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清朝会请洋人来当官？
一、 外部压力与内部危机的催化：
首先，必须明白“请”洋人当官并非清朝的初衷，而是被动应变的结果。1840年鸦片战争的惨败，犹如一记响亮的耳光，彻底击碎了清朝“天朝上国”的幻象，暴露了其在军事、技术和制度上的巨大落后。随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更是将清朝逼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
军事技术上的巨大鸿沟： 清军的火器早已落后于西方，其战术、训练方式也与西方的近代化军队相去甚远。面对拥有先进舰炮、步枪和严密组织训练的洋人军队，清军的败绩是必然的。这种军事上的劣势，直接导致了清朝在外交谈判和领土主权上的被动。
财政危机与对外赔款： 战败带来的巨额赔款，使得清朝本已捉襟见肘的财政雪上加霜。为了偿还赔款，清政府不得不开源节流，而洋人的税务管理和财政制度，在当时看来，比腐朽低效的清朝官僚体系更能有效地为政府敛财。
边疆危机与领土主权： 随着西方列强的深入，中俄、中英等国在边疆地区的势力划分和勘界问题日益突出。在处理这些复杂的地缘政治问题时，清政府在法律、地理、语言等方面的专业人才严重不足，需要熟悉国际规则和当地情况的洋人协助。
二、 学习西方以图自强的政治逻辑：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和屈辱后，清朝内部开始出现反思和变革的声音。以恭亲王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认识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必要性。他们并非要全盘西化，而是希望通过引进西方的技术和管理，来巩固清朝的统治，维护国家的独立。
军事装备的引进与仿制： 为了建立近代化的陆海军，清朝开始大规模引进西方的舰船、火炮、枪械等武器。而这些武器的生产、维护和操作，都离不开懂得机械制造、军事工程、航海技术的洋人专家。
建立近代化军事体系： 洋务派积极筹办军事学堂，如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等，这些学堂的教学内容、教材和授课方式，都需要洋人教习来传授。此外，组建新式军队，如淮军、北洋水师，也大量聘请了西方军事教官进行训练和指挥。
经济建设与技术引进： 清朝开始兴办近代工矿企业、铁路、电报等，这些项目在技术、管理、经营模式上都与传统的中国农业经济截然不同。引进西方的技术人才，让他们参与到这些建设中，成为技术指导、工程师、甚至是管理者，是当时弥补技术短板的直接方式。
三、 具体“请”洋人来当官的领域和方式：
清朝“请”洋人当官，并非泛泛而谈，而是在特定的领域、以特定的身份和方式进行的：
1. 海关税务管理： 这是最早也是最成功引进洋人参与的重要领域。
背景：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通商口岸，海关税收成为重要的财政来源。然而，清朝的海关管理混乱、效率低下，且容易滋生腐败。
“请”的缘由： 为了确保关税收入的稳定和增加，也为了避免列强在海关事务上制造事端，清政府允许西方国家在海关中扮演重要角色。
具体操作： 1858年，中英、中法等国签订《天津条约》及《通商章程》，规定设立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最终被任命为总税务司，并组建了一支由外国人组成的庞大管理队伍。
洋人官员的角色： 他们负责海关的日常管理、征税、缉私、航道维护、灯塔建设，甚至承担了外交协调、信息收集等任务。赫德本人更是成为晚清政府重要的“洋顾问”，在很多事务上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2. 军事指挥与训练：
背景： 在组建新式军队，特别是海军时，清朝缺乏经验丰富的军官和训练有素的士兵。
“请”的缘由： 为了快速提升军队的战斗力，学习西方的军事理论和作战方法。
具体操作：
水师： 在筹建北洋水师、南洋水师等过程中，大量聘请了法国、英国、德国等国的海军军官担任教官、顾问，甚至直接担任舰船的指挥官。例如，普鲁士海军上校瓦特（E.E. Ward）曾被聘为海军提督。
陆军： 在编练新式陆军的过程中，也聘请了德国、法国等国的军事教官来训练军队、设计操典。
