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人与法律角度评价《沉默的真相》里的法庭对平康白雪们的判刑？
《沉默的真相》以其深刻的现实主义和对司法公正的拷问，在观众心中激起了巨大的涟漪。其中，对平康白雪（实为本案的关键人物李建国和其背后操控的权贵集团）的审判，更是将人情与法律的冲突推向了高潮，值得我们从多个维度进行细致的审视。
一、法律的审判：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博弈
从纯粹的法律角度来看，平康白雪团伙在《沉默的真相》中所犯下的罪行，涉及多项严重罪名，包括但不限于：
诬告陷害罪： 他们为了掩盖自己贪污腐败的事实，不惜栽赃陷害无辜的张超律师，并试图将真相掩盖在“普通刑事案件”的表象之下。
非法拘禁罪/绑架罪： 他们对廖队和侯贵平的调查进行了阻挠，甚至可能采取了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
贪污贿赂罪（推定）： 虽然剧中没有直接详细描述他们的贪污细节，但其背后操控一切的动机，以及动用大量资源掩盖真相的行为，足以推断出其存在严重的贪污腐败行为。
滥用职权罪（推定）： 作为掌握公权力的官员，他们利用职位之便，串通一气，阻碍司法公正，这本身就是严重的滥用职权。
然而，法律的审判并非一帆风顺，剧中展现的并非一个理想化的法庭。
证据的获取与呈现的艰难： 真相的揭露过程异常艰辛，关键证据的获取充满风险和磨难。从侯贵平的录音，到朱永平的证词，再到江阳不懈的追查，每一份证据的出现都伴随着巨大的牺牲。这揭示了现实中，即便有证据，也可能因为权力的阻碍而难以顺利提交和被采信。
程序正义的挑战： 在权力的干预下，程序的正当性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例如，对张超的审判过程是否完全符合程序正义，剧中留下了悬念。如果存在违法取证、非法审讯等情况，那么即便最后判了罪，其程序正义也受到质疑。
实体正义的实现： 尽管过程中充满曲折，但最终通过江阳的舍身和团队的努力，真相得以大白，犯罪分子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可以说是一种对实体正义的回归，是对“法律之上再无权势”的有力证明。
二、人情的考量：牺牲、救赎与道德的边界
《沉默的真相》之所以令人动容，恰恰在于它将法律判决置于复杂的人情背景下进行审视。
江阳的牺牲： 江阳作为主角，他的命运轨迹是理解这一切的关键。他从一个正直的年轻检察官，为了追求真相，付出了几乎所有。他的理想主义、他的执着、他的牺牲，构成了这部剧最核心的人情张力。他的判刑（虽然剧中不是直接判刑，而是被构陷，但其行为的性质可以看作是挑战体制内不公的“反抗”），其实是对他个人而言的一种“不公”或“牺牲”，但在更大的意义上，他是在为社会的“公义”买单。
张超的遭遇： 张超律师被构陷，承受了巨大的冤屈，他的遭遇是司法不公最直接的受害者。他的经历让人思考，在追求真相的过程中，有多少无辜者会成为牺牲品？
人性中的善与恶： 平康白雪代表了人性中的黑暗面——贪婪、自私、残忍，他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可以泯灭人性。而江阳、廖队、侯贵平等人则展现了人性中的光辉——正义、勇气、牺牲。正是这种鲜明的对比，使得法律的判决不仅仅是冷冰冰的条文，更是对人性的呼唤和道德的约束。
“真相”的代价： 剧中反复强调“真相”的代价是沉重的。为了揭露真相，付出了鲜血、生命、名誉、自由。这种代价，在法律判决的背后，是无数个家庭的破碎，是无数个人生的悲剧。 法律的判决，某种程度上是对这些牺牲的一种告慰，但它无法真正弥补那些已经造成的伤害。
“沉默”的共谋与反抗： 许多普通人选择“沉默”，是因为恐惧，是因为无奈。然而，江阳、侯贵平、张超以及最终站出来的其他证人，他们用行动打破了沉默。这种打破沉默的“人情”驱动，最终促成了法律的行动。
三、对“平康白雪们”的判刑：法律与人情的融合与碰撞
当法律最终将平康白雪团伙绳之以法时，这不仅仅是法律的胜利，更是人情的回响。
