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现存最早完整版本来自11世纪，为什么没有人因此质疑这本书是伪造的，或者因此质疑我国历史呢？
首先，要明白“现存最早完整版本”和“成书年代”是两回事。
这就像一个家传的宝物，你爷爷留给你的那件最完整的传家宝，可能是在他那个年代才开始使用，但这个宝物的原型、故事，可能比你爷爷还要古老得多。
《史记》的成书年代： 我们普遍认为，《史记》是由西汉司马迁及其儿子司马迁在公元前一世纪左右（约公元前104年到公元前90年）完成的。这是基于大量的内部证据，比如书中引用的史料、对事件的记载、人物的评价以及司马迁本人的生平经历和政治背景。司马迁本人就在书中留下了很多线索，他经历了汉武帝时期的大部分事件，并且被“李陵事件”牵连而遭受宫刑，之后发奋著史。这些信息都是非常具体和个性化的，不像是后人能够凭空捏造的。
现存版本的演变： 古代书籍的流传，不像我们今天有印刷厂批量生产。古代书籍多是抄写，而且在漫长的历史中，书籍会因为战乱、火灾、虫蛀等原因而损毁。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古代书籍，往往是经过多次抄写、校订、甚至被不同时期的人加以整理和注释的“副本”。“现存最早完整版本”指的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内容相对完整且具有较高可靠性的版本，它并非是司马迁亲笔写就的原稿，也不是他完成时就存在的那个版本。
其次，为什么没有人因此质疑《史记》是伪造的？核心在于证据链的完整性和互证。
质疑一本古籍的真实性，需要非常严谨的考证。对于《史记》的真实性，学术界之所以少有大规模的质疑，是因为有大量的证据支持其作为一部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著作，而且这些证据是多维度、相互印证的：
1. 内部证据的自洽性：
史料引用： 《史记》中引用了大量的官方档案、竹简、口述史料等。虽然原件很多已不可考，但其引用的材料与同时期其他史料的记载（例如汉代官方史书的片段、出土的简牍文献）在内容上存在诸多契合之处，表明其引用的不是凭空捏造的。
人物生平与事迹： 《史记》中对许多历史人物的描绘，如汉武帝、霍去病、张骞等，都与同时代的其他文献（如《汉书》、出土文物中的铭文等）的记载基本吻合。特别是对一些政治事件的描写，如“七国之乱”、“巫蛊之祸”，都有其他史料的佐证。
地理、制度、文化： 《史记》中对汉代的地理、官制、习俗、祭祀等都有详细描述，这些描述与考古发现以及其他文献的记载相符，显示出其记载的时代特征。
2. 外部证据的印证：
早期文献的引用和提及： 在司马迁之后不久的西汉末年和东汉时期，就已经有学者和史书（如《汉书》）明确提到司马迁的《史记》，并对其中一些内容进行评价或引用。例如，《汉书》作者班固虽然对司马迁的某些观点有所批评，但也承认《史记》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著述《汉书》。这种早期就存在的文献记录，证明了《史记》在那时就已经存在并被广泛认可。
出土文物与简牍： 近现代的考古发现，如敦煌汉简、武威汉简等，其中一些简牍的内容与《史记》的记载相互印证，甚至发现了《史记》的一些片段。例如，有些简牍的记载与《史记》中描述的同一历史事件在细节上惊人地吻合。这些出土文献，如同穿越时空的证人，为《史记》的真实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其他历史著作的传承和发展： 后来的史书，如《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二十四史”，很大程度上是在《史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们继承了《史记》的体例，并在其基础上补充和完善。如果《史记》是伪造的，那么这些后世的史书，在引用《史记》内容时，其历史的连贯性和逻辑性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而事实并非如此。
