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苏联解体前二次革命?苏联曾经还有机会吗?
想要在苏联解体前实现“二次革命”，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设想，也触及了许多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核心议题：苏联真的无可救药了吗？它是否有过其他可能的发展路径？
首先，我们得明确一下“二次革命”的含义。如果指的是推翻现有政治体制，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那么在苏联解体前，这样的尝试并非没有，只不过它们更多地是以改革、抗议、民族分离运动等形式出现的，而非一次大规模、有组织的“革命”。
苏联解体前的“二次革命”的可能性与表现
1. 改革的尝试：
赫鲁晓夫的“解冻”： 虽然不是“革命”，但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去世后推行的非斯大林化运动，以及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一些松动，可以看作是对原有僵化模式的一次“矫正”。如果这种改革能够更深入、更彻底，也许能为苏联的长期稳定注入新的活力。然而，这种改革最终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并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被“收紧”，未能形成不可逆转的变革。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公开性”： 这是最接近“革命”的尝试。戈尔巴乔夫的“改革”（Perestroika）旨在经济上引入市场机制，政治上推进民主化，“公开性”（Glasnost）则允许更多言论自由和信息流通。理论上，这是在现有框架内进行的“制度革命”，旨在挽救苏联。
如果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更激进？ 比如，更早、更坚决地放开市场，允许更广泛的私有化；政治上，如果不是在改革初期就引入多党制竞争，而是先进行内部的党内民主化，逐步放权，或许能避免过度的失控。
然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存在致命的矛盾： 他想在保留社会主义核心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但市场经济的引入必然冲击计划经济的根基，政治的开放又给了各种社会矛盾爆发的平台。这种“又要又要”的策略，最终导致了失控。
2. 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苏联是一个由众多民族组成的国家，而民族主义在后期逐渐成为解体的重要推手。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是最早、最坚决要求独立的。
如果这些民族运动被更早、更温和地处理？ 比如，给予各加盟共和国更大的自治权，更灵活的资源分配，或许能缓解一部分民族矛盾。但苏联的中央集权惯性太强，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3. 民主与人权抗议：
在苏联后期，随着“公开性”的推进，各种异议团体、民主运动开始活跃。他们呼吁更广泛的自由，反对压迫。
如果这些力量能够形成更强大的、有组织的力量？ 并且能够与一部分改革派官员联手，共同推动政治体制的根本性变革，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抗议层面。但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明确的政治纲领，以及来自党政军的强大阻力，使得这些力量难以形成真正的“革命”。
苏联还有机会吗？
这是问题的核心。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深层体制性危机已经非常严重，再想“挽救”已经极其困难，甚至可以说，它已经走上了不可逆转的下坡路。
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1. 经济的僵化与落后：
计划经济的弊端： 长期以来，苏联的计划经济虽然在某些时期（如早期工业化）展现了效率，但其本质上的低效、资源浪费、缺乏创新动力、产品质量低下等问题，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已经暴露无遗。它无法有效应对技术革新和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
对石油出口的过度依赖： 70年代的石油危机曾给苏联带来一笔横财，但这笔钱并没有被投入到根本性的经济结构调整中，反而加剧了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当80年代国际油价下跌时，苏联经济的脆弱性就暴露了出来。
军备竞赛的拖累： 与美国的冷战军备竞赛，无论在经济还是科技层面，都对苏联构成了巨大的负担，挤占了大量资源，阻碍了民用经济的发展。
2. 政治的腐败与官僚主义：
“老干部”的特权： 苏联体制下，党政官员形成了庞大的特权阶层，他们垄断了资源和权力，维护既得利益，对任何可能威胁其地位的改革都持抵触态度。
缺乏有效的监督与问责： 权力高度集中，缺乏独立的司法和媒体监督，使得腐败和官僚主义难以得到遏制。
意识形态的衰落： 曾经支撑苏联体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面对现实的种种问题时，其吸引力和说服力已大大削弱，人们普遍对官方的宣传感到麻木和怀疑。
3. 社会矛盾的累积：
民族矛盾： 俄罗斯主体民族与加盟共和国之间的民族关系，随着经济困难和政治松动，愈发紧张。
