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不是应该反省一下对「瞒报出城的武汉人」的网络暴力？

第一，根据数据支持，媒体所谓的外出的武汉人实际上六到七成为湖北人。

第二，剩下的小部分返乡的武汉人大部分都是在武汉务工的外省人员返乡。

第三，确实有极个别武汉人离开湖北，前往其他地区而非返乡。

但这不代表能够代表能在新闻里抹黑武汉人返乡，

因为湖北省内封城紧随武汉。

换句话说真有武汉人外出返乡也主要是湖北省，和省外关系不大。

但是现在媒体人说武汉人全国到处乱跑这是明显失实的。

何况常识也告诉我们真有能在春节期间大批返乡的一二线人士，大体上也是在外务工人员居多。

而这批在武汉务工人里面大部分也是省内人。

而不是在武汉务工人员返程这个比较准确的说法。

但是凡事也要辩证地看，全国人民爱之深，恨之切。方方面面的支持还是有的。

真正应该关注的其实是省内其他地市的情况，尤其是孝感和黄冈，咸宁三市。

孝感地区作为离汉口最近的地级市，从华南海鲜市场前往孝感不必跨过长江和汉江甚至不用上高速，半个小时车程到汉口。相当于汉口近郊。

黄冈地区庞大，县市数量多达十个，城市综合治理难度大。

在武汉务工人员又多，受关注度依然不高。

咸宁的情况稍好一些，毕竟咸宁北面还有江夏和洪山。但依然不容乐观。

荆门荆州情况也是如此。

建议对黄冈派遣三方面救助队对以红安和麻城为首的大别山区和以蕲黄广为首的沿江地区以及相关领导前往黄州区坐镇，统一调度。

咸宁和孝感各自派遣两方面队伍救助。

鄂州黄石共一支队伍。

天仙潜一支。

江汉平原也是急需支援。

灾难并不是死了两万人或八万人这样一件事，而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两万次。
——北野武

一、从公元320年前开始说起

1 公元前320万年，非洲北部，露西

烈日下，露西刚走到一个缓坡的顶上，不远处突然出现的几个黑影便“唰”地映入了眼帘，这把露西吓了一跳，露西觉得自己的心往下坠了一下，全身的毛孔都紧张了起来，便立刻蹲在了身旁的一颗粗壮的树后。

露西直直地看着那几个黑影，感到看上去似乎不是自己的族人，因为他们看上去更高、更强壮，毛色也更黑。他们的脸也和自己的不一样，五官似乎都聚在了一起，让露西想到了危险的蛇。

归来后，露西立刻用尖啸的吼声吸引了同族人的注意。当大家聚在一起后，露西在地上画出了刚刚看到的人的样貌，尤其是脸。随后，露西脸上摆出了凶恶的表情，并用夸张的动作和略带沙哑的叫声，在族人面前比划着。这张“蛇脸”立刻映入了每个族人的脑子里，而族人也立刻明白了露西的意思：以后看到“他们”，“我们”要么逃跑，要么战斗。

2 公元1938年，德国，纳粹党

希特勒上台后，为了识别和抓捕犹太人，纳粹党将一份具有犹太人外貌特征的文件印了无数份，发给了每一名士兵和皇家秘密警察。由于“雅利安人的最大的对立面就是犹太人”、“对种族问题和犹太人问题没有最清楚的认识。德意志民族就不会复兴”，这些对犹太人（“他们”）外貌的描述在纳粹党（“我们”）眼中都十分面目可憎、丑陋无比。

一个秋日的凌晨，一群青少年和化妆成贫民的士兵突然涌上街头，对犹太人的住宅、商店、教堂进行疯狂地打、砸、抢、烧，并逮捕了许多犹太人。这一夜给犹太人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约267间犹太教堂、超过7000间犹太商店、29间百货公司遭到纵火或损毁。

