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旧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具有买办性和封建性?
首先，我们来谈谈买办性。
简单来说，买办性就是官僚资本主义与外国资本主义相互勾结，成为外国资本在中国扩张的代理人和附庸。这种勾结并非平等的合作，而是以外国资本的利益为优先，中国作为其原材料输出地、商品倾销市场和资本投资场所而存在。
具体而言，买办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依附于外国资本，服务于外国经济利益： 官僚资本的原始积累和扩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国资本的输血和扶持。国民党政府在统治时期，就获得了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这些援助往往伴随着苛刻的条件，比如要求中国开放市场、提供资源、在经济政策上向西方靠拢。官僚资本集团，例如宋氏家族、孔祥熙家族等，他们本身就与外国银行、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利用国家权力，为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设厂、进行贸易提供便利，甚至充当外国资本的“白手套”或合伙人，共同瓜分中国的经济利益。
2. 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成为外国资本的“传声筒”和“经销商”： 通过对银行、矿产、铁路、航运等关键经济部门的垄断，官僚资本实际上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然而，这种控制往往是建立在外国资本的技术、资金和市场之上的。比如，中国的许多大型企业，特别是近代工业的早期发展，都离不开外国的技术引进和设备购买。官僚资本集团通过垄断经营权，代理销售外国商品，或者将中国的资源低价卖给外国资本，从中渔利。他们成为外国资本在中国扩张的“搬运工”和“分销商”，将中国的经济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捆绑在一起，但这种捆绑的模式是极度不平等的，中国始终处于被剥削和被控制的地位。
3. 扭曲中国经济发展方向： 为了迎合外国资本的需要，官僚资本往往将中国经济导向片面发展。例如，中国的农业资源被大量用于出口，而国内的粮食生产却相对滞后，导致民生问题突出。工业发展也常常集中在那些能够为外国资本提供原材料或服务的领域，而非能够真正实现国家工业化和技术自主的战略性产业。这种扭曲导致中国难以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4. “买办”精神的渗透： 除了经济上的依附，买办性还体现在一种精神层面的依附。官僚资本集团的成员往往更看重与外国人的关系，他们的行为准则、思维方式甚至价值观都可能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他们缺乏民族工业的雄心壮志，更倾向于在既有体系内寻求个人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致力于中国经济的独立和发展。
接下来，我们谈谈封建性。
封建性是指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中，保留和利用了许多封建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的因素，并与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相结合，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落后的、反动的经济形态。
封建性主要体现在：
1. 与封建地主阶级的勾结和融合：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地主阶级依然掌握着大量的土地和农村资源。官僚资本集团常常与大地主、大买办、大官僚构成统治阶级联盟。官僚资本的扩张，往往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他们可以通过土地兼并、高额地租等方式，将从农民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再通过银行、企业的形式进行资本运作。这种“金融地主”的结合，使得官僚资本的根基深植于落后的封建土地制度之中。
2. 利用封建特权和政治压迫进行资本积累： 与西方资本主义通过自由市场竞争积累资本不同，旧中国的官僚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政府的特权和权力来积累和扩张的。国民党政府授予其控制的银行、企业以特殊的地位，例如允许它们发行货币、垄断进出口贸易、获得国家投资和贷款。同时，他们又利用政治和军事力量，压制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镇压工人运动和农民起义，以维持其剥削的稳定。这种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即权力成为资本最有效的积累工具。
3. 渗透到生产和分配关系中： 官僚资本的经营方式，也常常保留着封建的痕迹。例如，在管理上，可能存在裙带关系、人情关系凌驾于制度之上的现象。在分配上，高额的利润和分红，往往被少数官僚资本家家族所垄断，而广大劳动者的报酬却被压得很低，这与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剥削加剧的状况有相似之处。此外，官僚资本也常常通过高利贷等方式，进一步盘剥小农和手工业者，加剧了农村的封建剥削。