阶层分化： 尽管理论上宣称消灭阶级，但特权阶层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差距客观存在，并且随着经济困难，这种差距带来的不满情绪也在滋长。
信息的不对称： 尽管有审查，但西方世界的繁荣和自由通过各种渠道（如广播、外国电影、以及内部的“小道消息”）传入，与苏联的现实形成对比，加剧了人们的不满。
历史机会是否存在？
理论上， 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不是百分之百注定的。如果在某个关键节点，领导层的决策不同，或者外部环境更友好，苏联或许可以避免解体。
例如， 如果勃列日涅夫时代能够更早地认识到经济改革的必要性，并付诸行动；或者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政治改革上更加审慎，而不是仓促引入多党制，可能还能争取到一些时间。
再例如， 如果没有1991年8月的“八一九事件”（政变），如果苏共内部的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能够达成某种妥协，或许可以建立一个联邦制、更加宽松的苏联。
但实际上， 从整个70年代末到80年代，苏联体制的内部矛盾已经积累到非常严重的程度。经济的“滞胀”和能源依赖性、技术落后、官僚主义、民族问题、以及日渐失效的意识形态，这些都是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改革的难度： 即使是戈尔巴乔夫这样的改革者，也发现改革的阻力巨大，并且改革本身又制造了新的问题。他试图在不改变根本政治制度的情况下进行经济改革，然后又在改革经济时被政治自由化浪潮推着走，最终是“改革导致了解体”。
“稳定压倒一切”的惯性： 苏联长期奉行“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扼杀了太多的活力和创新。当它意识到需要变革时，已经失去了自我调整的能力。
结论：
在苏联解体前实现“二次革命”，更多地是存在于理论推演中的一种可能性，而非现实中容易实现的目标。苏联曾经有机会进行“矫正性”的改革，如赫鲁晓夫的“解冻”，但这些尝试最终未能触及体制的根本。
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虽然他启动了改革，这本身可以视为一种“革命性”的尝试，但他的改革过于激进且缺乏周密规划，未能有效控制局面，反而成为了加速苏联解体的催化剂。
与其说苏联还有机会进行“二次革命”，不如说它更早地进行一次“自我修正”式的、渐进式的、由内部主导的、不触动国家统一前提下的改革，或许还能维持其存在。但鉴于其根深蒂固的体制弊端和历史惯性，即便如此，成功的可能性也并不高。
苏联的解体，与其说是某一个人或某个事件造成的，不如说是长期积累的系统性危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爆发的结果。它就像一辆老旧的汽车，虽然一直在冒烟，但修理了几十年，终究还是没能逃脱报废的命运。
首先，我们得明确一下“二次革命”的含义。如果指的是推翻现有政治体制，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那么在苏联解体前，这样的尝试并非没有，只不过它们更多地是以改革、抗议、民族分离运动等形式出现的，而非一次大规模、有组织的“革命”。
苏联解体前的“二次革命”的可能性与表现
1. 改革的尝试：
赫鲁晓夫的“解冻”： 虽然不是“革命”，但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去世后推行的非斯大林化运动，以及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一些松动，可以看作是对原有僵化模式的一次“矫正”。如果这种改革能够更深入、更彻底，也许能为苏联的长期稳定注入新的活力。然而，这种改革最终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并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被“收紧”，未能形成不可逆转的变革。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公开性”： 这是最接近“革命”的尝试。戈尔巴乔夫的“改革”（Perestroika）旨在经济上引入市场机制，政治上推进民主化，“公开性”（Glasnost）则允许更多言论自由和信息流通。理论上，这是在现有框架内进行的“制度革命”，旨在挽救苏联。
如果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更激进？ 比如，更早、更坚决地放开市场，允许更广泛的私有化；政治上，如果不是在改革初期就引入多党制竞争，而是先进行内部的党内民主化，逐步放权，或许能避免过度的失控。
然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存在致命的矛盾： 他想在保留社会主义核心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但市场经济的引入必然冲击计划经济的根基，政治的开放又给了各种社会矛盾爆发的平台。这种“又要又要”的策略，最终导致了失控。
2. 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苏联是一个由众多民族组成的国家，而民族主义在后期逐渐成为解体的重要推手。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是最早、最坚决要求独立的。
如果这些民族运动被更早、更温和地处理？ 比如，给予各加盟共和国更大的自治权，更灵活的资源分配，或许能缓解一部分民族矛盾。但苏联的中央集权惯性太强，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3. 民主与人权抗议：
