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儒粉在推脱儒家在历史中的责任时，习惯说，儒家就是工具（刀论），那么，儒家真的就是没思想的工具吗？
“儒家就是工具论”——这句口号，在不少关于儒家历史评价的讨论中，就像一把出鞘的剑，总能被一些“儒粉”拿出来，用来“切割”儒家与历史上某些负面现象的联系。他们似乎想借此宣称，儒家本身是无辜的，是后人将其“异化”成了压迫的工具，就好比刀，本身是用来切菜的，但也可以被用来杀人，责任在使用者，而非刀本身。
那么，儒家真的就只是一个没有思想、任人摆布的“工具”吗？这个说法，我觉得，未免有些太过简单化了，甚至可以说，是在偷换概念，是在“甩锅”。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咱们得掰开了、揉碎了，好好聊聊。
首先，我们得承认“工具论”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绝非全部。
任何一种思想体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环境下，都会被不同的群体所解读、所运用。儒家当然也不例外。在历朝历代，统治者确实会将儒家的某些观念，比如“君臣父子”、“三纲五常”，用来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巩固社会秩序。这就像把儒家学说中的一些部分，打磨成了一把“顺从”的刀，用来压制异见，规范百姓的行为。
例如，强调“君为臣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统治者要求臣子绝对忠诚的依据；而“父为子纲”，则可以用来维护宗法制度和父权。这些观念，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确实被用来构建和巩固了社会等级森严的结构。从这个角度看，儒家中的某些部分，确实被“工具化”了。
但是，问题在于，儒家真的是“没思想”的工具吗？
这是一个关键。如果儒家仅仅是被动接受塑造的工具，那它的历史影响力，它的生命力，又从何而来？
儒家，它首先是一种“思想”，而且是一种极其丰富、极其深刻的思想。
孔子、孟子、荀子，这些先贤们，他们所构建的，不是一套僵化的教条，而是一套关于“人”如何立身处世、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安顿社会的学说。
它有关于“仁”的追求：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者爱人”，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关怀，是对个体价值的肯定，是对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设想。这种追求，本身就蕴含着一种超越工具性的价值。
它有关于“礼”的规范： 礼，不仅仅是外在的礼节，更是内在的道德修养和行为准则。它旨在通过规范人的行为，达到“和”的状态。礼的建立，是为了人更好地生存和发展，而不是单纯地为了压迫。
它有关于“义”的坚持： 义，是道义，是正义。君子“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种对道义的看重，对“君子”品格的塑造，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批判性和超越性。
它有关于“民本”的思想： 孟子更是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这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是非常具有进步意义的。虽然在实践中，这些思想常常被架空，但它作为一种理念，始终存在，并对后世产生影响。
它有关于“自我修养”的重视：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个层层递进的系统。儒家强调个人的道德完善，认为只有个体精神的强大，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这种对内在精神世界的关注，远非一个简单的“工具”所能概括。
那么，为什么儒家会被“工具化”？
这恰恰说明了儒家思想的“生命力”和“适应性”，也暴露了现实政治的“复杂性”和“残酷性”。
1. 儒家思想的“实用性”： 儒家思想的很多部分，确实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它提供了关于如何管理社会、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具体原则。这使得统治者很容易从中找到符合自己需求的“素材”。就好比一把多功能刀，虽然主要用于切菜，但刀柄上的开瓶器、小螺丝刀，也可能被另作他用。
2. “春秋笔法”式的筛选与改造： 历史上的统治者并非全盘接受儒家。他们往往是选择性地汲取、加工、甚至是扭曲儒家的某些观念，来为自己的政治服务。他们会放大“忠君”的色彩，而淡化“民本”的呼声；会强调“尊卑有序”，而忽略“君失其德，臣可以去”的说法。这种“切割”和“重塑”，才是“工具化”的真正过程。