4. 阻碍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正是因为官僚资本主义同时具有买办性和封建性，它在中国阻碍了真正的民族工业的发展，压制了资本主义在更大范围内的自由生长，也无法解决中国最根本的土地问题和民生问题。它既是外国资本主义在华利益的维护者，也是国内封建势力和官僚特权相结合的产物。这种双重属性，使得它在客观上成为中国革命的对象，因为推翻它，就意味着要打破外国资本的控制，要铲除国内的封建残余，要实现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
总而言之，旧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并非一个简单的经济概念，而是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紧密相连的产物。它的买办性使其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经济工具，它的封建性则使其与国内的剥削势力相结合，共同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这两个特征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扭曲和腐朽形象。
网友意见
第一，国民党中央政府财政相当比例来源于关税，而关税又被外国人掌握，中央更具买办属性。
第二，由于军阀割据，军阀也很难收到关税，所以地方军阀非常依赖田赋。加上地方军阀权力也很难下乡，就非常依赖乡土自治，自然就更具封建性。
第三，国民政府财政非常依赖外债。由于中央不能有效提取农民剩余，就只能靠关税和外债进行资本积累，越是工业化和战争，越是依附于外资。
第四，民国工业化不成熟，产业上高度依附于发达国家。特别是棉纺织品和煤油等工业制品高度依赖进口，造成大量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债务依赖。
第五，就算国内工业也大量被外资把持，工业利润被外资掌握。
这些都是当时民国政府的买办和封建特征，官僚资本主义并不绝对买办封建，当代中国也有官僚资本主义。同样国家资本也可以买办，比如某些合资公司。日韩财阀走的就是官僚资本路线，政商紧密联系。
官僚资本主义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买办和封建，而是权力寻租，权力寻租可能导致买办。
官僚资本利用政治权力建立垄断企业获取超额利润，他可以是权贵自己，也可以是腐化官员的关系户。
当官僚资本发现政治权力无法带来有效利润，甚至会反腐败伤害自己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的抛弃国家与外资结合，甚至反咬一口。
至于民国时期的官僚资本主义为什么会有鲜明的买办和封建特色，是由于其半殖民地半封建特征导致的，原因上面都写了。
你敢问，我就敢答，要是删了就一起死。
官僚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必然带有封建性，旧中国的弱小落后决定了必然带有买办性。
看看官僚资本主义的各种别称，就知道小圈子有多重要了，裙带资本主义、朋党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密友资本主义、关系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官僚资本主义的一切权力分配、资源分配都是围绕着个人关系展开的。一个人如果不依靠关系就会寸步难行，只有混到相应的小圈子里面，才能获得相应的地位。也就是说，无论你这个人多么聪明、强大、有钱，只要你被小圈子排斥，你的一切价值都没用。
封建主义恰恰就是最重视家族、姻亲、同乡关系的，从皇家到贵族再到世阀、乡绅，到处都以家族关系为利益核心。中国古代因为长期士大夫掌权，还多了一层师生关系作为小圈子的类型。所以在分配权力和利益的时候，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几乎会使用相同的方式。所以旧中国的封建性往往以XX系来体现。比如皖系、直系、奉系、保定系、黄埔系、CC系、土木系、西北系、晋绥系。。。举不胜举。
但因为旧中国的分裂和软弱，使旧军阀旧官僚必须找个外国靠山才能生存，如果不给某帝国主义当代言人，就很难对抗那些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其他军阀或者官僚。同时又因为他们的封建性，导致这些只会玩儿小圈子的上层不可能去团结底层，这样即便想独立自主也找不到足够的助力。
所以只要选择了压迫群众的封建性，就只能选择卖国的买办性。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这三座大山是互为因果、互为支撑的。
和资本主义的国际分工有关。
早期资本主义均有封建性。
资本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会凭空消失。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是社会形态中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占据主导地位。所以这既不排斥此前的社会形态中存有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也不排斥资本主义社会中残留有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
比如说现代欧美国家依旧赞同血统论，钦慕贵族社会，保留有大量的封建残余。但他们依旧是资本主义社会。