洋人官员的角色： 他们负责军事训练、战术指导、军事工程设计、武器使用讲解等。
3. 洋务企业管理与技术指导：
背景： 兴办的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汉阳铁厂等近代企业，在技术、管理上都远超当时中国传统的手工业。
“请”的缘由： 快速掌握和应用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解决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难题。
具体操作： 这些企业从西方引进先进设备，并同时聘请了大量的西方工程师、技术工人、厂长、会计师等来负责生产、技术指导和企业管理。
洋人官员的角色： 他们是企业的“技术骨干”和“管理核心”，从技术设计、设备安装调试，到生产流程的优化、质量控制，乃至财务管理，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4. 其他领域：
外交事务： 在一些与外国打交道的场合，清政府有时也会借重懂外语、熟悉国际惯例的洋人来充当翻译、顾问，甚至代表。
邮政、交通： 随着近代邮政、铁路的建立，一些技术和管理岗位也需要外国人。
四、 “请”背后的复杂心态：
清朝统治者“请”洋人当官，并非是完全心甘情愿，而是夹杂着复杂的考量：
工具理性： 核心目的是利用洋人的技术和知识来解决眼前的危机，巩固清朝的统治。他们将洋人视为实现“自强”目标的一种工具。
缺乏人才的无奈： 清朝自身在近代化领域的人才储备极度匮乏，不得不借助外力。
“借腹生子”的策略： 希望通过引进技术和管理，来“师夷长技以制夷”，最终实现自身的独立和强大，而不是被西方完全控制。
政治上的妥协： 在与列强的关系中，有时候接受洋人参与管理，也是一种减少摩擦、避免被进一步干涉的策略。
对效率和规则的认同： 在承认自身官僚体系低效和腐败的同时，也看到了西方在管理和规则执行上的优越性。
五、 局限性与后果：
尽管“请”洋人当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清朝的近代化进程，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着深刻的局限性：
“国中之国”的担忧： 洋人官员往往对本国政府负责，效忠于自己的国家，其在华利益与中国国家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给清朝的统治带来了潜在的风险。例如，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权力过大，甚至超越了清朝某些部委。
权力制衡的难题： 如何有效管理和制衡这些拥有专业知识和特殊身份的洋人官员，对清朝来说是一大挑战。
技术和管理的“西学”与“中学”的割裂： 仅仅引进技术和管理，而没有从根本上变革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导致“洋务”最终未能挽救清朝的命运。
民族情绪的涌动： 随着洋人在中国的势力越来越大，也引发了民众的反感和排外情绪，为后来的反帝爱国运动埋下了伏笔。
总而言之，清朝“请”洋人来当官，是晚清帝国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为了应对内忧外患，在军事、经济、管理等多个领域学习西方、力图自强的现实选择。这是一种无奈之举，也是一种策略尝试，它在推动中国近代化的同时，也暴露了清朝统治的深层危机和局限性。这并非简单的“雇佣”，而是涉及到国家主权、技术引进、制度模仿以及深层政治博弈的复杂历史现象。
网友意见
从武将角度，以及历朝胡人角度，并不全面。海关道请了西洋人以后，税收大增。
我想到两点，关于洋人背后的文明社会：
一、所谓文明社会，就是其腐败，至少从面上讲，会给公众一个解释。不会说，我们就是不讲道理。所以有一个限度。
二、他们的皇家海军，真的会为一个普通公民受欺负，跟人开战。他们的海军，会觉得没面子，不会觉得不值得。所以公民腰杆比较硬。
所以，雇佣西洋官员，可以减少人情社会的成分，增加法制社会的成分。
安禄山是人情社会里的人精，完全没有法制观念。所以古代胡人，不可类比。诸葛亮不得不将自己的嫡系马谡斩了，这就是士族里已经产生了文明社会。（你看，我其实也不是西蜀黑）BTW，文明社会基于制度制衡，可以逐步形成，与人种无关。只是八旗来了以后退化了一截。
先讲个现代事情。
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两极格局也随之瓦解 。
