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强调人性本善究竟是不够理性还是过度理性？

战国中期的儒家开始强调性善论并不是基于经验的，而是基于及其严密的哲学思辨，为了将“礼”能够代表社会秩序与天地秩序的关系的象征性，建立在其对内心秩序的指导意义的合理性之上，所必需的前提条件。

以下是对这个命题的阐释。

理解先秦哲学必须要摒除当代人的几个无意识运用的哲学工具，本质主义、主客二分法与理性主义。或者说，拔出掉根植于现代性语境深处的柏拉图思想。

先秦哲学的奠基思想是老子，春秋末期是中华文明语言符号形成的重要时期，上古时期的文字是“文”，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文字所具备的带有清晰定义的理性中心主义符号系统，而是一种以审美体验为核心的符号系统。而随着人口增加，春秋争霸，小国寡民时代能够适用的符号规则无法再协助统治者形成社会秩序。因此老子对此观点是“小国寡民”，加“无名”，也就是回到蒙昧时代。据此构建了中华文明意义追问之根本，也就是“象”，“象”是天地秩序“道”的象征。而想要实现内心与天地的秩序的统一，就要“无名”，去除概念的明确边界与逻辑。

春秋晚期孔子在老子的基础上提出了另外一条实现内心与天地的秩序的统一的道路，就是“礼”。孔子认为，“礼”作为社会秩序是天地秩序的象征，而“礼”才是主体，个体通过形成象征天地秩序的社会秩序，就可以实现主体与天地秩序的统一。其精神内核与老子是一致的，就是要解决社会发展带来的“名实分离”的矛盾。只不过老子强调“道”本来就是最自然的状态，想回归自然状态只要什么也不做就行。而孔子则认为大自然的自然状态并不是宇宙的自然状态，需要“礼”来使社会比大自然更符合天地秩序，才能实现“道”。

那么到了战国中期，礼已崩，乐已坏，墨家、形名学大行其道。名实分离的加剧，士大夫的重要性提高，国家兼并带来的越来越庞大的社会系统越来越要求儒家对原本忽视内心秩序的核心思想“礼”给出一套能够解决社会治理问题的方案。于是性善论就诞生了。

因为“礼”是实现天人合一的媒介，而天人合一是主张内心回归比自然还自然的状态，因此礼的终极目的必须是使内心回归自然状态。而又因为自然状态是道，道又是真善美的终极意义，所以人的内心秩序的本真状态就必须是真善美的，否则“礼”就丧失了作为天人合一的媒介的意义。战国中期的儒家在孔子挖的“礼”这个坑里必须进行这样的假设，尽管绕路，但他们仍然是在试图构建一个符合时代实践需求的天人合一之路。

理解了这一点，你就不仅能够理解性善论对战国中期儒家的意义，你同时也能够理解战国末期荀子的性恶论的意义。因为战国末期是“后礼崩乐坏时代”，学科走向是体系化的，能够指导政治治理的。而荀子是站在社会功利的角度将“礼”看作工具，而非天人合一之媒介的。天人合一不是荀子的目的，社会秩序才是。所以在荀子这里，目的与手段掉了个，天人合一变成了社会秩序的工具与媒介。因此性善论也必须变成性恶论才能实现“礼”对维护社会秩序的意义。

那么现在我们拣回文首扔掉的现代性，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先秦儒家的发展史就是从反本质主义的老子逐渐接纳本质主义的过程，从孔子树立“礼”这个媒介开始，象征性主体就打开了本质化的大门，尽管孔子仍强调“礼”只是天人合一的媒介，但名实分离必然带来概念的固化，最终走向天人疏离的道路。因此古人将儒道分两家既是政治需要，也是合情合理，毕竟在老子的方向上针对战国中期如何实现天人合一理想进行探索的还有庄子。

而理性主义严格来说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在此语境下我更愿意将题主的问题理解成主客二分法或本质主义倾向，那么在这个角度看，既可以说以孟子为代表的战国中期儒家是被本质主义发展的大环境所裹挟，不得不为了学科发展创造一个又一个的“俗谛”，也可以理解为孔子论“礼”伊始便埋下了儒家走向本质主义的伏笔。

