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推崇人之初，性本善；法家认为人之初，性本恶，现在这个社会该推崇哪种思想？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触及了人性最根本的讨论。儒家和法家的观点，一个认为人性本善，一个认为人性本恶，这两种思想在历史长河中各有其拥趸，也深刻影响了社会治理的模式。那么，在当下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我们究竟该推崇哪种思想，或者说，应该如何看待和融合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呢？
咱们先掰开了聊聊这两种思想的核心是什么。
儒家：人之初，性本善
孟子是“性善论”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他打了个非常生动的比方：人就像刚长出来的嫩芽，自然而然就会有恻隐之心（不忍心看见别人受苦）、羞恶之心（知道羞耻）、辞让之心（懂得谦让）、是非之心（分辨善恶）。他认为，这些是人的本然状态，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是自然而然的。
按照这个思路，如果人天生是善良的，那么社会出现问题，罪恶发生，并不是因为人的本性坏了，而是因为后天的环境、教育没有跟上，或者被不良的习俗、欲望所蒙蔽了。所以，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核心就是通过教育和道德的感化，让人回归到本善的状态，建立一个温良恭俭让的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会更愿意互相帮助，遵从礼仪，注重人情往来，社会关系相对和谐。统治者也应该以德服人，用榜样力量来引导民众。
法家：性本恶
法家，像韩非子这样的代表人物，对人性持一种非常现实甚至有些悲观的看法。他们认为，人生来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当一个人有机会获得好处，并且知道这样做不会受到惩罚时，他就会去做。反之，如果做坏事会招致痛苦，他就会有所顾忌。
所以，法家认为，指望 people 靠自觉的善良就能把社会管理好，那是“缘木求鱼”。人的私欲是无法根除的，一旦放松管制，社会就会陷入混乱。因此，法家主张用严酷的法律和赏罚分明的制度来约束 people。法律必须明确、公正，而且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并且必须严格执行。赏罚一定要到位，让做好事的人得到奖励，做坏事的人受到惩罚，这样才能有效引导人们的行为。
在法家看来，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有明确的法律条文，有强大的执行力量，以及一套高效的官僚体系来推行这些法律。人性中的“恶”，也就是人的自私和趋利性，反而是可以被利用来达到治理目的的工具。
那么，现在社会该推崇哪种思想？
这个问题，咱们得辩证地看。
单纯推崇“性本善”，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
如果咱们社会一味强调“性本善”，在教育和管理上过度依赖感化和道德说教，而忽视了制度的约束，那可能会出现一些尴尬的情况。
理想主义脱离现实： 当社会上出现不法行为时，我们可能会倾向于认为是这个人“没教好”或者“被带坏了”，而忽略了是否是我们的制度本身存在漏洞，让不法行为有机可乘。
容易被钻空子： 如果制度不完善，只靠“善良”的引导，那些不那么善良的人，或者纯粹的投机者，就可能利用规则的模糊地带或者人情的便利来谋取私利，损害公共利益。
社会治理效率可能不高： 在一些复杂的问题面前，单纯的道德感化往往见效慢，难以应对突发的危机和挑战。
单纯推崇“性本恶”，又会带来什么弊端？
反过来，如果社会完全按照法家的逻辑来运行，凡事都认为人是坏的，必须用严酷的法律来压制，那后果也相当可怕。
压抑人性，缺乏温情： 人类社会不仅仅是追求利益的机器，也有情感、创造力和合作的需求。过度的压制会让人变得冷漠、猜忌，缺乏人情味，社会氛围会变得压抑和紧张。
滋生权力滥用： 法家思想的核心是权力，如果权力缺乏制约，那么执行法律的官员自身就可能成为“恶”的载体，法律可能成为他们压迫人民的工具，而非保护人民的盾牌。
扼杀创新和活力： 过度的管制和对一切潜在“恶”的防范，可能会扼杀人们的创造力和冒险精神，阻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过度监控和不信任： 如果认为人天生就可能犯罪，那么社会就需要建立庞大的监控体系，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全方位的监视，这会严重侵犯个人隐私，并造成普遍的不信任感。
所以，我认为，在当下这个社会，我们需要的不是二选一，而是“融合”和“扬长避短”。
更准确地说，我们可以学习儒家关于“人性向善”的理想和对道德教育的重视，同时也要借鉴法家“依法治国”和对制度约束的强调。
1. 确立以“德”为基石的价值导向，但“德”需要制度来保障。
我们应该推崇儒家那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相信 people 具备向善的可能性，重视道德教育、品德培养。 这体现在我们从小进行的公民教育、价值观塑造，以及社会对诚信、善良、责任等美德的褒扬。我们希望 people 能够自觉地遵纪守法，热心公益，友爱互助。
