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专制集权，独尊儒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为什么百家学说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能流传下来？
一、 独尊儒术背后的“体用之别”与实用主义的土壤
首先要明白的是，“独尊儒术”并非将其他学说彻底扫地出门，而是将儒家确立为官方的、主流的意识形态，是治国理政的“体”（根本原则），而其他学说则可能在特定的“用”（具体应用层面）上发挥作用，或者作为一种补充和参照。
1. 儒家作为治理的“正统”与权威的构建：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统一思想，为皇权服务。儒家强调的“君臣父子”、“三纲五常”，恰好能够为君主专制提供合法性的论证，为臣民的行为提供规范。这种“正统”地位，使得儒家思想成为士人入仕、官员治国的必修课，其影响力自然根深蒂固。
2. 儒家的包容性与吸纳能力： 儒家并非一块铁板，而是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吸纳能力。在发展的过程中，它不断吸收其他学派的合理成分。例如，早期儒家吸收了道家的自然观、墨家的兼爱（在某些方面）、法家的权术等。这种“化零为整”的能力，使得儒家能够适应不同的时代需求，并以一种看似“纯粹”的姿态占据主导。其他学说中的某些思想，一旦被儒家所接纳或改造，就更容易在官方体系内流传。
3. 实用主义的社会土壤： 中国古代社会有着深厚的实用主义传统。士人需要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而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因此，为了生存和发展，绝大多数读书人不得不钻研儒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全然排斥其他思想。在个人修养、生活哲学甚至一些实际问题上，道家、法家、兵家等学说的智慧，依然是他们学习和借鉴的对象。当儒家在宏观治理上是“体”时，其他学说在微观层面或特定领域可以作为“用”。
二、 百家学说的生命力：多样性的内核与潜流
尽管儒家成为主流，但百家学说并未真正消失，而是以多种形式顽强地延续着：
1. 学术的“地下传承”与民间流传： 并非所有学说都与政治直接挂钩。道家思想中的养生、哲学思考，墨家的部分工程技术思想，兵家的战略战术，都可以在民间或特定的学术圈子中流传。例如，道家在民間的影響力，通過各種宗教、習俗和文學作品得以體現。一些不願或無法進入仕途的文人墨客，也會在道家、佛家等思想中尋找精神寄託。
2. 作为反思与批判的力量： 那些挑战现有秩序的思想，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本身就带有反叛精神。即使它们在官方语境下被边缘化，但它们深刻地触及了权力分配和个人价值的根本问题。当社会矛盾激化，或者出现被压迫的群体时，这些思想往往会被重新挖掘和引用，成为反抗的号角。
3. 文学艺术中的“隐晦表达”： 文人墨客常常通过文学作品，如诗歌、小说、杂剧等，将其他学说的思想，尤其是那些带有批判性或超脱性的内容，以隐晦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些作品虽然不直接挑战儒家权威，但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观念。例如，唐宋八大家中的一些大家，在文章中也时常流露出对道家、禅宗思想的体悟。
4. “术”的传承与职业化： 许多学说并不以纯粹的哲学或政治理论形式存在，而是以一种“术”的形式传承。例如，兵家的战略战术，在军事领域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即便在崇尚文治的朝代，军事思想的传承从未中断。农家的农耕技术、医学家的医理知识，这些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术”，自然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流传。
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深远影响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之所以能流传下来，并在特定时期焕发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它触及了人类最普遍的两个诉求：公平和机遇。
1. 阶级固化的张力： 专制集权之下，虽然皇权至上，但社会阶层依然是存在的，并且存在着一定的固化倾向。然而，人总是渴望上升，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正是对这种普遍渴望的精准表达。它挑战了“血统论”和“天赋论”，肯定了个人的能力和奋斗价值。
2. 集体反抗的呐喊： 当底层民众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或者当社会不公达到一定程度时，这句话就成为他们反抗的口号。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起义和民间反抗，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这句话的精神激励。即使起义最终失败，但这种精神火种却被保留了下来，并在后来的历史事件中再次被点燃。