3. 学术界的共识和反复检验：
数千年的学术研究： 自古至今，无数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都在研究《史记》。他们从各个角度对其进行解读、评论、辨析。虽然有过对某些细节的讨论和争议，但其核心内容的真实性和价值，从未被大规模动摇。这种长期的、深入的学术检验，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证明。
“辨伪”和“存真”的传统： 中国古代学术界历来有“辨伪”的传统，对于被认为是不真实的著作会有明确的批判和剔除。如果《史记》存在大规模的伪造，在漫长的学术史中，必然会有人站出来进行质疑和揭露，并且形成主流观点。但至今为止，这种情况并未发生。
第三，为什么没有人因此质疑我国历史？
这与前面一点紧密相连，而且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史记》并非我国历史的唯一载体。
历史的整体性： 我国历史的构建，是依靠海量的、多层级的文献、考古、遗迹、口述传统等多种证据共同支撑的。即使是《史记》的某些部分被后人重新编排或补充，它仍然是这个庞大历史叙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化的叙事框架，这在其他史料中是很难找到的。
“史记”的地位和影响力： 《史记》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开创了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纪传体为主的史学体例，其对后世史学的影响是奠基性的。它不仅是一部史书，更是一部文学巨著，一部思想著作。它的价值体现在多个层面，而非仅仅是记录了多少事实。
对历史的理解是动态的： 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新的考古发现、新的文献解读，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会不断深化和修正。即便《史记》的版本有所演变，这恰恰是历史文献流传和发展的规律，并不等于其核心内容就是虚假的。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在现有的证据基础上，对历史进行最审慎、最客观的解读。
举个例子来类比：
想象一下，你家有一本祖传的菜谱，最早的完整版本是11世纪抄录的。这本菜谱记录了你家祖上几代人的家常菜做法，还有一些关于食材和烹饪技巧的经验。
菜谱的“成书年代”： 你家里的老人可能还能记得，这菜谱里的某些菜式是几十年前您爷爷的奶奶传下来的。菜谱本身可能是在一个很古老的纸张上写下的字迹模糊的版本，后来才有人重新抄写成更清晰的版本。
为什么没人质疑？
内部证据： 菜谱里写的食材（比如一些已经少见的野菜），烹饪方式（比如用柴火烧饭），都和你家所在的地区、你们家族的历史经历是吻合的。你奶奶或者一些老人家可能还记得里面的一些做法，甚至味道就和小时候的味道一样。
外部证据： 你家乡的其他老一辈人也可能流传着类似的菜谱，或者提到你们家族擅长某种烹饪。而且，在你们当地的传统节日，有些菜式确实还在沿用。
“家族史”的整体性： 即使这个菜谱的抄写版本是11世纪的，你们家族的历史也不是只有这本菜谱构成的。你们还有祖屋、照片、老物件、口述的故事……这些都可以用来印证菜谱里描述的家族生活片段。
所以，“现存最早完整版本来自11世纪”这件事，对于《史记》来说，更像是历史文献流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而不是其真实性的根本性“污点”。我们之所以不因此大规模质疑，是因为有更加丰富、更加坚实的证据链在支撑着它的价值和真实性。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更多是如何解读和利用这些珍贵的史料，而不是去否定它存在的可能性。
