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在五代十国是什么国力水平？
契丹，在五代十国时期，可以说是个正在崛起、但尚未完全成熟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在与中原政权的对比之下。想要详尽地了解其国力水平，我们需要从几个方面来剖析。
一、 军事层面：草原雄鹰的展翅
这是契丹在五代时期最为人所称道的方面，也是他们最核心的国力体现。
骑兵优势： 契丹最根本的优势在于其强大的骑兵。长年生活在辽阔的草原和森林地带，他们精于骑射，马匹优良，对骑兵作战的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种机动性极强的军事力量，在中原那个以步兵为主的战场上，往往能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他们的骑兵不仅数量可观，而且训练有素，作战勇猛，冲击力极强。
军事组织与制度： 契丹在耶律阿保机时代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军事制度，例如“十二部族”和后来的“五院部”和“六院部”的军事组织。这种按部族和地域划分的军事体系，能够高效地征集和调动军队。虽然不如后来的辽朝那般制度化，但已具备了强大的动员能力。
作战经验与战术： 契丹军队在与中原各政权的交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他们善于运用声东击西、迂回包抄、诱敌深入等战术，尤其擅长利用骑兵的机动性进行远程奔袭和快速攻击。例如，他们多次南下攻打后唐、后晋，甚至一度占领长安，都充分体现了其高超的军事才能。
装备水平： 契丹骑兵的装备以弓箭、马刀、长矛、盾牌为主，虽然不如中原王朝那样拥有精良的重甲步兵和复杂的攻城器械，但其轻便的装备更适合草原作战。马匹的质量也是其装备的重要组成部分，优良的战马是他们骑兵威力的保证。
战略目标与野心： 契丹的军事行动并非简单的劫掠，而是带有明确的战略意图。他们瞄准了中原的富庶之地和政治中心，渴望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这种扩张的野心是驱动其军事力量不断发展的强大内在动力。
二、 政治与统治层面：部落联盟向帝国的雏形
五代十国时期的契丹，其政治体制正处于一个从松散的部落联盟向更集权化的帝国过渡的阶段。
联盟的松散性： 尽管耶律阿保机通过一系列改革，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但契丹内部仍然存在着强大的部落势力。政治决策和权力分配，很大程度上仍受到各部落首领的影响。这种联盟的松散性，虽然在初期有利于凝聚力量，但在面对复杂的政治局面时，也可能成为内部不稳定的因素。
缺乏成熟的官僚体系： 相较于中原王朝数百年形成的成熟官僚体系，契丹在这方面是比较欠缺的。虽然耶律阿保机模仿汉制，设立了“南面官”和“北面官”等制度，试图建立一套管理国家机器的体系，但这种制度化的进程在五代时期尚不完善，更多的是一种尝试和初步建立。
“可汗”权威的逐步加强： 耶律阿保机通过武力和政治手段，将“可汗”的权力从选贤任能的部落共主，逐渐转变为世袭的最高统治者，这标志着契丹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为后来的辽朝奠定了基础。
文化融合与政策： 契丹在与汉族政权交往过程中，也吸收了部分中原的政治和文化影响。耶律阿保机曾颁布律令，模仿汉制建立官制，并鼓励发展农业，试图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然而，这种融合是有限的，契丹的主体民族特征依然非常鲜明。
三、 经济与社会层面：草原牧业为主，辅以掠夺和早期农业
契丹的经济基础相对单一，但支撑着其强大的军事机器。
草原畜牧业： 契丹经济的根基是发达的畜牧业。他们饲养大量的马匹、牛、羊，这是他们骑兵力量的物质基础，也是其社会经济结构的核心。畜牧业提供的肉食、皮毛、奶制品等，满足了其基本生活需求。
掠夺经济： 五代时期，契丹的经济活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中原地区的掠夺。他们的南下侵扰，不仅是为了扩张势力，也是为了获取中原的财富、粮食、人口以及先进的手工业产品。这种“掠夺经济”是其军事行动的重要驱动力。
