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儒学被董仲舒和朱嘉后人改了就改了老说先秦儒家最开始的儒家干什么，木板钉几个钉子还能恢复原状吗?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也触及到了儒家思想传承中一个很核心也很容易引起争议的点。咱们一步步来聊。
首先，你说“儒家儒学被董仲舒和朱嘉后人改了就改了”。这个说法，可以理解为是对儒家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被吸收、解释和发展的一种概括。但要说“改了就改了”，可能有点太绝对了。更准确地说，是时代的发展、社会的需求，以及思想家们各自的理解，让儒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吸收了新的元素，或者说，是以新的方式去回应古老的议题。
咱们先来看看先秦儒家最开始在干什么？
先秦儒家，主要是以孔子为开创者，然后由孟子和荀子等发扬光大。他们的核心关切，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 重建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孔子生活的时代，正是周礼崩坏，诸侯争霸，社会动荡不安的春秋末期。他最急切的任务，就是如何让混乱的社会重新回到一个稳定、和谐的状态。他认为，这种稳定和和谐的基石，在于“仁”——一种发自内心的爱人、敬人、推己及人的情怀。同时，他强调“礼”——一套行为规范和制度，用来约束人的行为，维护等级秩序，使得人与人之间、君臣之间、父子之间都有明确的界限和责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构建一套道德体系和社会规范，让人知道该怎么做人、怎么与人相处、怎么管理社会。
2. 强调“德”的教化和修养：先秦儒家不相信单纯的法律和刑罚能带来真正的秩序。他们更注重“德治”，也就是通过道德的感化和教育来提升人的品德，从而自然而然地遵从礼法。孔子强调“君子”，就是要通过学习和自我修养，达到仁、义、礼、智、信等美德。孟子更是提出了“性善论”，认为人天生就有善的萌芽，只要加以培养，就能成为君子。荀子虽然强调“性恶”，但也认为可以通过后天的“化性起伪”来达到善。总的来说，他们都在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对于社会和谐的重要性。
3. 关注政治的理想与实践：儒家思想不只是空谈理论，更关心政治的实际运作。他们希望统治者能够以德服人，关心民生，实行仁政，从而赢得百姓的拥护。孔子周游列国，就是想将自己的政治理念推销给各国君主。孟子更是直言不讳地劝谏梁惠王，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们都在思考怎样的政治才是合乎道义、能够长久维持下去的。
4. 重视教育和学习：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打破了教育的阶级限制，让更多人有机会接受教育，提升自己的知识和品德。他提出的“学而时习之”、“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都体现了他对学习的重视。学习不仅是为了知识，更是为了“成德”，成为一个有德行的人。
所以，先秦儒家，他们的核心工作就是在礼崩乐坏的乱世中，摸索出一套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外在表现、以“德”为根本、以“教育”为手段的治国安邦之道，以及个体安身立命的道德准则。他们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为社会开出的一剂药方。
现在我们来看看董仲舒和朱熹（你可能笔误写成了朱嘉，这里我们以朱熹为主，他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影响深远）。
董仲舒（汉朝）
董仲舒生活在汉初，这是一个承继秦朝强权政治，但又需要巩固汉朝统治，并寻求一种更具合法性和说服力的思想体系来凝聚国家思想的时期。
他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可不是说他把其他学派都彻底消灭了，而是说，在官方层面，儒家思想成为了指导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
为了让儒家思想更好地服务于汉朝的政治统治，董仲舒做了几件事：
融合阴阳五行与儒学：先秦儒家虽然有“天人感应”的思想，但并未像董仲舒这样系统地将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等观念与儒家伦理结合起来。他提出“天人感应”理论，认为天（自然界）会通过祥瑞或灾异来“感应”人间的统治，以此来证明君主统治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同时也能警示君主。
确立“三纲五常”：董仲舒系统地阐述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以及“仁、义、礼、智、信”的“五常”。这套理论，将儒家原本比较松散的伦理关系，固定成一种等级森严、不可动摇的社会伦理秩序。这非常符合当时大一统王朝对社会稳定和等级秩序的需求。
强调“大一统”：在政治上，董仲舒极力宣扬“大一统”的思想，强调中央集权，反对地方割据。
可以说，董仲舒是在先秦儒家的基础上，为适应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的需求，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汉化”和“政治化”的改造。他让儒家从一种“士”的学术，变成了一种“国教”式的意识形态。