3. 对后世思想家的启示： 这句话并非仅仅停留在口号层面，它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对社会结构和权力来源的思考。虽然明面上儒家占据主导，但在一些思想家心中，对这种“非出身论”的认同，却为后来的社会变革埋下了伏笔。它提醒人们，权力并非只能由特定阶层垄断，个人的才华和抱负同样可以成为获得高位的资本。
总结来说， 古代专制集权和独尊儒术，更多的是确立了一种官方的主流话语体系和价值导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思想就此湮灭。百家学说的多样性使其在不同领域、以不同方式得以传承，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类挑战权力结构的思想，则因其深刻的社会性和对人类普遍诉求的触及，在历史的暗流中始终保持着其生命力。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丰富而复杂的图景，证明了思想的传播和影响，远比简单的“压制”与“服从”来得更为曲折和深刻。它们像地下水一样，即使地表被一层厚厚的土壤覆盖，其力量也从未真正消失，等待着时机，再次涌现。
网友意见
好家伙，题主这是默认为儒家就是皇帝的奴才？
题主没听过自古以来皇权和相权的斗争是吗？没看过皇帝和臣子的斗争是吗？
当了官就得对皇帝俯首帖耳？
闹呢？
董仲舒即使把儒家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嫁给汉武帝，也留了一手，叫做天人感应。
你皇帝老儿是老天爷的儿子，但如果你不能好好的代天牧民，那么老天爷是会用天灾来提醒你的。
汉武帝的《轮台诏》里有一段很有趣：
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军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得虏候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又卜“汉军一将不吉”。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
这足以证明天人感应这把刀，是朝臣砍皇帝的一把利刃。当然，皇帝也用来甩锅。
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话，得看在什么语境下说。
针对这句话，刘邦《白马之盟》里有一句——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
于是汉朝，武将的顶峰是封侯，文臣的顶峰拜相，而把王、皇留给刘氏。
宋代汪洙在《神童诗》里把这句话减为将相本无种。
发现没有，这句话在正常的政治环境下，王由于君臣的妥协被挑出去了，剩下的就变成了他人的上升通道的合理依据。
但如果是王朝末期，一些造反派，再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其实核心就是不甘于目前位置，怂一点儿的封侯拜相，狂一点儿的划地称王。
更进一步，《史记》是官方史书，别天真的认为当时的政府不会进行审核。
某种意义上说，这句话是汉朝推翻秦朝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来源。
这句话真的没法一刀切，因为真切下去，任何一个皇帝都没合法性。
“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这是法家。
但是法家不讲德，就是个大问题。
光有明，没有德，必然酷。最终就是竭。
和人的血压是一样的，低了不行，高了更不行。要精明强干，也要仁慈慷慨。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我大清之前，各个朝代其实都比较宽容
万历时候家就有大臣说，现在考生写完四书五经经就写其他儒家经典，写完了就写诸子百家，然后就是历史，接着就是佛经道经，现在都开始写小说戏曲了。
崇祯时候有进士写文章的时候直接用崔莺莺和杜十娘来当论证都没事
一样点进士
所以大家都说八股文束缚人才，但是明朝思想家一样一抓一大堆。
毕竟管的不严
也就是说，历朝历代，其实各种文化思潮都有
简单说就是，各路思想家逐渐发散思维，然后儒家出来个大儒统一下思想
然后大家接着发展，然后再出来个大儒统一一下
当然最后元朝选择了朱熹
因为南宋灭亡的时候，其他流派都殉国或者披发入山了，就朱熹的徒子徒孙屁颠屁颠去大元当官去了
然后到了元仁宗开科举的时候，朱熹的徒子徒孙已经占据了朝廷的大多数
然后规定科举考题，只能从朱熹修订过的四书五经里边出
这是一次致命的束缚
毕竟中国的大儒们，为了当官，连把自己阉了都干的出来
何况区区一个考试，
但是彻底崩溃的，是清朝规定的
科举答题，也只能从四书五经里边答题
明朝你还能写杜十娘写崔莺莺
清朝你写的东西，超出四书五经，直接就罢黜了
“”三场对策，除钦定诸书外，向不准用国朝人所著书籍，“
这个钦定诸书就是康熙到乾隆开始，由皇帝亲自编写修订的四书五经
就造成了，儒林外史里边说的：
启蒙就用四书五经启蒙，十五岁，肚子里就要装着3000余份前人的优秀范本。
除此之外，别的书都不看的。
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的噩梦
乡会试为士子进身之地，文律更严，三场对策，除钦定诸书外，向不准用国朝人所著书籍，更何论同 时见存之人。“
“《十三经注疏 》《监本五 经 》《钦定七经 》并颁在学官，苟为乡会试二场计 ，则此数部已足，毋庸再读他书 。”
当然大家也奇怪，。科举不是还考策论吗？
清朝开始，就是这样了：
近时考官专取头场首艺，二三篇但能通顺，二三场苟可敷衍，均得取中。”
乾隆时候，一个学政金洪铨：就说考试的书生啊，“但取发问全题，颠倒其辞，含糊敷衍”（《奏为敬陈四书大全宜重加纂修恭陈钦定以阐圣学等管见事》）
清代有一个读书人是这么说的，说后边的几道题啊，“···就题敷衍成篇。盖制题本有一 二百言 ，略就题作波澜，即可数百言矣”。
光绪时候甘肃科举，甚至都直接提醒各位读书人：策题中所有主司问语，如 “可言其故欤 …‘可指其实欤 … ‘可历详之欤 … ‘然欤否欤 ”等句，俱要换过 ，不可仍用问者口气。