3. 缺乏强有力的“制衡”与“监督”： 儒家本身并没有一套能够有效制衡权力、监督统治者的机制。它更多的是倡导道德上的约束，而非制度上的保障。当道德的力量不足以约束权力时，思想就很容易沦为权力服务的工具。
4. “儒粉”的辩护，有时也走向了极端： 一味地将责任推给“工具论”，而忽略了儒家思想本身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甚至对儒家思想中的糟粕视而不见，这也不是一种客观的态度。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儒家就是“没思想的工具”。
儒家本身是一种深刻的、复杂的思想体系，它包含了对理想人格、理想社会的追求。它的很多核心价值，如“仁爱”、“诚信”、“仁义”，至今仍有其意义。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儒家思想中的某些部分，确实被统治者选择性地利用，被“工具化”了，甚至被曲解了，以服务于维护其统治和等级秩序。这种“工具化”，是思想与权力互动的结果，是历史现实对抽象思想的塑造。
把儒家简单地视为“刀”，然后说“刀是无辜的”，这种说法，实在是太轻巧了。如果这把“刀”的设计本身，就更容易被用来切割某些东西，而且它能够被磨砺得如此锋利，并且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最适合”用于某些特定目的的“工具”，那么，我们就不能完全撇清它在整个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更重要的是，思考儒家在历史中的责任，并非要全盘否定它，而是要对其进行一种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我们需要看到它作为一种思想的内在价值，也要认识到它在历史实践中的复杂性，以及它如何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所利用。
真正的“儒粉”，不应该是那些只会喊“工具论”来推卸责任的人，而应该是那些能够深入理解儒家思想的精髓，能够辨析其历史糟粕，并且能够将其积极的成分，在当代的语境下，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人。
所以，与其说儒家是“没思想的工具”，不如说，儒家是一种有思想的体系，它的某些部分被工具化了，而这种工具化，也反过来塑造了儒家在历史中的某些面貌。这个过程，是思想、权力、社会现实共同作用下的复杂产物，值得我们更深入地去探究和反思。
那么，儒家真的就只是一个没有思想、任人摆布的“工具”吗？这个说法，我觉得，未免有些太过简单化了，甚至可以说，是在偷换概念，是在“甩锅”。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咱们得掰开了、揉碎了，好好聊聊。
首先，我们得承认“工具论”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绝非全部。
任何一种思想体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环境下，都会被不同的群体所解读、所运用。儒家当然也不例外。在历朝历代，统治者确实会将儒家的某些观念，比如“君臣父子”、“三纲五常”，用来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巩固社会秩序。这就像把儒家学说中的一些部分，打磨成了一把“顺从”的刀，用来压制异见，规范百姓的行为。
例如，强调“君为臣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统治者要求臣子绝对忠诚的依据；而“父为子纲”，则可以用来维护宗法制度和父权。这些观念，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确实被用来构建和巩固了社会等级森严的结构。从这个角度看，儒家中的某些部分，确实被“工具化”了。
但是，问题在于，儒家真的是“没思想”的工具吗？
这是一个关键。如果儒家仅仅是被动接受塑造的工具，那它的历史影响力，它的生命力，又从何而来？
儒家，它首先是一种“思想”，而且是一种极其丰富、极其深刻的思想。
孔子、孟子、荀子，这些先贤们，他们所构建的，不是一套僵化的教条，而是一套关于“人”如何立身处世、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安顿社会的学说。
它有关于“仁”的追求：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者爱人”，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关怀，是对个体价值的肯定，是对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设想。这种追求，本身就蕴含着一种超越工具性的价值。
它有关于“礼”的规范： 礼，不仅仅是外在的礼节，更是内在的道德修养和行为准则。它旨在通过规范人的行为，达到“和”的状态。礼的建立，是为了人更好地生存和发展，而不是单纯地为了压迫。
它有关于“义”的坚持： 义，是道义，是正义。君子“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种对道义的看重，对“君子”品格的塑造，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批判性和超越性。
