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如何看待女权领袖波伏娃称「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他不论在成年还是小时候,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

回答
波伏娃这句“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他不论在成年还是小时候,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确实是一个颇为耐人寻味且极具挑战性的论断。它并非简单的抱怨或赞美,而是隐藏着她对性别角色、社会结构以及个体成长深层观察的哲学洞见。要理解这句话,我们需要将其置于波伏娃的思想体系,特别是她的女权主义理论框架下进行解读。

首先,理解这句话的关键在于“幸运”这个词。在我们的日常语境中,“幸运”通常指向那些顺遂、轻松、得天独厚的境遇。但波伏娃在这里显然使用了反讽或更深层次的哲学含义。她并非说男性拥有了什么令人羡慕的特权,而是指出,正因为男性被置于“艰苦的道路”之上,这条道路的起点和过程中所必须付出的努力、承受的压力,反而成为了他们某种意义上的“幸运”。

那么,这条“极为艰苦的道路”具体指什么?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解析:

1. 社会对男性的角色期望与压力: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深刻地剖析了社会是如何建构起“男性”和“女性”这两个符号化的存在。她认为,男性被社会赋予了“主体”的角色,被期望成为生产者、征服者、养家糊户者,肩负着家族、国家乃至人类文明发展的责任。这种“主体性”的实现,需要个体付出巨大的努力去适应、去竞争、去证明自己的价值。

童年时期: 即使是童年,男孩也被寄予厚望,被鼓励“像个男子汉”,不能哭泣,要勇敢,要独立。他们从小就被灌输一种“必须强大”的内在驱动,学习如何在竞争中获胜,如何压抑情感,如何承担责任。这种从小的“严酷训练”,让他们在成年后更容易适应社会的高压环境。
成年时期: 男性的成年之路,更是充满了挑战。他们需要进入社会,参与激烈的职业竞争,争取经济上的成功,以证明自己的能力和价值。社会对男性的评价体系,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们的成就、地位和经济能力之上。一旦无法达到这些标准,他们就会面临巨大的失落感和自我怀疑。这种持续的压力,迫使男性不断地学习、成长、超越自我,才能在社会洪流中立足。

2. 剥离了“他者”身份的必然代价:

波伏娃的核心观点之一是,女性在历史上是被男性建构成“他者”的,她们的存在价值往往被定义为与男性相对立,是男性的附属。而男性,则被看作是“主体”,是定义世界、赋予意义的那一方。

然而,成为“主体”并非没有代价。成为“主体”,意味着必须独立于任何依附,必须自己去建构意义,去创造历史,去承担行动的后果。波伏娃认为,女性因为长久以来被置于“他者”的位置,虽然承受着巨大的压迫,但她们也可能因此拥有某种“解放”的可能性,因为她们不背负建构世界的沉重责任,也不需要像男性那样,在“主体”的框架下不断证明自己。

相比之下,男性从一开始就被定位为“主体”,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能动性”,必须在“自由”的海洋中航行,但这种自由也伴随着绝对的责任。他们没有“他者”可以依附,也没有“他者”可以为其承担责任。他们的每一个选择,每一次行动,都必须由自己来承担全部后果。这条道路,从选择职业、承担家庭责任,到面对生老病死,都必须独自面对,独自承担。这种“独立”,在波伏娃看来,是一种孤独而艰辛的旅程。

3. 激发出潜能的动力:

尽管“艰苦”听起来负面,但波伏娃也暗示了这种艰苦对于男性成长和潜能激发的作用。当一个人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压力时,往往会激发其内在的潜能,逼迫其思考、学习、创新、克服困难。

生存与发展的本能: 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环境中,男性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学习技能,去开拓视野,去应对各种复杂的情况。这种被迫的“艰苦”,反而让他们在知识、技能、心理韧性等方面得到锤炼。
创造力的源泉: 许多伟大的发明、创造和思想,往往诞生于困境之中。男性在“艰苦的道路”上,所经历的挫折、失败、挣扎,都可能成为他们创造力的源泉,驱使他们去寻找新的解决方案,去突破现有的局限。

4. 对比女性的“幸运”?