朱熹（宋朝）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宋朝时期，中国社会在经济、文化、政治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北方民族的军事压力，以及佛教、道教等思想的挑战。
朱熹的工作，可以看作是对儒家思想进行一次深刻的“形而上学”重构，并回应来自佛道的挑战。
他主要的贡献包括：
“理”与“气”的哲学体系：朱熹提出了“理气论”。他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和普遍规律，是精神性的、永恒不变的；“气”则是构成万事万物的具体物质，是有限的、变化的。他认为“理”先于“气”，并且“理”寓于“气”之中。这套理论，既是对儒家“道”的概念的进一步发挥，也是在哲学层面回应佛教的“空”和道教的“道”的概念，为儒家注入了更强的形而上学色彩，使得儒家思想在哲学深度上能够与佛道抗衡。
“格物致知”的修养方法：朱熹强调“格物致知”，意思是深入探究事物的道理，从而获得知识。他认为，要“穷究天下之理”，通过不断地观察、研究、体悟，来达到对“理”的认识。这是一种强调实践和探究的治学方法，也是一种更强调个体理性思考的修养路径。
对“天理”的强调：朱熹将“天理”视为最高的道德原则，认为人的道德修养就是要“存天理，灭人欲”。这在先秦儒家那里更多是“仁”、“礼”、“义”，而朱熹则将其上升到一种更普遍、更形而上的“天理”层面。
可以说，朱熹是在先秦儒家和汉唐儒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儒家的哲学内涵，确立了一套更具思辨性和操作性的道德修养体系，并成功地将儒家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成为后世千百年来的官方哲学。
那么，“改了就改了”和“木板钉几个钉子还能恢复原状吗？”
这个问题打得非常形象。
“改了就改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的。董仲舒和朱熹，包括后来发展出的各种儒学流派，都吸收了时代的新质，回应了新的挑战，并且以新的方式去诠释和发展了儒家思想。
董仲舒将儒家与政治权力深度绑定，并纳入了阴阳五行等观念，这与孔子最初那种“周游求君”的时代有所不同。
朱熹构建的“理气论”和“格物致知”，是在与佛道的论辩中发展出来的，其哲学体系的深度和复杂性，也远超先秦儒家。
这种“改”，更像是一种“扬弃”和“发展”。 就像一棵树，它吸收养分，枝繁叶茂，长出了新的树叶和枝干，但它的根基依然是那棵老树。它不是凭空创造，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根据环境的变化和自身成长的需要，进行的调整和增殖。 每一代人、每一个思想家，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对这个思想体系进行再思考、再诠释。
“木板钉几个钉子还能恢复原状吗？”
这个比喻非常精辟。一旦钉子钉下去了，木板就留下了钉子眼的痕迹。
痕迹是不可磨灭的。 董仲舒“独尊儒术”后，儒家在中国意识形态中的地位就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朱熹的理学体系，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数百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这些改变，就像钉子留下的印记，是儒家思想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印记，是无法抹去的。
“恢复原状”的意义是什么？ 如果“原状”指的是孔子最初提出的那些朴素的仁爱、礼乐思想，那么，在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演变、政治实践、哲学思辨之后，想要完全“恢复”到那个状态，是不可能也不现实的。 时代在变，社会在变，人的认知也在变，思想必然会随之变化。
关键在于“恢复”的精神还是“恢复”的形式？ 我们可以说，后世的儒学，是在“继承”先秦儒家的精神内核（如重视道德、仁爱、教育、社会责任感等），但以“适应”时代的方式，发展出了不同的思想形式和侧重点。
所以，与其说是“改了就改了”，不如说是“发展了”，是一种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自我更新和适应的过程。 钉子虽然留下了痕迹，但正是这些痕迹，让这块木板（儒家思想）变得更加坚固，能够承载更多的东西，并以新的形态存在下去。
总结一下：
先秦儒家，是在一个动荡的时代，为重建社会秩序、确立人生道德准则而奋斗的。他们的出发点是纯粹的，是对“道”的探求和对“人”的关怀。
董仲舒，是为适应大一统王朝的统治需要，将儒家思想“官方化”、“政治化”，并融入了更多的制度和观念。
朱熹，则是在面对外来思想的挑战，以及社会自身发展的需求下，为儒家构建了一个更为深邃的哲学体系，并提供了具体的修养方法。
这三个时期，儒家思想都在“发展”，都在“演变”。每一次“演变”，就像在木板上钉钉子，留下了印记，改变了原貌。但正是这些印记，使得儒家思想能够与时俱进，成为中华文明中一支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的思想活水。我们今天谈论儒家，既要了解先秦的“原初”，也要理解董仲舒、朱熹等人的“发展”，并思考它们在当代的意义。
