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认为，在奸佞当道时，官员隐退是正当的，国家不就被奸臣污染了？他们的思想里就没有对于治理国家的责任？
儒家思想中对于官员在奸佞当道时选择隐退的看法，并非简单地逃避责任，而是一个复杂且深刻的考量，它根植于对“仁”的坚守和对君子品德的追求。认为这是“逃避责任”是对儒家思想的一种片面解读。
首先，要理解儒家关于“忠”的观念。在儒家看来，“忠”并非盲目的顺从，而是建立在“仁”的基础之上。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这强调的是各安其位，各尽其责。但是，当君主不明事理，被奸佞所蒙蔽，导致国家政治败坏时，臣子的“忠”就面临一个严峻的考验。此时的“忠”不再是单纯地服从君主的命令，而是要以国家和人民的福祉为重，而这可能意味着要采取非同寻常的行动。
当奸佞当道，国家政治被污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君主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政策可能违背民意，民生可能困苦，社会可能动荡。在这种环境下，一个真正有德行的官员，如果留下来，可能面临几种困境：
同流合污的危险： 如果官员明知政治腐败，却选择继续在体制内运作，很可能为了自保或者所谓的“不至于太坏”，不得不参与到不义之事中，或者至少默许了不义的存在。这对于儒家所强调的“君子以德配位”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正如曾子所说：“君子不以身观国，不以国治身。” 一个君子不能因为身在某个国家，就随波逐流，去治理一个已经被污染的国家。
无力回天的绝望： 有时，奸佞势力过于强大，君主已经被牢牢控制，即使有德之士想要匡扶正义，也可能因为力量悬殊而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留在岗位上，不仅无法改变现状，反而可能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甚至成为奸臣利用的工具，反而加剧了国家的动荡。
坚守原则的必要： 隐退，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明哲保身”，但更是“明哲保德”。在无法施展抱负、无法遵循道义的时候，选择退出，本身就是一种对国家和人民的负责，因为它保持了一个清醒的、独立的、有原则的士人形象。这种隐退，可以是对奸佞当道的无声抗议，也是对未来可能出现明君时留下的火种。
关于“治理国家的责任”，儒家从未放弃。恰恰相反，儒家将“修齐治平”作为人生重要的追求。但这种追求，必须建立在道义和正义的基础之上。
隐退不是放弃责任，而是策略性的暂避锋芒： 儒家所推崇的隐士，如伯夷、叔齐，他们宁愿饿死首阳山，也不愿为周朝效力，这在很多人看来是极端，但其背后是对道义的坚守。然而，更多的儒家思想家，如陶渊明，他的“归园田居”是一种隐退，但并非完全脱离社会。他依然关心民生，他的诗歌中充满了对劳作者的同情，对理想社会的美好向往。 这种隐退，是为了等待时机，是为了保存实力，是为了让自己的德行不被玷污，以便在时机成熟时，能够再次出山，为国家和人民效力。
保持清白，是为了更有效地施政： 儒家认为，官员的清白和德行是治理的基础。如果官员自己都被污染了，如何能够带领民众走出困境？隐退，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洁身自好”，是为了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和判断能力。等到奸臣下台，国家政治走上正轨，有德之士才有可能重新被任用，才能真正地承担起治理国家的责任。否则，即使身居高位，也只能是杯水车薪，甚至越俎代庖，搅乱局势。
隐退也是一种教育： 当奸臣当道，正常的政治运作失效时，有德之士的隐退，本身就是一种对世人的教育。它告诉人们，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也有人能够坚守自己的原则，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益所动。这种榜样作用，能够激励更多的人去追求真理和正义，为将来的政治清明埋下种子。
可以举例说明。春秋时期，很多士人面对国君的昏聩和政治的黑暗，选择了隐退或者远游。他们并非没有治国才能，而是因为无法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甚至可能被卷入不义的旋涡。而一旦出现明君或者政治形势有所好转，他们又会积极出仕。比如，管仲在齐桓公尚未称霸之前，也曾有过仕途不顺甚至被囚禁的经历，但他没有放弃对政治的追求，最终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而当齐桓公晚年昏聩时，管仲也曾有过深深的忧虑，尽管他已无力回天。
所以，儒家官员在奸佞当道时选择隐退，并不是放弃治理国家的责任。相反，这是一种对政治责任的深刻理解和担当。他们选择退一步，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德行不被玷污，是为了等待更合适的时机，是为了以一种更纯粹、更负责任的态度去面对国家和人民。这种“退”，是为了“进”的更远，是为了“守”住道义的根基，从而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能够真正地承担起“治国”的重任。他们没有让自己的名字和国家的腐败联系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种对国家未来的负责，因为他们保存了“善”的可能性。
