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印证那句话:高明的喜剧一定包含讽刺。
讽刺一词,“刺”字最秒,契诃夫的作品就是一把手术刀,直刺人性。
艺术领域中,在才华面前,其余所有只能是次要因素。契诃夫真真就是一个才华溢出来的作家,他可以在一年的时间里写出上百篇短篇小说,而写的如此多,如此快的原因起初只是为了赚钱。我们所熟知的《变色龙》、《小公务员之死》等早期作品,实际上只是他的游戏之作。他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别被他桌子上的拿破仑给骗了)一样,毫不避讳自己为钱写作的事实。长期以来,契诃夫一直以行医为最大的乐趣,写作只是个挣外快的途径。
其实,我并不太认同“契诃夫注重描写俄罗斯人的生活”这种叙述,因为我觉得这是在窄化他作品的意义,就像我也不认同鲁迅只是在写“国民性”,他们写得其实都是人性,是普遍的。
早期,契诃夫并不是很重视自己的才华,他讽刺了许多社会现象。虽然作品客观上确实足够深刻,但他彼时还没打算以此为己任,赚钱才是硬道理。
不要误会,我没有贬低契诃夫。在我看来,艺术创作,无论你是什么动机,是要以笔为戈,警醒世人;还是码字赚钱,补贴家用,都无可厚非,关健看作品。作品不行,初衷再高尚也没用。
但在评论一个作者的作品时,文学动机确实需要考虑。契诃夫最初的文学动机是赚钱,因为这个目的,所以契诃夫的作品一定有极强的可读性、趣味性,不会故弄玄虚,而是要时刻抓住读者的眼球,而且从不脱稿(太难得了)。他中期开始尝试喜剧创作,原因也在于此。但是,趣味性并不会降低作品的深度和艺术性。事实上,契诃夫的才华正是完美融合了趣味性与思想性。
一些备受好评的作品如《猎人》,实际上就是契诃夫抽空写的,他自己也坦诚这些作品是随意之作,没有花多少心思。所以,他一度并不怎么看重自己的作品,认为这些为应付而写的作品不是很体面。他在短篇小说领域做出的建树,在俄罗斯甚至不亚于普希金(只在短篇小说领域),而且,他的故事与技巧浑然天成,没有刻意雕琢的感觉。
直到1886年,在一位同行的提醒下,契诃夫才真正开始认真对待写作这件事儿,短篇小说的风格也开始出现转变。虽然讽刺依然是他作品的主旋律,但是他也开始写一些描绘底层人生活的作品,最有名的就是《苦闷》。后期的《决斗》和《带小狗的女人》也是经典作品。
在剧作上,契诃夫也开始收获成果。
其实,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还在于,当时契诃夫已经很有名气了,也就是说,有了任性的资本,可以写一些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而不用担心无处发表。于是,他也开始自觉地以文学形式传播他的社会理念。
我个人觉得契诃夫堪称“故事制造机”。能从生活中提炼出如此多的经典故事,并能迅速找到典型事件、典型人物,且如探囊取物,实在让人佩服。
要我说,契诃夫的天赋、才华在整个世界文学史上也属一流,无愧于天才作家。也正是由于契诃夫过人的天赋才华,“文人相轻”这个梗,在他身上似乎并不适用。纳博科夫、高尔基、托马斯·曼都对他赞赏有加。连托尔斯泰也对契诃夫不吝赞美之词,要知道,他们两个在一些社会理念上是对立的。而且,能得到托尔斯泰赞赏的人可不多,毕竟,老爷子是连莎士比亚都颇有微词的人。
契诃夫在文学史上的存在,实在太难复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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