它有关于“民本”的思想： 孟子更是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这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是非常具有进步意义的。虽然在实践中，这些思想常常被架空，但它作为一种理念，始终存在，并对后世产生影响。
它有关于“自我修养”的重视：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个层层递进的系统。儒家强调个人的道德完善，认为只有个体精神的强大，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这种对内在精神世界的关注，远非一个简单的“工具”所能概括。
那么，为什么儒家会被“工具化”？
这恰恰说明了儒家思想的“生命力”和“适应性”，也暴露了现实政治的“复杂性”和“残酷性”。
1. 儒家思想的“实用性”： 儒家思想的很多部分，确实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它提供了关于如何管理社会、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具体原则。这使得统治者很容易从中找到符合自己需求的“素材”。就好比一把多功能刀，虽然主要用于切菜，但刀柄上的开瓶器、小螺丝刀，也可能被另作他用。
2. “春秋笔法”式的筛选与改造： 历史上的统治者并非全盘接受儒家。他们往往是选择性地汲取、加工、甚至是扭曲儒家的某些观念，来为自己的政治服务。他们会放大“忠君”的色彩，而淡化“民本”的呼声；会强调“尊卑有序”，而忽略“君失其德，臣可以去”的说法。这种“切割”和“重塑”，才是“工具化”的真正过程。
3. 缺乏强有力的“制衡”与“监督”： 儒家本身并没有一套能够有效制衡权力、监督统治者的机制。它更多的是倡导道德上的约束，而非制度上的保障。当道德的力量不足以约束权力时，思想就很容易沦为权力服务的工具。
4. “儒粉”的辩护，有时也走向了极端： 一味地将责任推给“工具论”，而忽略了儒家思想本身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甚至对儒家思想中的糟粕视而不见，这也不是一种客观的态度。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儒家就是“没思想的工具”。
儒家本身是一种深刻的、复杂的思想体系，它包含了对理想人格、理想社会的追求。它的很多核心价值，如“仁爱”、“诚信”、“仁义”，至今仍有其意义。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儒家思想中的某些部分，确实被统治者选择性地利用，被“工具化”了，甚至被曲解了，以服务于维护其统治和等级秩序。这种“工具化”，是思想与权力互动的结果，是历史现实对抽象思想的塑造。
把儒家简单地视为“刀”，然后说“刀是无辜的”，这种说法，实在是太轻巧了。如果这把“刀”的设计本身，就更容易被用来切割某些东西，而且它能够被磨砺得如此锋利，并且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最适合”用于某些特定目的的“工具”，那么，我们就不能完全撇清它在整个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更重要的是，思考儒家在历史中的责任，并非要全盘否定它，而是要对其进行一种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我们需要看到它作为一种思想的内在价值，也要认识到它在历史实践中的复杂性，以及它如何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所利用。
真正的“儒粉”，不应该是那些只会喊“工具论”来推卸责任的人，而应该是那些能够深入理解儒家思想的精髓，能够辨析其历史糟粕，并且能够将其积极的成分，在当代的语境下，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人。
所以，与其说儒家是“没思想的工具”，不如说，儒家是一种有思想的体系，它的某些部分被工具化了，而这种工具化，也反过来塑造了儒家在历史中的某些面貌。这个过程，是思想、权力、社会现实共同作用下的复杂产物，值得我们更深入地去探究和反思。
网友意见
儒家是思想，工具是没有思想的物件。
那么非把一个思想说成没有思想的物件，这是儒粉还是儒黑?
好像信了儒家，就不会造反一样，而历史上，非儒家为主的周朝有七百年历史，而有了儒家的各朝代那个都没有延续超过三百年。最能造反的就是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国人
甚至到了近代，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国人一看大清不能抵御外国，振兴中国，一样推翻了之。
这就是儒家思想的作用，一旦统治者背离儒家思想，失去礼义廉耻。整个王朝就离覆灭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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