这一夜被称作“水晶之夜”，因为破碎的玻璃在月光的照射下有如水晶般发光。这一夜仅砸毁的玻璃，损失就达600万马克。其价值相当于比利时全国半年生产玻璃的总价值。

3 公元2003年，加拿大，媒体

毫无征兆地，非典爆发了，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恐慌。而加拿大的最大城市多伦多爆发了除亚洲以外的最严重的非典疫情。

在当时加拿大（“我们”）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中，大量的报道都称非典来自于中国，并使用了大量的亚裔（“他们”）照片，这使人们将亚裔与非典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并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华人餐馆的生意急剧下降，许多人失业；加拿大移民和难民部工作人员，面对亚裔申请者时戴上了口罩；部分房东开始驱逐华人租客；一些当地的家长与老师告诉孩子们，要远离中国人；而当亚洲人在公共场合咳嗽，擦鼻涕时，都会遭到周围人群的白眼……各地华人社区有关SARS的谣言满天飞，弄得人心惶惶。

4 公元2020年，手机，我们

二、在疫情中，我们的心理发生了什么？

当我们拿“XX人请退群”开玩笑的时候，歧视和污名化就已经开始了。可是，什么是歧视？这一切又是怎么发生的？又会造成什么影响？我们先从偏见说起。

1 焦虑与恐惧：我们通过偏见挣脱

就像非典降临世界的时候一样，当新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降临武汉的时候，恐惧也降临了。而随之降临的是：偏见。

新冠状病毒肺炎有着一定的致死率，而疫情在来源、传播方式与“无症状感染”上的未知性，加上各种信息的滞后与不透明，更是增加了人们的焦虑感与恐惧感，让人们不得不联想到死亡——无论是自己的死亡还是他人的死亡。

而光是联想到死亡这件事情本身，就足以威胁我们已有的世界观和信念系统了：我们可能以前认为世界是相对公平的，未来是充满希望的，但现在，不再是了。

随着我们信念系统的倾斜，我们的思维和情绪，甚至是心脏，也从这个斜坡上慢慢滚落，变得不再稳定，变得混乱。而我们也变得不再确定，变得焦虑，变得恐慌，变得需要回归平衡……

于是，我们开始不自觉地执行早已安装在我们体内的恐惧管理(terror management)策略，去用偏见蔑视那些不断挑战我们世界观、使我们焦虑和恐惧的事物，来将我们的信念系统重新摆正。

是啊，仅仅是想到死亡本身，就足以让我们感到不安全，也足以引发和强化我们的偏见了。

而偏见(prejudice)，通常指的是一种负面的态度：我们会对疫区和疫区的人有着不好的、负面的想法、感受和倾向。露西对外族人不好的感受与想法是偏见，纳粹党对犹太人的敌视是偏见，而多伦多人对亚裔的厌恶也是偏见。

但恐惧并不是我们产生偏见的唯一原因。因为我们体验到的不仅仅是恐惧，还有愤怒。

2 愤怒与攻击：我们需要一只能被攻击的替罪羊

疫情的肆虐与无情，口罩的募捐与被拦截，央视的直播与被掐，管理人员的无知与读稿，无不在挑战者我们的底线，令我们感到不公、失望、挫败，尤其，我们为此感到愤怒。但是，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是这样？以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尚未可知。

而愤怒，是可以激起偏见的。

我们愤怒，我们充满敌意，我们想要攻击。替罪羊理论(the scapegoat theory)告诉我们，我们也需要一个可以攻击的，并且能够被攻击到的对象。而当我们想要攻击的对象令人畏惧或不够明确时，我们会转移我们敌对的方向，这时，替罪羊就出现了。

在1938年，犹太人是替罪羊。即使德国的战败和受罚后的苦难不是犹太人直接导致的，但犹太人就是恶人。而在2003年，华裔是替罪羊。即使亚裔和非典并没有直接的联系，甚至有些亚裔根本没去过亚洲，但亚裔就是恶人。

