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谣》有必要禁播吗？
为何会产生禁播的声音？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呼吁禁播《大漠谣》。这背后通常涉及几个核心的考量点：
历史改编与真实性问题： 《大漠谣》改编自桐华的同名小说，故事背景设定在西汉时期，涉及汉朝与匈奴的冲突。历史剧最容易被挑剔的就是对历史事件、人物、文化的还原度。有人认为，《大漠谣》在某些情节和人物设定上，为了戏剧效果而进行了较大的艺术加工，甚至可能歪曲了历史，尤其是对汉朝与匈奴关系的描绘，被一些人认为有“美化匈奴”或“立场不当”之嫌。比如，剧中对匈奴首领的塑造，是否符合史实，以及对汉朝人物的刻画是否带有偏见，这些都是引发争议的焦点。
价值观的导向： 影视作品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其传递的价值观对观众，尤其是青少年，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作品中存在某些被认为是不健康的、消极的、甚至是错误的价值观，那么禁播的呼声就会出现。例如，在《大漠谣》中，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对爱情的理解，以及在面对国家大义时的抉择，这些内容的处理方式是否符合主流的道德和伦理标准，是评价的重要维度。
政治敏感性： 涉及到民族关系，特别是汉朝与匈奴这样一段历史悠久的复杂关系，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如果对这段历史的解读触碰到了某些敏感的神经，或者被认为可能引起民族情绪的不稳定，那么“禁播”的讨论就会更加激烈。尤其是在涉及国家形象、民族尊严等话题时，审查往往会更加严苛。
部分观众的个人感受： 有时，禁播的呼声也来自于一部分观众的强烈个人感受。他们可能因为剧情、人物、或者某些细节而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认为这部剧“三观不正”或者“不符合自己的预期”，从而发出禁播的呼吁。这种情况下，更多的是一种主观意见的表达。
禁播是否“有必要”？需要权衡什么？
现在，我们来探讨“有必要禁播”这个判断。要做出这个判断，需要进行细致的权衡：
艺术创作的自由与边界： 任何艺术作品，尤其是文学和影视改编，都需要一定的创作自由度。历史剧并非历史教科书，它允许在尊重基本史实框架下进行合理的虚构和演绎，以增强故事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如果因为一点点偏离历史就被轻易否定，可能会扼杀许多优秀的、具有创新精神的作品。问题在于，这个“艺术加工”的边界在哪里？是否越过了公众可以接受的底线？
“历史虚无主义”的担忧： 确实，有些历史剧的改编会触碰到“历史虚无主义”的敏感点，即通过虚构来消解或颠覆人们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普遍认知，甚至丑化民族英雄，拔高敌人。对于《大漠谣》，如果其改编确实存在这样的倾向，并且被广泛认可，那么其“负面”影响就值得警惕。
社会影响与群众接受度： 任何一部公开放映的影视作品，其社会影响是需要考量的。如果一部作品被普遍认为会误导观众，传递错误的历史观或价值观，甚至引发社会矛盾，那么对其进行限制或审查是可以理解的。但关键在于，这种“普遍认为”的程度有多高？是少数人的激烈反对，还是社会主流的共识？
“禁播”的含义与替代方案： “禁播”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措施，意味着作品完全不能面向公众。在一些情况下，可能存在比“禁播”更温和的替代方案，例如：
调整播出尺度： 对某些敏感情节进行删减或修改。
增加警示性说明： 在片头或片尾明确标注“本剧为虚构作品，与史实可能存在差异”。
加强相关历史教育： 通过其他渠道普及正确的历史知识，引导观众理性看待历史剧。
区分对待： 允许作品以特定形式（如网络平台、特定观众群体）播出，而非彻底封禁。
“禁播”的潜在负面效应： 任何形式的审查或禁播，都可能引发“越禁越想看”的逆反心理，甚至被解读为“压制言论”或“因噎废食”。此外，一味地走向“禁播”，可能会让创作者变得畏手畏脚，不敢再触碰一些严肃或有挑战性的题材。
《大漠谣》的具体情况分析
回到《大漠谣》本身，这部剧的争议点也比较具体：
人物塑造： 比如，女主角玉谨（电视剧改编后名字为“阿九”）的角色设定，以及她与霍去病、孟九（原型可能为孟德）之间的情感纠葛，这些情节是否合乎历史的逻辑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是讨论的重点。一些人认为，剧中的人物情感描写过于现代，缺乏历史厚重感，甚至有“玛丽苏”的嫌疑。