早期农业与手工业： 尽管以游牧为主，契丹也在部分地区发展了早期农业，种植谷物。同时，他们也拥有一定的手工业生产能力，如冶铁、制革、制弓箭等，以满足军事和生活需求。然而，与中原发达的手工业和农业生产相比，契丹在这方面的能力是比较薄弱的。
贸易往来： 契丹与中原以及其他周边民族之间存在贸易往来，通过马匹、皮毛等交换粮食、布帛、铁器等商品。这种贸易有助于契丹获取他们自身缺乏的物资，也间接促进了其经济发展。
四、 与中原政权的对比：优势与劣势并存
将契丹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国力与同期中原政权进行对比，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其水平。
军事优势明显： 如前所述，契丹在骑兵的机动性和冲击力上，对当时中原的步兵为主的军队形成了压倒性优势。
经济和人口劣势： 中原政权拥有发达的农业、手工业，以及更为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更成熟的社会组织。这使得中原王朝在长期消耗战中，具备更强的韧性。
政治和文化劣势： 中原王朝在政治制度、文化传承、思想理论等方面都比契丹更为成熟和先进。
战略主动权的争夺： 契丹凭借其军事优势，一度能够在中原挑起战乱，甚至占据要地，但他们难以真正占领和统治整个中原地区。这与他们经济基础的薄弱、政治统治经验的不足以及文化上的隔阂都有关系。例如，后晋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献给契丹，虽然提升了契丹的战略地位，但也暴露了中原政权的衰弱和契丹对中原疆土的觊觎。
总结而言，五代十国时期的契丹，其国力水平可以概括为：
它是一个拥有强大、高效、且极具侵略性的骑兵力量的草原民族。在政治上，它正处于部落联盟向早期帝国过渡的阶段，制度化程度不高，但已显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扩张野心。经济上以畜牧业为主，辅以掠夺和有限的农耕手工业，足以支撑其军事活动，但与中原相比，经济实力和生产能力有较大差距。
可以说，此时的契丹，就像一头正在草原上积蓄力量、展翅欲飞的雄鹰。它有能力对中原王朝构成严重的威胁，甚至能暂时颠覆其政权，但要实现对整个中原的统治和消化，尚需时日和进一步的发展。他们是那个混乱时代中一股不容忽视的强大力量，其崛起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一、 军事层面：草原雄鹰的展翅
这是契丹在五代时期最为人所称道的方面，也是他们最核心的国力体现。
骑兵优势： 契丹最根本的优势在于其强大的骑兵。长年生活在辽阔的草原和森林地带，他们精于骑射，马匹优良，对骑兵作战的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种机动性极强的军事力量，在中原那个以步兵为主的战场上，往往能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他们的骑兵不仅数量可观，而且训练有素，作战勇猛，冲击力极强。
军事组织与制度： 契丹在耶律阿保机时代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军事制度，例如“十二部族”和后来的“五院部”和“六院部”的军事组织。这种按部族和地域划分的军事体系，能够高效地征集和调动军队。虽然不如后来的辽朝那般制度化，但已具备了强大的动员能力。
作战经验与战术： 契丹军队在与中原各政权的交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他们善于运用声东击西、迂回包抄、诱敌深入等战术，尤其擅长利用骑兵的机动性进行远程奔袭和快速攻击。例如，他们多次南下攻打后唐、后晋，甚至一度占领长安，都充分体现了其高超的军事才能。
装备水平： 契丹骑兵的装备以弓箭、马刀、长矛、盾牌为主，虽然不如中原王朝那样拥有精良的重甲步兵和复杂的攻城器械，但其轻便的装备更适合草原作战。马匹的质量也是其装备的重要组成部分，优良的战马是他们骑兵威力的保证。
战略目标与野心： 契丹的军事行动并非简单的劫掠，而是带有明确的战略意图。他们瞄准了中原的富庶之地和政治中心，渴望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这种扩张的野心是驱动其军事力量不断发展的强大内在动力。
