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从何时起，江南士子的形象不再是古惑仔风的？
古代江南士子形象的转变，并非一朝一夕，也不是某个明确的“何时”就突然改变的，而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历史过程。如果非要追溯一个大致的转折点，可以将其放在魏晋南北朝之后，尤其到了隋唐宋时期，那种纯粹的“古惑仔风”在士人群体中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内敛、注重文采和道德修养的形象。
要理解这个转变，我们需要先梳理一下早期江南士子可能被贴上“古惑仔风”标签的原因，然后再深入分析为何这种形象会发生改变。
早期江南士子的“古惑仔风”可能源自何处？
首先，我们需要澄清一点，将“古惑仔风”直接套用在古代士人身上，本身就是一种后现代的解读，意在形容一种粗犷、不羁、甚至带点江湖气的形象。在早期，尤其是东晋时期，江南士人之所以可能呈现出一些非主流的特质，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南渡与乱世背景下的生存哲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频仍，大量北方士族南渡。这些南渡的士族，很多经历了战火，家国破碎，亲人离散。在江南相对安定的环境中，他们一方面需要重新建立自己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也可能带着一种漂泊感和对乱世的愤懑。这种经历可能会让他们更注重个人情谊，不拘小节，甚至在行为举止上表现出一种“性情中人”的特质。
玄学兴盛与名士风流： 魏晋时期是玄学大发展的时期。士人对老庄思想的推崇，导致了“谈玄”之风盛行。在这种氛围下，一些士人追求超脱世俗，不拘礼法，提倡率性而为。他们饮酒、赋诗、放浪形骸，追求精神自由，有时甚至表现出对世俗权力、功名的淡漠。这种“名士风流”的外在表现，在一些人眼中可能被解读为不守规矩，甚至有些“玩世不恭”，与后世严谨的士人形象有较大差异。
江南本土文化的融合与挑战： 江南本身有其独特的文化底蕴，与北方士族南渡带来的文化冲击和融合，也会产生一些新的文化现象。一些本土的豪门士族，可能在经济和地方势力上拥有一定基础，他们的子弟在接受传统儒家教育的同时，也可能受到江南地域文化的某些影响，比如对享乐生活的追求，以及在地方上的某些“势力”表现。
个人情谊与江湖义气： 在动荡的时代，士人之间形成的紧密联系，有时会带有江湖义气的色彩。他们重视朋友之间的情谊，有时会为了朋友两肋插刀，这种基于个人情感的互相扶持，与后世强调君臣之义、纲常伦理的士人有所不同。
所以，如果说早期江南士子有“古惑仔风”，那更多是指他们身上不完全被儒家礼法束缚、追求个人情谊和精神自由、有时显得有些疏狂不羁的特质。
是什么时候，“古惑仔风”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更主流的士人形象？
这个转变并非一个断崖式的事件，而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可以大致划分为几个关键时期和层面的改变：
1. 隋唐：统一王朝的集权化与科举制度的成熟
大一统王朝的社会重塑： 隋唐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需要的是能够服务于王朝，遵守制度，忠于皇权的官员。这种政治环境，自然会抑制过度的个人主义和不羁的言行。
科举制度的完善与规范化： 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在唐朝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成熟。科举考试不仅考察诗赋，也开始注重经义和对策，强调对儒家经典和治国方略的理解。这使得士人上升的通道变得更加“正统”和“规范”。为了通过科举，士人必须在学术上更加严谨，在品行上也要表现出一定的规范性，否则很难在考试中脱颖而出，更不用说获得朝廷的认可。
文化融合与儒家正统的回归： 经过南北朝的动荡，隋唐的文化更加趋向于融合。同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官方意识形态得到进一步巩固。虽然玄学和佛道依然有影响，但儒家在士人价值观中的核心地位被强化。士人被期望成为“君子”，承担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
2. 宋代：文官政治的繁荣与理学的影响
文官政治的巅峰：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官政治的黄金时期。士大夫阶层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他们更注重在朝堂之上通过辩论、奏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操守。这种政治生态，对士人的言谈举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强调的是辩才、论理和道德感召力。
理学的兴起与深化： 宋代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对士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理学强调“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主张士人应该内省自身，修养心性，将道德伦理融入日常生活。士人不再仅仅追求“率性”，而是追求“合乎天理”的“合理”。这种对内心道德的强调，自然会抑制那种外在的、纯粹基于性情的不羁表现。
教育的普及与士人自觉： 宋代教育相对普及，书院兴盛，士人之间的学术交流更加频繁。在这种环境中，士人对自身形象的要求也更加自觉和精细。他们更注重礼仪、学识和品德的统一，将自己视为社会道德的楷模。
