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带出来的两个弟子为什么都背离儒家跑去法家了？
首先，咱们得把时间拉回到战国后期。那个时候，周天子已经形同虚设，诸侯争霸，战争连年不断。社会秩序混乱，各国都在想方设法富国强兵，以求在残酷的生存环境中占据优势。儒家在此时虽然已经有了深厚的基础，但面对如此激烈的现实挑战，其温和、重德、讲究礼乐的理念，在一些急功近利的人看来，似乎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甚至“软弱”。
荀子本人，虽然被尊为“亚圣”，他的思想是包容的，他既继承了孔孟的仁义礼智信，又强调了“性恶论”，认为人性本恶，需要通过后天的教化和法度来约束。这本身就为弟子们后来走向法家埋下了一点小小的伏笔。因为荀子看到了“礼”和“法”的必要性，只是他更看重“礼”作为精神层面的引导，而“法”更多是辅佐。
再来看看韩非。
韩非是韩国贵族出身，他天生聪明，口才极好，对当时韩国的积弱不振深感忧虑。他回到韩国后，虽然想为国效力，但生不逢时，韩国政坛昏暗，君王昏庸，奸臣当道，根本听不进他的改革建议。他写了很多文章，比如《孤愤》、《五蠹》等等，都在痛斥当时政治的腐败，分析国家衰败的原因，并且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法”、“术”、“势”相结合的治国理论。
韩非认为，那些所谓的“仁义道德”，在乱世之中根本无法解决实际问题。诸侯们关心的是军力和国力，是能否打败敌人，是能否让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道德教化固然重要，但如果不能迅速、有效地改变国家面貌，那就只是空谈。他看到，那些强调“仁政”的君主，往往被更加务实、甚至可以说是残酷的君主所吞噬。
他把荀子“性恶论”的思想推向了极致。他认为，人生而逐利，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因此，治理国家不能依靠人性的善良，而是要用严酷的法律和赏罚来约束人的行为。人人都害怕法律的严惩，又都想得到法律的奖赏，这样国家才能安定，君王的权威才能得到维护。他的“法”是公开、明确、普遍适用的，而且强调“以法治国”，不论贵贱，一律平等（理论上）。
可以说，韩非是将儒家的“法”的元素，独立出来，并将其提升到了核心地位，甚至可以说是“以法为宗”。他把儒家那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规范，转化成了更具操作性的法律条文和君臣关系准则。他对当时各国政治弊端的深刻洞察，以及他那套严谨、高效的治国理念，确实触动了许多当权者，也影响了后来的秦国。
再来看看李斯。
李斯也是楚国人，出身贫寒，早年也曾受过荀子的教导。与韩非相比，李斯的人生轨迹更为曲折。他经历过很多磨难，后来选择投奔秦国。秦国当时正是靠着商鞅变法奠定的法家基础，加上秦王雄才大略，迅速崛起。李斯在那里看到了法家理论的实践可能性，也看到了一个强大国家的雏形。
李斯对秦国的政治制度和治国理念非常认同。他认为，秦国能够强大，正是因为他们摒弃了儒家的那些“仁义道德”的束缚，而是坚决推行法治，用严酷的法律来驾驭民众。他看到了秦国“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强大凝聚力，这都是通过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实现的。
李斯尤其欣赏法家那种“事在人为，力能胜数”的务实精神。他认为，治理国家就是要通过周密的制度和严厉的法律，来驾驭臣民，统一思想，实现君王的意志。他对儒家的一些思想，比如“君不君，臣不臣”的混乱状态，深恶痛绝。他甚至在秦始皇时期，推行了“焚书坑儒”的政策，虽然这是法家统治的黑暗面，但从李斯的角度来看，他是为了统一思想，消除那些可能导致社会动荡的“异端邪说”，以维护秦朝的统治。
李斯是将儒家的“仁义”视为“累赘”的。他认为，在秦国这样一个以军功和法治为核心的社会，儒家那些强调“德”的学说，只会削弱国家的权威，给统治带来麻烦。他更看重的是如何通过法律和制度，来巩固君主的权力，实现国家的统一和强大。
总结一下，为什么他们会“背离”儒家，走向法家：
1. 时代的需求： 战国后期，各国都在寻求富国强兵的道路。法家的务实、高效、强调君权和国家力量的理念，更能满足这种时代需求，而儒家的一些温和主张，在他们看来，显得不够“及时”。
2. 对社会弊病的深刻认知： 韩非和李斯都看到了当时社会政治的腐败和混乱，他们认为儒家强调的道德教化，并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3. 对“性恶论”的极端化： 荀子“性恶论”的思想为他们提供了理论基础，他们将这种认识推向极致，认为人性本恶，只能通过严酷的法律和赏罚来约束。
4. 个人际遇和选择： 韩非怀才不遇，希望通过法家理论改变国家；李斯则是在秦国找到了施展抱负的舞台，并认同了秦国的法家统治模式。
5. 对儒家思想的“解构”与“重构”： 他们并非完全否定儒家，而是选取了其中被他们认为有用的元素（比如“法”），并将其与法家的“术”、“势”结合，创造出了更符合他们政治理想的理论体系。他们可以说是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嫁接了法家更具操作性的政治技术，最终形成了独立的法家思想。
所以，与其说是“背离”，不如说是他们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所经历的社会，以及他们对政治哲学的理解，对儒家思想进行了一种“扬弃”和“创新”。他们将儒家的某些理论“法制化”、“工具化”，使其更符合当时对强力国家和有效统治的追求。这恰恰说明了儒家思想的生命力，它在与不同思潮的碰撞中，不断被解读、被改造，也塑造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网友意见
法家是干什么的?