把题目翻过来覆过去的多说几遍，换个口气就行了
剩下的时间，老老实实的，看四书五经，别的一律不看
连孩子启蒙，都用四书五经，三字经都不用
“五六岁上请先生开蒙，就读的是《四书》、《五经》；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 守 溪的稿子读 的滚瓜烂 熟。王、唐、瞿、薛以及诸大家之文，历科程墨，各 省 宗师考 卷 ，肚里记得 三千余篇 。”
所以啊，这蛮夷和儒家，真真的是婊子配狗了
题主你现在明白了吧，万幸清朝只有不到300年
要是没有明朝，窝囊宋以后跟着元清
主体民族被少数统治1000年以上
这就是印度第二啊！
想想吧，不管是洪秀全还是孙中山，造反都只能学国外了·······
文化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从来不是所谓的统治者创造的。
奴化思想，奴隶只有本能没有思想，只要他干活能吃饱，不干活挨鞭子，他就是牲口，和儒家没一毛钱关系。
只要基因里没有变态成分，看字母文也不会变成奴隶。读四书五经，更是让人成为人上人。那么说儒家愚民是从何而来?人上人欺负人下人？
马云王健林刘强东等人说要多读书，你们会听吗？假设一个古代士绅赋闲在家想免费教书，你觉得那些佃户会让子女来学?即使到现在，农村里读书无用的思想依旧占主流，没读过书的是真的想象不到书里有多么精彩。
中央集权，莫非现在是区域自治?
儒家当然正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孟子本人就一直大逆不道，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三纲五常，君为臣纲，君不正，臣投他国。国为民纲，国不正，民起攻之。父为子纲，父不慈，子奔他乡。子为父望，子不正，大义灭亲。夫为妻纲，夫不正，妻可改嫁。妻为夫助，妻不贤，夫则休之。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出自《史记.陈涉世家》。
以下是汉书的记载：
东平王刘宇“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
大将军王凤曰：“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阸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不许之辞宜曰：‘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王实乐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讲诵，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辩破义，小道不通，致远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诸益于经术者，不爱于王。’”
诸子百家和史记都得藏起来不叫你看。
所以，大一统王朝不爱这一套的岂止清朝，汉朝就这样啦。
可惜王纲终究要解纽，礼崩乐坏不过寻常事，所谓层累地堆砌，你禁了古本，也架不住后人搞发明。
至于孙中山不去外面抄共和，他何德何能自居共伯和？
天下至重，方州自需真天子。
天命谁属，今毋庸论，五庙次第森严，人臣不宜臧否。
是以今日仍需禁国初谋臣奇策，以醇厚风俗，何足为怪。
你看到的只是秦制以来的历史，事实上，我国的文化渊源要比你看到的久远得多。
我国的文化起源，其实是地理条件决定的。准确的说，是由于我们民族在大洪水时代借助丰富的地理环境，将洪水疏导入海，最终战胜了肆虐的洪水，从而建立了最初的民族自信和最早的国家版图。而同时期的西方人就没这么幸运，尤其是在一马平川的中东。所以，当洪水退去后，他们就有了诺亚方舟的悲惨记忆，而我们则有了大禹治水的精神遗产。
正是在这份宝贵的精神遗产之上，我们的先民们很早就树立起了“人可以依靠自己”的自信，也让我们很早就以《周易》这样的自然玄学替代了宗教神学成为我国文化的正统渊源。而西方，即便经历了像古希腊这样辉煌的古典理性时代后，还是被宗教神权成功反扑。
《周易》六十四卦中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卦就是“乾卦”，它的爻辞基本上就可以代表先秦两千多间中国人那种雄浑阳刚的整体气质。
但人的理性终究是有限的，如果我们不能认识这一点，那所谓的理性自信，很容易就会变成理性自负。遗憾的是，我们的先民虽然战胜了大洪水，但后来人却没能战胜理性自负，所以才有了后来两千多年的戏剧性历史。
如果说儒法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总纲，那道家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超纲。
可能很少有人去追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道家提出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等观点要贬低人的价值？如果你穿越回春秋战国时代，你就会发现，那时候的中国人其实相当的自信，甚至可以说是嚣张。那个时代，中国人已经普遍认为人定胜天，并把这四个字堂而皇之地写进当时的史书里。而后世那些敢于提出“王候将相宁有种乎？”的草莽，他们的信心其实也正是来源于此。理性自负在当时已成常态，甚至是一种普遍的思潮，这才是道家学说产生的真实背景。看似阴柔、保守的道家思想，其实正是我们民族自上古以来就存在的阳刚之气的中和。
所以，虽然后世我国历尽戏剧和磨难，但仍然不要低估我国人民代代相传从上古时代就有的雄健的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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