因此如果用现代人的标准看，相比他们是不够理性吧。但如果站在当代后现代反思与后本质主义的角度看，大概率会觉得他们不够坚持，最终向本质主义妥协了吧。

但无论如何，他们创造了中华文明意义追问之源，是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仍能在底层逻辑上不被西方中心主义同化的重要遗产。

这大概也是我们今天可以边享受着现代化的成果，边用很戏谑的语气在知乎上揶揄先哲们的底气所在吧。

这些思想本身是理性的，也是存在中国文化的内在逻辑的。

题主之所以会觉得有困惑，是因为——

我们现在谈论哲学，总是把西方哲学里的逻辑、辩证当做衡量是否符合理性的标准。

但事实上 描述生命情感，讲求生命体验 不代表非理性。

我们现在总习惯把毕达哥拉斯学派当做理性的源泉，这是片面的。

数字，或者说一切抛开主观情感的量化

确实能帮忙做到精准控制，但是不代表那是人类生活中的绝对理性。

比如我们教育一个小孩，让他不要撒谎，

警示惩罚、语言教育、和他谈论说谎的得失、给他讲故事引导他

哪个方法是符合理性的？

其实都符合，

但是，也都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性善论和性恶论也是一样，它们本身的出发点是源自理性的，它们明显是没有被主观情感操纵和驱使的，

但是理性不代表一定正确，更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局限性，就武断地说 这些讨论是非理性的，

西方哲学中，很多过度追求客观、逻辑的观点，同样也有它们的局限性。它们也无法正确解释人性，无法解释生命情感。

提出问题和问答问题之前，需要明确的观点是性善论和性恶论的严格定义。性善和性恶，应当是绝对的善或者绝对的恶。长期以来，但凡讨论性善和性恶都不能摆脱对人性片面的认知，其实性善和性恶讨论的是“是非”的问题，而不是“或与”的问题。

简言之，善和恶，谁是第一性的问题。

中国哲学强调性善论，其实主要是儒家体系下的论调，毕竟儒家作为一种道德主体性的哲学系统，以性善为基础构建自己的哲学系统是容易自洽的。而问题是，以孟子四心说为代表的理论基础，能否在工具理性下站得住脚。也就是说，“善”的基础是什么？换言之“恻隐之心”的基础又是什么？

“恻隐之心”可以说是孟子四心说中最为重要的一心，恻隐之心，其实就是同情心或者同理心。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是继《物种起源》之后，进一步阐述人类由猿猴进化而来的著作。在本书中，达尔文通过对人类和低等动物在心理能力等多方面进行比较，说明了二者在作为动物心理本能上具有很大共性。达尔文认为道德的本质应该“都是从同情的要求产生出来的，因为同情心毕竟是各个社会性本能中的一个根本的成分”，另外“这些本能一开始大概也就把一些帮助旁人的意愿，把一些同情心的感觉，交付给他，并且迫使他重视旁人对它的毁誉。在很早的一个时期里，这一类冲动大概也就作为一些粗糙的辨别是非的准则而为他效劳”，随后，“一些同情心的活动，原是固定在习惯之上的，遵循着一定的有利经验。教诲和榜样的，也变得越来越细腻，越来越广被，达到了一切种族的人，达到了智能薄弱的人、肢体伤残的人，以及社会中其他不中用的成员，而最后达到了低于人的各种动物———与此同时，他的道德标准也就发展得越来越高”。

以上，达尔文基于生物学观察和分析，总结出道德的产生可能是基于“同情心”作为普遍动物本能的行为而发展来的，其实其后的科学家Christopher Boehm又一步阐述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人类，“羞耻之心”的起源，并将其理解为道德的最初形式。

此外，近代以来，神经生物学家也在一种叫“The mirror-neuron system”的理论下探讨同情心作为动物本能的神经物质基础。可以参考THE MIRROR-NEURON SYSTEM | Annu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 (annualreviews.org)。此处不做赘述，感兴趣的，我后期可以专门写文详细介绍此方面的文章。

回到，孟子四心说的理论基础，现在神经科学家已经越来越能证明人性“善”的物质基础与内在表征形式，但是这还是不能从哲学（工具理性）上给出更加合理的逻辑阐述，因为哲学阐述必须是绝对的，或第一性的问题。科学作为工具只能给出片面性的证据。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两千年前，像孔子或者孟子这种先贤已经能过够通过自己的观察和分析，总结出作为他们理论的基础，相比于西方创世纪的“神”更易于常人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