民族观： 汉朝与匈奴的关系在剧中如何呈现，是否过于强调“汉族中心论”，或者是否存在对“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或偏见，这些都是评价的关键。一些观点认为，剧中的匈奴人物形象不够饱满，或者他们的文化表现不够充分，未能展现出应有的复杂性。
历史事实的扭曲： 尤其是对于霍去病这样一位历史人物，他的形象是否被脸谱化，他的功绩是否被淡化，或者他的一些行为是否被不当解读，这些都可能引发争议。
结论：理性看待，而非一概而论
综合以上分析，我认为“《大漠谣》是否有必要禁播”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用“有”或“没有”来回答。更准确的说法是，是否禁播，取决于其改编内容的性质、传播范围、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并且需要进行审慎的权衡。
如果，《大漠谣》的改编确实存在严重的歪曲历史、煽动民族仇恨、传递错误价值观等行为，并且这些问题已经对社会造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那么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包括调整、删减，甚至在极端情况下禁播）是可以考虑的。
但如果争议主要集中在艺术加工的尺度、人物情感的描绘、以及对历史细节的“不同解读”上，并且其主旨并非恶意丑化或歪曲，那么一概禁播可能过于严苛。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鼓励的是一种更加理性、成熟的影视评价和批评环境。
观众： 观众在观看历史题材作品时，应具备一定的鉴别能力，将艺术虚构与历史史实区分开来，不应轻易被剧中的情节所误导，更不应将对影视作品的个人喜恶上升到对历史事件或民族的否定。
创作者： 创作者在进行历史题材改编时，应保持对历史的敬畏之心，在追求艺术创新的同时，尽可能地尊重历史事实，避免不必要的争议。
审查机构： 审查机构应在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防止不良文化传播的底线之上，尽量保持开放和审慎的态度，避免过度干预艺术创作。
总而言之，《大漠谣》是否“有必要”禁播，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根据具体的表现内容、社会反响以及潜在影响来综合判断。直接下定论，可能过于片面。我们更需要的是就事论事，理性分析，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思考如何平衡艺术创作自由与社会责任。
网友意见
如果《大漠谣》仅仅只是一部架空或者言情小说，想必也不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可是它的背景是西汉王朝，它的主角是霍去病。文中将大汉朝定位为侵略者，将匈奴定位为想安居乐业而不成的弱小被侵略民族；将霍去病，那个说出“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民族英雄，写成一个为了女子抛家去国，逍遥于大漠的情圣。
而它的作者理直气壮的明示暗示：“我写的是历史”。
史载自西周起，北方游牧民族开始威胁中原王朝。春秋战国时期，也有各国抗击匈奴的记录。最有名的，大概是赵国大将李牧大败匈奴的边境之战。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公元前215年，命蒙恬率领30万秦军北击匈奴，将匈奴赶出河套平原地区。《过秦论》有言：“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秦末乱世之际，匈奴趁机崛起，重新南下。汉朝建立后，民生凋敝百废待兴，只得与匈奴和亲互市，以求休养生息。直到汉武帝时期，经济、国力大大增强，有了反击匈奴的实力，于是对匈奴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派遣卫青，霍去病深入大漠，经过三次汉匈战争，暂时解除了匈奴对北部边境的威胁。而后又经过漫长的战争，汉朝逐步完全控制了西域。
两汉之际匈奴重新崛起，连年侵扰北方边塞。东汉时期，窦固，班超文武并用，大败匈奴，迫使其大规模西迁，西域重归平静。汉末三国时期，匈奴参与中原混战，败于曹操之手，从此匈奴终结了单于王朝。西晋末年，匈奴贵族刘渊建立汉赵，拉开了五胡乱华的序幕。这一时期，匈奴也逐渐融于各民族，退出了历史舞台。
纵观中国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中原农耕民族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抗争史。而持续了几百年的汉匈战争，也主要是汉民族反击匈奴南下掠夺的自卫战争——此为事实定性。