即使人们原先对犹太人和亚裔的看法与感受是中性的，但因为他们是恶人，我们的偏见，也越来越偏了。

3 威胁与不安：我们想要对自己有积极的感受

无论是疫情也好，还是最近在不断冲击我们三观的事也好，给我们带来的感受都实在是太差太糟糕了。当我们沉浸在这些糟糕的感受里时，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与感受，也就是个人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也会变得很消极。我们可能会开始认为自己是一个无能为力的人，是一个很差劲的人，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人……

当我们对自己的感受很差，想让自己的感受好起来时，我们会通过认同某一个有着更高地位的群体来获得更加积极的自我感受、自豪感、权力和安全感。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和“他们”的区分就产生了。

而因为社会地位是相对的，要想感觉到自己有地位，就需要有人不如我们。

在1938年，犹太人因为偏见和歧视而变得没有地位。在2003年，华裔因为偏见和歧视变得没有地位。而这，会让当时的人们，作为“我们”，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而对自己的感受更好、更积极。

而在今天的疫情里，在我们在忙着区分“我们”和“他们”之前，或许可以先停一停，来看一看“我们”究竟是谁，而“他们”又究竟是谁？

4 公正与道德：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是公正的吗？

如果我们坚信“这个世界是公正的”，并把它认定为事实和唯一的可能的话，公正世界现象(just-world phenomenon)理论告诉我们，我们会因为坚信“我是一个公正的人，我活在一个公正的世界里，人们在这个世界里能够得到他们应得的东西”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认为春风得意的人必然是好人，而受苦受难的人都是命中注定的。

在这种信念的影响下，当人们遭受的苦难越多，反而会令我们越不喜欢受害者。我们会因为坚信世界的公正性而“看不到”不公正的可能，这也是我们会谴责受害者的原因之一：“遭遇虐待的配偶一定是自作自受”、“穷人就注定过不上好日子”。

对“这个世界是公正的”的信念会令我们觉得发生的一切全都是天经地义的：把好运和美德联系在一起，把厄运和不道德联系在一起。

在1938年，人们觉得犹太人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是活该，因为“他们”是下等人，是世界的灾难。在2003年，人们觉得亚裔遇到的困境与窘境也是活该，因为“他们”是“来自亚裔的病毒”。“公正世界信念”能让当时的人们能够在为自己的幸运而感到自豪的同时，也不必为不幸的人承担任何责任，因为“世界本就如此”。

5 偏见与歧视：我们正在想的和正在做的

我们的偏见，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无论它的内容如何，都还仅存在于我们的脑子里而已，而它们此时能造成的影响，也是相当有限的。

可是由于我们焦虑、恐惧、愤怒等强烈而又复杂的情绪，令我们无法仅让这些想法和情绪停留在我们自己的脑子里：它们会迫使我们做些什么，而让我们感到更好、更积极。

于是，我们会开始在网上开疫区的人的玩笑，甚至会发布一些言论或做一些事，去把疫区的人也好，感染者也好，将他们与其他人区分开，并对他们进行区别的对待（往往是不好的对待）。这时，我们的偏见变成了现实中实实在在的行动，造成了更多负面的影响。

而这个通过实际行动将人们区分开并施加不公正的区别对待的过程，就是歧视(discrimination)。

二战期间，纳粹党以犹太人的面貌、黄色六角星等标志，将犹太人与其他人区分开来，并对“他们”进行屠杀，这是一种非常极端的歧视行为。2003年，多伦多媒体以亚裔的面貌做宣传，令大众将亚裔与其他人区分开，并驱丑化“他们”、驱赶“他们”，将“他们”置于窘境，这是也歧视。

无论我们是主动还是被动，疫区的人和患者的“地位”开始在大家的眼中开始变得和其他地区和人相比不再平等了。再加上我们早已存在的对疾病的恐惧和偏见，我们似乎很难再以一个理性、客观、现实的态度去看待与我们相同的“人”。

6 污名化与病耻感：“我们”造成伤害

“我们”在歧视时会特意区分“我们”和“他们”，而我们会对“我们”有着各种各样的人类情感，无论是喜欢、期待还是愤怒。但“我们”却不愿意在“他们”身上看到相同的人类情感。