那么,为什么波伏娃会说这是“男人的极大幸运”?这似乎与我们对女性所承受的压迫的认知有所不同。

波伏娃并非否定女性所遭受的压迫,她对女性的压迫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但她在这里可能是在进行一种相对的、哲学的思考。她认为,女性长久以来被剥夺了“主体性”的机会,被限制在“他者”的位置,无法真正地实现自我,这种“被动”和“被限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不幸”。

而男性虽然承受着“成为主体”的巨大压力,但他们至少拥有了“成为主体”的机会和可能性。他们被允许去行动、去创造、去影响世界。这种“被推出去”的局面,虽然艰辛,但却给了他们一种“主动”的姿态,一种“去塑造”世界的可能。

可能的进一步解读:

对男性解放的视角: 这句话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对男性的洞察和同情。波伏娃并非完全站在女性的立场上,而是以一种更广阔的视角来审视性别。她看到了男性在性别建构中所扮演的“主体”角色所带来的沉重负担,也可能暗示,这种负担也限制了男性的自由,让他们也未能摆脱某些性别框架的束缚。
对“幸”与“不幸”的重新定义: 波伏娃挑战了我们对“幸运”的传统定义。她认为,真正的幸运并非免于艰辛,而是在于能够承担起生命的重负,能够通过艰辛的努力实现自我,能够成为一个有能动性、有创造性的主体。从这个角度看,男性“艰苦的道路”正是他们获得这种“真正幸运”的途径。
反思与批判: 当然,这句话也包含着深刻的批判意味。波伏娃并非为男性的压迫歌功颂德,她只是指出了这种压迫背后所蕴含的复杂性。她可能在提醒女性,也提醒男性,审视父权制社会对双方造成的双重伤害。男性被强加了“主体”的责任,而女性则被剥夺了成为“主体”的权利。

总结:

波伏娃这句话的“幸运”之处,体现在男性被迫承担“主体”角色,从而拥有了行动、创造和自我实现的机会,尽管这条道路充满了挑战和压力。这种“艰苦”塑造了他们的独立性、责任感和行动力,也可能激发了他们的潜能。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这句话的批判性。它同时也揭示了父权制社会对男性的压迫,以及这种压迫如何限制了男性本身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男性的“艰苦”并非他们天然的优势,而是社会建构下的一种被迫的生存状态。

所以,理解这句话,需要我们跳出简单的二元对立,去体会波伏娃深邃的哲学思考,她所探讨的,是性别与自由、责任与潜能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这句论断,鼓励我们去反思,去质疑,去重新审视那些根深蒂固的性别观念。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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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劳动的权利被男性垄断,而女性的劳动价值不被男性主导的劳动体系所认可,甚至被蔑视。

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男性的价值是由其劳动生产能力给定的——这里我们不去讨论阶级,姑且认为资本家的剥削也是一种广义的劳动,剥削效率也是一种广义的劳动生产能力。换句话说,从低到高,决定男性地位的,是他本身的价值;即使男性得到了更高级男性的喜爱,并附庸于更高级男性,这种喜爱的基础也是他凭借其能力能为更高级男性带来的利益,说白了还是靠他本身的价值。换句话说,哪怕是人身依附关系最强的狗腿子,领导爱的也不是狗腿子本身,而是狗腿子能给他带来的利益。

社会中的大多数位置都被男性填充着。并不是没有位置留给女性,这样的位置很多;然而其中的大部分位置却是由男性,而不是由位置本身的属性决定的。大多数填充这些位置的女性也并不是因为其本身的劳动价值,而是因为她们与主导这些位置的男性的关系。越向上层,这样的问题就会越显著。

这就是为什么波伏娃发现男性的上升几乎没有捷径可走,而女性却往往可以一步登天。因为男性必须一步一步地证明自己的劳动价值才能获得岗位本身对自己的认可,女性却只需要取悦那个主导该岗位的关键人物即可。然而男性,就连取悦那个关键人物,都需要通过自己的劳动(例如为其输送利益)来得到。女性却不需要。

