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为什么能在中国立于主流两千多年？
一、 适应并回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需求：
早期社会稳定与秩序的需要： 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剧烈的变革，诸侯争霸，礼崩乐坏。儒家以孔子为代表，提出了“仁”、“礼”、“义”、“智”、“信”等核心价值观，强调等级秩序、君臣父子之道、克己复礼，为混乱的社会提供了一套完整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旨在恢复和维护社会秩序与和谐。这种对稳定的诉求，在乱世中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大一统王朝的政治需要：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儒家确立其主流地位的关键一步。强大的中央集权王朝需要一套能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维护统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儒家思想中的“君权神授”、“忠君爱国”、“三纲五常”等观念，高度契合了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为统治者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工具。通过考试制度（科举制），儒家思想成为选拔官员、稳定官僚体系的基础，从而深入到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
农业社会的伦理基础： 中国传统社会以农业为基础，小农经济的特点决定了家庭和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儒家强调的家庭伦理（孝、悌、慈），推崇家国同构的理念，将对家庭的责任延伸到对国家和社会责任，这与农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高度契合，易于被广大民众接受和实践。
文化传承与民族认同的载体： 儒家不仅是一种政治哲学，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价值体系。它通过教育、家族传承、社会习俗等方式，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传承下来。在漫长的历史中，儒家思想成为了区分于其他文明的中国文化符号，塑造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
二、 儒家思想自身的内在优势与适应性：
强调人道与伦理，具有普适性： 儒家思想的核心在于“仁”，即爱人，推己及人。它关注人的道德修养和人际关系，强调个体在社会中的责任与义务。这种对人性和社会关系的关注，使其能够跨越阶层和时代，触及到人们内心深处的需求。
“中庸”之道，灵活不极端： 儒家思想强调“中庸”，反对过激和偏激。这种“不走极端”的智慧，使其在面对不同的社会矛盾和挑战时，能够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和包容性，不至于被轻易抛弃或取代。
实践性强，与生活紧密结合： 儒家不空谈玄理，而是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提供了具体的道德实践方法，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养性”，并体现在具体的礼仪规范中，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
包容与融合能力： 儒家并非封闭僵化的学说。在历史上，它能够吸收其他思想流派的合理成分，例如，在汉代吸收了法家和阴阳家的一些思想，在宋代与佛教、道教发生深刻的对话，形成了更为丰富的新儒学体系。这种融合能力使其能够不断焕发生机，适应时代的变化。
教育体系的支撑： 儒家思想通过教育体系得以广泛传播。自汉代以来，儒家经典成为教育的核心内容，科举制度的推广更是将儒家思想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从小就接触和学习儒家经典，内化了儒家价值观，成为儒家思想的传播者和维护者。
“内圣外王”的理想模式： 儒家提倡“内圣外王”，即个体通过道德修养达到圣人的境界，进而能够治理国家、安抚百姓。这种将个体道德与政治理想相结合的模式，为社会提供了一个长远的追求目标，也为统治者提供了政治合法性的来源。
三、 历史进程中的制度化与强化：
“独尊儒术”的政策确立： 如前所述，汉武帝的这一决策是儒家地位的关键转折点，将儒家置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
科举制度的推行： 科举制将儒家经典纳入考试范围，使得掌握儒家知识成为进入仕途的唯一途径。这不仅巩固了儒家的地位，也促使社会各阶层积极学习儒家思想。