于是，当“我们”进行歧视的时候，“我们”会通过否定“他们”的人类属性的方式来让“我们”感到更好，并让“他们”感到更糟糕，比如“犹太渣滓”，比如“黄种猿猴”。这是一个“去人性化(dehumanization)”的过程。

随着歧视的深入，“我们”会不停地向“他们”打上更多的“烙印”。比如“瘟神”，比如“鄂A”。而这些烙印，就是我们常说的污名(stigma)——它们就像是被烙铁烙在了人们脸上、身上的不可磨灭的印记一般，不停“灼烧”着人们。

实际上，污名化是一种社会隔离机制。在目前的疫情中，最容易被污名化的人是患病的人或身处疫区的人。

在疫情中，人们会根据科学、理性、安全的判断，而执行“封城”、隔离等举措，并对来往疫区或接触过患者的人员进行更细致的检查，进行必要的隔离与病毒的预防，以及对恶意逃离的确诊患者进行报告，以降低他们可能继续造成的传播风险和危害，再加上对“禁食野味”及其危害的宣传，这些都是恰当的且被推荐的，而这些做法也是与实际情况和可能的风险相当的。

而在另一种情况下，虽然并非来自疫区的人就具有传播性，也并非他们就是危险的，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却因为这些污名而失去了安宁：他们的个人信息被恶意披露，他们的家门口被做上了标记，他们遇到了无数的骚扰电话，他们在网上被人无故谩骂，他们甚至还遭到了社区或邻居的恶意诽谤……

如果我们在社交媒体上肆意地歧视、污名化来自疫区的人，而实际上如果他们经过了必要的检查与隔离，已经排除了感染和具有危险的可能了，这就是一个现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危险的情况了，更别说是“病毒通过互联网传播”了。但我们会因为自己的偏见和歧视而伤害到他们。

上面说的，只是我们肉眼能看到的伤害。在看不到的地方，在他们的心里和身上，也同样遭受着伤害：

由于歧视与污名的存在，人们会感受到身边人或这个社会对自己的排斥、谴责、贬低与不接纳。人们会因为这些压力而感到恐惧、羞耻、内疚、自卑等与被抛弃、被排斥有关的情绪。

为了减少这些令人难以承受的情绪，人们会变得更不愿意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他人，甚至告诉医生。有的时候，有些家人为了缓解他们的这些情绪，甚至会替患者隐瞒，并禁止患者告诉别人自己的情况。被群体所抛弃，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啊！

如此一来，患者的就医被延误了，身心健康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差。若在这种情况下被其他人发现，反而会加重人们的偏见与歧视，造成恶性循环，从而引发公共心理卫生问题。

而与生理问题相比，人们对心理问题的歧视与污名更严重，也更隐性。我们很少会因为一个人得了高血压，而ta又无法凭借自己的“意志”让血压降下去而说ta脆弱、不坚强。但是，我们却总会因为一个人无法靠自己的能力而让自己的情绪好转起来而去批评、谴责ta。

实际上，与高血压相似，当我们遇到心理问题时，也是一个需要寻找专业人士（就像高血压患者找医生一样，我们也可以找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通过专业的方法（就像高血压患者要长期忌口、服药以让血压好转和稳定一样，我们也可以通过服用精神类药物、参与心理咨询或治疗的方式，让我们得到好转和稳定）而让我们从心理问题中恢复的境遇。

此次的肺炎疫情，既给许多人带来了许多生理上的损害，又给许多人带来了心理上的损害。

当疫情结束，许多人可以回归生活的时候，还有许多人似乎像是被关在了生活的门外：一方面，他们的某些心理功能可能被破坏了，让他们无法再像以前一样生活、学习、工作、社交了。另一方面，来自于身边人或社会的偏见和歧视，让他们感到羞耻、内疚、自卑，让他们无法再回到原来的生活中。