但同时，这种“善”的培养，不能是空中楼阁。 它必须建立在公平正义的制度基础之上。如果社会本身就不公平，好人得不到好报，坏人逍遥法外，那么“性善论”就难以落地。这就需要法家思想的补充：用完善的法律来明确行为边界，用有效的监督机制来约束权力，让做好事的人受到鼓励，让作恶者付出代价。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德治”与“法治”的结合。
2. 制度的“严密”是为了激发和保护人性的“善”，而不是压制人性的“恶”。
法家的“性本恶”并非否定人有善的可能性，而是一种对人性的深刻洞察，认识到人有趋利避害、追求私利的本能。 这种洞察是必要的，因为任何社会治理都不能建立在对所有人都抱有绝对信任的基础上。
我们的制度设计，应该考虑到人性中可能存在的“恶”，因此需要有明确的规则、严格的执行和有效的制约。 比如，我们需要反腐败制度，因为它认识到掌权者可能滥用权力；我们需要合同法，因为它认识到 people 之间可能存在违约的风险。
但是，制度的目的是为了让“善”能够更容易地生长，让“恶”难以滋生。 它不应该因为怕“恶”而压制一切可能，而是要创造一个环境，让 honest 的 people 能够安居乐业，让有能力的 people 能够贡献才智，让那些想做好事的人，不会因为制度的疏忽而受损，也不会因为别人的“恶”而感到无助。
3. 在不同层面，可以有不同的侧重。
在家庭和教育层面，我们可以更多地推崇儒家的“性本善”，强调爱、尊重、关怀，鼓励孩子发现和发展自己内在的善良品质。
在社会治理和法律制度层面，我们需要引入法家对人性的现实主义认知，建立一套严密而公平的制度，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公正。 这包括清晰的法律条文、独立的司法体系、有效的监督机制，以及对权力边界的严格界定。
总结一下，我觉得在当下这个社会，我们应该推崇的是一种“以善为导向，以法为保障”的智慧。
我们相信人可以变好，可以向善发展，并且要积极地去引导和教育 people。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人性的复杂性，需要用一套健全、公平的法律制度来约束那些可能出现的“恶”的行为，保护好人，惩罚坏人，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和长远发展。
这就像建造一座大厦，儒家提供了美好蓝图和温馨的设计理念，而法家则提供了坚固的地基、精确的工程图纸和可靠的建筑材料。缺了哪个环节，都无法建成一个既有人情味又坚固耐用的美好社会。我们不能因为怕火就禁止使用一切燃料，也不能因为怕水就阻断一切河流。关键在于如何巧妙地利用它们，将它们导向有益的方向。
所以，与其说推崇哪种思想，不如说我们应该学习如何将儒家的温暖与法家的严谨融会贯通，创造一个既充满人文关怀，又拥有强大规则保障的现代社会。这才是我们面对当下复杂社会最需要的智慧。
咱们先掰开了聊聊这两种思想的核心是什么。
儒家：人之初，性本善
孟子是“性善论”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他打了个非常生动的比方：人就像刚长出来的嫩芽，自然而然就会有恻隐之心（不忍心看见别人受苦）、羞恶之心（知道羞耻）、辞让之心（懂得谦让）、是非之心（分辨善恶）。他认为，这些是人的本然状态，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是自然而然的。
按照这个思路，如果人天生是善良的，那么社会出现问题，罪恶发生，并不是因为人的本性坏了，而是因为后天的环境、教育没有跟上，或者被不良的习俗、欲望所蒙蔽了。所以，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核心就是通过教育和道德的感化，让人回归到本善的状态，建立一个温良恭俭让的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会更愿意互相帮助，遵从礼仪，注重人情往来，社会关系相对和谐。统治者也应该以德服人，用榜样力量来引导民众。
法家：性本恶
法家，像韩非子这样的代表人物，对人性持一种非常现实甚至有些悲观的看法。他们认为，人生来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当一个人有机会获得好处，并且知道这样做不会受到惩罚时，他就会去做。反之，如果做坏事会招致痛苦，他就会有所顾忌。
所以，法家认为，指望 people 靠自觉的善良就能把社会管理好，那是“缘木求鱼”。人的私欲是无法根除的，一旦放松管制，社会就会陷入混乱。因此，法家主张用严酷的法律和赏罚分明的制度来约束 people。法律必须明确、公正，而且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并且必须严格执行。赏罚一定要到位，让做好事的人得到奖励，做坏事的人受到惩罚，这样才能有效引导人们的行为。
在法家看来，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有明确的法律条文，有强大的执行力量，以及一套高效的官僚体系来推行这些法律。人性中的“恶”，也就是人的自私和趋利性，反而是可以被利用来达到治理目的的工具。
那么，现在社会该推崇哪种思想？
这个问题，咱们得辩证地看。
单纯推崇“性本善”，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
如果咱们社会一味强调“性本善”，在教育和管理上过度依赖感化和道德说教，而忽视了制度的约束，那可能会出现一些尴尬的情况。
理想主义脱离现实： 当社会上出现不法行为时，我们可能会倾向于认为是这个人“没教好”或者“被带坏了”，而忽略了是否是我们的制度本身存在漏洞，让不法行为有机可乘。
