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大发国难财的人？
历史上的“国难财”是指在国家面临战乱、饥荒、瘟疫等灾难时期，通过非法或不道德的手段谋取暴利的行为。这类行为不仅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更是对苦难中人民的无情剥削。下面将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类型，详细讲述一些历史上大发国难财的人及其行为。
需要强调的是，以下列举的人物和事件，仅为通过公开的历史资料进行的描述。在很多情况下，具体个人的名字可能难以一一考证，或者“国难财”的界定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在动荡时期总会有一些人利用混乱和民众的困境来发财。
一、战乱时期的“军火商”与“囤积居奇者”
在战争年代，武器和物资的供应至关重要，也因此成为发国难财的重灾区。
1. 军火商（Arms Dealers）
背景： 任何一场大规模战争都伴随着对武器、弹药、装备的巨大需求。在战争期间，军火的生产和供应往往难以满足前线需求，政府会不惜高价采购。
发财手段：
抬高价格： 军火商会趁机大幅提高武器和弹药的价格，利用战争的紧迫性和政府对武器的迫切需求来获取巨额利润。
劣质产品： 有些不道德的军火商甚至会销售质量低劣、不合格的武器装备，以次充好，进一步压缩成本并放大利润，却将风险转嫁给在前线作战的士兵。
垄断供应： 通过控制关键零部件或生产技术，形成事实上的垄断，进一步抬高价格并确保销售渠道。
非法交易： 将武器偷偷卖给敌方，或者将本应支援己方的武器卖给第三方势力，从中牟取暴利。
历史案例：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这两次世界大战中，全球范围内涌现出大量的军火生产商和贸易商。例如，一些大型军工企业在战争时期订单暴增，利润也随之翻倍甚至翻数倍。虽然其中一些企业在战后也为国家做出贡献，但战争对他们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商机”。一些不法分子则会从事非法军火贸易，将武器卖给冲突地区或武装组织，从中获利。
近代中国的军阀混战时期： 在北洋军阀时期，中国政局混乱，各地军阀割据。外国列强和国内的军火贩子会向不同派系的军阀兜售武器，从内战中渔利。他们并不关心战争的正义性，只关心武器的销量和利润。
2. 囤积居奇者（Hoarders and Speculators）
背景： 在战争或灾荒时期，基本的食品、燃料、药品等必需品常常出现短缺。这为囤积居奇者提供了绝佳的发财机会。
发财手段：
低价收购： 在灾难初期或消息不确定时，以极低的价格大量收购市场上的必需品。
人为制造短缺： 将收购的物资藏匿起来，不投入市场流通，造成市场供应紧张的假象。
高价抛售： 在物资价格被推高后，再以数倍甚至数十倍的价格卖给急需的民众。
垄断定价： 通过控制某种关键物资的供应，对市场进行垄断定价，迫使民众接受高昂的价格。
历史案例：
任何饥荒时期： 例如，在近代中国的许多地方性饥荒（如1920年代华北的旱灾）中，都有地主、粮商甚至官员囤积粮食，然后在饥民饿毙之际，以天价出售。这些行为直接加剧了饥荒的烈度，是对生命的漠视。
战争时期的物资管制： 在一些国家实行物资管制时，不法分子会通过黑市交易来获取或出售被限制的商品（如食糖、汽油、药品等），从中赚取暴利。
疫情期间的“发国难财”： 近代的例子如SARS、COVID19疫情期间，一些商家会哄抬口罩、消毒液、药品等防疫物资的价格，甚至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这是典型的“发国难财”。虽然这些人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军火商”，但其行为本质是相似的——利用民众的恐慌和急需来牟取不义之财。
二、政治动荡与革命时期的“投机者”
