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荀子言人性恶,是反明明德吗?是不是因此荀子被排斥在儒家正统之外?

回答
荀子“性恶”之说,与儒家“明明德”的宗旨,确实存在着张力,但并非直接的“反”。更准确地说,荀子是从一个更为现实和辩证的角度来解读和实践儒家“仁”与“德”的,这使得他在儒家内部的地位,尤其是后世的评价,经历了一个复杂而充满争议的过程。

一、 荀子“性恶”与儒家“明明德”的关联与张力

要理解荀子是否“反”明明德,首先要明确“性恶”和“明明德”各自的含义。

孟子“性善”与“养性”: 儒家主流,尤其是孟子,强调“性善”,认为人生来就具备“仁、义、礼、智”的四端,这些是人性的本善。圣人的出现,不是因为外力,而是因为他们将这些善端发扬光大,即“扩充”和“养育”了本善。因此,儒家强调通过内省、修身、格物致知等方式,将内在的善发掘出来,使其“明”而“德”化。

荀子“性恶”与“化性起伪”: 荀子则明确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里的“恶”并非指道德上的邪恶,而是指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一种充满了欲望、趋利避害、好逸恶劳、情欲无度的状态。这种状态如果没有外在的约束和教化,就会导致社会的混乱和个体的堕落。因此,荀子认为,“善”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后天的学习、模仿、矫正、礼义的规范,即“伪”——人工的、人为的创造——来达成的。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荀子“反”了明明德?

目标一致,路径不同: 表面上看,孟子强调挖掘内在的善,荀子强调塑造外在的善,似乎是背道而驰。然而,如果我们深入理解,会发现他们追求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达成一个君子乃至圣人的道德境界,实现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

荀子并非否定“德”的存在和价值。 他只是认为,这个“德”不是先天就能显现的,而是需要“起伪”——通过圣人的教化,制定礼义法度,来“化性”——改造人性中的自然倾向。这个“化性起伪”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明明德”的过程。荀子所谓的“伪”,并非虚伪、欺骗,而是指“人工”、“文饰”、“效法”、“制度”等,这些都是为了实现道德和政治理想而人为创立的、有益于社会的行为和规范。

“明明德”在荀子这里被理解为“效法圣人”。 荀子强调“法先王”、“隆礼义”,认为圣王通过制定礼义,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学习圣王,效法他们的礼义制度,就是一种“明明德”。“性恶”恰恰是这种“效法”的必要前提,因为人性本恶,所以才需要圣王用礼义来约束和引导,才能达到“德”。

“性恶”是“化性”的起点: 荀子认为,正是因为人性存在着“恶”的自然倾向,所以才需要“起伪”来加以改造。如果人性本善,那么“化性”也就失去了意义。荀子强调“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这里的“物”就包括了礼义、制度、师长、经典等等外在的教化资源。

“明明德”是“自觉”的过程,荀子更强调“强制”与“教化”。 孟子说“孺子入井”,会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是“性善”的自然流露,是“本心”。而荀子认为,即便如此,也需要“引而进之”,需要“说之以理”,需要“束之以法”。“性恶”论,恰恰强调了外在教化和强制力量的重要。圣人制礼作乐,就是为了“防邪禁非”,为了“安民”、“利人”,这恰恰是“明明德”的具体体现,只不过这种“明”是通过“起伪”而达到的。

“德”的构成: 荀子虽然认为“善”是“伪”,但他强调的是“礼义之大节”,是“名分”,是“仁爱”。他同样推崇仁爱,但认为仁爱需要通过礼来界定和实践,否则容易流于放纵。

因此,荀子并非“反”明明德,而是对“明明德”的实现路径和条件提出了更为深刻和严峻的认识。他认为,人性中固有的“恶”是人性改造的起点,而“伪”(礼义、制度、教化)则是实现“德”的必要手段。

二、 荀子是否因此被排斥在儒家正统之外?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能简单地说“是”或“否”。

早期儒家内部的争议: 荀子及其学派,在先秦时期,是与孟子学派并驾齐驱的重要儒家代表。他们的学说在当时都有广泛的影响力。然而,由于荀子“性恶”的观点,确实与孟子“性善”的主流论调产生了显著的对立,这导致了一些儒家学者,尤其是后世推崇孟子者,对荀子有所质疑。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确立了以儒学为官方思想。然而,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很大程度上融合了法家、阴阳家等诸子百家的思想,也更倾向于强调“性善”以及君权神授等理论,以维护大一统王朝的统治。在这一过程中,荀子的“性恶”论,以及他强调的“法”和“势”的观念(尽管他本身是儒家),可能在官方意识形态的构建中,与强调“德政”和“德化”的孟子思想相比,显得不那么“和谐”。