在这种模式下推到极端,女性的价值只有一种,就是性价值。女性作为人的功能是被忽视的。而性价值同时又是一种极易丧失的价值,这使得女性的一步登天通常表现为“怎么上来的,就怎么下去”。因为她们从未真正得到过岗位本身的认可,哪怕是作为狗腿子的岗位本身的认可。

在这种社会模式下,试图上升的女性往往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皈依环境,在物化到来之前先行自我物化。因为比其他女性物化得更早、更好、更合适,因而可以更快地取悦关键人物,并尽可能地在那个高级位置上待的足够久。另一种,则是尽力证明自己的劳动价值,按照男性的方式去获得岗位本身的认可。然而真正痛苦的是,这个男性主导的劳动体系漠视甚至蔑视女性的劳动价值,这一证明过程会极其艰难。

然而女权的出路有且仅有一条,就是后者,无论这条道路有多艰难。这没有任何争议。貌似更加可行的前者在无论何种意义上都从来不是一条出路,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更不会是。这就如同最高级的一斤肉值一斤黄金的伊比利亚香猪也仍然无法与蹬三轮的苦力相比一样。

这就是波伏娃三观最正的地方。她清楚地看到前面那条鲜花大道是一条死路,是换一千个一万个花样走上一千年一万年也不可能走通的死路。而后者才是真正有可能成功的路。可惜,前面那条鲜花大道诱惑了太多原本可以把后面那条路走通的女性优秀分子。

如果现实逼迫女性暂时不得不成为第二性,那女性至少应当做地位低下,遭受侮辱的人,而非养尊处优的伊比利亚香猪。因为作为地位低下的人类,终究有推翻重建性别关系的一天;而作为伊比利亚香猪,永远没有,永远都不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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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问题其实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在人类文明存在的几千年力,低下的生产力导致了在力量和爆发力上有优势的男性拥有了绝对的权力。而当在第三次信息革命以后,力量和爆发力在生产中所发挥的作用正越来越低的背景下,女性地位提高是在所难免的。然而历史文化自有其惯性,短期内我们依然还看不到女性真正意义上的“觉醒”。

其实,很多女权主义者对女权的理解是非常片面的。真正的女权并不是女性要如何心安理得地花老公的钱,而是女性要去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比如争取参军的权力,并且要求承担至少三分之一的兵役。比如争取除去“让妇女和儿童先走”当中“妇女”两个字。其实道理很简单,只要一发生战争,还是男性在战场上一片一片地死;只要出现灾难还是男性断后;那么女性不可能有跟男性平等的地位。

很多人会说,女性身体弱怎么能承担危险呢?

第一,女性身体弱的很重要原因是文化因素,至少在东亚还是以女性娇弱为美。其实如今已经渐渐有了一些改变,大家也可以看到女性如果多锻炼其表现也并不会比男性差那么多。

第二,这是二十一世纪,很多力量上的差距可以用技术补平。就算扛枪女性差一些,那么飞行员,坦克手,炮手呢?我知道这些岗位也需要力量,可是本质上还是因为没有女性去做这一行,所以工程师才把一切都设计地更加适合男性。我没有看到有女性去游行去抗议,现在军队使用的枪太沉重,不适合女性使用;或者抗议,国家研发的新式武器不适合女性使用。我知道很多人觉得这种抗议莫名其妙,但想一想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体力上的差距完全可以用科技来弥补,那么为什么大家理所应当地认为有些事情女人就不该掺和呢?