二、 政治与统治层面：部落联盟向帝国的雏形
五代十国时期的契丹，其政治体制正处于一个从松散的部落联盟向更集权化的帝国过渡的阶段。
联盟的松散性： 尽管耶律阿保机通过一系列改革，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但契丹内部仍然存在着强大的部落势力。政治决策和权力分配，很大程度上仍受到各部落首领的影响。这种联盟的松散性，虽然在初期有利于凝聚力量，但在面对复杂的政治局面时，也可能成为内部不稳定的因素。
缺乏成熟的官僚体系： 相较于中原王朝数百年形成的成熟官僚体系，契丹在这方面是比较欠缺的。虽然耶律阿保机模仿汉制，设立了“南面官”和“北面官”等制度，试图建立一套管理国家机器的体系，但这种制度化的进程在五代时期尚不完善，更多的是一种尝试和初步建立。
“可汗”权威的逐步加强： 耶律阿保机通过武力和政治手段，将“可汗”的权力从选贤任能的部落共主，逐渐转变为世袭的最高统治者，这标志着契丹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为后来的辽朝奠定了基础。
文化融合与政策： 契丹在与汉族政权交往过程中，也吸收了部分中原的政治和文化影响。耶律阿保机曾颁布律令，模仿汉制建立官制，并鼓励发展农业，试图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然而，这种融合是有限的，契丹的主体民族特征依然非常鲜明。
三、 经济与社会层面：草原牧业为主，辅以掠夺和早期农业
契丹的经济基础相对单一，但支撑着其强大的军事机器。
草原畜牧业： 契丹经济的根基是发达的畜牧业。他们饲养大量的马匹、牛、羊，这是他们骑兵力量的物质基础，也是其社会经济结构的核心。畜牧业提供的肉食、皮毛、奶制品等，满足了其基本生活需求。
掠夺经济： 五代时期，契丹的经济活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中原地区的掠夺。他们的南下侵扰，不仅是为了扩张势力，也是为了获取中原的财富、粮食、人口以及先进的手工业产品。这种“掠夺经济”是其军事行动的重要驱动力。
早期农业与手工业： 尽管以游牧为主，契丹也在部分地区发展了早期农业，种植谷物。同时，他们也拥有一定的手工业生产能力，如冶铁、制革、制弓箭等，以满足军事和生活需求。然而，与中原发达的手工业和农业生产相比，契丹在这方面的能力是比较薄弱的。
贸易往来： 契丹与中原以及其他周边民族之间存在贸易往来，通过马匹、皮毛等交换粮食、布帛、铁器等商品。这种贸易有助于契丹获取他们自身缺乏的物资，也间接促进了其经济发展。
四、 与中原政权的对比：优势与劣势并存
将契丹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国力与同期中原政权进行对比，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其水平。
军事优势明显： 如前所述，契丹在骑兵的机动性和冲击力上，对当时中原的步兵为主的军队形成了压倒性优势。
经济和人口劣势： 中原政权拥有发达的农业、手工业，以及更为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更成熟的社会组织。这使得中原王朝在长期消耗战中，具备更强的韧性。
政治和文化劣势： 中原王朝在政治制度、文化传承、思想理论等方面都比契丹更为成熟和先进。
战略主动权的争夺： 契丹凭借其军事优势，一度能够在中原挑起战乱，甚至占据要地，但他们难以真正占领和统治整个中原地区。这与他们经济基础的薄弱、政治统治经验的不足以及文化上的隔阂都有关系。例如，后晋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献给契丹，虽然提升了契丹的战略地位，但也暴露了中原政权的衰弱和契丹对中原疆土的觊觎。
总结而言，五代十国时期的契丹，其国力水平可以概括为：
它是一个拥有强大、高效、且极具侵略性的骑兵力量的草原民族。在政治上，它正处于部落联盟向早期帝国过渡的阶段，制度化程度不高，但已显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扩张野心。经济上以畜牧业为主，辅以掠夺和有限的农耕手工业，足以支撑其军事活动，但与中原相比，经济实力和生产能力有较大差距。