政治体制的剧烈变动或社会革命往往伴随着权力真空和法律真空，这为一些政治投机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1. “革命投机者”与“新贵”
背景： 在革命爆发、旧政权垮台、新政权建立的过渡时期，往往存在着权力交接的混乱和资源重分配的机遇。
发财手段：
攫取旧政权资产： 在革命过程中，迅速占有、瓜分或出售被没收的旧政权财产，如土地、房产、贵重物品等，并从中牟取私利。
投靠新政权： 利用革命的契机，迅速“变节”或“拥护”新生的政权，通过吹捧、告密或提供“服务”来获得政治庇护和经济利益。
控制稀缺资源： 在新政权建立初期，往往需要建立新的经济体系，控制重要的生产资料（如工厂、矿山）或分销渠道的人，就能在价格体系尚未稳定时获取巨额利润。
利用新政策： 快速理解和利用新政权的经济政策或土地改革政策，通过购买、出售或投资来快速积累财富。
历史案例：
俄国十月革命前后： 在俄国革命推翻沙皇统治后，许多旧贵族的财产被没收。一些革命党中的机会主义者或地方官员，在执行财产分配和革命任务时，利用职务之便私吞公产，或者以极低的价格将国有资产卖给亲信。
中国国民革命与土地改革时期： 在国民革命时期，尤其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一些地方的革命政权在进行土地改革时，存在着一些干部利用职权将部分土地或财产私自占有或分配给亲属的情况。虽然革命的初衷是改变社会不公，但实际操作中难免出现权力滥用。
法国大革命期间： 在法国大革命推翻君主制后，对教会和贵族的财产进行了大规模的没收和拍卖。一些在革命中崛起的政治人物和投机者，通过低价购入这些财产，或者利用拍卖过程中的舞弊行为发财。
三、国家衰亡与政权更迭时的“瓜分者”
当国家面临亡国危机或政权即将更迭时，一些掌握实权的人物会抓住最后的机会来为自己谋利。
1. “亡国奴”时期的搜刮者
背景： 国家被外敌入侵，即将灭亡，或者内部发生政变，合法政府即将倒台。此时，社会秩序荡然无存，法律约束失效。
发财手段：
搜刮国库： 在政权垮台前夕，将国库中的金银财宝、古董字画等国家财富大量转移到自己手中。
出卖国家利益： 向侵略者或夺权者出卖关键情报、军事部署、甚至与敌方签订卖国条约来换取个人利益和安全保障。
劫掠民财： 在军队失控或地方官员卷款潜逃时，一些军阀、官员或土匪会趁机公开或秘密地劫掠百姓的财物。
历史案例：
王朝末期： 中国历代王朝的末期，往往伴随着腐败的加剧。在政权即将倾覆时，一些贪官污吏会疯狂搜刮民脂民膏，将国家财产和个人财富转移到海外或藏匿起来。例如，晚清政府在甲午战争战败后，国库空虚，但一些官员却早已将巨额财富转移。
殖民时期或被占领时期： 在国家被殖民或被占领后，一些当地的买办、代理人或傀儡政权官员，会充当殖民者的帮凶，协助殖民者搜刮当地资源和财富，从中获取一定的“分成”或特权。
某些政变时刻： 在一些政变发生时，如果控制军事力量或关键部门的领导人，可能会在混乱中迅速转移国家资产，以确保自己和他人的财富安全。
如何定义“国难财”的道德性
需要强调的是，“国难财”的定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社会伦理和法律。
非法 vs. 不道德： 有些行为可能在法律上是明确禁止的（如哄抬物价、走私军火），而有些则可能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但在道义上受到普遍谴责（如利用信息不对称赚取巨额利润）。
商业行为 vs. 剥削： 在某些情况下，商人为了降低风险而提高商品价格，这本身是一种商业行为。但当这种定价远远脱离了成本，纯粹是利用他人的苦难时，就构成了“发国难财”。
时代局限性： 某些在特定历史时期被视为正常商业行为或政治手段，在后世看来可能是不道德的。
总结
历史上的“国难财”现象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其表现形式多样，但核心都是利用国家和民众的困境来谋取非法或不义的财富。这些行为不仅是对社会责任的背叛，更是对基本人道主义的践踏。识别和谴责这种行为，对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国家稳定至关重要。研究这些历史案例，也是为了警示后人，避免重蹈覆辙。
