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波伏娃的种种轶闻以及其与萨特的关系？
谈到西蒙·波伏娃，绕不开的便是她那段传奇般的人生，以及她与另一位哲学巨匠让保罗·萨特的复杂关系。这不仅仅是两个思想家的爱情故事，更是20世纪一个重要的知识分子群体及其生活方式的缩影，充满了争议、激情与深刻的思考。
波伏娃的“轶闻”：一个“非凡”女性的真实描绘
所谓的“轶闻”，在波伏娃身上，更多的是对她打破常规、不拘一格生活方式的记录。她并非传统意义上被视为“名媛”或“家庭主妇”的女性，而是以其独立的思想、犀利的笔触和对社会议题的深刻介入而闻名。
“伴侣”而非“妻子”： 波伏娃与萨特终生未婚，也从未同居。这是他们关系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他们之间的契约是“偶然的结合”（the union of the contingent），即两人选择在一起，但同时也保留了各自独立的生活空间和自由。这种“自由的爱情”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也正是这种契约，为他们各自追求事业和探索其他情感关系留下了空间。
开放的情感关系与“第二种性”的实践？ 这是关于波伏娃和萨特关系中最具争议和最常被提及的一点。他们之间并非严格的“一夫一妻制”模式，而是保持着对彼此其他感情和性关系开放的态度。波伏娃曾与许多男性和女性有过亲密关系，其中最著名的是她与作家克劳德·兰兹伯格（Claude Lanzmann）的长期关系，以及与科莱特·奥德瑞（Colette Audry）等女性的交往。
有人认为，这是波伏娃在实践她《第二性》中提出的“女性”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概念，她试图摆脱男性凝视，以自己的方式定义女性的存在。也有人批评这种关系是“游戏”，是知识分子对传统道德的挑战，甚至是“虚伪”。但从波伏娃本人的视角来看，她似乎是在探索一种超越传统束缚的、更真实的生存方式。她并非简单地“不忠”，而是将这种“开放性”视为他们关系契约的一部分，是她追求自由和个体完整的体现。
intellectual companion and muse： 尽管存在其他亲密关系，波伏娃与萨特之间最核心的联系是深刻的智识上的共鸣与相互激发。他们称对方为“我最亲密的伙伴”（my most essential being）。萨特曾视波伏娃为他的“精神上的伴侣”和“灵感缪斯”。波伏娃的许多著作，如《名利场》和《他人的血》，都有萨特深刻的影响。反过来，萨特的哲学思想也常常在波伏娃的文学作品和哲学论述中得到阐释和发展。他们的辩论、相互批评和共同创作，构成了他们关系中最坚固的基石。
“女 Scribe” 还是独立的思想家？ 围绕波伏娃的另一个讨论焦点是，她是否仅仅是萨特的“助手”或“女 Scribe”（笔译者）。确实，在萨特早期的著作中，波伏娃在整理、编辑和提供学术支持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将波伏娃仅仅视为萨特的附庸是极其片面的。波伏娃以其《第二性》一书奠定了她在女权主义理论中的核心地位，这本书深刻地分析了女性的社会、文化和存在境况，其影响力甚至超越了萨特的许多哲学著作。她并非仅仅复制萨特的思想，而是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哲学视角和文学风格。
萨特与波伏娃的关系：一场“必然的偶然”
萨特与波伏娃的关系，用萨特自己的话来说，是一种“必定的偶然”（a necessary contingency）。这是一种他们主动选择，但又包含了生命中不可预知的因素的关系。
邂逅与“爱情契约”： 他们是在1929年相遇的，当时两人都准备参加哲学教师资格考试。萨特对波伏娃一见钟情，并立即向她求婚，但附加了一个条件：两人结婚，但同时承诺在婚后两年内不与对方发生性关系，并保持各自的自由。这便是他们“爱情契约”的雏形。这种契约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偶然的性”成为“必然的爱”，而是将爱情建立在更深刻的智识和情感共鸣之上。
互为“秘密”与“分享”： 他们的关系是一种深度分享，但又保留了各自的“秘密”。他们向对方坦诚自己的情感体验、欲望和经历，包括与其他人的关系。这种透明度是他们契约的一部分。萨特称波伏娃是“我所认识的唯一一个让我感到与她完全透明的人”。然而，即使在如此透明的关系中，个体存在的独立性依然被尊重。
对“自由”的极致追求： 他们的关系是他们各自追求“自由”的终极体现。他们都坚信个体的自由是至高无上的，包括情感和性行为的自由。萨特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人是通过自己的选择来定义自己的。波伏娃则在《第二性》中强调女性必须通过摆脱社会赋予的“他者”身份，实现自身的解放和自由。他们的关系恰恰是在实践他们共同的哲学理念。
晚年的相互慰藉与告别： 尽管他们的关系复杂，但他们在彼此生命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在晚年，当萨特因健康问题和写作瓶颈而痛苦时，波伏娃始终陪伴在他身边，给予支持和鼓励。1980年萨特去世，波伏娃撰写了《萨特之死》（La Cérémonie des adieux），这是她对萨特一生最真挚的悼念，也是对他们共同经历的深情回顾。她写道：“我的人生，就是我的一生。”这句话既是对她个体生命的肯定，也包含了她对与萨特共同度过的人生旅程的珍视。