首先，要理解儒家关于“忠”的观念。在儒家看来，“忠”并非盲目的顺从，而是建立在“仁”的基础之上。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这强调的是各安其位，各尽其责。但是，当君主不明事理，被奸佞所蒙蔽，导致国家政治败坏时，臣子的“忠”就面临一个严峻的考验。此时的“忠”不再是单纯地服从君主的命令，而是要以国家和人民的福祉为重，而这可能意味着要采取非同寻常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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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原则的必要： 隐退，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明哲保身”，但更是“明哲保德”。在无法施展抱负、无法遵循道义的时候，选择退出，本身就是一种对国家和人民的负责，因为它保持了一个清醒的、独立的、有原则的士人形象。这种隐退，可以是对奸佞当道的无声抗议，也是对未来可能出现明君时留下的火种。
关于“治理国家的责任”，儒家从未放弃。恰恰相反，儒家将“修齐治平”作为人生重要的追求。但这种追求，必须建立在道义和正义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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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清白，是为了更有效地施政： 儒家认为，官员的清白和德行是治理的基础。如果官员自己都被污染了，如何能够带领民众走出困境？隐退，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洁身自好”，是为了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和判断能力。等到奸臣下台，国家政治走上正轨，有德之士才有可能重新被任用，才能真正地承担起治理国家的责任。否则，即使身居高位，也只能是杯水车薪，甚至越俎代庖，搅乱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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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儒家官员在奸佞当道时选择隐退，并不是放弃治理国家的责任。相反，这是一种对政治责任的深刻理解和担当。他们选择退一步，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德行不被玷污，是为了等待更合适的时机，是为了以一种更纯粹、更负责任的态度去面对国家和人民。这种“退”，是为了“进”的更远，是为了“守”住道义的根基，从而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能够真正地承担起“治国”的重任。他们没有让自己的名字和国家的腐败联系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种对国家未来的负责，因为他们保存了“善”的可能性。
网友意见
现在的人可是太秀了。
对儒家总结起来就是，你不是我心中的圣人，所以你就是恶人。
你可快去治理天下吧，辅佐司马衷杨广完颜构朱祁镇去。
一边骂儒家存天理灭人欲，一边说儒家不能为自己利益考虑，你们什么逻辑啊？
儒家已经是非常积极入世的学说了好吧，你去当官君主不用你的建议和你不当官不一样吗？已知你劝不动某人，还已知这个动动嘴就能要了你的命，傻子才去劝呢。
有人提到了国家，民族。呵哟春秋战国祖上除了陕西人都是亡国奴，也没见谁讨厌秦始皇。李世民杨广是最典型的事例告诉我什么是明主什么是昏君，什么叫闻诛一夫纣矣。咋，一大堆的人才陪杨广去死才合适？
这段话的全文是“ 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人，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
首先，君子应该慎重选择出仕的邦国。无道之邦，政治已经坏到靠一人之力无法扭转的地步，君子在此邦做官也于事无补。只有在有道之邦，君子的政治抱负才有可能实现。
其次，如果是天下都已经无道了，君子就应该隐。否则的话要么被迫同流合污，不同流合污就有可能被至于危险境地。隐，并不是消极出世，只是不做官罢了。孔子不做官之后，教育弟子同样是在尽自己的力拯救这个社会。隐，并不是犬儒。
有人觉得奸佞当道，君子应该舍身殉国。但孔子并不这么认为，君子追求的是守死善道，殉也只能殉道，而不是殉君王或国家。君子可以死可以不死，标准在于是否能够坚守自己的道。办教育可以坚守道，那就不死；如果见危授命，那就殉道。
我以为，这是孔子原本的意思。
现代社会啊，讲究一个契约精神，我拿了你的钱，我就按照我们约好的做好我的事。
古代因为识字的人少，他们高高在上，有一种优越感，就是我拿了你的钱，但是我帮不帮你做事，要看你的“诚意”够不够。
比如胡亥身边全都是儒家博士了，对他们很好，但是天下危机了，胡亥问他们该怎么办，儒家博士们扯了一堆废话，出了宫门就跑了
然后说，胡亥“不以国士待我，我为何要以国士待之”？
我琢磨你们吃胡亥的喝胡亥的拿胡亥的也没少吃喝拿一条龙啊·······
再比如明朝末年，起义军们把藩王几百年积蓄连着根都刨了，还是没多少钱，去了北京上了夹棍，嘿！您瞧怎么着，发财了！但是这些是一锅端啊
而清朝，在江南杀的人头滚滚，能保证正常收税了，正常收税！每年！！就能有事没事万里奔袭去新疆打仗了。
你说衮衮诸公们，也没少靠着大明给的特权捞钱啊，怎么就不帮忙呢？
综上所述
要么，他们也是“奸佞”，比如海瑞就逼着徐阶家里退了几十万亩地出来，至于其他的衮衮诸公们家里多少地，那就不好说了···
要么就是，天下大乱了，他们也没本事救场啊，只能在天下平定以后，再跑出来，说，我们当时退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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