需要强调的是，以下列举的人物和事件，仅为通过公开的历史资料进行的描述。在很多情况下，具体个人的名字可能难以一一考证，或者“国难财”的界定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在动荡时期总会有一些人利用混乱和民众的困境来发财。
一、战乱时期的“军火商”与“囤积居奇者”
在战争年代，武器和物资的供应至关重要，也因此成为发国难财的重灾区。
1. 军火商（Arms Dealers）
背景： 任何一场大规模战争都伴随着对武器、弹药、装备的巨大需求。在战争期间，军火的生产和供应往往难以满足前线需求，政府会不惜高价采购。
发财手段：
抬高价格： 军火商会趁机大幅提高武器和弹药的价格，利用战争的紧迫性和政府对武器的迫切需求来获取巨额利润。
劣质产品： 有些不道德的军火商甚至会销售质量低劣、不合格的武器装备，以次充好，进一步压缩成本并放大利润，却将风险转嫁给在前线作战的士兵。
垄断供应： 通过控制关键零部件或生产技术，形成事实上的垄断，进一步抬高价格并确保销售渠道。
非法交易： 将武器偷偷卖给敌方，或者将本应支援己方的武器卖给第三方势力，从中牟取暴利。
历史案例：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这两次世界大战中，全球范围内涌现出大量的军火生产商和贸易商。例如，一些大型军工企业在战争时期订单暴增，利润也随之翻倍甚至翻数倍。虽然其中一些企业在战后也为国家做出贡献，但战争对他们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商机”。一些不法分子则会从事非法军火贸易，将武器卖给冲突地区或武装组织，从中获利。
近代中国的军阀混战时期： 在北洋军阀时期，中国政局混乱，各地军阀割据。外国列强和国内的军火贩子会向不同派系的军阀兜售武器，从内战中渔利。他们并不关心战争的正义性，只关心武器的销量和利润。
2. 囤积居奇者（Hoarders and Speculators）
背景： 在战争或灾荒时期，基本的食品、燃料、药品等必需品常常出现短缺。这为囤积居奇者提供了绝佳的发财机会。
发财手段：
低价收购： 在灾难初期或消息不确定时，以极低的价格大量收购市场上的必需品。
人为制造短缺： 将收购的物资藏匿起来，不投入市场流通，造成市场供应紧张的假象。
高价抛售： 在物资价格被推高后，再以数倍甚至数十倍的价格卖给急需的民众。
垄断定价： 通过控制某种关键物资的供应，对市场进行垄断定价，迫使民众接受高昂的价格。
历史案例：
任何饥荒时期： 例如，在近代中国的许多地方性饥荒（如1920年代华北的旱灾）中，都有地主、粮商甚至官员囤积粮食，然后在饥民饿毙之际，以天价出售。这些行为直接加剧了饥荒的烈度，是对生命的漠视。
战争时期的物资管制： 在一些国家实行物资管制时，不法分子会通过黑市交易来获取或出售被限制的商品（如食糖、汽油、药品等），从中赚取暴利。
疫情期间的“发国难财”： 近代的例子如SARS、COVID19疫情期间，一些商家会哄抬口罩、消毒液、药品等防疫物资的价格，甚至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这是典型的“发国难财”。虽然这些人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军火商”，但其行为本质是相似的——利用民众的恐慌和急需来牟取不义之财。
二、政治动荡与革命时期的“投机者”
政治体制的剧烈变动或社会革命往往伴随着权力真空和法律真空，这为一些政治投机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1. “革命投机者”与“新贵”
背景： 在革命爆发、旧政权垮台、新政权建立的过渡时期，往往存在着权力交接的混乱和资源重分配的机遇。
发财手段：
攫取旧政权资产： 在革命过程中，迅速占有、瓜分或出售被没收的旧政权财产，如土地、房产、贵重物品等，并从中牟取私利。
投靠新政权： 利用革命的契机，迅速“变节”或“拥护”新生的政权，通过吹捧、告密或提供“服务”来获得政治庇护和经济利益。