历代王朝的推崇与宣传： 几乎所有后继的中国王朝都不同程度地继承和推崇儒家思想，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指导方针。官方对儒家经典进行注释、编纂，并在社会上进行宣传，进一步强化了儒家的主流地位。
与民间文化的结合： 儒家思想并非仅停留在庙堂之上，它通过家训、乡约、节日习俗等方式深入到民间，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维系家族和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
四、 抵御外部思想冲击的能力：
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也曾有佛教、道教等其他思想体系的传入和发展，但儒家思想凭借其与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度结合、与政治权力的紧密联系以及内在的强大生命力，成功地将自身置于主流地位，并能够与这些外来和本土思想体系进行对话、融合，而不是被取代。
当然，也要看到儒家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主流地位并非一成不变，其内部也经历了发展、演变和争议。 例如，宋明理学是对儒家思想的重大发展，试图解决汉唐以来儒家在应对佛教和道教挑战时显得力不从心的问题。而到了近代，面对西方列强的挑战，儒家思想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冲击，经历了深刻的反思和改革。
总结来说，儒家之所以能在中国立于主流两千多年，是其思想的内在价值（如强调人道、伦理、秩序）、对中国社会发展需求的深刻契合（如稳定、大一统、农业社会特点）、以及制度性保障（如独尊儒术、科举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是一种与中国政治、社会、文化深度融合，并具有强大生命力和适应性的意识形态体系。
网友意见
一因为儒家会自我进化，
因为儒家一心为民
因为儒家会让国家昌盛。
你崇尚儒家，你就能战胜敌人。
你非要崇尚儒家的敌人，活该你毁灭
儒家并不是最高统治者最想用的统治策略，也不不是统治者唯一采用的理念。
实际上“外儒内法”是自西汉起历朝历代最高统治者一直沿用的统治方针。其中，“法”与现在的法制不同，是以皇权为最高标准的一系列制度：包含中央三省六部、地方州县制度、科举制、盐铁铸币制度等等。
而“外儒”包含了自上而下的仁政理念、自下而上的忠孝伦理，其外在的具象化就是“礼制”。
要讨论儒家为何成为了数千年思想道德领域的主流，就不得不谈谈“支流”。
诸子百家，除了儒家与其他早已湮没的专业性强的流派（如：墨、兵、农、阴阳、纵横等等），对后世政治影响较大的就只有法、道，加上后来传入的佛教，释、道、法就成为了除儒家外的“支流”。
道家思想的政治理念是无为而治。在西汉初年的“休养生息”就是道家思想的典型体现，在后世的唐朝初年、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也发挥过积极作用。但道家思想不能为为统治者推崇的最关键在于其来源于老子“小国寡民”的政治构想，这与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趋势是相违背的。
佛教从发源地印度开始，就积极影响到世俗政治，曾经的印度阿育王的故事以及西域繁荣一时的大小佛国也说明了这一点。佛教修来世、重因果的理念对于遏制暴政、安定民心可以发挥巨大作用。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同样耗费人力、大兴土木、控制信众，基督教可以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伊斯兰教与奥斯曼土耳其完美融合，而佛教没有成为中国统治思想的主流？
其原因在于：
1、古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基督教取代罗马帝国内的源自希腊多神信仰以及其他原始信仰，有助于人口不占优势的罗马统治阶层控制疆域内的广大民族。
2、作为外来的突厥人，奥斯曼土耳其人开始统治的绝大部分阿拉伯地区各个民族几百年前就开始信仰伊斯兰教。为了维持庞大帝国以及与同样强大的基督教文明抗衡，通过与基督教战争、修筑大清真寺与圣地圣迹、打击什叶派波斯，历任奥斯曼苏丹将自己塑造为伊斯兰教的哈里发（安拉的代理人）
因此，对于这两个帝国而言，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地位的确立，前提都是自身之前并没有完整统一的主流思想，并且有少数统治多数的政治需要。
另一个例子就是：藏传佛教。藏传佛教能成为西藏地区在各领域处主流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点：
1、本地区宗教只有相对落后的苯教及其他原始宗教
2、佛教满足了西藏松赞干布对于统一西藏以及政治斗争的需要
3、佛教修来世的理念有利用缓解底层动乱
在中国佛教传入的东汉到南北朝这一时期：
