直接担忧。
后来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个阶段更多的是受到律师们的启发，站在一个维护法律的角度来想官司的意义。从性骚扰维权的角度来看，官司的意义是积极的，因为受害人报警了并且警方去调取了证据，这个正当的流程是存在的；从言论自由的角度来看，我作为一个公民是否有权利对一位公众人物曾经存在过去的性骚扰事件具有评论权，这个案子所带来的讨论对于言论自由边界的守护是积极的；从公共利益角度来看，很多公众，哪怕其目的仅仅是吃瓜而已，在吃瓜的过程中毕竟了解了什么样的行为是性骚扰，被性骚扰后应该报警，公民有评价公众人物的权利，这些都是积极的；从立法角度来说，7月以来的metoo已经推动了民典法性骚法草案的通过，这个结果已经很好了。所以综合来看，即便是输了，这个官司也有一定的意义。那么输赢就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
至于仍然存在的不可控的外力因素，其逻辑和运作方式是我们不能获知的，所以不能回答。
答完，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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