即使有的时候，当人们觉察到了一些信号，点燃了求助的火种时，也可能会被身边的人或社会所掐灭：“你没病，熬两天就好了。”、“你就是太矫情了，其他人怎么都没事救你有事？”……此时，他们的境遇可能更糟糕：一方面是不被接纳和理解的环境，另一方面是无法获得及时有效帮助的风险，可能会让他们的心理情况更加恶化。

如果说疫情对人类是天灾的话，那我们的歧视及其造成的伤害，就是“人祸”了。

7 媒体与传播：我们是如何强化偏见与歧视的

独特的事件会在我们的心目中种下“虚假相关”的种子。无论犹太人与当时德国境况的关系如何，当媒体宣传都是犹太人的错时，“德国境况”这一独特事件就与犹太人发生了“虚假相关”。而无论当时的亚裔与非典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当多伦多的媒体在宣传时大量张贴亚裔照片时，“非典”这一独特事件就与亚裔发生了“虚假相关”。但在我们的脑中，我们会认为他们“真的相关”。

无论一个人是否来自疫区，是否曾在疫区呆过，与ta是否被感染，是否具有传染性，并没有100%的联系，但是这次严重的疫情，作为一个独特事件，作为一个标签，让我们在心里不自觉地无限地升高着相关性。

而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各类发达的社交媒体，会进一步反映并助长这种虚假相关的现象。因为我们在发言时会不停地使用“污名”，使用“标签”，以去人性化的方式进行区分，进行歧视，进行区别对待。

这种去人性化的过程，还会影响到我们的感受。当我们听到“一次灾难死了几万人”时，会比听到“这次灾难中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几万次”感受到更为冷漠。

8 基因与演化：我们控制不住偏见，但我们能做得更好

许多人会想：可是风险的确存在，我们也的确无法在这样的疫情里感到安全，难道我们就什么都不做，或“我家大门常打开”吗？

就像320万年前的露西看见强壮的外族人会立刻感受到恐惧，并形成对外族人的偏见一样，确实，当我们进化到了今天，我们的基因会让我们在感受到负面情绪、危险和不安时，自动化地产生偏见，以帮助我们在一个紧张焦灼的环境里更节约脑资源、更快速地做出应对。这也是偏见带给我们的积极意义，而我们也无法阻止这个过程。

但同时，若我们的偏见“偏”得太严重、太消极，造成的歧视非常具有伤害性的话，虽然我们的确是在保护自己，但是，我们也的确是在歧视。

但是，这并不是终点。我们能做的还有更多，我们也能做得更好。

三、我们能怎么做？

1 从觉察到我们的偏见和歧视开始——就这么简单

因为身处网络的群体中，因为网络的匿名性，我们每个人的责任都被分散了。这时，我们个人的身份感被弱化，我们对自己的想法和行为的后果的觉察也减少了。

而当我们开始主动地去觉察我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并意识到我们“应该如何去感受会更好”和“我们实际上是如何感受”的差异的时候，改变就已经开始了。

因为避免偏见的动机会让我们增加对自己的想法和行为后果的觉察，从而调整自己的思维和行动。当我们想要避免偏见的愿望是发自内心（“我想要减少我的偏见，因为这会造成不好的影响。”而与之相比，来自外界的动机更像是“如果我有偏见，其他人就会把我想得太坏”）的时候，即使是自动出现的偏见也会减弱。

现在，当我们发现发现自己对某一个群体有一种条件反射般的情感和行动的倾向的时候，这或许会让我们感到焦虑、失望或内疚，但这样的情绪，也可以同时抑制我们的偏见反应，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创造更好的世界，并重新获得思维和情绪间的平衡。

2 接触与沟通 ——了解越多，偏见越少

我们的偏见之所以“偏”，是因为当我们处在紧张的环境中时，为了高效地获得“信息与我们付出的努力”之间的平衡，我们会自动化地选择性地吸收一些信息，而忽视其他的信息，这个过程能够提高我们的认知效率，具有进化的功能，有助于我们的生存。