可以说，此时的契丹，就像一头正在草原上积蓄力量、展翅欲飞的雄鹰。它有能力对中原王朝构成严重的威胁，甚至能暂时颠覆其政权，但要实现对整个中原的统治和消化，尚需时日和进一步的发展。他们是那个混乱时代中一股不容忽视的强大力量，其崛起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网友意见
宋初士人的自信心几乎降至历史最低点，比如澶渊之战前王钦若、陈尧叟打都没打就鼓动宋真宗南逃南京、成都，怕契丹怕到这种程度，其实很大程度上确实是五代十国时期的遗留问题。
后唐、后晋两国与契丹交战的主要特点是，战前形势还是个基本完整的大帝国，战中兵败如山倒，叛将奇多无比的刷出，而战后灭亡速度快得吓人。
要知道，李存勖巅峰时期拿下的疆域、国土已经堪比曹操（甚至还更多一些，毕竟还灭了前蜀），有些人认为如果不是一系列阴差阳错，李存勖可能就成唐光武帝了。即便如此，李嗣源执掌的后唐仍然坐拥整个北方，并且国力“比岁丰登，粗为小康”，你要说李嗣源死时（933年）（后）唐帝国3年后就会彻底完蛋，那绝对是会让人惊掉下巴的。毕竟我说过，后来的后金光是在辽东站稳脚跟，就足足花了10年。
过程当然也很搞笑，936年年初的时候，唐军都还在围困太原。石敬瑭借来契丹兵解围，契丹兵佯装败退。然后在唐军穷追的过程中，发挥骑兵机动性优势绕后伏击，将唐军切成两段后分割击溃，然后断粮道合围残兵，最后一举将后唐主力全歼。几个月后，契丹、后晋联军直接兵临洛阳，沿路唐军纷纷归降，然后后唐就这么没了。
后面后晋几乎如出一辙，石重贵虽然没了燕云，但也还有幽州之外整个北方，在位4年，后晋直接没了。一开始打过一些胜仗，但可能是因为契丹以骑兵为主，对契丹影响不大，后来契丹又是一招骑兵断粮道，后晋主帅（杜重威）直接就全军投降了，然后各路晋军又是纷纷归降，契丹又直接打下开封灭了后晋。
杜重威此次出征有个人打算，他想效仿晋高祖。所以借口此次出战深入敌境，必然要有强大的兵力才能保证成功。晋出帝只好给他增兵，致使禁军皆归其麾下，京师空虚。杜重威到前线后，每日置酒作乐，不议军事，只知一味地向晋廷要求增兵运粮。晋军兵多将广，实力强于对方，由于主帅没有任何作为，反被敌军截断粮道，形势极为不利。杜重威正想使晋军处于危险境地，以便受其裹胁投降契丹。他与副帅李守贞商议，派人与契丹联系请降。辽太宗虽然包围了晋军，但晋军毕竟人多势众，且战斗力较强，欲想获得全胜，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当他得知杜重威率军投降的消息后，大喜过望，马上许愿事成后立他为帝。于是杜重威招集诸将，伏甲于营中，宣布投降契丹，诸将中虽有不愿意者，但在刀剑的威胁下，也只好连署降表。当杜重威向全军宣布投降的消息后，全军恸哭，震天动地。
所以虽然说大宋对外战绩确实有点感人，但应该说战斗力不行还真不是从它开始的，没有严明纪律和组织的军阀部队抗击契丹军，结果往往还更能送人头。王钦若、陈尧叟虽然说怂，但也不至于没有脑子，李从珂、石重贵、赵光义怎么说也算久经沙场，结果碰上契丹都是迅速溃败，当时契丹军在士眼中的战斗力可想而知，何况宋真宗还从来没打过仗。只是寇准执行了凭坚城用强弩的正确战术，才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战争走向。
似乎在五代十国这一时期，战争形式也是以精锐、装备占据主导地位的，人多并没有太多用处。李存勖之所以对契丹打过一些胜仗，更多也是因为当时唐军军令、组织相对统一。
后来没有了这些，又没有了中原王朝统一时期举国之力养马量产精骑，当时五代十国军队的表现说得不好听点跟几十万头X似的，按照开宝年间宋军有37万人的数据，后唐、后晋军队总数应该也不少，而当时中国就几千万人，这个征兵比例一点不低。十国军队还不如五代呢，反正有过后蜀14万人对大宋5万人齐解甲，南唐20万人被宋军10万轻松硬破长江防线之类的笑话。
所以五代十国时候士风又有了点“求神拜佛、怀古伤今”的倾向一点都不奇怪，和南北朝时候一样，一点希望都看不到，且这段时间地大物博人多在军事上好像也没什么用，契丹总共才多少人？反倒是在北宋时期，儒风和自信大为重振。
当然，也不是说宋朝就一点历史责任都没有了，最近也说过，宋朝在明知道五代时期兵在精不在多的情况下，反而自废马政，将巨额军费进一步花在了堆积数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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