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旧上海法租界在中国电影电视里出现的概率要远高于公共租界？
一、 法租界在形象和气质上的独特性，更符合电影电视的审美需求：
更鲜明的“异国情调”和浪漫主义色彩： 法租界自建立之初，就带有浓厚的法式风情。无论是建筑风格（如装饰艺术风格的公寓楼、花园洋房、带有露台和阳台的建筑）、街道规划（如梧桐树掩映下的林荫大道、蜿蜒曲折的街道）、生活方式（如咖啡馆、舞厅、酒吧、高级商店）还是文化氛围（如法国人的生活习惯、穿着打扮、社交礼仪），都与中国本土的城市风貌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他者”的异国情调，以及法国文化自带的浪漫、精致、优雅气质，非常符合电影电视对营造氛围、展现时代感、塑造特定角色的需求。
视觉上的独特性和标志性： 法租界的建筑保留了更多的欧洲风格，尤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装饰艺术风格建筑，它们具有独特的线条、色彩和装饰元素，视觉冲击力强。比如著名的马勒别墅、国泰电影院、锦江饭店等，都成为电影电视取景的经典地标。这些建筑本身就承载着故事感和历史感，无需过多渲染就能烘托出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场景。
更容易营造“情调”和“品味”： 电影电视创作中，往往需要通过场景来暗示人物的身份、性格、品味甚至阶层。法租界的精致、奢华、小资情调，很容易用来塑造上流社会、知识分子、艺术家、或者经历过“西化”生活的人物形象。它的街道、咖啡馆、公寓，都成为了承载这些人物生活片段和情感纠葛的绝佳舞台。
二、 法租界的历史发展和社会构成，更具有戏剧性和故事性：
特殊的政治地位和管理模式： 法租界在行政管理上相对独立，由法国领事馆直接管辖，拥有自己的警察局、法院和市政机构。这种半自治的性质，使得法租界在很多方面与中国其他地区存在差异，也更容易滋生出一些特殊的社会现象，例如外国人的特权、中西文化的碰撞、以及各种势力在此地的渗透和角力。这些都为电影电视提供了丰富的戏剧冲突的来源。
相对开放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融合： 尽管有其局限性，但法租界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公共租界来说，对西方文化和思潮的接受度更高，也吸引了更多的西方侨民和对西方生活方式感兴趣的中国人。这种文化的交融和碰撞，产生了许多有趣的社会现象和人物故事，比如留洋归来的青年、接受西方教育的女性、以及与外国商人、外交官有交集的人物等，这些都为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
更集中的“洋人”生活区： 相较于公共租界，法租界在许多人的刻板印象中，是更纯粹的“洋人”聚居地，也是西式生活方式的集中体现。这使得电影电视在表现“外国人的生活”、“殖民地生活”或“中西交融”的主题时，法租界成为了一个天然的选择。
三、 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在电影电视叙事中的侧重点不同：
公共租界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相较而言，公共租界的范围更广，功能也更复杂。它是一个包含了商业中心、金融中心、航运中心以及各种不同社会阶层混杂的大杂烩。虽然公共租界同样拥有许多标志性建筑（如外滩、南京路等），但其形象往往更为“商业化”、“市井化”，甚至是“鱼龙混杂”的。
叙事角度的不同： 当电影电视需要表现“繁华的商业街”、“紧张的政治斗争”、“底层人民的生活”、“帮派的较量”等主题时，公共租界的多元和复杂性可能更能胜任。然而，当需要营造一种“精致”、“浪漫”、“颓废”、“中产阶级以上的生活情调”时，法租界则显得更加得心应手。例如，许多表现上流社会婚恋、家庭矛盾、或是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影片，往往会选择在法租界的优雅环境中展开。
特定历史时期的侧重点： 不同时期电影电视创作的关注点也会影响对租界的偏爱。例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表现“怀旧上海”、“民国风情”的影视剧特别偏爱法租界，因为它更容易唤起观众对那个逝去时代的浪漫想象。而一些更侧重于展现上海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斗争的影片，可能会更多地选择公共租界或外滩等区域。
四、 电影电视创作的“类型化”和“符号化”：
“法租界”成为一种符号： 在中国电影电视的语境下，“法租界”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代表着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生活方式、特定的阶层和特定的审美情趣。当观众看到法租界的建筑、街道和与之相关的场景时，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那个时代的浪漫、精致、以及某种程度的“他者”文化。