控制稀缺资源： 在新政权建立初期，往往需要建立新的经济体系，控制重要的生产资料（如工厂、矿山）或分销渠道的人，就能在价格体系尚未稳定时获取巨额利润。
利用新政策： 快速理解和利用新政权的经济政策或土地改革政策，通过购买、出售或投资来快速积累财富。
历史案例：
俄国十月革命前后： 在俄国革命推翻沙皇统治后，许多旧贵族的财产被没收。一些革命党中的机会主义者或地方官员，在执行财产分配和革命任务时，利用职务之便私吞公产，或者以极低的价格将国有资产卖给亲信。
中国国民革命与土地改革时期： 在国民革命时期，尤其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一些地方的革命政权在进行土地改革时，存在着一些干部利用职权将部分土地或财产私自占有或分配给亲属的情况。虽然革命的初衷是改变社会不公，但实际操作中难免出现权力滥用。
法国大革命期间： 在法国大革命推翻君主制后，对教会和贵族的财产进行了大规模的没收和拍卖。一些在革命中崛起的政治人物和投机者，通过低价购入这些财产，或者利用拍卖过程中的舞弊行为发财。
三、国家衰亡与政权更迭时的“瓜分者”
当国家面临亡国危机或政权即将更迭时，一些掌握实权的人物会抓住最后的机会来为自己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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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国家被外敌入侵，即将灭亡，或者内部发生政变，合法政府即将倒台。此时，社会秩序荡然无存，法律约束失效。
发财手段：
搜刮国库： 在政权垮台前夕，将国库中的金银财宝、古董字画等国家财富大量转移到自己手中。
出卖国家利益： 向侵略者或夺权者出卖关键情报、军事部署、甚至与敌方签订卖国条约来换取个人利益和安全保障。
劫掠民财： 在军队失控或地方官员卷款潜逃时，一些军阀、官员或土匪会趁机公开或秘密地劫掠百姓的财物。
历史案例：
王朝末期： 中国历代王朝的末期，往往伴随着腐败的加剧。在政权即将倾覆时，一些贪官污吏会疯狂搜刮民脂民膏，将国家财产和个人财富转移到海外或藏匿起来。例如，晚清政府在甲午战争战败后，国库空虚，但一些官员却早已将巨额财富转移。
殖民时期或被占领时期： 在国家被殖民或被占领后，一些当地的买办、代理人或傀儡政权官员，会充当殖民者的帮凶，协助殖民者搜刮当地资源和财富，从中获取一定的“分成”或特权。
某些政变时刻： 在一些政变发生时，如果控制军事力量或关键部门的领导人，可能会在混乱中迅速转移国家资产，以确保自己和他人的财富安全。
如何定义“国难财”的道德性
需要强调的是，“国难财”的定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社会伦理和法律。
非法 vs. 不道德： 有些行为可能在法律上是明确禁止的（如哄抬物价、走私军火），而有些则可能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但在道义上受到普遍谴责（如利用信息不对称赚取巨额利润）。
商业行为 vs. 剥削： 在某些情况下，商人为了降低风险而提高商品价格，这本身是一种商业行为。但当这种定价远远脱离了成本，纯粹是利用他人的苦难时，就构成了“发国难财”。
时代局限性： 某些在特定历史时期被视为正常商业行为或政治手段，在后世看来可能是不道德的。
总结
历史上的“国难财”现象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其表现形式多样，但核心都是利用国家和民众的困境来谋取非法或不义的财富。这些行为不仅是对社会责任的背叛，更是对基本人道主义的践踏。识别和谴责这种行为，对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国家稳定至关重要。研究这些历史案例，也是为了警示后人，避免重蹈覆辙。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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