近代欧美国家不但赞同血统论，宣扬种族主义，大力推动种族屠杀，而且主动建立奴隶制，大肆开展奴隶贸易，形成了以奴隶制为主要模式的经营方式。按照奴隶社会的定义——一个人类社会中，如果大部分物质生产领域劳动者是奴隶，这样的社会，叫奴隶社会——那么近代欧美社会为么不定义为奴隶社会呢？比如说南北内战前的美国，他们的主要经济基础就是奴隶制。美国南方以奴隶制为主要生产方式，美国北方则以南方奴隶制社会出产的棉花为纺织业的基本原料来源。
资本主义社会不但可以是封建制的，也可以是奴隶制的。关键中的关键，应当说是这个社会的顶级产业形态，是否是以高度依赖资本的工商业为领导产业。
这也是为什么我国古代社会不断出现大规模手工工场，我国古代钢铁业达到了极高的水平，甚至对于近代钢铁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但是我国古代经济却被定义为“自然经济”。其实“自然经济”是一个模糊的、敷衍的定义。这个定义并不能准确定义中国的经济形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是不正确的。从全球角度说，现在全球经济也是自给自足的，你难道能说一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吗？不过这个事情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的古代经济在工商业运转和金融业发展方面没有达到掌控国民经济的地步。工商业和金融业不是核心产业，发展水准也不够。南北内战倘若是美国南方胜利了，美国的性质也不会倒退到奴隶社会，而只是演变成英国的棉花产业基地，于是以奴隶制农业生产的方式，构成全球工商业的原料环节。这就和澳大利亚主要以出口铁矿石、羊毛等原料为主，但是澳大利亚既不是奴隶社会也不是农业社会，而是全球工商业的原料基地，性质是一样的。
旧中国官僚资本主义带有封建性，这是由于他们适应的环境中，在内部，是清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封建性，在外部，则是近代欧美资本主义的封建性。
旧中国官僚资本主义带有买办性，这是由于他们的产生环境，是中国自身的资本主义极为弱小，外来资本十分强大；而且中国主权不能得到保护，外来资本在强势状态下任意打击中国资本，导致能够独立生存的中国资本要么规模非常小，随时会因为经济波动而灭亡；要么就要直面外来资本的集火打击，很容易在力量不足的情况下遭到灭顶之灾。这样一来，中国资本主义力量在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夹缝中生存，不可避免地要接受二者的塑造。
这个塑造的直接产物，就是：
与其自己发展，不如直接投靠强大的外来资本。以转口贸易、充当外国资本主义在华代理人的方式，做欧美国家的中国代购。
代买代办，这就是买办。
中国的资本主义具有买办性和封建性，并不局限于官僚资本主义，也不局限于旧中国。但是旧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比较典型。原因是，在旧中国，只有官僚资本主义，相对可以更好地规避社会风险，从而发展壮大，令人瞩目。
换句话说，不是旧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才具有买办性和封建性，是旧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的买办性和封建性更加容易被看到。
这种买办性和封建性贯穿了解放前的整个旧中国发展史。
比如说，北洋军阀混战时，最著名的两个派系是直系和皖系。其中直系亲英美，皖系亲日。北伐战争时期，北伐军面对的两个主要对手，吴佩孚和孙传芳，都是直系军阀。皖系军阀在此之前已被直系军阀击败。
这种买办思维甚至影响到了当时革命运动的发展。比如说，既然国民党新军阀是反革命的，那么为什么他们要容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呢？原因是这样可以获得苏俄的军事支持，从而帮助他们打败英美支持的直系军阀。在国民党新军阀背叛革命之前，苏俄为中国北伐战争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和人员支持。甚至在1926年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上吸收国民党为共产国际的同情党，选举蒋介石为共产国际中央执委会名誉常委。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党新军阀容忍了孙中山的革命政策。然而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新军阀在击退直系军阀的基础上逐渐和英美国家建立联系。他们认为军事上已经可以横扫全国，政治上又开始得到英美国家的青睐，苏俄的支持已经无足轻重，于是自以为攀上高枝的国民党新军阀马上翻脸背叛革命。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其实也出现了思路上偏差。他们有的人认为可以依靠冯玉祥打通与苏联的联系，从而获得苏联支持，继续在国内开展革命。有的人认为应该南下广东，重走北伐路。这个路线的发展，就是在蒋介石背叛革命的形势下，汪精卫在西线继续北伐（时间是“四一二”之后一周的4月19日）。以及后来南昌起义的时候要求起义部队南下广东。这两个路线都失败了。这个时候才逐渐选择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发动武装起义的路线。在这个路线上，则又选择了仿效欧美国家在城市、军队里发动武装起义的方法。结果又失败了。在这样一再失败的情况下，别无选择，最后才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即便是到了这个时候，仍然没有彻底解决万事求救于共产国际的错误倾向。后来是共产国际一再强调要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明确要求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并点名指出王明不要争当领导人。再到后来共产国际干脆解散了，这个事儿才算在表面上结束了。