法律是底线，人情是温度： 法律的判决是对恶行的惩罚，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底线。而在这背后，是受害者家属的悲痛、是正义人士的坚持、是对公道社会的期盼。正是这些“人情”的力量，推动着法律的公正运行。对平康白雪们的判刑，虽然在剧中可能没有详细列出每项罪名和具体的刑期，但其核心意义在于：一旦触犯法律的红线，无论其地位如何，都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
警示与反思： 这场审判，不仅仅是对过去罪行的清算，更是对当下和未来的警示。它提醒我们，权力需要监督，法律必须公正，而真相不容掩盖。它也反思了，在某些时刻，法律的执行会受到人情（如权力寻租、利益输）的干扰，而“人情”的另一面——同情、正义感、对公平的追求——则能够成为纠正偏差、实现正义的力量。
“正义迟到但终会到来”的信念： 尽管过程漫长且痛苦，但最终的审判给予了观众一种“正义终将到来”的信念。这种信念，来自于那些不懈追求真相的人们，来自于那些在黑暗中坚守良知的人们。他们的“人情”投入，换来了法律的“公正判决”。
总结来说，《沉默的真相》中对平康白雪们的判刑，绝非仅仅是法律条文的简单应用。它是在人情、道德、牺牲与正义之间进行的一场深刻的博弈。法律提供了审判的框架，而人情则填充了其中的血肉和情感。这场胜利，是法律的胜利，更是那些敢于打破沉默、追求真相的人们的胜利。它的深刻之处在于，它让我们看到了法律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曲折，但更让我们相信，在人情所驱动的正义感面前，任何黑暗都终将被光明所驱散。
网友意见
这个问题用逻辑来分析不复杂。
犯罪的构成要件是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三阶层说），犯罪行为目的的正当性并不是构成要件之一。也就是说，无论行为的目的是为了追求一个好的结果（或者说正义）还是坏的结果（或者说非正义），只要符合构成要件，就是犯罪。
目的的正当性（或者说价值评判）影响的主要是量刑问题，如果目的具有重大正当性而又不足以阻却违法性，在量刑上应该予以从轻或者减轻来体现。毕竟我们的刑法也是开了口子的，在法定刑以下量刑只要层报最高法同意即可，法官并不是没得选。
但另一种可能性就是紧急避险。紧急避险作为违法性阻却事由，一旦成立行为就不认为具有违法性，当然也不是犯罪。看题目描述的行为目的，行为模式似乎符合：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牺牲一种更轻微的利益去维护更重大的利益。所以关键问题是“是否没有其他选择”。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引起上级重视没有那么难，张高平叔侄一案即是范例，一名老驻监检察官即可引起上级注意，不需要闹到自杀爆炸搞恐袭那么严重。所以是电视剧的剧本为了艺术效果过于夸张，让这些好人锒铛入狱了，现实中存在着诸多更加巧妙、成本更低的方式。
另外，黑社会的问题主要还是在于，黑社会建立的也是一种灰色的社会秩序，如果这种秩序在现实的选择中相比其他（包括政府建立的秩序）恰好更优胜，那么民众和政府都没有破除这种秩序的积极性。一味的破坏社会的稳定、损害他人的利益，这不是黑社会，只是犯罪团伙而已。（然而上述不是本次扫黑除恶中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定义，扫黑除恶中的黑社会更倾向于稳定的、有经济来源的有组织犯罪集团。）
在这里我并不想论述究竟遵循实体价值第一还是程序价值第一，这两者之间必然是永恒的矛盾。有兴趣的童靴可以读一下，法学生必须的经典案例英女王诉达德利和史蒂芬斯案
这是发生在十九世纪英国，一个真实的人吃人事件。
当时，一艘英国游船玛格丽特号出海，船上一共有四名船员，船长杜特勒，水手史蒂芬和布瑞克，还有一名在船上做侍者的帕克。帕克十八岁，是个孤儿，没有成家，这是他第一次出海。
这天，玛格丽特号游船行驶到南大西洋，准备绕过好望角时，突然遇到了暴风雨，狂风巨浪击破了游船，船舱进水，正在慢慢下沉，四名船员只好逃到了救生筏上。
没有水，没有食物，四人随波逐流，在海上熬到了第十九天。十八岁的帕克因为饥渴难耐，偷偷喝了海水，病得奄奄一息，蜷缩在一边。船长杜特勒绝望之下，提议四人抽签，决定谁先死，以救活其它人。布瑞克反对抽签，船长就用眼神示意布瑞克看着昏睡着的帕克，并怂恿史蒂芬说：“没有其它的办法了，只能用帕克救大家的性命”。