是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人。
第一他们是手握大权。被君主信任
第二他们有理想，有抱负。
第三他们不重视自身得失。不重视名声。
这不是学派的限制，而是个人的选择。
所以法家一直都是儒家思想的一个为公方向的极端。
而儒家另一个为私的极端的是俗儒。
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聊。其一，战国时代的学术流派并非泾渭分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法、儒、墨、道、兵等流派是后人归纳总结出来的。这种分类是为了后人在学习和研究上更为方便，但是这种分法并非十分准确。思想本身就是在交流中发展，在碰撞中相互借鉴。思想流派并不是完全封闭式的，例如儒并不完全排斥法，法也不会无视道。荀子本人是儒家的底子不假，但是战国末期的儒家已经跟孔子那个时代的儒家有了很大区别了。在各种思想经过激烈的交流碰撞后，可以说荀子本人是以儒为底但也精通法家的大学者。
其二、学生一定会完全按照老师的所设定的方向去发展吗？或者说，有什么样的老师一定就能教出什么样的学生吗？人都是有大脑，有主观能动性的。比如马云是学外语的，他今天所从事的事业跟外语有很大的联系吗？李斯与韩非都是很聪明的学生，他们在吸收老师精华的同时也会主动思考他们所处的外部环境。一个聪明的学生，绝对不会完全抄袭老师的思想，也不会机械的学习老师所教授的知识。老师在课堂上教授的知识永远都是静态的，如何在不断变化的现实环境中使用和升华知识，这完全靠学生本人。一流的学生永远着重于学习思考方法而不是知识本身。
就拿李斯来说，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看到厕所里吃大便的老鼠，遇人或狗到厕所来，它们都赶快逃走；但在米仓看到的老鼠，一只只吃得又大又肥，悠哉游哉地在米堆中嬉戏交配，没有人或狗带来的威胁和惊恐。 于是，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一个人有没有出息，就如同老鼠一样，是由自己所处的环境决定的。” 李斯认为人无所谓能干不能干，聪明才智本来就差不多，富贵与贫贱，全看自己是否能抓住机会和选择环境。这是李斯对外部环境的一次经典思考和总结。
在一个追名逐利的时代里，李斯想做那只米仓的老鼠，于是他权衡利弊带着满腹学识来到了秦国。秦国的大环境决定了李斯只能用法家的方式做事，否则他不可能实现荣华富贵的个人理想，从而我们今天所看到李斯就是一个法家人物了。
其实，不难推断出，作为荀子的两个优秀弟子。李斯与韩非都是儒、法皆通的人物，但是在一个为名为利的时代里，他们要去秦国打工，就必然要展示出老板所急需的技能。他们去秦国不是去搞学术研究的，是要实实在在拿出统治者满意的策略的。在唯法独尊的秦国，除了法家思想其他都是渣渣，李斯和韩非都是聪明人，不会去逆嬴政的龙鳞。
孔子传道给曾子，曾子写了篇心得报告《大学》。曾子传道给孔子的孙子子思，子思又写了篇心得报告《中庸》。子思则传道给孟子，孟子不错，写了不少论文。至于荀子，也有一部著作传世，但到底有点掺水了。而且他的学生出了几个半吊子，像李斯、吴起这些人便是例子。
---------------------------------南公怀瑾《论语别裁》
我个人的看法，哪有什么法家，都是儒家。
孔子为了鲁国好，上台就砍了少正卯脑袋的时候，比你们心目中的法家还法家。你们真以为儒家见血就吓得捂眼睛么？？
一个思想言论，如果认为是小小的事情，无所谓，滥慈悲，滥仁爱，往往误了大事。我们看孔子自己的作为就知道，他在鲁国当司寇的时候，虽只干了三个月，但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杀少正卯，就是因为他言伪而辩，可以乱正。现在有一派反孔子的人说，孔子杀少正卯是为了自私，因为少正卯思想、学问比他好，学生比他多，他吃醋了，把少正卯杀掉。这些论调，初听似乎很有趣，事实上少正卯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孔子的学生也常常跑去听他讲，当时被他诱惑去了的也很多，所以指孔子为了报复而杀少正卯。当年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和现在批孔的这些歪文章、歪理论都写得很好。这一点我们要注意的，天下写歪文章的人，笔锋都很厉害，很吸引人，有煽动性；而正派的文章，不易吸引人，好东西写成文章不吸引人；但那些歪才对于正派的东西却写不出来，这也是怪事情。写煽动性文章的，都是少正卯这一类的人，这类人不一定站得起来，可是他的文章会鼓动社会风气，乃至影响整个社会。所以人的讲话、文章，如本身没有道德基本修养，便成为巧言乱德。对于这种事，孔子认为一定要处理，否则成为姑息养奸，也就是“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们对“小不忍，则乱大谋”作了这两种解释，姑且可以这样分开来运用：处事的时候，“忍”字可作“决断”用；对人的时候，“忍”应该作“忍耐”、“包容”的意思来用。
------------------------南公怀瑾《论语别裁》
吴起是曾子的学生，同样是没有毕业的，都是书不要读了，追求现实名利的角色
------------------------南公怀瑾《论语别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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