综上所述,波伏娃的这句话其实是女权运动的根本,也即是等量的责任带来等量的权力。没有责任也就没有权力。而女性受到文化惯性的影响,被教育得去逃避责任,去把更多的责任推卸到男性那里。如此一来,并不是在为女性争取权益而恰恰是在让女权倒退。

这种东西就如同国家给国企的保护和补贴,最终的结果并没有让国企更加有竞争力,相反让国企更加臃肿和效率低下。对于很多女性而言,当兵,到一线抗震救灾,以身填坝都是不可想象的。而这些才是男权最根本的东西。

女权的道路依然很漫长,而且如无意外当极端情况发生的时候,女权会大面积倒退。就像伊朗曾经发生的一样。在没有女性士兵和指挥官的情况下,战争和动乱会瞬间瓦解那些脆弱不堪的女权。到那个时候,女性连穿裙子的权力都没有,更不要说什么让男人为自己做这做那。和平年代不积极争取承担更多责任的权力,那么动荡时代所有女性的权力就会被彻底作废。那些诸如产假,彩礼,非房不嫁一类的权益都是沙丘上的城堡,一个海浪就会一溃千里。

故而女权唯一的出路就是让女性利用现代技术跟男性承担大致相当的责任,而这在许多年以前其实就已经被有智慧的人看出。只是承担责任从来都比躲在男人后面指手画脚要难得多,而当文化传统给予了女性依靠男人过活这一更加简单的道路,无数的女性争先物化自己,她们不再专注于工作和学习,也不想着承担更多责任而把取悦男人当作自己最重要的事业。事实上,人类和平的年代并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久。如果在下一个动荡来临前,女性不能争取到更多责任和义务,那么女权的实现恐怕又将推迟几百年,乃至上千年。

真正的女权者就在下面这幅照片中,她无需发声,无需游行,无需写文章出书,只要她在这张照片里就足以为女性争取更多的机会和权益。


作为一个男性,我总体对女权运动的态度是悲观的。当我们看到那么多女人千方百计地整容,化妆,捏着嗓子发出娃娃音,当这么多女性把自己一半的精力都放在衣服,包,香水和护肤品上,当大量女性坚信女强人都不幸福,嫁得好才过得好的时候,我认为在我有生之年是看不到所谓的“女性觉醒”的。如今很多女人自觉地照男人的期望和标准改造自己,自发地按照男性地标准来鄙视男人婆,女强人,不婚者和不被男人喜爱的丑女,妨碍女权最大的敌人恰恰不是男性而是女性自己。

一切看似更简单的捷径其实早就标好了价格。有朝一日,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将会以更加高昂的代价来偿还早日的轻松与快乐。

世间总体而言还是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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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女性知友说,我们即便承担了同样的责任,权力依然不如男性。没错,这就是现状!但是这个现状的原因如我分析,是总体来说,女性承担的责任不如男性多。所以具体到某些个体上,可能会有不同。但男权,女权是社会问题,不是个人问题。不能用个人的感受来定义整体。

汶川地震的时候,抗震救灾的官兵去了几个女性呢?又去了多少男性呢?这个就是一个最最直接的例子。如果哪怕有30%的救灾官兵都是女性,那么我相信对女性的歧视会少很多。

有人在评论里说我举的例子不恰当,反问为什么医院的护士都是女性而非男性?我这么说一句,如果医院没有女性当护士,男性同样可以顶上去而且几乎不怎么会影响医院正常运作。事实上在发达国家,医院里有大量的男护士。女性在医护上确实有优势,可这个优势绝对没有大到不可替代。反过来,男性在军队里的优势却是不可替代的。假如没有男性,现在让女性去当兵,有至少一半的武器是用不起来的,更不要说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了。权力是跟不可替代性正相关的。所以无妨想一想,除了生育,这个社会的运作当中又有多少是女性不可替代的呢?因而女权的本质是要动摇男性在各个领域的不可替代性。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女性的权力。

其实对女性最大的歧视并非不给女性同等的薪酬,而是一旦出现问题,男人自觉地就把女人往身后面放。并且觉得挺身而出是理所应当!这才是赤裸裸的歧视,是从根本上阻止了女性的独立和争取权益。

很多女人不觉得有问题,反而觉得这是自己薪酬权益无法得到平等待遇的一种补偿。恰恰是这种心安理得,毁掉了女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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