网友意见
但凡有學一點文獻學的常識，或者但凡能熟悉《史記》內容，也不會問出這種問題。
《史記》（《太史公書》）並不是自司馬遷寫完之後就一直不變的，在漢代還存在先秦遺風，著作並不屬於個人，他人也可以繼續創作編於其後。褚少孫補《史記》也是因此，《史記》中有不少「褚先生曰」，就是褚少孫所創作的內容。
同時，東漢初年的班固作《漢書》時，大部分重合的內容基本原文照抄《史記》，基本可以證明今本《史記》與當時所見《史記》沒有什麼明顯的差別。
史源學上也可以證明今本《史記》就是從司馬遷《史記》而來。《史記》先秦至秦代的內容大多直接來自於對《尚書》、《國語》、《春秋》《左傳》、《戰國策》，以及秦官方發佈的《秦紀》的改寫。無論是今本早期典籍還是出土《戰國策》前身及出土典籍文獻，還有出土的「年記」、「葉書」類秦簡，絕大多數都與《史記》記載相符。漢代的部分應當來自於漢朝官方發佈的「歲紀」（荊州胡家草場出土有漢文帝十六年版的《歲紀》），結合自己的走訪調查，搜集資料後做出自己的判斷。雖然就記載混亂的秦漢之際而言《史記》的記載在時間日期上存在一些問題，但是入漢以後的記載，大多都沒有問題，可以用出土漢簡旁證。比如對秦國擴張的時間記載，與睡虎地秦簡《葉書》基本一致。對呂后元年的記載，《史記·呂后本紀》的時間線和荊州胡家草場漢簡《歲紀》呂后元年的記載是一致的。
最簡單的一點，《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堂邑侯陳嬰一欄記載了陳嬰定「豫章（此處為故鄣之訛）、浙江」，歷代皆不明其浙江所指是浙江水（錢塘江）還是一個地名。直到近年出土秦代銅印與簡牘中發現秦代有「浙江郡」，才開始理解這裡的「浙江」，而在近年以前除了《史記》，沒有任何一篇文獻提到秦代有「浙江郡」之事，唯有能看到秦代官方文書和秦漢之際漢官方記載的司馬遷在此處記載了「浙江郡」存在的痕跡。東漢以後的人已經無法理解這裡的「浙江」所指，根本不知道曾經「浙江郡」的存在，如果《史記》為中古以後的人所偽造，必不可能留下「浙江郡」存在的痕跡，而是應偽造成「定豫章、會稽」。也就是說，今本《史記》保留記錄下了當時原始文獻面貌，這正是今本《史記》就來自於司馬遷所作《史記》的最有力證明。
此外，漢代小學氛圍相當濃厚，為古書作傳作注成為一時風氣，《史記》也不例外。
今本《史記》並不單單是司馬遷作的《史記》和褚少孫所補的內容，同時還有「三家注」。而「三家注」也並不是三人的一家之言，而是匯集了自漢代至魏晉南北朝不同時期的人的注解，以及不同時期的人看到的不同版本，以及同期文獻的互證。比如東漢的應劭等，就是時間較近的人所做的注解。
在其他兩漢魏晉隋唐時期古籍文獻中所引用的《史記》文段，基本也和今本《史記》沒有什麼差異。
某版古本的亡佚並不等於該文獻的亡佚，這種文獻學的基本常識，甚至是思維邏輯上的基本常識，就不必再多說了。
所以今本《史記》至少和兩漢之交的《史記》版本沒有明顯差距，和司馬遷所作的《史記》差距也僅是褚少孫所補的內容，以及褚少孫以前就已經亡佚的部分篇章。
《史記》在流傳中當然會出現訛誤、錯簡、殘簡、佚文、訛入（他文訛入，或注文訛入正文）等問題，但這離「偽造」可是差了十萬八千里。
《史記》中還有一個細節，可以看出西漢後期《史記》內容在傳抄的過程中已經產生了錯訛。司馬遷作《史記》的時代廬江郡全境皆在長江以南，武帝後期以後廬江郡全境皆在長江以北，《史記》在大多數位置都是指江南的廬江郡。《史記》中有個別內容將廬江郡說成在「江淮之間」，而《越絕書》等文獻記載同一事則明言是江南之廬江郡，這很顯然是後人理解上的偏差，導致注解或補文訛入正文。而班固《漢書》直接將這部分照抄下來，這證明至早西漢後期、至晚兩漢之交，就已經出現了這種誤解，並且已訛入《史記》正文，這要麼是褚少孫的創作，要麼是西漢中後期其他人對《史記》的接續創作所帶來的。這亦說明今本《史記》直接來源於司馬遷《史記》。
這題目問的就是壓根不讀書，看到個新聞瞎賣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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