这真是一段最美好的时光。
站在山岗之上，极目四眺，眼见着秋高气爽，野鹿肥壮，红彤彤的晚霞里，将士们纵马飞腾，一年一度的秋围开始了。
此时的布什，志得意满，称孤道寡，何其乐哉！
随行的诸侯王中，有人高喊一声：“大王霸业已成，何不一超多强否？”
布什笑而不语，心曰：“孤志在四海，九州清晏，民主自由一统天下，哪来的什么多强？孤之举秋围，正是要展示天朝上国之风范，试问谁人不服？”
继而愠，策马而去。
此为何故？
华夷之辩，尘埃落定，民主自由为华，专制独裁为夷。
承认一超多强，岂不华夷不分，王业偏安？
这是万万行不通的。
欲讨伐之，又恐天下人惧，需收集罪状，他日一举拿下。
华夷之辩，就是要天下。
清朝当时虽败，天下摇摇欲坠，但是内心想的是，这华是万万丢不得的。不然，如何去见列祖列宗。
清朝直到签订退位诏书，都不肯正式承认自己是大清国。
始终以天朝上国自居，虽然这早就是一个笑话。
清朝是华，世界诸国为夷。
按照国家之礼相待夷们，这是奇耻大辱。
虽然最后不断妥协，搞出了海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驻外使节、承认治外法权、连黄龙旗和茉莉花都搞出来了，外界早就以大清国称呼，然而清王朝内部是一定不肯承认的。
在满清贵胄看来。
英国人赫德愿意来当海关总税务司，以夷制夷，为我天朝上国的洋包衣，正是我大清中兴之势，未来还是咱们的天下。
想当年康熙爷手下，洋人们那个不是天天赞颂，巴巴的给主子爷效命？一副《康熙皇舆全览图》寰宇中心可不正是我大清朝吗？蛮夷就该给主子办事。
洋人操办洋人的事情，为我朝廷威仪折服，忠心耿耿，鹰洋白银就流水一般进了户部的大库，这不是奴才是什么？
华就是华，夷就是夷。
此番心思，和大美利坚一般无二。
这事尽管不常见，但是没啥问题。
英国2012年，还挖了加拿大央行行长马克卡尼去当英国央行行长。
18世纪初，法国也找了个苏格兰人约翰劳来管国家财政，开了个银行，结果搞了密西西比泡沫把法国财政直接搞挂了。
我国很早就有先例，春秋战国年代，类似韩非这种，韩国人在秦国当相，非常正常，当时叫客卿，大清对赫德的使用就是按照的客卿惯例。
用外族或外国人当官是古今中外的传统艺能。
例如康·轧荦山（安禄山）是康国粟特族拜火教徒，在突厥部族长大，29岁才被幽州都督张守珪收为义子，并不妨碍他成为唐的东平郡王、上柱国、御史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
又例如孛儿只斤·也先土干（金忠）是北元蒙古族萨满教徒，是蒙古部族首领，这也不妨碍他成为大明的忠勇王、太保。
甚至还有找外族或外国人当君主的，例如英格兰自1066年开始，一直是外族+外国人当国王；诺曼王朝这种入侵的征服者也就罢了，安茹王朝、都铎王朝也算是打出来的，斯图亚特王朝、汉诺威王朝和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可都是和平继位。
像是奥斯曼帝国、印度、俄罗斯这种民族宗教非常多元的更不用说了。
大清之前就在重用外国人，例如约翰·亚当·沙尔·冯·贝尔（汤若望）是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族天主教徒，是大清的钦天监监正。
又例如罗伯特·赫德，是大不列颠爱尔兰族圣公宗教徒，是大清的按察使、布政使、太子太保，执掌海关总税务司50年，离职后由副总司（兼小舅子）罗伯特·爱德华·裴登（裴式楷）继任，直至清朝灭亡。
大清最喜欢用的外族人是蒙古人，准确来说是八旗蒙古以及部分东蒙古部族，即便中后期大清开始衰败，这些蒙古人也依然忠心耿耿，有博尔济吉特氏（例如嘉庆朝的军机章京、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博尔济吉特·文孚）、阿鲁特氏（例如道光朝的首席军机大臣、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阿鲁特·赛尚阿）、巴鲁特氏（例如咸丰朝的军机大臣、兵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巴鲁特·柏葰）等等。
用外族或外国人，要么是图外族或外国人在本国没什么根基、不容易造反，要么是外族或外国人在本国数量很多、有好用的就用了，要么是外族或外国人在本国势力很强、不用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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