史蒂芬用小刀刺破了帕克的颈内静脉，杀死了他。后来的几天，这三名船员吃喝着帕克的血和肉，直到第二十四天，船长在获救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当我们吃着我们的早餐时，一艘船出现了……”。这个早餐就是十八岁帕克的尸体。他们被德国船救起，很快回到了英国，接着遭到逮捕，以谋杀罪受到审判。
这个案例的探讨可以在某易公开课上找到课件：桑德尔，《正义应该怎样做？》
除了案件本身之外，这个事件给我们的启示亦是很明确的。实现正义的成本很高，挖掘真相的成本很高，而真相往往比人们想象要残忍。为什么达德利和史蒂芬斯要把事实选择说出来呢？他们既然是幸存者，按照现在大多数人的逻辑三缄其口就可以了，没人会在意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为什么英女王一定要判决他们有罪呢？法律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法律的发现、法律的维护、法律的适用、法律的执行以及法律的遵守依靠的不仅仅是法律本身，还包含着愿意将法律作为信仰予以遵守的人，愿意以更高的要求——道德等规范，来予以遵守的人。
随心所欲是平民的生活方式；高贵的人追求秩序与法律。——歌德
再举两个贴近现实的例子，张玉环案的平反用了多少久花费了多少的成本？最近最高法宣布再审的紫藤巷故意杀人案，最终倘若得到平反那需要多少的成本？生活在法律的世界里，你要接受这样的成本存在，固然法律成本很高昂，但没有法律失去秩序的成本高昂的难以想象，我们宁愿选择那个低的，选择一个有法律存在的世界。
此文写在祖国华诞71周年之际，在此时刻我们欢度节日的同时，也要感谢那些为此时的幸福平安贡献出生命的先烈们，有了他们的勇敢才能成就我们现在的懦弱与无能，才能让我们过上我们想要过的日子。
必须有人浴血奋斗，世上才有自由可言。——激战2
这本来就是法律的真实面貌。从汉谟拉比法典开始，法治其实就是人治，是统治阶层对普通民众划定规则，而这些规则往往对统治阶层本身起不到任何限定作用。
电视剧本身很正能量，但是如果你抛开这些狗血剧情，也不带个人情感去看这个事情，那普通百姓的难就更是跃然纸上:数个平民，被权贵压迫，反抗无效，状告无门，不得不默默承受。
终有一天，他们中的某一个，触碰到精英阶层中的一个，这个精英阶层不记得失，用绝大的勇气帮她们去脱离苦海，但啪啪啪三下就被权贵拍死了，她们再次失声。
再有一天，精英阶层某某某因为正义感（电视剧是这样的，但实际中大概率是其他什么），发现了这个事情，精英阶层就联合了其他精英一起怼上了权贵，谁晓得上去就送了两人头。该精英团队不服，一再挑起团战，结果被整成残血。最后时刻，所有的光都已经快要消失，精英团队拼死一搏，赌上了众多平民硬怼权贵，结果确实喜闻乐见。但如果不是更大的权贵出手，这结果，可就难料了……
法律也是人在执行，其实生活中很多事情也在体现着权贵的喜好，高速收费还贷早就结清了，但收费站从没撤销；交警罚没其实不得和车辆年检挂钩，但没见到哪个地方执行；汽油价格含税过半，也没见各种税适当减免；房屋公摊面积是香港首创，在内地铺开，没见和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接轨；地产价格中，建筑费用可能只有一两千每平，再看看你买房的价钱……
这片子能上映已经算是进步，早些年那个名字最长的局毙掉的多如过江之鲫，所以别去嘲讽那些抗议的，你们可能没受过那样的苦；还有就是我们大多数人可能都没有电视剧这种好运，在法治之下，也只有寻找自己的解决方案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目前为止）
这是一个问题
我认为对平康白雪们的判决没问题。至少从法律角度在罪名和量刑没有问题。
作为一个法律人，对于他们，我的态度是：敬佩、惋惜
法律角度评价他们，必须明白一个在法律上特别重要的词——程序正义
可以说，中国在近代以前，根本没有程序正当、正义的概念。中华法系旧五刑、新五刑，以及各种刑讯方法，都只体现着一个词——结果正义。
结果正义对于中国人来说，很好理解，就是“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在实质的结果上，达到一种正义、公正的状态。