1、中国的原始宗教信仰在春秋战国到秦汉的大一统中，已经演变成成熟的世俗政治理念：儒家、儒者的起源便是有巫的存在。汉字本身也是原始宗教文化—甲骨文演变的结果。
儒本求雨之师，故衍化为术士之称。——章太炎
2、此时的中国，虽然有南北朝的分裂，但思想文化向心力业已形成，比如五胡乱华最终融入中原，政治上对于思想统一的需求不大。
因此，儒家对于佛教在政治上就有了与生俱来的主场优势。再加上佛教作为外来自成体系的文化，一旦发展成势，不仅仅在寺院产业、土地、人口上成为朝廷的巨大负担，而且其对信众的影响力会对世俗皇权产生极大威胁从而引发个时期灭佛运动。（藏传佛教也引发过朗达玛灭佛的历史）
因此，佛教也未能成为统治者推崇的主流思想。
这样，分析完“道”“释”两家，现在要剖析的关键是：同样是统治者一直采用的理念为什么秦以后的“法家”只能在一些制度上体现而没有形成有代表流派，而儒家则枝繁叶茂两千多年直到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冲击。
由于“外儒内法”是统治方式，那么必须从中央集权统治这个角度来探讨。
如果问一个现代人：面对政治问题，是法律文书权威还是道德规范有用？
答案是毫无疑问的：法律。
要问一个古代君王，他最喜欢什么方式治理国家，答案肯定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但是法律需要强制力才能保证实施，皇帝权力的延伸同样也需要财富、武力作为根基。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法律条文背后是遍布全国实时联动的司法、暴力机构。依靠现代化的交通、信息技术，中央将地方的各项权力牢牢控制在手中。而对于古人来说，即使有再多钱粮、再多军队，科技的限制，仍旧使得皇权的威严随着空间距离急剧衰减。天高皇帝远、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是某种讽刺与夸张描述，而是中央朝廷管理地方与地方军队时现实的无奈。
历史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与朝代末期必可避免的大规模土地兼并相互冲突。比如：东西汉末年、唐朝末年、元朝末年、明朝末年、晚清，农民起义除了天灾之外，最重要的人祸就是土地兼并严重，农民大规模破产。
尽管自秦汉以来，各类制度不断完善，但中央与地方的统治矛盾在各个朝代不断重演：
秦代全部推行郡县制，结果被六国旧贵族势力推翻，汉初又不得不分封诸王直到汉武帝推恩令颁布；
唐朝府兵制瓦解依靠募兵的边防重镇防守游牧民族，最后却亡于节度使，吸取教训宋代压制将与地方军却导致连年战败失地赔款。
明朝分封诸王镇守四方，靖难之役燕王夺位又对诸王防范有加，以至于崇祯最后落得无兵勤王的地步。当时有个唐王朱聿键自己招兵想勤王结果被崇祯关进凤阳大牢，这位唐王就是后来南明隆武帝）；
满清源自东北采用行省制治国，但灭掉南明之后仍旧需要分封藩王以安定江南地区，最后又不得不裁撤三藩。
举这么多例子就是想说明一个常常被忽视的现象：
古代王朝，中央对于地方的掌控远远不是影视剧里“号令天下、莫敢不从”的状态。相反，由于时空的关系，除非发生不可忽视的重大叛乱，中央在制度上基本上无法依靠强制力维持对于地方的长期统治。因此在对于地方的管理上，很多时候能依赖的就是朝廷委派的命官甚至地方豪强，而这些人有时候也不一定完全按朝廷规矩办事而成为发展成地头蛇。
因此，面对广阔难以凭借硬实力完全掌控的疆域，对于完全没有现代国土概念的古代统治者而言，为了长治久安，儒家这种最高统治者未必最擅长最喜欢运用的治国方式往往成为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1、委命大量源自平民阶层接受忠孝伦理灌输的儒生，可以最大程度的保持对于中央、皇帝的效忠。但过于依赖又会制约法家思想导致的皇权专断，从而形成一种上下的制衡、儒法的政治上的制衡。
2、通过从朝廷严谨繁琐的“议礼”到百姓家庭持续强调“规矩”塑造、强化出的“仪式感”，推行的近乎苛刻的礼制，日复一日形成中央对地方一种价值观上的话语权与吸引力。为此某些时候也形成了对于所谓“祖制”近乎病态的坚持。
3、儒家思想世俗性与兼收并蓄，使得其作为官方主流思想能尽可能的与道家、法家、佛教思想相融合，保证了中央在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
上诉三点，尽管不断反复，但通过千百年出身儒家的文人大夫前仆后继，自觉或潜意识的维护着这一价值体系的权威性与向心力，从而使得“中国”的概念没有在历史长河中成为一闪而过的流星而是不断在分裂统一中延续到今天。
但这种从思想上大一统的方式，无法解决中央到地方的贪腐与土地等经济问题，因此天灾、饥荒与土地兼并往往是葬送一个朝代最常见诱因。同时另一面也促成了这样一个历史规律：无论朝代如何变迁，最终都会重回大一统的格局，而不是四分五裂。
个人认为中国这个陆地上最大的古代中央集权帝国的现实所决定了：
对比法家，儒家思想在古代生产力无法为政治制度体系提供强制力保证的情况下，给了统治者在思想、伦理领域提供维持对地方统治的更有效的方式，因此数千年来一直被官方推崇而成为主流思想。
但这当然也埋下了儒家思想禁锢个性与创造力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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