而小说内容篡改历史，颠倒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位置，诋毁民族精神，如此种种，不一而足。除此之外，文中原本雄心壮志的男主角最后为了爱情，假死隐居——爱情至上的价值观跃然纸上。这并不是个例，现在的流行小说，电视剧，里面的男女主角为了爱情，多数是可以放弃仇恨，放弃权势，甚至放弃家国。总而言之，爱情简直成了解决人世间所有问题的良药。
所以，我素来旗帜鲜明的反对《大漠谣》
当然，不论我个人如何反对，也改变不了它的播出与火爆。现在，改名为《风中奇缘》的《大漠谣》飘荡在汪峰梦里的微博头条上，它所传达的价值观取向，也深刻的影响着广大受众。
家国情怀被狗血的感情掩盖，民族大义被寥寥数语所抹消，那些历史深处的铮铮铁骨和血色功过，如果被轻易涂改，就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背叛。就算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有她本来的模样。
所以我不得不上纲上线一次——既然是价值观的问题，那么就是底线问题。底线之下，寸土不让。当然，很多人会说，这仅仅只是一部小说，一部电视剧，用不着这么上纲上线。持这种观点的人一定不够了解小说，或者电视作为大众传播的手段拥有的巨大影响力。
持续了千年的印刷时代里，书本、报纸是最主要的传播媒介，白纸黑字记录了几乎整个民族的的文明。而基于印刷技术的纸质传播，也塑造了人们的传播习惯和阅读习惯甚至思维习惯。
电视出现后，以惊人的速度进入千家万户，迅速成为大众传媒的主要形式之一，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尤其在70年代以后，电视几乎贯穿了一个人从小到大的成长。即使现在已经是网络时代，也并未动摇电视剧的荧屏霸主地位。
几十年之前，工业文明的巅峰期，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发明了“文化工业”一词，用来描述批量生产的文化事件和文化产品对社会的影响，抨击欧美社会文化被世俗化、均质化、商业化，人被异化的情况。“文化工业”尊奉的信念是：大众社会不需要文化，只需要娱乐。所以如果荒唐的故事可以取悦于人，就大量的生产它们吧。而今，中国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亦是如火如荼，荒唐的故事层出不穷。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两位批判主义先驱的论断，在当下的中国，依然适用。
我们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明成果，数不胜数的优秀历史人物和惊心动魄的故事。换言之，我们拥有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文化。而在工业文明时代，这种不可复制性越来越稀缺，技术的发展让越来越多的文明成果可以被大批量生产。而在商业社会，利润的驱使使得文化产品的生产日益媚俗低俗甚至恶俗，以娱乐化的形式争取大众的关注，迎合受众的猎奇心理。
电视剧，是当下最重要的文化产品之一，也是这是基于电视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多的大众传播媒介而言的。电视剧是电视传达传播内容的重要载体，其内容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观念和认知。日本学者林雄二郎在其著作《信息化社会：硬件社会向软件社会的转变 》中提出了“电视人”的概念，指的是伴随着电视的普及而诞生和成长的一代，他们在电视画面和音响的感官刺激环境中长大，他们的思维与行为模式深受电视内容的影响，甚至性格都受到影响。
毫无疑问，改名为《风中奇缘》的《大漠谣》是文化工业流水线上的产物。一昧的迎合市场，甚至不惜歪曲历史。这种对我们传统文化和历史的消解是软性的，甚至可以说是悄无声息的。伴随着《大漠谣》的播出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的心里，霍去病的形象也许不会是那个心怀家国天下的大英雄，而变成了一个情圣。也许有人觉得荒谬，一部电视剧改变一个人的认知？试问现在的我们，一提到纪晓岚，多少人心里浮现的是那个铁齿铜牙的大烟鬼？电视剧或者小说都是长期的存在，甚至会在我们的生活里循环出现的东西，对个人尤其是处于认知培养期的青少年的影响，不容小觑。