创作的便捷性和效率： 由于法租界在视觉和文化上的独特性，它能更有效地帮助创作者快速地为观众构建起特定的时空背景，省去了大量的铺垫和解释。与其费力去描绘一个复杂的公共租界的多元景象，不如直接用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法租界场景，就能迅速传达出所需的时代信息和氛围。
五、 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的侧重：
“浪漫上海”的想象： 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和文化想象中，上海的“洋场”和“租界”常常与浪漫、摩登、甚至带有丝丝颓废和暧昧的色彩联系在一起。而法租界，由于其独特的法式风情，在这一形象的塑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许多文学作品、艺术作品也侧重于描绘法租界的风情，这又进一步强化了其在文化传播中的地位。
对特定历史时期和事件的侧重： 例如，一些抗战时期的谍战剧、或者涉及国民党时期社会生活的剧情，往往会突出法租界作为一些特殊人物活动场所、或某些秘密交易发生地的角色。法租界的相对独立性和复杂性，为这些情节的展开提供了便利。
总结来说，旧上海法租界之所以在中国电影电视中出现的概率远高于公共租界，主要原因在于其独特的异国情调、精致的建筑风格和浪漫的文化氛围，这些特质更符合电影电视对营造特定时代感、展现人物品味和烘托戏剧性氛围的需求。同时，法租界的历史发展和社会构成也为其提供了丰富的戏剧素材，并且“法租界”本身已经成为了一种能够快速唤起观众特定联想的文化符号。
当然，这并不是说公共租界就不出现在电影电视中。公共租界也因为其作为上海的经济、金融和商业中心，以及更为庞大的市民生活场景，在许多影视作品中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在表现上海的城市发展、工商业繁荣、以及不同阶层市民生活等方面。但是，从“出现概率”和“符号化代表性”来看，法租界确实更为突出和鲜明。
网友意见
因为准确的说，那个时代上海只有一个法租界还是我们一般理解的那种租界。
一般而言的英租界此时已经合并成公共租界了，虽然也是租界，但是独立性比之法租界弱得多。法租界的公董局章程是法国外交部制定的，法国总领事对租界事务直接干预极多，常常兼任首席执行董事（总董），因此基本上可以视为法国准殖民地架构的一套体系（虽然要受上海各国领事共同节制）。但公共租界基本上是与各国政府没有直接关系的，自治色彩较强，各国官方的影响基本只限于保护侨民，主要支配力量是其中的万国商会组织，华董的影响力也比法租界大很多。而且因为大量民国政府机构和官办机构都在公共租界，所以民国政府的干预也更强。因此要表现租界那种城中之国的感觉，一般倾向于选择法租界。
而且在抗战初期，公共租界已经被日军占领了一部分，习惯称为日租界（现在虹口公园那边一开始仅仅是日侨聚居区，理论上上海并没有存在过正式的日租界），其他部分和法租界相比，也未能维持原来的管理方式，不像法租界直到43年被接收之前，始终保持了市政权力，市政管理相对单纯。所以如果是抗战时期的影视剧表现孤岛时代的话，一般都是法租界。
当然，最后一个原因是公共租界太大也太杂了（并非单纯指面积），其实从风格而言，反而不如法租界那么符合我们对民国租界世界的想象。上面一点说法租界至今依然是上海异域色彩最重的一片区域，和这个也有关系。另一个是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20-30年代都经历过急速扩张，主要是各地因为各种原因（主要是战乱）涌入上海的中国人引起了房地产，尤其是廉价民居的高潮（今天上海津津乐道的石库门其实就是当时地产商引入英国工人住宅区模式的产物），但相比而言，这个热潮在公共租界引起的面貌变化要大于法租界（公共租界更大，容纳了更多外来中国人，其中也因为工商业发达，出现了更多工人区和工厂区），因此20年代以后，上海的高级住宅区更多是集中于法租界的（高级住宅区和高价住宅区是两个概念）。今天你去上海看，异域色彩最明显的也是法租界，除了外滩比较特别外，其实上海上只角中的上只角一般也是指法租界（这个说法本身很容易引起误解，感谢知友纠正，其实上只角是一个复数概念，上海的每一个区域都有上只角和下只角），所以要体现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上海风情，除了外滩十六铺以外，法租界地区也是最合适的。
至于下面说哪个租界历史地位更高的无聊争论，租界虽然叫界，但那仅仅是市政管理上的，对于普通市民而言并没有这种概念。外滩做生意，法租界买房子是当时上海有钱人的习惯做法，至于贫民和中产，那自然是哪里能住哪里住了（其实后期住在华界的大人物也不少，他们的活动区域和居住区域不是一回事）。其他公共设施，比如大学、教会之类的分布也是相对随意的，和租界没有太多直接的关系，两个租界并不是两个城市的关系，不能说哪个租界有什么成绩。两个租界的差异，更多是风貌和市政上的差异，其实和其他方面关系并不大。至于说法租界是因为几个帮会大佬出名的，那真不知道从何说起了。