但是近代中国外源化的法律近代化过程中，一个叫“诉讼法”的法律部门传进来，更重要的是传入了一个词——程序正义。也即在司法过程中，每一个环节、每一步进展都必须遵守法律。程序正义这个词，在中国法律中历经发展，不断深化。
具体到《沉默的真相》中，不可否认，平康白雪们尤其是江阳，穷极一生都在追求将那些只手遮天的人绳之以法，这是他们追求的正义的结果。
但是，他们在穷尽所有合法途径仍毫无作用后。采取了违法的方式来追求结果正义。其中，张超在地铁制造爆炸信息引起恐慌；警官朱伟在卡恩集团大楼实施爆炸、放火行为；李雪当年明明知道侯贵平被杀经过，却选择了包庇。这些人追求正义的手段没有一个在程序上是合法、正义的。这难道不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有人会反驳说：如果他们用合法手段，就不可能达到正义的结果！！
我的回答是：我知道他们只有程序违法这一条路，所以我敬佩、惋惜他们义无反顾的“侠义”，为他们最终将坏人绳之以法高兴。但是我并不同情他们。
他们的目的一开始就是将只手遮天的人物绳之以法。
这表明，他们一开始（尤其是江阳）就是为了捍卫法律的公正。用江阳的话说：为了还司法一个尊严。但是，他们却以犯罪的手段在程序这一环就玷污了法律的尊严。人们老说“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同样的，程序违法结出的果子就是毒树之果，无论其甘甜还是苦涩。
法律的作用还包括教育作用。今天张超在地铁谎称爆炸信息，倘若造成了踩踏事故、大批警力、排爆、救护力量资源浪费。如果我们以“他是为了追求正义而采取无奈之策”原谅他，那么明天任何人有任何诉求，无论合法诉求还是非法诉求，是否都可以以这种方式来进行呢？
有人会问：为什么要用程序的不正义来否定他们最终的结果正义呢？
我的回答是：因为我们的法治道路上吃过程序不正义的苦。曾经九十年代，我们的办案机关为了从快从严结案，大量刑讯逼供，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虽然有些案件中，很多在结果上也通过后来补充证据证明了判决没有错误。但是，如果我们为了结果正义，忽视程序正义，那么结果的正义将无法到达。如果今天下对上追求正义，我们允许平康白雪的大侠风范，用违法手段执行正义，那么谁又敢保证，或者有资格要求在明天上对下追求正义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不会被“莫须有”呢？
结果就像果子，程序就是它的树干，经过程序的历程，我们才能到达果实。但是如果树干本身就是“毒树”，在它之上的“毒树之果”就已经无具正义。
我想我在《沉默的真相》中，可能会成为吴检察长，这也是大部分人的角色。我会兢兢业业，仅仅是在当年对侯贵平案提出异议，甚至保留好案卷以期待日后将其提供给江阳这样的“侠义之士”。但是我没有勇气去义无反顾、抛家舍业，更甚至于去犯罪来追求正义的结果。我敬佩平康白雪们，我也有正义的理想。但我不想成为“以犯罪之名追求正义”的他们。
实名反对楼上 @刘戬 的回答，但凡对法治有一丁点的了解就说不出来这样的话，法治的根本含义是法律的统治，即rule of law，他说到的问题恰恰是因为法治不行于世才导致的，而不是法治本身。
从法律的角度，判处他们罪名当然是可能的，但为他们出罪也是可能的。某人要被确认有罪，需要满足客观不法主观有责两个条件。在客观上，行为人做了符合刑法分则构成要件规定的行为，并且没有违法性阻却事由才可以成立客观不法。在主观上，行为人需要有罪名需要具备的主观形态，比如故意或者过失，并且没有责任阻却事由。具体的情况明天再分析。
但我更认为，本案的问题不在于这几个人是否应该被判刑，而在于为什么一个地方的黑暗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被揭露。为什么一个市长可以肆意行为而不受制约和监督？为什么新闻媒体无法介入？为什么自媒体爆不出来？答案就写在宪法第三十三条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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