但是，并非所有的偏见都是积极的，也并非所有的偏见带来的后果都是积极的。当我们接触到的信息过于片面或歪曲，或我们没能接触到足够的信息时，我们的偏见与歧视就会带来消极的结果。

而我们的接触，无论是与病毒有关的医学信息也好，与疫区有关的真实信息也好，与疫区的人或患者有关的具体信息也好，只要它们更客观、更科学，也更基于现实而不是我们的想象或直觉，就能显著降低我们的偏见。

同时，我们的行动也需要在科学与安全的前提与指导下进行：我们得先知道什么样的行动与做法是科学的、安全的。而我们并不推荐大家在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和在自我牺牲的情况下做“善事”。接触与沟通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卸下所有防备敞开胸怀迎接病毒与风险，而是在了解了科学的病毒的传播和预防方式的基础上，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行。

3 在社交媒体上使用非歧视性的词语——合作，并共赢

他们从来不是“他们”而是“我们”的一部分。而“我们”的敌人也不是“他们”，而是瘟疫，是病毒。

非零和博弈(non-zero-sum game)的存在告诉我们：当存在不同的群体时，“我们”与“他们”之间的互动，不一定是非输既赢，也就是说，不一定“我们”的得到的利益与“他们”的损失的总和是零。我们双方都可能赢，也都可能输，而结果，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行动。

我们的话语拥有力量，并且它的力量和影响超乎我们的想象。它能伤人，也能助人。为了共赢的目标，我们可以从自身做起，在社交媒体上使用非歧视性的词语，合作，并共赢。

当我们开始尽量去觉察和避免我们的偏见，并试图做出改变的时候，虽然结果未知，但是不尝试，我们怎么会知道呢？

4 发现并承认这个世界的不公正

仅有“公正世界的信念”会令我们的思维与感受陷入单一的可能性中，而这可能是有害的。

最近发生的事，使我们体验到了许多不公正感，实际上，当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是不公正的时候，反而有利于我们减少偏见，去思考更多可能性。因为，考虑到不公正的存在与可能性，我们的思维就会变得更灵活、更客观，更能够考虑可能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可能。

四、写在最后

在国内，疫区的人成为了受歧视的对象。

放眼世界，在01月29日的时候，《悉尼先驱太阳报》上，有标题将新型冠状病毒称为“中国病毒（Chinese virus）”和“pandamonium（注：原词为pandemonium，意味一片混乱，地狱。这里《悉尼先驱太阳报》将“pande”改为“panda”，用来表达对中国的歧视）”，而《每日邮报》也用大标题写到“中国孩子待在家（China kids stay home）”。而在02月01日的时候，一名中国学生因戴口罩外出而遭到当地居民的袭击。

我们都有成为少数群体的时候，我们也都有被歧视的时候。在疫情中，我们因来自疫区而被歧视。而在其他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我们的外貌、学习成绩、性别、性取向、地域、口音、国籍、举止等任何原因受到歧视，这并不好受，令人痛苦，令人无助。

但在这个世界上不只有歧视，也有温暖，也有帮助：

如果我们永远止步不前，任由我们的偏见和歧视如滚雪球般地强化，这并不会让我们双赢。而我们可以先从自身的改变开始，先从改变对待“我们”的态度开始。

虽然上面提出了这些建议，但是，要想对抗我们作为人类固有的偏见倾向，这并不容易。我们作为生物，基因会让我们为了规避风险不自觉地做出一些可能会伤害到他人的事，这和我们的生物性有关。但是，我们作为人，去觉察、理解我们行为的意义和后果，并在这个基础上做出改变，与我们成为更好的人，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有关。

这需要我们的勇气。有勇气并不是我们什么都不怕，而是即使内心会感到恐惧，即使我们会颤颤巍巍地，却还要去做，这才是有勇气。就像是蝙蝠侠对决超人时所说的：“你并不勇敢，人类才勇敢。”

本文作者：熊珂伟，简单心理实习咨询师，北京师范大学临床与咨询心理硕士，南京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学士，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了解作者更多信息，详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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