我从不否认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对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亦认同娱乐化有其积极作用。但是，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催生过度的工业化和娱乐化，对于文化本身的发展，是不利的。文化的发展应该是独立的，我认同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文化的基本功能是“否定”和“幸福的承诺”，文化应该让人们看到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世界。
我们现在以《大漠谣》为代表的电视文化，这些文化工业流水线上的产物，以大众消费为对象，以现代传播媒介为手段，一步步彻底沦为商品，在“文化”的包装下，将历史变为荒唐的故事，将那些历史人物变为可被售卖的对象，成为人们生活中的精神麻醉剂。“文化的同化”，将最终导致“人的异化”。例如对历史的曲解和毫不在乎，对社会的淡漠，对某种感情的极端热衷导致对其他感情的漠视等等。这些，都不只是一个小问题。
我们现在对这些“文化工业产品”已经宽容到了去享受它们的地步了，甚至不会继续去追问它的真实性。电视里光怪陆离的繁华社会，衣着光鲜的俊男靓女，让我们以为世界的本原就是如此。但是真相永远不会改变，而且多半不会比电视剧里美丽。“在真实与痛苦之间，我们学会的就是忘却这一招。”但是，忘却相当于背叛，无异于自杀。当代社会真正的文化已经越发稀缺，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真实。
所以，你说它该不该禁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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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分割线。
这算是一篇旧文了，写的断断续续。提笔的时候《大漠谣》还叫做《大漠谣》，并没有改成播出时候的《风中奇缘》，那时候唐人还在为这部剧的无法播出而焦头烂额。完结的时候电视剧已经快要收尾，争论也逐渐平息。
最初那会儿是真的比较愤怒，霍将军虽然不是我的最爱，但也是我尊敬的对象。看了相关新闻觉得应该写点儿什么，恰好那个时候在读《单向度》，也细细看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观点，觉得深以为然。于是试着从传播学的角度做了一点陈述，基本出发点是影视文化作品对于大众思想观点甚至社会共识的影响，当时并没有考虑更多。
现在更理性的回看这篇文章，的确发现更多没有办法论证对错的问题。
从言论自由或者别的什么的的角度，的确不应该用行政力量干预文化的发展。公共领域就是一个所有人可以自由发言的场所，但是，从来也没有无限制的自由。而且，在任何时候，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是有联系的，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个体。我们现在禁止宣传邪教思想，禁止宣传纳粹思想，就是因为这些观点可能造成的坏影响比直接杀害一两个人更大。
这部剧，或者说小说，错是错在对历史的歪曲和对历史人物的抹黑上。至于民族主义什么的，它没有进行过多的探讨，作者大概也知道这是敏感点所以不碰触好了。
举个不那么恰当的例子，日本的动漫和电影是采取分级制度的，有些东西不被允许给未成年人看到，而我国尚未有此规定。《大漠谣》的观众大多是青少年，思想观点处于培养期，社会有责任让他们看到三观俱正的影视作品。我们的现状是，广电总局的一纸行政命令往往代替了本来应该有的分级制度或者相关法律规定。
所以从权衡利弊的角度，我支持禁播。
看了一下诸多评论，有人说我政治立场不对，有人说我正确；有人说我愤青，有人说我五毛，观点各异。一度让我怀疑自己语言表达能力是否出现了问题，或者有些朋友根本也没有细看我的内容。
以及，桐华的小说我基本上都看过，不仔细看过，怎么会有批评或者表扬的权利？
而且我想我的观点足够明确，但是现在不得不用画出重点的方式来强调。《大漠谣》只是引子，只是个例子，我更多想探讨的是文化作品对于大众思想观点甚至社会共识的影响（再次强调）。
争议足够多也是好事，证明有人愿意去思考，去了解真相，虽然艰难。我认识的很多人因为这段纷争，专门去读了很多关于汉朝历史的书籍（这方面而言好像是好事儿）。当然，也许有人会说书上记载的不一定都是真实。但就如同我相信霍去病是英雄，我选择相信司马迁，相信班固。
如果什么都怀疑，那么，我们看问题的基础来自哪里？每个人的思维模式和观点都来源于从小到大看到的一切，所谓的“基模”，那些东西往往是你坚定不移去相信的。
总有些历史，是我们应该去坚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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