如何看待？
看待波伏娃的“轶闻”和她与萨特的关系，关键在于理解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他们的哲学思想以及他们对个体自由的独特追求。
打破性别刻板印象： 波伏娃的生平挑战了传统女性的角色定位。她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作家和行动者，她的个人生活方式也是她哲学理念的延伸。我们不应以传统的道德标准去评判她，而是尝试去理解她作为一位在20世纪中期为女性争取解放和个体自由而奋斗的先行者所做的努力。
“关系”的多样性： 他们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关系”的可能性，即它不局限于传统的婚姻模式，而是可以建立在尊重个体自由、智识共鸣和情感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即便这种理解包含了对“开放性”的接纳。这种模式并非适用于所有人，但它为我们思考人际关系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
哲学与生活的结合： 波伏娃和萨特的关系是哲学思想与生活实践紧密结合的典范。他们将存在主义和女性主义的理论渗透到他们的人际关系中，试图活出他们所倡导的自由与真实。
避免过度解读与简化： 即使有再多的“轶闻”，我们也要认识到，他们的关系是极其私密的，我们所知的许多细节都来自于他们的回忆录、信件以及他人的叙述。因此，我们需要保持一种审慎的态度，避免将他们的关系过度浪漫化、妖魔化或简单化。
总而言之，波伏娃与萨特的关系，以及围绕波伏娃的种种“轶闻”，是一段关于爱情、自由、思想和人性的复杂而迷人的故事。它们不仅仅是两个伟人的八卦，更是对20世纪知识分子生活方式、对个体如何追求自由和实现自我的一次深刻的探索。理解这段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波伏娃作为一位独立的思想家和女性解放的先驱，以及存在主义哲学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
波伏娃的“轶闻”：一个“非凡”女性的真实描绘
所谓的“轶闻”，在波伏娃身上，更多的是对她打破常规、不拘一格生活方式的记录。她并非传统意义上被视为“名媛”或“家庭主妇”的女性，而是以其独立的思想、犀利的笔触和对社会议题的深刻介入而闻名。
“伴侣”而非“妻子”： 波伏娃与萨特终生未婚，也从未同居。这是他们关系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他们之间的契约是“偶然的结合”（the union of the contingent），即两人选择在一起，但同时也保留了各自独立的生活空间和自由。这种“自由的爱情”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也正是这种契约，为他们各自追求事业和探索其他情感关系留下了空间。
开放的情感关系与“第二种性”的实践？ 这是关于波伏娃和萨特关系中最具争议和最常被提及的一点。他们之间并非严格的“一夫一妻制”模式，而是保持着对彼此其他感情和性关系开放的态度。波伏娃曾与许多男性和女性有过亲密关系，其中最著名的是她与作家克劳德·兰兹伯格（Claude Lanzmann）的长期关系，以及与科莱特·奥德瑞（Colette Audry）等女性的交往。
有人认为，这是波伏娃在实践她《第二性》中提出的“女性”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概念，她试图摆脱男性凝视，以自己的方式定义女性的存在。也有人批评这种关系是“游戏”，是知识分子对传统道德的挑战，甚至是“虚伪”。但从波伏娃本人的视角来看，她似乎是在探索一种超越传统束缚的、更真实的生存方式。她并非简单地“不忠”，而是将这种“开放性”视为他们关系契约的一部分，是她追求自由和个体完整的体现。
intellectual companion and muse： 尽管存在其他亲密关系，波伏娃与萨特之间最核心的联系是深刻的智识上的共鸣与相互激发。他们称对方为“我最亲密的伙伴”（my most essential being）。萨特曾视波伏娃为他的“精神上的伴侣”和“灵感缪斯”。波伏娃的许多著作，如《名利场》和《他人的血》，都有萨特深刻的影响。反过来，萨特的哲学思想也常常在波伏娃的文学作品和哲学论述中得到阐释和发展。他们的辩论、相互批评和共同创作，构成了他们关系中最坚固的基石。
“女 Scribe” 还是独立的思想家？ 围绕波伏娃的另一个讨论焦点是，她是否仅仅是萨特的“助手”或“女 Scribe”（笔译者）。确实，在萨特早期的著作中，波伏娃在整理、编辑和提供学术支持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将波伏娃仅仅视为萨特的附庸是极其片面的。波伏娃以其《第二性》一书奠定了她在女权主义理论中的核心地位，这本书深刻地分析了女性的社会、文化和存在境况，其影响力甚至超越了萨特的许多哲学著作。她并非仅仅复制萨特的思想，而是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哲学视角和文学风格。