在苏联后期，随着“公开性”的推进，各种异议团体、民主运动开始活跃。他们呼吁更广泛的自由，反对压迫。
如果这些力量能够形成更强大的、有组织的力量？ 并且能够与一部分改革派官员联手，共同推动政治体制的根本性变革，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抗议层面。但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明确的政治纲领，以及来自党政军的强大阻力，使得这些力量难以形成真正的“革命”。
苏联还有机会吗？
这是问题的核心。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深层体制性危机已经非常严重，再想“挽救”已经极其困难，甚至可以说，它已经走上了不可逆转的下坡路。
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1. 经济的僵化与落后：
计划经济的弊端： 长期以来，苏联的计划经济虽然在某些时期（如早期工业化）展现了效率，但其本质上的低效、资源浪费、缺乏创新动力、产品质量低下等问题，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已经暴露无遗。它无法有效应对技术革新和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
对石油出口的过度依赖： 70年代的石油危机曾给苏联带来一笔横财，但这笔钱并没有被投入到根本性的经济结构调整中，反而加剧了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当80年代国际油价下跌时，苏联经济的脆弱性就暴露了出来。
军备竞赛的拖累： 与美国的冷战军备竞赛，无论在经济还是科技层面，都对苏联构成了巨大的负担，挤占了大量资源，阻碍了民用经济的发展。
2. 政治的腐败与官僚主义：
“老干部”的特权： 苏联体制下，党政官员形成了庞大的特权阶层，他们垄断了资源和权力，维护既得利益，对任何可能威胁其地位的改革都持抵触态度。
缺乏有效的监督与问责： 权力高度集中，缺乏独立的司法和媒体监督，使得腐败和官僚主义难以得到遏制。
意识形态的衰落： 曾经支撑苏联体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面对现实的种种问题时，其吸引力和说服力已大大削弱，人们普遍对官方的宣传感到麻木和怀疑。
3. 社会矛盾的累积：
民族矛盾： 俄罗斯主体民族与加盟共和国之间的民族关系，随着经济困难和政治松动，愈发紧张。
阶层分化： 尽管理论上宣称消灭阶级，但特权阶层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差距客观存在，并且随着经济困难，这种差距带来的不满情绪也在滋长。
信息的不对称： 尽管有审查，但西方世界的繁荣和自由通过各种渠道（如广播、外国电影、以及内部的“小道消息”）传入，与苏联的现实形成对比，加剧了人们的不满。
历史机会是否存在？
理论上， 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不是百分之百注定的。如果在某个关键节点，领导层的决策不同，或者外部环境更友好，苏联或许可以避免解体。
例如， 如果勃列日涅夫时代能够更早地认识到经济改革的必要性，并付诸行动；或者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政治改革上更加审慎，而不是仓促引入多党制，可能还能争取到一些时间。
再例如， 如果没有1991年8月的“八一九事件”（政变），如果苏共内部的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能够达成某种妥协，或许可以建立一个联邦制、更加宽松的苏联。
但实际上， 从整个70年代末到80年代，苏联体制的内部矛盾已经积累到非常严重的程度。经济的“滞胀”和能源依赖性、技术落后、官僚主义、民族问题、以及日渐失效的意识形态，这些都是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改革的难度： 即使是戈尔巴乔夫这样的改革者，也发现改革的阻力巨大，并且改革本身又制造了新的问题。他试图在不改变根本政治制度的情况下进行经济改革，然后又在改革经济时被政治自由化浪潮推着走，最终是“改革导致了解体”。
“稳定压倒一切”的惯性： 苏联长期奉行“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扼杀了太多的活力和创新。当它意识到需要变革时，已经失去了自我调整的能力。
结论：
在苏联解体前实现“二次革命”，更多地是存在于理论推演中的一种可能性，而非现实中容易实现的目标。苏联曾经有机会进行“矫正性”的改革，如赫鲁晓夫的“解冻”，但这些尝试最终未能触及体制的根本。
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虽然他启动了改革，这本身可以视为一种“革命性”的尝试，但他的改革过于激进且缺乏周密规划，未能有效控制局面，反而成为了加速苏联解体的催化剂。
与其说苏联还有机会进行“二次革命”，不如说它更早地进行一次“自我修正”式的、渐进式的、由内部主导的、不触动国家统一前提下的改革，或许还能维持其存在。但鉴于其根深蒂固的体制弊端和历史惯性，即便如此，成功的可能性也并不高。
苏联的解体，与其说是某一个人或某个事件造成的，不如说是长期积累的系统性危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爆发的结果。它就像一辆老旧的汽车，虽然一直在冒烟，但修理了几十年，终究还是没能逃脱报废的命运。
网友意见
别说现在，80年代末都没有。
1995年12月俄共赢得杜马选举，也没说要复辟苏联。
还能有比俄共更左的主流民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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