首先，你说“儒家儒学被董仲舒和朱嘉后人改了就改了”。这个说法，可以理解为是对儒家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被吸收、解释和发展的一种概括。但要说“改了就改了”，可能有点太绝对了。更准确地说，是时代的发展、社会的需求，以及思想家们各自的理解，让儒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吸收了新的元素，或者说，是以新的方式去回应古老的议题。
咱们先来看看先秦儒家最开始在干什么？
先秦儒家，主要是以孔子为开创者，然后由孟子和荀子等发扬光大。他们的核心关切，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 重建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孔子生活的时代，正是周礼崩坏，诸侯争霸，社会动荡不安的春秋末期。他最急切的任务，就是如何让混乱的社会重新回到一个稳定、和谐的状态。他认为，这种稳定和和谐的基石，在于“仁”——一种发自内心的爱人、敬人、推己及人的情怀。同时，他强调“礼”——一套行为规范和制度，用来约束人的行为，维护等级秩序，使得人与人之间、君臣之间、父子之间都有明确的界限和责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构建一套道德体系和社会规范，让人知道该怎么做人、怎么与人相处、怎么管理社会。
2. 强调“德”的教化和修养：先秦儒家不相信单纯的法律和刑罚能带来真正的秩序。他们更注重“德治”，也就是通过道德的感化和教育来提升人的品德，从而自然而然地遵从礼法。孔子强调“君子”，就是要通过学习和自我修养，达到仁、义、礼、智、信等美德。孟子更是提出了“性善论”，认为人天生就有善的萌芽，只要加以培养，就能成为君子。荀子虽然强调“性恶”，但也认为可以通过后天的“化性起伪”来达到善。总的来说，他们都在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对于社会和谐的重要性。
3. 关注政治的理想与实践：儒家思想不只是空谈理论，更关心政治的实际运作。他们希望统治者能够以德服人，关心民生，实行仁政，从而赢得百姓的拥护。孔子周游列国，就是想将自己的政治理念推销给各国君主。孟子更是直言不讳地劝谏梁惠王，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们都在思考怎样的政治才是合乎道义、能够长久维持下去的。
4. 重视教育和学习：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打破了教育的阶级限制，让更多人有机会接受教育，提升自己的知识和品德。他提出的“学而时习之”、“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都体现了他对学习的重视。学习不仅是为了知识，更是为了“成德”，成为一个有德行的人。
所以，先秦儒家，他们的核心工作就是在礼崩乐坏的乱世中，摸索出一套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外在表现、以“德”为根本、以“教育”为手段的治国安邦之道，以及个体安身立命的道德准则。他们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为社会开出的一剂药方。
现在我们来看看董仲舒和朱熹（你可能笔误写成了朱嘉，这里我们以朱熹为主，他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影响深远）。
董仲舒（汉朝）
董仲舒生活在汉初，这是一个承继秦朝强权政治，但又需要巩固汉朝统治，并寻求一种更具合法性和说服力的思想体系来凝聚国家思想的时期。
他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可不是说他把其他学派都彻底消灭了，而是说，在官方层面，儒家思想成为了指导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
为了让儒家思想更好地服务于汉朝的政治统治，董仲舒做了几件事：
融合阴阳五行与儒学：先秦儒家虽然有“天人感应”的思想，但并未像董仲舒这样系统地将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等观念与儒家伦理结合起来。他提出“天人感应”理论，认为天（自然界）会通过祥瑞或灾异来“感应”人间的统治，以此来证明君主统治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同时也能警示君主。
确立“三纲五常”：董仲舒系统地阐述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以及“仁、义、礼、智、信”的“五常”。这套理论，将儒家原本比较松散的伦理关系，固定成一种等级森严、不可动摇的社会伦理秩序。这非常符合当时大一统王朝对社会稳定和等级秩序的需求。
强调“大一统”：在政治上，董仲舒极力宣扬“大一统”的思想，强调中央集权，反对地方割据。
可以说，董仲舒是在先秦儒家的基础上，为适应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的需求，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汉化”和“政治化”的改造。他让儒家从一种“士”的学术，变成了一种“国教”式的意识形态。
朱熹（宋朝）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宋朝时期，中国社会在经济、文化、政治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北方民族的军事压力，以及佛教、道教等思想的挑战。
朱熹的工作，可以看作是对儒家思想进行一次深刻的“形而上学”重构，并回应来自佛道的挑战。