法租界的管理漏洞多，很多要害职位也是华洋杂处，法国本土派来的老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智慧也高得不得了，于是就热闹起来了。
第一、
拍摄诸如以黄金荣、杜月笙等旧上海青帮势力、鸦片走私等为主要题材的影视剧，那故事空间基本就集中在法租界了。因为在1914~1925年间，黄杜张为首的“青帮三大亨”，就是依靠法租界当局的庇护和纵容，成为毒枭。法租界是他们的大本营。
恰恰这一类型题材的影视剧非常多。
第二、
从1862年起，在法国殖民当局，就确定了法租界的城市经济发展的基调——鼓励以鸦片烟馆、妓院和赌场为主的娱乐业，因为这三个产业有投资周期短，挣现钱的特征，能为租界迅速开辟税源、财源。在法国殖民当局的长期经营下，法租界的特色，就是在“声色犬马”方面特别发达。
英国人控制了鸦片的生产和流流通环节（主要是印度鸦片和波斯鸦片），所以外国鸦片洋行都集中在公共租界，公共租界有全上海、乃至全国最集中的土栈。
而法国人没有涉足鸦片的生产和流流通环节，所以他把心思用在大烟馆这个大众消费环节，法租界有全上海、乃至全国最集中、密度最大的大烟馆、燕子窠（低档烟馆）和花烟馆（与色情服务结合的烟馆）。
“此等花烟间，英租界尚少，法租界最多。法人之言也，花烟间虽华人以为有害于地方，有伤于风化，然此辈列肆而居于法界，则皆法界之房客也。一家花烟馆，月收入房租若干，烟灯捐若干，马桶捐若干，皆法界利源所在，一旦驱而禁之，则此数欸者何从出乎？”
——《申报》1887年8月5日刊
在赌场和妓院方面，法租界同样首屈一指。
烟馆、妓院和赌场，具有人员复杂、容易滋生事端的特点，是帮会黑道人物经常出没的地方，有很多“江湖故事”发生。
第三、
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巡捕房，都招收大量的华人巡捕。比如说黄金荣和沈杏山，他们都是从“包打听”出身，前者成为法租界华人巡查长，后者成为公共租界总探长。
这些华人巡捕经常利用自己的权利，接受贿赂，与租界的青红帮势力串通，参与鸦片走私等等行为。租界巡捕房的外籍巡官，自然也会对巡捕队伍加以必要的整肃。
1918年后，面对愈演愈烈的华人巡捕犯罪问题，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A、公共租界采取“严惩”措施，清除了一批为害的华人巡捕，比如说沈杏山（“大八股党”头目），就因为长期参与鸦片走私，而遭到公共租界的处置；
B、法租界采取了纵容态度，尤其是1923年初就任巡捕房总巡官的法国人费沃利，被黄金荣和杜月笙用重金行贿收卖，随后与法租界公董局内多名法籍高管沆瀣一些，推行鸦片公卖，为青帮的毒品走私生意大开绿灯。导致青帮势力在法租界泛滥。
更多的“江湖故事”就在法租界发生了。
第四、
很多“革命故事”也在法租界发生。
因为租界有“国中之国”的特点，所以从晚清开始，革命党就利用租界为掩护，从事反清、反袁活动。比如说陈其美。最明显的例子，1911年发动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革命党就是在汉口俄租界的据点里，秘密制造炸弹，因为走火爆炸了，惊动了租界的俄国巡捕，没法隐瞒了，起义提前发动
那么，在1911年辛亥、之后1913~1916年的二次革命、护法、护国等等活动发生时，江浙沪地区的革命党，也频频利用上海的两个租界作为掩护。
那么，孙大炮等革命党，在外界只得到日本的相应和支持、策动。当时的西方国家，并不支持革命党，也不希望革命党在租界里“起事”。
但是法国人发挥了他们的一个小聪明：他知道北洋政府、尤其是袁世凯，特别嫉恨革命党，又因为租界有“国中之国”的特色，没法直接到租界里抓人，所以法国人先长期伪装出“处于人道主义，同情”容留革命党的态度，然后和北洋政府讨价还价。
1914年4月，上海法租界当局和袁世凯北洋政府，签署《法租界界外马路警权划分协定》，在协定中，法方承诺驱逐租界里的革命党，允许北洋政府在必要情况下到租界抓捕通缉犯，租界警力会给予一定程度配合；北洋政府承认法租界在此前的一系列扩界行为。法租界的面积，从1900年的2100余亩，骤然膨胀至15150亩。
所以，法租界时常有“革命党”活动，由此产生了很多暗杀、暴动之类的“革命故事”。
第五、
中共“一大”会址在哪里啊，还用解释吗？
拍摄一些红色革命题材的影视作品，自然就更不能少了法租界~
回答完毕，大家可以点赞了~
一方面是剧本写手，对法国文化的崇拜。另一方面，法租界西餐馆和花园洋房比较多，即使对上海历史一窍不通，对这种环境信手编一个故事，还是很容易的。但是公共租界就不一样了，银行、洋行、石库门。如果对中产阶级生活一窍不通，很可能出洋相。顺便讲一下，《色戒》的道具组，绝对有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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