从“古惑仔风”到“斯文雅士”的转变，是随着国家政治的统一、制度的规范、思想的深化以及社会价值取向的演变而发生的。
如果再细致地描绘这个转变过程中的一些特征，可以说：
从“性情”到“理性”的转变： 早期的士人可能更强调个人的情感和性情流露，而后来的士人则更注重理性思考、逻辑论证和道德约束。
从“江湖”到“庙堂”的重心转移： 尽管江湖气并未完全消失，但士人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参与政治、治国理政上，他们的言行举止也更趋向于适应庙堂的规则。
从“风流”到“正统”的风格演变： “名士风流”式的放浪不羁，逐渐被更符合主流价值观的“斯文雅致”、“温文尔雅”所取代。即便是追求个性，也更多体现在诗文的雅趣、书画的格调上，而非行为的逾矩。
道德规范的内化与外化： 随着儒家伦理的深入，士人对道德的追求从外在的礼法约束，逐渐内化为自觉的修养，并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点滴行为。
因此，江南士子的形象，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可能带有的某些“古惑仔风”的影子，到隋唐宋时期逐渐呈现出更加注重学问、道德、礼仪，更加符合主流社会价值观的“斯文雅士”形象，这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必然演变。 那个时期的江南士子，已经不再是仅仅依靠个人情谊和江湖手段行事，而是更多地通过知识、学问、道德和制度来安身立命，影响社会。
要理解这个转变，我们需要先梳理一下早期江南士子可能被贴上“古惑仔风”标签的原因，然后再深入分析为何这种形象会发生改变。
早期江南士子的“古惑仔风”可能源自何处？
首先，我们需要澄清一点，将“古惑仔风”直接套用在古代士人身上，本身就是一种后现代的解读，意在形容一种粗犷、不羁、甚至带点江湖气的形象。在早期，尤其是东晋时期，江南士人之所以可能呈现出一些非主流的特质，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南渡与乱世背景下的生存哲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频仍，大量北方士族南渡。这些南渡的士族，很多经历了战火，家国破碎，亲人离散。在江南相对安定的环境中，他们一方面需要重新建立自己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也可能带着一种漂泊感和对乱世的愤懑。这种经历可能会让他们更注重个人情谊，不拘小节，甚至在行为举止上表现出一种“性情中人”的特质。
玄学兴盛与名士风流： 魏晋时期是玄学大发展的时期。士人对老庄思想的推崇，导致了“谈玄”之风盛行。在这种氛围下，一些士人追求超脱世俗，不拘礼法，提倡率性而为。他们饮酒、赋诗、放浪形骸，追求精神自由，有时甚至表现出对世俗权力、功名的淡漠。这种“名士风流”的外在表现，在一些人眼中可能被解读为不守规矩，甚至有些“玩世不恭”，与后世严谨的士人形象有较大差异。
江南本土文化的融合与挑战： 江南本身有其独特的文化底蕴，与北方士族南渡带来的文化冲击和融合，也会产生一些新的文化现象。一些本土的豪门士族，可能在经济和地方势力上拥有一定基础，他们的子弟在接受传统儒家教育的同时，也可能受到江南地域文化的某些影响，比如对享乐生活的追求，以及在地方上的某些“势力”表现。
个人情谊与江湖义气： 在动荡的时代，士人之间形成的紧密联系，有时会带有江湖义气的色彩。他们重视朋友之间的情谊，有时会为了朋友两肋插刀，这种基于个人情感的互相扶持，与后世强调君臣之义、纲常伦理的士人有所不同。
所以，如果说早期江南士子有“古惑仔风”，那更多是指他们身上不完全被儒家礼法束缚、追求个人情谊和精神自由、有时显得有些疏狂不羁的特质。
是什么时候，“古惑仔风”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更主流的士人形象？
这个转变并非一个断崖式的事件，而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可以大致划分为几个关键时期和层面的改变：
1. 隋唐：统一王朝的集权化与科举制度的成熟
大一统王朝的社会重塑： 隋唐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需要的是能够服务于王朝，遵守制度，忠于皇权的官员。这种政治环境，自然会抑制过度的个人主义和不羁的言行。
科举制度的完善与规范化： 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在唐朝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成熟。科举考试不仅考察诗赋，也开始注重经义和对策，强调对儒家经典和治国方略的理解。这使得士人上升的通道变得更加“正统”和“规范”。为了通过科举，士人必须在学术上更加严谨，在品行上也要表现出一定的规范性，否则很难在考试中脱颖而出，更不用说获得朝廷的认可。
文化融合与儒家正统的回归： 经过南北朝的动荡，隋唐的文化更加趋向于融合。同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官方意识形态得到进一步巩固。虽然玄学和佛道依然有影响，但儒家在士人价值观中的核心地位被强化。士人被期望成为“君子”，承担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
2. 宋代：文官政治的繁荣与理学的影响
文官政治的巅峰：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官政治的黄金时期。士大夫阶层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他们更注重在朝堂之上通过辩论、奏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操守。这种政治生态，对士人的言谈举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强调的是辩才、论理和道德感召力。