他主要的贡献包括：
“理”与“气”的哲学体系：朱熹提出了“理气论”。他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和普遍规律，是精神性的、永恒不变的；“气”则是构成万事万物的具体物质，是有限的、变化的。他认为“理”先于“气”，并且“理”寓于“气”之中。这套理论，既是对儒家“道”的概念的进一步发挥，也是在哲学层面回应佛教的“空”和道教的“道”的概念，为儒家注入了更强的形而上学色彩，使得儒家思想在哲学深度上能够与佛道抗衡。
“格物致知”的修养方法：朱熹强调“格物致知”，意思是深入探究事物的道理，从而获得知识。他认为，要“穷究天下之理”，通过不断地观察、研究、体悟，来达到对“理”的认识。这是一种强调实践和探究的治学方法，也是一种更强调个体理性思考的修养路径。
对“天理”的强调：朱熹将“天理”视为最高的道德原则，认为人的道德修养就是要“存天理，灭人欲”。这在先秦儒家那里更多是“仁”、“礼”、“义”，而朱熹则将其上升到一种更普遍、更形而上的“天理”层面。
可以说，朱熹是在先秦儒家和汉唐儒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儒家的哲学内涵，确立了一套更具思辨性和操作性的道德修养体系，并成功地将儒家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成为后世千百年来的官方哲学。
那么，“改了就改了”和“木板钉几个钉子还能恢复原状吗？”
这个问题打得非常形象。
“改了就改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的。董仲舒和朱熹，包括后来发展出的各种儒学流派，都吸收了时代的新质，回应了新的挑战，并且以新的方式去诠释和发展了儒家思想。
董仲舒将儒家与政治权力深度绑定，并纳入了阴阳五行等观念，这与孔子最初那种“周游求君”的时代有所不同。
朱熹构建的“理气论”和“格物致知”，是在与佛道的论辩中发展出来的，其哲学体系的深度和复杂性，也远超先秦儒家。
这种“改”，更像是一种“扬弃”和“发展”。 就像一棵树，它吸收养分，枝繁叶茂，长出了新的树叶和枝干，但它的根基依然是那棵老树。它不是凭空创造，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根据环境的变化和自身成长的需要，进行的调整和增殖。 每一代人、每一个思想家，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对这个思想体系进行再思考、再诠释。
“木板钉几个钉子还能恢复原状吗？”
这个比喻非常精辟。一旦钉子钉下去了，木板就留下了钉子眼的痕迹。
痕迹是不可磨灭的。 董仲舒“独尊儒术”后，儒家在中国意识形态中的地位就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朱熹的理学体系，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数百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这些改变，就像钉子留下的印记，是儒家思想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印记，是无法抹去的。
“恢复原状”的意义是什么？ 如果“原状”指的是孔子最初提出的那些朴素的仁爱、礼乐思想，那么，在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演变、政治实践、哲学思辨之后，想要完全“恢复”到那个状态，是不可能也不现实的。 时代在变，社会在变，人的认知也在变，思想必然会随之变化。
关键在于“恢复”的精神还是“恢复”的形式？ 我们可以说，后世的儒学，是在“继承”先秦儒家的精神内核（如重视道德、仁爱、教育、社会责任感等），但以“适应”时代的方式，发展出了不同的思想形式和侧重点。
所以，与其说是“改了就改了”，不如说是“发展了”，是一种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自我更新和适应的过程。 钉子虽然留下了痕迹，但正是这些痕迹，让这块木板（儒家思想）变得更加坚固，能够承载更多的东西，并以新的形态存在下去。
总结一下：
先秦儒家，是在一个动荡的时代，为重建社会秩序、确立人生道德准则而奋斗的。他们的出发点是纯粹的，是对“道”的探求和对“人”的关怀。
董仲舒，是为适应大一统王朝的统治需要，将儒家思想“官方化”、“政治化”，并融入了更多的制度和观念。
朱熹，则是在面对外来思想的挑战，以及社会自身发展的需求下，为儒家构建了一个更为深邃的哲学体系，并提供了具体的修养方法。
这三个时期，儒家思想都在“发展”，都在“演变”。每一次“演变”，就像在木板上钉钉子，留下了印记，改变了原貌。但正是这些印记，使得儒家思想能够与时俱进，成为中华文明中一支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的思想活水。我们今天谈论儒家，既要了解先秦的“原初”，也要理解董仲舒、朱熹等人的“发展”，并思考它们在当代的意义。
网友意见
明德，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普通人会明德（遵纪守法，安身立命）
有点文化的人会做到格物致知
能干的人会做到正心
有点本事的人会做到修身
富人最基本都能做到齐家。
有真本事的人会做到治国。
大能贤才才会做到平天下。
————
儒家从本质上，就看你自己怎么点技能树了。
而我看题主的问题。基本上应该还没有明德也就是应该不如普通人，这时候你应该先学会做普通人，然后再讨论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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