容易被钻空子： 如果制度不完善，只靠“善良”的引导，那些不那么善良的人，或者纯粹的投机者，就可能利用规则的模糊地带或者人情的便利来谋取私利，损害公共利益。
社会治理效率可能不高： 在一些复杂的问题面前，单纯的道德感化往往见效慢，难以应对突发的危机和挑战。
单纯推崇“性本恶”，又会带来什么弊端？
反过来，如果社会完全按照法家的逻辑来运行，凡事都认为人是坏的，必须用严酷的法律来压制，那后果也相当可怕。
压抑人性，缺乏温情： 人类社会不仅仅是追求利益的机器，也有情感、创造力和合作的需求。过度的压制会让人变得冷漠、猜忌，缺乏人情味，社会氛围会变得压抑和紧张。
滋生权力滥用： 法家思想的核心是权力，如果权力缺乏制约，那么执行法律的官员自身就可能成为“恶”的载体，法律可能成为他们压迫人民的工具，而非保护人民的盾牌。
扼杀创新和活力： 过度的管制和对一切潜在“恶”的防范，可能会扼杀人们的创造力和冒险精神，阻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过度监控和不信任： 如果认为人天生就可能犯罪，那么社会就需要建立庞大的监控体系，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全方位的监视，这会严重侵犯个人隐私，并造成普遍的不信任感。
所以，我认为，在当下这个社会，我们需要的不是二选一，而是“融合”和“扬长避短”。
更准确地说，我们可以学习儒家关于“人性向善”的理想和对道德教育的重视，同时也要借鉴法家“依法治国”和对制度约束的强调。
1. 确立以“德”为基石的价值导向，但“德”需要制度来保障。
我们应该推崇儒家那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相信 people 具备向善的可能性，重视道德教育、品德培养。 这体现在我们从小进行的公民教育、价值观塑造，以及社会对诚信、善良、责任等美德的褒扬。我们希望 people 能够自觉地遵纪守法，热心公益，友爱互助。
但同时，这种“善”的培养，不能是空中楼阁。 它必须建立在公平正义的制度基础之上。如果社会本身就不公平，好人得不到好报，坏人逍遥法外，那么“性善论”就难以落地。这就需要法家思想的补充：用完善的法律来明确行为边界，用有效的监督机制来约束权力，让做好事的人受到鼓励，让作恶者付出代价。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德治”与“法治”的结合。
2. 制度的“严密”是为了激发和保护人性的“善”，而不是压制人性的“恶”。
法家的“性本恶”并非否定人有善的可能性，而是一种对人性的深刻洞察，认识到人有趋利避害、追求私利的本能。 这种洞察是必要的，因为任何社会治理都不能建立在对所有人都抱有绝对信任的基础上。
我们的制度设计，应该考虑到人性中可能存在的“恶”，因此需要有明确的规则、严格的执行和有效的制约。 比如，我们需要反腐败制度，因为它认识到掌权者可能滥用权力；我们需要合同法，因为它认识到 people 之间可能存在违约的风险。
但是，制度的目的是为了让“善”能够更容易地生长，让“恶”难以滋生。 它不应该因为怕“恶”而压制一切可能，而是要创造一个环境，让 honest 的 people 能够安居乐业，让有能力的 people 能够贡献才智，让那些想做好事的人，不会因为制度的疏忽而受损，也不会因为别人的“恶”而感到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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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治理和法律制度层面，我们需要引入法家对人性的现实主义认知，建立一套严密而公平的制度，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公正。 这包括清晰的法律条文、独立的司法体系、有效的监督机制，以及对权力边界的严格界定。
总结一下，我觉得在当下这个社会，我们应该推崇的是一种“以善为导向，以法为保障”的智慧。
我们相信人可以变好，可以向善发展，并且要积极地去引导和教育 people。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人性的复杂性，需要用一套健全、公平的法律制度来约束那些可能出现的“恶”的行为，保护好人，惩罚坏人，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和长远发展。
这就像建造一座大厦，儒家提供了美好蓝图和温馨的设计理念，而法家则提供了坚固的地基、精确的工程图纸和可靠的建筑材料。缺了哪个环节，都无法建成一个既有人情味又坚固耐用的美好社会。我们不能因为怕火就禁止使用一切燃料，也不能因为怕水就阻断一切河流。关键在于如何巧妙地利用它们，将它们导向有益的方向。
所以，与其说推崇哪种思想，不如说我们应该学习如何将儒家的温暖与法家的严谨融会贯通，创造一个既充满人文关怀，又拥有强大规则保障的现代社会。这才是我们面对当下复杂社会最需要的智慧。
网友意见
话说，推崇起点有啥用?性本善以后恶了咋整?性本恶也许还能改成善。
推崇的一定是发展趋势，所推崇的一定是善良。不管你性本善还是恶，发展趋势是应该趋于善的。
性善性恶都有道理，人本身就是个充满善恶两面的矛盾体，纠结这个确实是本末倒置。以道德为上限，以法律为底线，在这一区间内行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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