理学的兴起与深化： 宋代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对士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理学强调“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主张士人应该内省自身，修养心性，将道德伦理融入日常生活。士人不再仅仅追求“率性”，而是追求“合乎天理”的“合理”。这种对内心道德的强调，自然会抑制那种外在的、纯粹基于性情的不羁表现。
教育的普及与士人自觉： 宋代教育相对普及，书院兴盛，士人之间的学术交流更加频繁。在这种环境中，士人对自身形象的要求也更加自觉和精细。他们更注重礼仪、学识和品德的统一，将自己视为社会道德的楷模。
从“古惑仔风”到“斯文雅士”的转变，是随着国家政治的统一、制度的规范、思想的深化以及社会价值取向的演变而发生的。
如果再细致地描绘这个转变过程中的一些特征，可以说：
从“性情”到“理性”的转变： 早期的士人可能更强调个人的情感和性情流露，而后来的士人则更注重理性思考、逻辑论证和道德约束。
从“江湖”到“庙堂”的重心转移： 尽管江湖气并未完全消失，但士人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参与政治、治国理政上，他们的言行举止也更趋向于适应庙堂的规则。
从“风流”到“正统”的风格演变： “名士风流”式的放浪不羁，逐渐被更符合主流价值观的“斯文雅致”、“温文尔雅”所取代。即便是追求个性，也更多体现在诗文的雅趣、书画的格调上，而非行为的逾矩。
道德规范的内化与外化： 随着儒家伦理的深入，士人对道德的追求从外在的礼法约束，逐渐内化为自觉的修养，并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点滴行为。
因此，江南士子的形象，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可能带有的某些“古惑仔风”的影子，到隋唐宋时期逐渐呈现出更加注重学问、道德、礼仪，更加符合主流社会价值观的“斯文雅士”形象，这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必然演变。 那个时期的江南士子，已经不再是仅仅依靠个人情谊和江湖手段行事，而是更多地通过知识、学问、道德和制度来安身立命，影响社会。
网友意见
中国历史上，有一段时期是最为堕落、最为黑暗的：士族门阀时期。
高层腐朽堕落，底层命贱如草。
当时的门阀子弟的爱好：五石散、女装、梳妆打扮、迷信佛道、裸奔、清谈……
这些习惯换算到现在就是：吸毒、娘炮、宗教泛滥、各种行为艺术、酷爱暴论……
五胡乱华之后，士族门阀南迁，就是东晋和南朝。
这种柔弱萎靡、偏安一隅的风气就这么一代代传了下去。
孔子说他可以根据一个国家的音乐判断这个国家的国运。如果五音颠倒，则国家昏乱。
其实说白了，就是上层腐朽的问题。上层腐朽，就意味着和底层老百姓脱节，脱节就意味着处处和老百姓唱反调。
老百姓喜欢阳刚，他偏喜欢阴柔。
老百姓喜欢朴实，他偏喜欢奢靡。
老百姓喜欢正义，他偏喜欢邪恶。
老百姓喜欢勤劳，他偏喜欢投机。
老百姓喜欢直接，他偏喜欢机巧。
老百姓喜欢活泼，他偏喜欢空寂。
老百姓喜欢积极，他偏喜欢消极。
老百姓叫苦连天，他却大唱赞歌。
老百姓大唱赞歌，他却整天恨国。
……
用周总理的话说，就是：
人民喜闻乐见，你不喜欢，你算老几？上海人喜爱评弹、淮剧、越剧，要你北京人去批准干什么？
我们看了戏说好，不一定就好，我们的话靠不住，个人有个人的爱好，怎能作为标准？
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只要人民爱好，就有价值。
明朝末年有老百姓讽刺读书人：
读书人，最不济，滥时文，烂如泥……
整个国家为什么会从“一汉当五胡”，变成“满万不可敌”呢？其实就是高层日益腐朽、思想日益反动、与群众日益脱节罢了。
站在阶级史观的角度去看，当它发生阶层固化的时候，老百姓就逐渐和它离心离德了，
慢慢的，老百姓越活越糟糕，它却越活越好，就好像活在了两个世界里面。
再慢慢的，老百姓就会唾弃它：时日曷丧！
最后就直接“天生万物”了。
老百姓喜爱强大阳刚，是因为老百姓唯有强大才能抢到一口饭吃。
而某些人天生贵族，不需要抢饭吃，奋斗失去了意义，也就开始追捧柔弱萎靡了。
老百姓生怕自己脱离群体，被排斥，然后丢掉饭碗。
而某些人不会担心这些，于是开始张扬个性，“有钱难买爷乐意”。
……
从个人角度来说，品格的塑造来源于日常生活。
古代只有地主才能够脱产读书。
生活优越之下，滋生各种毛病，不足为奇。
宋朝以后重文轻武。
读书人来源于地主阶级，当兵的来源于农民阶级。结果重文轻武之后，农民没有了出头之日，整个国家的上层建筑再也“不接地气”了。
中国古代的思想，总体上是“越来越娘”。
中国古代的政治格局，总体上是越来越“印度化”，理学兴起之后，越到后面越讲礼法，人人不平等，处处讲尊卑。
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民族来说，无异于救心丸。
在世界观上，革命有理，人民至上，人人平等。
在价值观上，自强、奋斗、劳动者光荣。
在人生观上，不信命，敢质疑，要人定胜天。
相比于古代，世界观上尊卑纲常、天生不平等；价值观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人生观上笃信命运，不敢质疑圣人。
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民族的改变是极其深刻的。
这种深刻体现在……就是：现代人穿越回古代，个个都像反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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