这个买办思维建立在敌强我弱的基本背景下。属于屈己事人、因人成事的办事路线。买办思维的本质就是“事大主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讲“主体思想”，其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批判“事大主义”。所谓“事大以礼”、“字小以仁”（朝鲜尊奉中国，中国宽待朝鲜）。朝鲜认为，历史上，中国远比朝鲜强大，俄国也是大国，不但如此，就连日本，也比朝鲜强大。因此在朝鲜很容易形成“事大主义”。朝鲜有维持自身独立的迫切需求，因此很早就开始批判事大主义。不过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长期采取了选边苏联的基本立场。因为不如此他们就活不下来。类似的就是韩国和日本，尽管他们在对外宣传时经常强调自我特性，要求别人适应他们，也不讲什么事大主义，但是他们最后还是要老老实实地服事美国。
所以这种买办性和封建性，在旧中国存在是极度正常的。
毛泽东同志指出，我国的资本主义力量重新出现以后，不会成为帝国主义，而是成为新买办。这个判断的依据，我想，应该就是看到了这个强弱形势没有改变。
经过近些年的斗争，我国的资本主义者可能在逐渐树立一点信心，但是显然还不够。他们的买办性还是比较严重。这大概要等到我国夺取金融业的领导权之后，并且他们自己遭遇到了生死攸关被迫与欧美资本主义决战的危机并取得击败欧美资本主义的胜利之后，才能彻底解决。
这一题啊，这一题的核心在于你是怎么理解“资本主义”、“买办”和“封建性”的。
第一个是资本主义。
在二十世纪前五十年，最高形态的资本主义因为其技术水平还不如当代这般强大，商品生产基地还需要部署在原材料富集、能源富集、重资产聚集富集、人力资源富集的地方，各大生产要素富集的地方当然还是工业革命的先发国家，比如德国鲁尔、英国曼彻斯特、美国东北部之类的地方。
所以，当时的资本主义呈现出商品生产部门和商品销售部门地理间隔较远的特点，商品在生产基地被生产出来，就要运送到全世界进行销售，那么在全世界非生产基地所在的地方，从事“销售”工作的资本主义机构，就都是“买办”：
中国近代史上，帮助西方与中国进行双边贸易的中国商人。受雇于外商并协助其在中国进行贸易活动的中间人和经理人
当代资本主义与当时的资本主义相比，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了。
厂房可以搭彩钢房、能源可以扯电线、物流业存量运力可以把运费折到非常低廉的程度以至于原材料可以远离资源产地、数控机床更是极大降低了对人力资源的要求。
（现代资本主义还没有克服的困难是地理位置导致的各地生产效率不同）
所以当代资本主义可以直接把生产基地部署在消费市场，于是本地商品卖本地，从定义上来说，“买办”就没有了。
在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由于中国没有重资产积累、资源布局不尽合理、人力资源也并不合格，所以不适合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基地，于是资本主义在中国只能体现为帮助资本主义销售产品，只能体现为“买办”。
只要欧美的商品输入不至于被世界大战之类的重大事件打断，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即中国本地的产业资本必然会被更加发达、更加强大的欧美产业资本痛打。
买办是市场机制的必然产物。
第二，买办性。
上面说的很清楚。
买办是资本主义体系在各销售地负责销售产品的部门。
它的收入来源当然是资本主义的营销成本，它只有尽力为“当时的资本主义”效劳才能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当时的资本主义”必须表现为以欧美强国为载体，所以，买办必须为欧美强国服务，也就是说，在国别层面，越有能力卖国的阶级就越会得到欧美强国背后的资本主义的青睐。
而谁更有能力卖国呢？
是盛宣怀，还是李鸿章，还是孝钦显皇后？
洪杨不卖？对不起，这是在对抗历史的车轮。
需要特别解释的是，在那个时代，官僚是官僚，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只有官僚卖国的时候这两个词能连在一起，那是官僚在为资本主义服务，于是就成为了官僚资产阶级。
第三，封建性。
就是说，很有意思。
一个中世纪向资本主义转进的标准模型中，资产阶级是如何产生的？
答曰：资产阶级是地主变的。
只要地主为了直接生产商品（而不是委托老农生产地主需要的生活资料和提供徭役）而重新组织他土地上的生产要素布局，那么地主就开始向资产阶级转化。
比如标准的羊吃人模型。
地主积累下来的财富也更适合成为第一批资本的载体，用以购置创业所需要的厂房、设备、原材料。
在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中国，这个特征更为明显，作为一个懵懵懂懂被打开国门接受资本主义的中世纪封建帝国，第一批国产资本的载体当然是地主官僚们（这俩词甚至是同义反复）积累的财富，用来作为给外商做代理时囤货的本金再合适不过。
所以何止是“具有”封建性，那根本就是封建地主本主、封建官僚本僚，这是胎里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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