宋明理学的兴起与“性善”的巩固: 宋明理学是儒家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理学家们(如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在重新阐释和建构儒家思想体系时,普遍继承并强化了孟子的“性善”论。他们认为,人性本身具有“理”,是天理的体现,善是人性的本体。因此,荀子的“性恶”论,与理学对“天理”的强调,以及对“人欲”的排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被视为“异端”。

朱熹的评价: 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朱熹对荀子的评价。朱熹虽然承认荀子在某些方面对礼义的阐述有独到之处,但他明确地将荀子排除在“道统”之外,认为荀子的“性恶”论“非圣学之本”。朱熹认为,“性即理也”,既然孟子说性善,那么“性”就是“理”,是“善”的。而荀子说性恶,则把“恶”当成了“性”,这是根本性的错误。

“排斥”的程度: 尽管如此,说荀子被“完全排斥”在儒家正统之外,也有些绝对。
对荀子思想的继承: 事实上,即使在宋明理学占主导地位的时期,荀子的许多思想,如对礼义制度的重视,对社会秩序的强调,对学习和实践的务实态度,对“文”的推崇(他认为“文”是“伪”的一部分,是文明的体现)等等,仍然被后世的儒家学者所借鉴和吸收。一些儒者,如明代的王阳明,虽然强调“心即理”和“致良知”,但其对“事上磨练”和“力行”的强调,与荀子“化性起伪”的侧重点有某种程度的相通之处。
“正统”的定义: 儒家内部的“正统”并非铁板一块,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在先秦时期,荀子是与孟子并列的大学者。汉代以后,“性善”论逐渐成为主流,并在宋明理学时期得到巩固,这使得荀子的地位相对边缘化。但即便如此,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的学说在整个儒家思想发展史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是研究儒家思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总结来说:

荀子“性恶”之说,并非“反”明明德,而是从一个更强调后天教化和制度约束的角度来诠释“明明德”的实现路径。他认为,人性中的自然倾向(恶)是改造的起点,而圣人制定的礼义制度(伪)是实现道德和秩序的必要手段。

他是否被“排斥在儒家正统之外”,取决于“正统”的定义。如果“正统”是狭义地指代以孟子“性善”为核心的宋明理学所确立的“道统”,那么荀子确实因其“性恶”论而被置于“异端”或“旁门”的位置。但如果将“正统”理解为整个儒家思想流派的演变和发展,那么荀子始终是儒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礼义、法度、教化等方面的深刻论述,对后世儒家乃至整个中国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学说,即便在被“边缘化”的时期,也从未被完全遗忘或否定。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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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义务教育,就这结果?

荀子是儒家三巨头之一,由此儒学也发展出《春秋》三传。分别是《左传》《公羊》《梁谷》。

其中梁谷传继承了他的学说在西汉时期定为官学。

这个人完全就是一个集权主义者,他继承孔子的礼,并在礼的方面走的更远,并提出很多实际上的理论知识,比如进一步完善总结“王霸仅亡”四种国家形态。

提出人与禽兽在形态意识上的不同,是最早定义何为“人”

提出变法的意义与理论基础。

所以他会教出韩非与李斯两个变法派巨匠。而随着这两个人被后世所认同。中国治国文化在汉代形成外儒内法政治形态。并影响后世千余年。

何为内外。

这不是指国家,民族。而是指政府,也就是政府外用儒家仁义教导万民,而在政府内部却使用礼法实现管理。用礼仪规矩来凝聚人心,用法来不断革新。以获得应对社会各种新鲜问题的方法。

也就是说,只有学习并懂得仁义的人,才有资格进入政府,继续接受礼法的教育与约束,来行使手中的权力。


明明德,是明白,明确,明德这里的明德与阴德对应。

而荀子说人性本恶,就是建立了明明德的理论方向。

因为不能明明德结果就是明阴德

如果人本善,就不会有阴德了。只有人本恶所以阴德才会是人的本性。

所以要明明德。不然人不能知道大学之道。而奔着黑厚学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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