萨特与波伏娃的关系：一场“必然的偶然”
萨特与波伏娃的关系，用萨特自己的话来说，是一种“必定的偶然”（a necessary contingency）。这是一种他们主动选择，但又包含了生命中不可预知的因素的关系。
邂逅与“爱情契约”： 他们是在1929年相遇的，当时两人都准备参加哲学教师资格考试。萨特对波伏娃一见钟情，并立即向她求婚，但附加了一个条件：两人结婚，但同时承诺在婚后两年内不与对方发生性关系，并保持各自的自由。这便是他们“爱情契约”的雏形。这种契约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偶然的性”成为“必然的爱”，而是将爱情建立在更深刻的智识和情感共鸣之上。
互为“秘密”与“分享”： 他们的关系是一种深度分享，但又保留了各自的“秘密”。他们向对方坦诚自己的情感体验、欲望和经历，包括与其他人的关系。这种透明度是他们契约的一部分。萨特称波伏娃是“我所认识的唯一一个让我感到与她完全透明的人”。然而，即使在如此透明的关系中，个体存在的独立性依然被尊重。
对“自由”的极致追求： 他们的关系是他们各自追求“自由”的终极体现。他们都坚信个体的自由是至高无上的，包括情感和性行为的自由。萨特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人是通过自己的选择来定义自己的。波伏娃则在《第二性》中强调女性必须通过摆脱社会赋予的“他者”身份，实现自身的解放和自由。他们的关系恰恰是在实践他们共同的哲学理念。
晚年的相互慰藉与告别： 尽管他们的关系复杂，但他们在彼此生命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在晚年，当萨特因健康问题和写作瓶颈而痛苦时，波伏娃始终陪伴在他身边，给予支持和鼓励。1980年萨特去世，波伏娃撰写了《萨特之死》（La Cérémonie des adieux），这是她对萨特一生最真挚的悼念，也是对他们共同经历的深情回顾。她写道：“我的人生，就是我的一生。”这句话既是对她个体生命的肯定，也包含了她对与萨特共同度过的人生旅程的珍视。
如何看待？
看待波伏娃的“轶闻”和她与萨特的关系，关键在于理解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他们的哲学思想以及他们对个体自由的独特追求。
打破性别刻板印象： 波伏娃的生平挑战了传统女性的角色定位。她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作家和行动者，她的个人生活方式也是她哲学理念的延伸。我们不应以传统的道德标准去评判她，而是尝试去理解她作为一位在20世纪中期为女性争取解放和个体自由而奋斗的先行者所做的努力。
“关系”的多样性： 他们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关系”的可能性，即它不局限于传统的婚姻模式，而是可以建立在尊重个体自由、智识共鸣和情感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即便这种理解包含了对“开放性”的接纳。这种模式并非适用于所有人，但它为我们思考人际关系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
哲学与生活的结合： 波伏娃和萨特的关系是哲学思想与生活实践紧密结合的典范。他们将存在主义和女性主义的理论渗透到他们的人际关系中，试图活出他们所倡导的自由与真实。
避免过度解读与简化： 即使有再多的“轶闻”，我们也要认识到，他们的关系是极其私密的，我们所知的许多细节都来自于他们的回忆录、信件以及他人的叙述。因此，我们需要保持一种审慎的态度，避免将他们的关系过度浪漫化、妖魔化或简单化。
总而言之，波伏娃与萨特的关系，以及围绕波伏娃的种种“轶闻”，是一段关于爱情、自由、思想和人性的复杂而迷人的故事。它们不仅仅是两个伟人的八卦，更是对20世纪知识分子生活方式、对个体如何追求自由和实现自我的一次深刻的探索。理解这段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波伏娃作为一位独立的思想家和女性解放的先驱，以及存在主义哲学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
网友意见
似乎有不少人认为波伏娃和萨特的关系是：萨特流连花丛中而波伏娃由于仰慕他只能默默忍受。
但事实并非如此，萨特和波伏娃这种自由的契约恋人关系下，本来就不排斥有第三者，除了萨特，波伏娃自己也找了不少男友，她甚至为了这个男友写书，拿了法国的最高文学奖龚古尔奖。
你当然可以批判两个人这种自由放荡的爱情观，但是认为波伏娃是萨特的天狗就大可不必了吧。
切记不要因为对于某一群体或某一观念的厌恶，就罔顾事实，恨屋及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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